評論｜中國互聯網厭童症：我們不是厭童，而是正在失去兒童

（李大貓，中國文化、互聯網研究者）

在日漸缺少活力，擠不出有實際意義的熱詞的中文互聯網上，2023年夏天「厭童」一詞綿延月餘的熱度確實罕見。當然，爭論的形式毫不新鮮：從麗江不歡迎兒童的咖啡館、高鐵兒童哭鬧被歧視、再到韓國無兒童區普及……擅長總結現象、診斷「病症」的媒體將零星的「輿情事件」串聯起來，再用一貫的「當代年輕人圖鑑」「這屆年輕人……」「那些xxx的年輕人現在都怎麼樣了」「北上廣的年輕人，現在正在……」等句式，總結出可供傳播的熱詞。2020年代，中國年輕人總是遭到反覆診斷，畢竟「這屆年輕人」貧乏的生活幾乎是當下簡中語言唯一被允許豐富的地方。

不出意外，厭童被診斷出的「病因」仍舊是「獨生子女經歷/邊界意識強/工作壓力大/生活空間小」。這些原因也被用來解釋恐婚恐育、斷親（不和親戚往來）、宅家、躺平、反內卷、算命、搬家去鶴崗等一系列現象。畢竟經濟緊縮的當下社會瀰漫着焦慮和悲觀的氛圍，被視為累贅的又何止是兒童。不過，除了幫工作和婚育雙重壓力下的年輕人哭慘，厭童的話題值得進一步發掘：是否想要生育子女更多取決於對較短時期內生存狀況的權衡和預期；但如果真的出現了對廣泛的兒童群體的厭棄，則意味着整套社會觀念的系統變化。

當然，我們難以精確統計人們對兒童態度的變化，但根據《澎湃新聞》最近發起的調查，已育和未育人群中表示可以忍受兒童吵鬧的均不到一半。進一步說，「能不能忍受孩子」會成為一個話題，本身就暗示了變化——在主流輿論渲染兒童是祖國的花朵、純潔的安琪兒的時代，這個問題根本不會被毫無顧忌地公開討論。

社會對兒童態度的變化之快往往超乎人們的感知。外/祖父母撫養兒童的隔代養育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還是少數情況，但2021年的統計顯示，城市各年齡段兒童中受到隔代養育的近80%，農村則在90%以上。兩代人教育和撫養理念的巨大差距往往在小家庭中製造激烈的衝突。成人對待兒童態度和方式的變化，既取決於社會發展狀況和生活水平，也取決於圍繞年齡的知識和文化的生成。

其實，現如今的「兒童」概念本身就是一種只有三四百年歷史的文化；在中國甚至只有一個多世紀，和反殖民、社會啓蒙、現代化追求、中產階級發展都大有關係。在整個二十世紀，兒童曾扮演多種重要角色，如今時移勢易，與其說是年輕人越來越厭惡兒童，不如說兒童這個社會角色正在失去其社會意義。

「發現」兒童，需要經濟基礎

世事艱難的時候，兒童的性命尚難保全，「童年」 的概念就更難成立。

21世紀所討論的厭童是相對於現代「重視兒童、喜愛兒童」的社會儀軌而言的，但人類歷史的大部分時間，成人對兒童都不甚在意。

在漫長的古代，人類的平均壽命時常只有三四十歲，嬰兒夭折率更是極高，今天可以預防和治療的百日咳、白喉、麻疹、水痘、天花等傳染病都是致命的。即便晚近如明清、優越如皇室也是如此。比如順治皇帝生育了14個子女，只有4子1女活到7歲以上；康熙之所以能8歲即位，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得過天花而獲得了免疫力，有更大希望活到成年。古人應對嬰幼兒高死亡率的方式是在有限的條件下儘可能多生，但避免在一個孩子身上投入過多物質，尤其是感情。歷史學家在《兒童的世紀》一書中提到，中世紀的歐洲人對待孩子就像一些現代人對待寵物：寵溺（mignotage）逗弄但並不在意。很多嬰兒夜間在全家人睡着的擁擠床鋪上被疲憊的父母壓死。人們甚至會這樣安慰已經育有多個子女的產婦：「在這些小淘氣給你製造許多麻煩之前，他們就可能死了一半，甚至全部死了」。

除了自然夭亡，在生活條件惡劣、又沒有重視兒童文化的時代，棄嬰和殺嬰非常普遍。古希臘和羅馬，子女是父母的財產，棄嬰是管理家庭規模的常見手段，有一系列諸如Ektithêmi（暴露，類似英語expose）等詞語來委婉地表示這種行為，荷馬史詩、赫西俄德《神譜》和悲喜劇中充滿了這樣的記載。在日本，江戶時期經濟泡沫破滅、生活水平陡降導致了殺嬰的大流行。人們為免良心揹負殺人的負擔，發明了殺嬰還神的說法：七歲之前的孩子是神的孩子，如果沒有養活或殺死，就是把孩子還給了神明。中國出土的秦朝《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中即有禁止殺嬰的規定，歷代關於殺嬰的刑法愈發嚴峻，這種行為仍屢禁不止，在宋、清兩朝尤其嚴重。

宋朝殺嬰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苛捐雜稅，時人描述為「古者刻剝之法，本朝皆備」。蘇軾在書信中寫道， 「岳、鄂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輒殺之。」一個「輒」字道出了殺嬰之普遍。南宋國土面積縮小、軍費增加，平民的賦稅壓力更加沉重。因為國家地少人多，按人頭收取的「身丁銀」成為盤剝百姓的主要方式。因此，儘管南宋朝廷大力鼓勵生育，但無人響應，反而是殺嬰愈演愈烈。

清初因為生產力發展、稅制改革等原因，人口激增超出了土地承受能力，導致廣泛饑饉，「薅子」 「洗兒」（都是殺嬰的委婉說法）成為風氣。《二十四孝圖》中「郭巨埋兒」的故事在今天被視為愚孝、殘酷、反自然的代表，但在「二十四孝」流行的清代，人們有不同的邏輯。康熙年間的《福惠全書》寫道：「（百姓殺子）蓋因貧不能自贍，而又乳哺以妨力作，襁褓以費營求，故與其為一以累二，毋寧存老而棄小」——老人有養育之恩和濃厚親情；而嬰兒尚未和成人建立牢固的情感紐帶，不僅難以存活，還會拖累孕產婦、減少家庭勞動力。

拋開孝道，「存老棄小」甚至是某種理性的選擇。清代還有一種特殊景觀：嬰兒塔。其外形是佛塔，供人拋棄嬰兒，任其自生自滅。直到二十世紀上半葉，戰亂貧困之下嬰兒塔仍有人使用。左聯五烈士之一，22歲遇害的詩人殷夫的代表作《孩兒塔》就是關於這一習俗的。

世事艱難的時候，兒童的性命尚難保全，「童年」 的概念就更難成立。歐洲中世紀直到文藝復興時期的繪畫中涉及的嬰兒形象（比如達芬奇筆下的聖嬰）大多是被畫成等比例縮小的成人體態，乍看有些怪異。這種繪畫表現的不是當時的兒童，而是當時人們關於兒童的觀念——小一號的成人。頗為傷感的是，七八歲之前的孩子不被當成完整的人，七八歲之後有自理能力的孩子就直接被當成大人，承擔家庭重擔。平民家庭的孩子不是和父母一起做農活，就是在城裏當學徒、助手、跑堂或僕役，換取免費的食宿和一技之長，女孩還可能關在家裏學習家務女紅。十幾歲的時候，他們就要正式組建新的家庭，中外大體相似。

富裕家庭的孩子可以接受教育，免於直接參加勞動。但教育場所中往往不同年齡學生雜處，不僅有和成人世界一樣嚴格的禮節、儀態要求，課程的內容也是直接圍繞成人世界中的職業準備。中國古代的私塾首要是面向科舉；今天焦慮的家長送學齡前的幼兒提前學習中小學課程、訓練特長、外語、編程……名義上是啓發智力，培養興趣，實際上也是類似的邏輯——成人世界的生存壓力太大，家長希望孩子儘早準備，提升自己未來作為成年人力資源的價值。

欣賞兒童就是相信進步

在中國現代化話語中，兒童是屬於未來的進步力量；是民族乃至人類的希望。保護兒童，就是保護民族和人類的未來。

那麼，純潔、天真、充滿希望、需要呵護的「兒童」概念何以誕生？這個漸進的過程得益於現代化過程中生活水準的改善、中產家庭生活方式的形成和人文主義的思想改革。

在歐洲，嬰幼兒存活率逐漸提高，鼓勵成人在他們身上傾注感情。同時，形成中的民族國家逐漸削弱封建貴族、莊園主的勢力、打散龐大的家族、行會等社會組織，把人們作為個體重新組織為國家的公民和勞動力。在這個背景下，能夠自由流動的原子化個人組成一夫一妻的小家庭。這種新型的核心家庭不再僅僅是物質生產的聯盟，而逐漸繼承了其他社會組織的情感功能，家人之間更加親密。同時，中產階級「男主外、女主內」的生活模式確立，婦女被排除出職業生活，成為了全職的兒童養育者。

17-18世紀，兒童專門的服裝、用具、讀本和關於育兒技巧、兒童生理心理特點的書籍開始大量出現。中產階級家長不再讓孩子去別人家做工，而是讓他們在家庭教師和學校的幫助下接受啓蒙教育。兒童專門教育的出現，要得益於人文主義，尤其是啓蒙運動讓人自身成為了哲學和科學探究的主要對象，兒童也作為人的初始階段得到了關注乃至迷戀。

盧梭被稱為是西方第一個發現兒童的人，他寫道：「大自然希望兒童在成人以前就要像兒童的樣子。如果我們打亂這個次序，就會造成早熟的果實……造就一些年紀輕輕的博士和老態龍鍾的兒童」。盧梭認為兒童應當按照兒童自身的發展規律引導和呵護，發揮他們的求知慾、好奇心、熱情和愛心，尊重他們的自由天性。更重要的是，他秉持自然主義觀點，認為兒童比矯揉造作、事故老練的成人更貼近自然、高尚、更有價值，首次明確地將兒童的價值置於成人之上。當然，文化的變革往往是觀念先行。在盧梭歌頌童年的時候，第一次工業革命正讓無數兒童淪為生產線上的童工，受到比以往更加嚴苛的系統性剝削。中產階級教育家的呼籲並不能抗衡資本主義對廉價勞動力的索求，直到二十世紀初，歐洲的兒童處境才逐漸改善，大部分能夠接受基礎教育。

中國現代童年觀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它和社會改革、進步的迫切需求緊密結合。明末思想家李贄首倡「童心說」，從童心可貴帶出真心可貴，其目的是為了抗擊成人社會虛僞不公的秩序、宣揚離經叛道的改革觀念，可惜他的思想未能開花結果。從晚清到民國，「童年」的觀念和其他西方思想一道，作為舶來品進入中國，較早吸納現代童年觀的日本人在中國興辦的小學也從旁促進了中國現代兒童觀念的形成。

清末民初的知識分子，從洋務派到康梁，再到蔡元培、魯迅一代新文化領袖，都特別重視兒童問題。對他們而言，兒童不僅是盧梭式啓蒙觀念中純粹健全的人，重視兒童也不只是出於人道主義，更是因為在他們身上寄託了具體的期望。19-20世紀，中國快速但波折的現代化進程是由迫切的民族獨立訴求催動的。李澤厚曾說中國現代思想就是「救亡壓倒啓蒙」的過程。然而很多人隨後指出，不是救亡壓倒了啓蒙，而是啓蒙本身就是為了救亡，樹新人是為了建新國。在西方軍事、經濟、文化的多重壓力下，改革者希望引進現代知識和思想以救國，又深感自己的見識根植於舊時代，吸收新知為時已晚。因此，他們把希望寄託在下一代身上，希望兒童在十幾、二十幾年後擔當起匡扶國家的重任。

此外，正如卡林內斯庫、哈貝馬斯等人提出，也恰如很多讀者在成長過程中感受到的——現代社會是信奉線性進化、永恆進步的社會。人們每天都在說，「隨着社會的發展和時代的進步，」未來一定會更好……這種信心滲入社會的每個毛細血管，影響人們各種微小的決定，也讓人們自然盼望晚輩比起前輩，心智更聰慧、人格更健全，能帶來更好的社會。總之，在中國現代化話語中，兒童不僅具有生理學上的意義，還帶有鮮明的道德和政治意義：兒童是屬於未來的進步力量；是民族乃至人類的希望。保護兒童，就是保護民族和人類的未來。

因此，教養兒童不是一項普通的社會分工，而是仁人志士共同的事業。葉聖陶、豐子愷、朱自清、夏丏尊等名人共同製作小學課本；魯迅、趙元任、嚴文井等翻譯和創作兒童故事；冰心用兒童的口吻寫詩，和小讀者通信對話……成人世界的思想者踊躍地用幼稚的語言迎合兒童，是因為「救救孩子」是公認的緊迫工作。即便是相對保守的社會力量，在重視兒童的問題上也能達成一致。國民黨熱衷於組建童子軍、舉辦兒童演講、運動比賽，教育兒童「我是中華國民，將來一定了不得」，並首次規定了每年4月4日是兒童節。共產黨雖然對兒童宣傳不同的思想，但同樣過這個兒童節，教育兒童「團結起來學做新中國的新主人」，對他們的總體期待並無不同。

和讚美童心一脈相承、共享一套邏輯的是崇拜青年。「青春崇拜」是20世紀中國非常獨特、有時代色彩的現象，已有很多中外學者討論過。在通常的社會習慣中，年長的人看不起年輕人是常態。但在現代化思維和目標的驅使下，20世紀初的思想者投向兒童的目光也同樣投向了青年。青年在年齡、體力、現代知識方面的優勢、他們對改革更開放的態度、更少的既得利益顧慮……都被政治化，讓青年、尤其是青年學生從一個年齡階段變成了一種進步的政治身份。陳獨秀以《敬告青年》一文開啓了新文化運動、魯迅對青年人的求助幾乎有求必應、乃至於錢玄同發表著名歪論「人過了四十就該槍斃」，這些行為都是基於對青年這個政治身份的期望。

在重視青年的文化氛圍之下，新文化運動乃至之後的大部分進步刊物，作者和讀者都是青年；大部分社會運動，組織和參與者也都是青年。十幾歲的學生組織大規模遊行，在今天的年齡觀念下可能是冒失、幼稚、添亂，但在革命年代卻意味着青年願意接過火炬，長遠的未來大有希望。

共產黨繼承了新文化一代的欣賞兒童和崇拜青年。舉一個很有象徵意味的例子：大陸的小學課本長期使用一篇課文叫《飛機遇險的時候》，講的是1946年周恩來等人乘坐的飛機遇險，救生傘包不夠，周恩來將自己的傘包讓給葉挺的女兒，11歲的葉揚眉的故事。這篇課文之所以存在，當然是為了表現周恩來的高尚品格，但也側面證明：遇到危險時，將生的機會讓給兒童是毋庸置疑的高尚行為。在筆者的回憶中，教材沒有提及，也不會引發這樣的討論：一國總理和普通的孩子一命換一命是否值得，是否應當？當然，揚眉將來可能成為更有價值的人，但在這個故事的語境中，她兒童身份天然的象徵意義比她未來可能的實際價值更重要。這在今天恐怕絕非共識。

在現實中，20世紀共產黨對青少年的看重也令現在的人難以理解。只需舉一個例子：李立三27歲、任弼時23歲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博古24歲大學剛畢業就成為了中央政治局書記（相當於今天的中央總書記）。具體的任命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政治形勢，但也說明當時青年的地位和今天不同。這種青春崇拜很大程度上延續到了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只不過主要對象從知識分子式的五四青年變成了勤勞勇敢、敢於鬥爭的農村青年。文化大革命時期，紅衛兵、紅小兵能立刻被動員起來心安理得地造成年人的反，和幾十年來「年輕人比長者更進步」的觀念培養出的主人翁意識有很大關係。甚至直到六四時，青年學生堅信推動改革是他們，而不是年長幹部的歷史使命，這種政治信念也是經由文革，繼承自五四。

概括來說，20世紀就是中國「兒童的世紀」。人們將新的一代——兒童和青年，作為一種社會資源而不僅僅是個人來愛護，背後是社會進步的觀念和對未來的整體期待。雖然不是每個人都實踐這種觀念，但兒童和青年作為一種充滿希望的符號（想想節日放飛和平鴿的兒童，「你們是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少年強則中國強」等標語）已經被社會廣泛接納。

兒童消失，只剩下投資品

把兒童視為成人應向社會繳納的勞動力資源的催生策略，自然無助於人們用人文主義的柔情看待兒童，而只能換來「我們就是最後一代」的答覆。

那麼21世紀呢？環顧四周，情況已經起了變化。兒童作為文化符號越來越少出現，「祖國的花朵」、「八九點鐘的太陽」、「未來的主人翁」逐漸讓位於「熊孩子」、「四腳吞金獸」這些貶稱。青年則僅能在每年五月四日成為祖國的棟樑，其他時間都是社會的問題和病症。兒童和青年這兩種政治身份相伴興起又同時沉淪，既有六四依賴政權合法性和宣傳策略變化的原因，也有時代整體觀念變革的因素。

首先，綿延二百餘年的恆久進步觀念正在破產。中國文革後直到21世紀初出生的大部分人，從出生到成人目睹了「小康社會」的實現、網絡信息技術的發展，小到個人物質生活，大到國家經濟水平和國際地位，總體都在進步和發展。然而最近十幾年，即便是對政治領域的倒退毫不敏感的人也能感受到工資購買力的下降、學歷的貶值、就業的縮水。

2023年，中國更是出現了明顯的通縮跡象。百姓從「消費升級」變成「消費降級」，對宏觀經濟的信心越來越差，通縮的情況就更難扭轉。國際關係上，長久以來牽動中國人神經的「與國際接軌」敘事在2008年中國舉辦奧運會後達到巔峰，之後就因為中國國際關係惡化、樹敵無數，乃至於和美國捲入新冷戰而逐漸消失。通過被互聯網長城隔絕的簡中視角，世界已經不再是一個有待闖蕩、新鮮刺激的舞台，而是越來越危機四伏的黑暗叢林——這或許也是就冷戰和新冷戰的區別之一：冷戰至少部分是兩種發展理念、社會理想之爭，雙方都奮力發展、上天入地，希望佔據人類進步的先機；而新冷戰則是一種單純的零和博弈，沒有路在何方，只有你死我活。

進步敘事失去了活力，作為其載體的兒童也就自然失去了光環。作家河森堡在微博上評論「厭童」的話頗中肯綮：社會上瀰漫着有今無明、我死後哪怕洪水滔天的氣氛，不適合生養孩子這種超長線的投資。不過，把孩子視為投資，而不是有天然價值的寶貴之物，本身也是兒童概念失落的原因。因為說到投資，一定會涉及到：誰投資、誰受益？憑什麼？

目前國家關於兒童的敘事非常直白粗暴：兒童就是今天播種、明天收割的儲備勞動力（諷刺的是，青年作為今天的勞動力，則很難實現就業）。六四之後，革命敘事被從中共的執政合法性中剔除出去，宣傳部門也小心翼翼，避免將在現代化邏輯中和革命相綁定的青年詢喚為主體，再次掀起任何政治波瀾。

21世紀第二個十年，日益尖銳的社會矛盾之下，國家對青年的態度更是家長式的全權接管和刻意矮化，把一個時代的問題紛紛歸結為一代人的問題。而對於兒童，私有化改革之後，兒童的社會養育被幾乎全部轉移給了家庭。兒童雖然還在公園玩耍、學校讀書，但在公共的話語空間中已經徹底隱身了，既不是社會的責任，也不是社會的未來。二十世紀90年代時，中國用「素質」要求兒童，雖然修飾「素質」一詞的也是人口和勞動力，但至少希望提升人力資源質量的國家和希望實現階級躍升的父母之間有共同利益。

而現在，國家極力催生甚至逼生，已經不再討論勞動力素質，而直接從最抽象的國家利益出發，給出勞動力供給、人口紅利、老齡社會、退休金池等方面的理由——既沒有費神從意識形態層面進行兒童可愛、育兒高尚的宣傳；也沒有給父母提供有價值的幫助；更沒有對這些兒童未來生活的世界進行任何規劃。這種機械重複「你給我生」，把兒童視為成人應向社會繳納的勞動力資源的催生策略，自然無助於人們用人文主義的柔情看待兒童，而只能換來「我們就是最後一代」的答覆。

而在私人領域，兒童也成為了一種非常個人的投資品，他不是祖國的希望，而只是一個家庭的前程。社會貧富差距拉大、總資源不足的情況下，兒童日益激烈的教育競爭不是為了其自身的健全發展，而是為了獲得更多社會資源。2023年，經濟學家陳文玲甚至公開表示：「子女也是消費品，是長週期的消費品，是可以帶來給你長久回報的耐用消費品。所以，年輕人不生小孩是不對的。」或許這位經濟學家想說的是長期投資，但無論是投資還是消費，如今的兒童都被放置在非常私人化的資本邏輯中，成為家庭的私有財產。在這種資本邏輯中，厭童就變得無比正常——既然你的投資和消費無法給我帶來收益，那麼也不應該妨礙我。當然，總有人提出：現在的兒童是將來的社會保障支付者，人們應當放眼長遠利益。但若真是「在商言商」，誰會為了幾十年後虛無縹緲的退休金，提前善待別人的孩子，甚至花重金養育自己的孩子？

言至於此，對比前文關於童年發現史的介紹，我們不難發現：雖然現在兒童的存活率很高、生活條件也相對不錯，但人們看待兒童的方式似乎在很多方面接近於現代兒童觀誕生以前——兒童是財產、商品、勞動力，而不是生命的一種形態、人的一個階段，更不是某種集體希望的載體。在這波「厭童」討論中，一些文章提到，這個社會已經容納不下像一個兒童的兒童，而是用對成人（也讓成人感到痛苦）的要求——情緒平穩、安靜剋制來要求兒童。這和幾個世紀前人們對小小年紀就工作謀生的兒童的態度不謀而合。只不過，中世紀的兒童尚有幾年放任自流、胡鬧戲耍的時間，而現代的兒童生下來就擠入了成人社會，成為父母的投資品、國家的潛在勞動力和他人的生存空間競爭者。失去對進步的期望的社會中，他們的未來一眼望得到頭，道路卻不管怎樣追趕都擁擠而艱難。

當人們對這些孩子感到厭煩的時候，固然有合理或不合理的主客觀具體理由，但也有共同的原因：人文主義、進步信念、民族訴求加諸於童年之上的濾鏡已然破碎，如果人都沒法被好好稱作人，哪裏又有兒童的位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