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涿州之災：「保衛北京」？極端氣候下誰影響災難的流向？

2023年，中國華北水災如此嚴重，究竟是為什麼？

這個問題簡單。歸根結底，這是一次極其嚴重的極端氣象事件，在兩個颱風系統的水汽輸送下，太行山和燕山腳下的京津冀地區在幾天之內達到了一年多甚至兩年的降水量，形成百年難得一遇的洪水。這種短時間內的大量降水不同於流域內長時間降水形成的逐漸漲水，後者即便基建不足，還可以通過加固堤壩、修建臨時分洪道等等方法避免決堤、潰壩等等，而這次的洪水來了就是來了，全看平時有沒有足夠的水利基建。

特別是距離山脈更近的北京門頭溝區、河北涿州城區，原本就容易形成急速下衝的山洪，而史所罕見的暴雨在幾個小時內就快速漲水成災，更加難以防備。實際上，由於氣候變化和經濟發展導致的用水增加，華北在過去幾十年面對的更多是乾旱而非洪澇，很多以前的發達水系現在都退化成了季節性的，夏天下雨就有水，更多的時候可能和斷流沒有差別。包括白洋淀，若非雄安新區重建生態，可能已經乾涸。

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除了社會意義，政府也非常清晰地理解災難應對的政治意義。

但這個問題也很複雜。任何災難都不止是單次的自然事件，而是前前後後的過程，防災、救災都是災難過程的一部分。而這些人類的部分，通常都能夠追溯到政府層面。人類社會之所以形成複雜組織，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為了應對災難，集中資源的政府是天然的最終責任人。特別是自古水患嚴重的地區，專門有歷史假說認為古代集權政府的誕生，是為了集中資源修建大型水利設施，中國就是其中一例。

應對災難的水平可能直接影響民眾對政府的信任水平。任何天災，無論致災的自然因素極端水平有多麼嚴重，政府都不可能推脫責任。用習近平自己的話說，「防災減災救災事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事關社會和諧穩定，是衡量執政黨領導力、檢驗政府執行力、評判國家動員力、體現民族凝聚力的一個重要方面。」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除了社會意義，政府也非常清晰地理解災難應對的政治意義。中國政府一直以家長式的保護角色自居，可是，這次從應急到救援政府反應為何那麼差？未來面對日益無常的極端氣候，政府要如何救災才是負責任的？以及，這只是中國的責任嗎？

保衛北京？保衛北京

很多北京人拿着流域圖說事，其實忽略了根本問題：憑什麼上游的河北人就得保衛下游？難道不是因為北京意欲如此？

此次災後最大的話題之一是「保衛北京」。必須承認，水文上來說，受災嚴重的涿州等河北地區真不是北京的受害者——北京西南水系向河北分為數條河流，最終匯合在海河，河北中部地區保衛的是下游處於低窪的雄安新區，以及作為海河入海口的天津。有雄安公衆號說，如果不是新區建設，恐怕這次要淹的就是白洋淀周圍的三縣了。此言不差。

水往低處走，但是低地的定義不僅僅是自然的。水的流向是人為可以控制的。北京在上游，既不容易被淹也不能被淹，下游的天津容易被淹卻不能被淹，中間的雄安海拔最低，卻也不再能被淹。地勢的「高」與「低」在華北是一種政治概念，水只能去政治地位低的地方。

1963年海河大洪水時，為了防止下游的天津城被淹，白洋淀作為其中一個蓄洪區，疏散了周邊幾個未來劃在雄安境內的縣城。即便如此，當年北京的朝陽等區依然受災嚴重。在白洋淀周邊，由於1963年泄洪疏散後居民遷走，周圍經濟發展導致用水增加、來水減少，很多原本留給蓄滯洪水的河道、湖區乾涸，變為荒地。這些為了保衛人口稠密地區的大局才形成的荒地，陰差陽錯又成為了疏散非首都功能大局的雄安新區的選址。

為了保衛人口稠密地區的大局才形成的荒地，陰差陽錯又成為了疏散非首都功能大局的雄安新區的選址。

從自然角度上，北京、河北、天津同處一片古代沖積平原，被水網聯繫在了一起。古代，河流上下游的關係就是經濟的流向，但是自從北京成為首都，這幾個城市之間的聯繫就轉為了政治的。很長一段時間內，上游的北京在政治上一直壓過下游的天津，但在清朝，作為漕運門戶和海運港口的天津被外國佔作租界城市，逐漸從農耕時代的衛星府城變為了華北經濟重鎮。兩座城市相互依存，也相互競爭。競爭什麼呢？誰能從河北拿到更多的空間。

周邊的河北本質上就是京津兩城的奶牛，周邊縣城不斷被劃入兩個直轄市，還要為京津供水、供電、供人力，給他們打下手。比如涿州為何集聚如此多的圖書倉庫，是因為北京從2017年開始驅逐低端人口、清理周邊小倉儲，低成本的河北像承接北京不要的重工業一樣承接了北京拋棄的產業。政治上的安排改變了華北平原的自然地貌聯繫，這片區域中的政治中心北京成為最高地，天津是次高地，雄安在逐漸墊高，其它地方都是低地。資源的流向和水恰恰相反，哪裏高，他們去哪裏。

所以這次救災出現令人咋舌的諸種不暢，例如泄洪過於突然、民間進入救援卻要官方發邀請函、用於救援的橡皮艇不夠等等，除去突發極端氣象、華北近年水災救災經驗少以外，根本上是因為這就是泄洪區的政治生態：總是做好被放棄的準備，總是以上游的安排為基本行動指南。這個上游以前有時是水文意義上的下游天津，現在有時是雄安，但是永遠是北京。很多北京人拿着流域圖說事，其實忽略了根本問題：憑什麼上游的河北人就得保衛下游？難道不是因為北京意欲如此？

泄洪區是一種普遍的政治結構，永遠處於災難的預備狀態，處於永續的生態緊急狀態，行政權力在根本上主導全部資源分配，自然組織的調控是不必要且暫時的。

雖然說世界各國都有保護下游城市的泄洪區安排，但是中國水患多，人口多，無法做到完全禁止泄洪區住人，這也就形成中國泄洪區的特殊政治模式。出身淮北的學者馬俊亞研究為什麼自己家鄉所在的黃泛區從文明搖籃變成了「窮山惡水」，寫出了《被犧牲的「局部」》。他的結論非常直白：「淮北社會問題的根源，歷來是權力積累的不平等，從而導致經濟積累方面的不平等，並由此造成社會的不公。」明清兩代，黃淮水患頻發，為保北京糧食的漕運通暢，有司治理黃河時犧牲了淮河，在淮河流域蓄積湖水沖刷黃河泥沙。但是因為黃高淮低的水勢，這一保證漕運的舉措反而導致淮北飽受洪災之苦。原本與北京沒有流域關係的淮北，反而變成了北京的下游，要為北京承擔水患。這種政治不平等帶來的高差，才真正決定了洪水的流向。

河北是一樣的。流域的上下游並不是災難的核心。比如蘭溝窪蓄滯洪區，原本是白洋淀的上游，但是在雄安防洪關閘之後，洪水經由新修的水利樞紐直通東澱和天津的靜海，這句話提到的所有地方原本是同一流域，但這次除了雄安全都承擔了泄洪任務。在泄洪區，最好的情況下是有人提醒你，你的土地會被淹沒，你的財產會被賠償，你的生活要等待一個勢必到來的災難，最壞的情況是——連你自己都選擇遺忘。

泄洪區是一種普遍的政治結構，永遠處於災難的預備狀態，處於永續的生態緊急狀態，行政權力在根本上主導全部資源分配，自然組織的調控是不必要且暫時的。所以為什麼官僚會對民間介入那麼不知所措？一來當然是新時代以來對民間組織諱莫如深，並沒有形成固定的合作模式，二來是泄洪區不能有民間自發。試問，如果泄洪區組織起來反對炸壩泄洪，那泄洪區不就沒用了？所以才有河北霸州市男子擅自在泄洪區大堤上停留觀望被行政拘留。很可能，和很多泄洪區村民一樣，他們在堤壩上守着只是為了家園不被淹沒。

「人類世」的災難分配

任何情況下，中國的問題必然和黨有着這樣那樣的關係，但這並不是問題的全部。氣候問題是真的有不講政治的部分。

不僅僅是華北，東北、西北也正遭遇洪水，看起來並不是每個地方都有河北如此經典的泄洪區政治。我們可能要回到最根本的問題——誰在決定災難的流向？

我可以再做一些微觀的政治學總結，或者是宏觀的政治經濟分析，對新時代現狀導致的救災不力批判一番，可是批判中國政治太簡單了。東西南北中、黨政軍民學，黨是領導一切的，任何情況下，中國的問題必然和黨有着這樣那樣的關係，但這並不是問題的全部。

在我看來這不應該僅僅被視作是一個中國的政治事件。氣候問題是真的有不講政治的部分。蒙古的風沙會吹來北京，在山東登陸的颱風可能會在朝鮮帶來暴風雨，造成暴雨的厄爾尼諾現象會讓美國加州更多山火。在京津冀，黨有能力決定水流，可是同樣的水災以後會頻繁地在全世界發生，那時德國或者美國的某個保留泄洪區會被灌滿，城市也會被淹沒。回到根源，如果全球氣候變暖按照現在的趨勢發展下去，氣候問題將會演變為全球性的災難，任何政治問題都將只是氣候災難的次生災害。如果把氣候事件割裂地理解為單個國家的政治問題，只會阻礙我們理解人類的普遍責任。

我很想說，沒有人應該有決定災難流向的權力，但這是非常幼稚和不現實的說法。如果是人類刀耕火種的年代，神力——或自然的偉力是必然的悲劇，但是到現在，人類對地球的影響已經大到形成了「人類世」，人類沒有任何理由說自己對自然沒有干預能力。就是這種能力在無意識的情況下，促成了1945年開始的「大加速」，氣候變化的速率急速上升。戰後普遍的經濟發展讓人類在地球的碳、氮循環中獲得了主導地位，核輻射、微塑料、碳排放等等人類痕跡已經讓地球進入了一個和前一個地質時代完全不同的世代。

這個地質時代最明顯的特徵我們可能正在見證，災難將會成為日常經驗。可大多數人根本沒有這種心理準備。事實上，現在根本沒有什麼城市或者工程是以氣候紊亂為前提建設的。

這個地質時代最明顯的特徵我們可能正在見證：急速的氣候變化、頻發的極端氣候事件，一切都說明氣候穩定的時代已經終結了。我們已經踏入了「亂紀元」，災難將會成為日常經驗。可大多數人根本沒有這種心理準備。

在過去，人類的歷法建立於穩定環境，四季有定時，有物候標準的節氣。但是今天，北京沒進伏天就有四十度，南美高原冬天還有三十度，很難想象如果這樣的氣候變成三年一度甚至一年一度，我們這樣對環境的穩定週期認知還有沒有意義。我們還在用全新世的氣候數據來判定某種現象在氣象意義上「十年一遇」、「百年一遇」，並建基於此進行城市建設。事實上，現在根本沒有什麼城市或者工程是以氣候紊亂為前提建設的。有些人根據門頭溝不久前修建海綿城市的政府宣傳，來嘲笑門頭溝在本次暴雨中幾乎全境街道都在行洪。但是海綿城市本來就是以一年一遇級別的降水下滲為標準去設計的，並不能用來應對百年一遇的極端降水。

想要減災，極端氣候必須極端規劃。很不幸，我們要學習的榜樣可能是那個霸佔了白洋淀沿岸的雄安。正是因為所有人都知道雄安是一個活該被淹但是不能輕易被淹的地方，雄安擁有200年一遇級別的防洪水利措施，能夠讓雄安在這次洪災中不可思議地——也並不應該地——做到了獨善其身。這種意義上，雄安真的是一個歪打正着的千年大計，一個極端年代的未來城市。可問題就在於，雄安不可複製，不在於修建雄安的經濟效率太低，而在於雄安是獨一無二的政治安排，它的存在本身就是要讓首都變得更像首都，而首都永遠只有一個。更糟的是，如果氣候變化的幅度和頻率進一步變大、變快，極端規劃還來得及嗎？十年前的百年一遇，可能在未來只是十年一遇，那縱使是雄安也自身難保了。

有些時候是政治上的高差引導災難的流向，有時則是經濟。比如，在日漸嚴重的美國加州山火中，富人能夠購買每天幾千美元的私人消防員保護私宅。根據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的一項研究，美國西部山火接近房屋時被滅的可能性會提高16%，靠近的房屋價值更高，火更有可能被撲滅。按研究者的說法，「假設一場大火正在燒向價值一千萬美元的房屋：當大火接近十棟價值一百萬美元的房屋時，它被撲滅的可能性要比接近一百棟價值十萬美元的房屋大」。這同樣是一種人為控制的流向。

在災難時代，如果我們不在泄洪區，那要對潛在的泄洪區負起怎麼樣的責任？不管那是一個中國的政治低窪地、還是國際上的氣候政治低窪地。

而更宏觀地說，人類社會中更發達、更有權力決定全球環境變化水平的國家，可能可以決定未來海平面上漲的幅度、森林的面積、控制下游水域的水利設施等等，而災難對他們的影響將會被引導向其它國家。這樣下去，普遍化的極端氣候將帶來普遍化的以鄰為壑，今後將會出現跨國意義上的雄安和泄洪區。對於低海拔國家來說，他們是高排放國家的泄洪區；對於缺水國家來說，他們是上游修壩國家的泄洪區。如果這些泄洪區國家有強力政治組織，他們（也可能是我們）會反抗，而如果沒有，他們會和淮北、涿州一樣陷入悲慘的境地。政治和經濟的不平等秩序進一步加重受災程度的不均勻分配，而國與國之間的分裂會讓這種不均勻變成次生災難。

我很難想象，未來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激進國際政治安排——或者說，在災難時代，如果我們不在泄洪區，那要對潛在的泄洪區負起怎麼樣的責任？不管那是一個中國的政治低窪地、還是國際上的氣候政治低窪地。這就好像人類總是面臨着電車難題，每個人都綁在車軌上，改變車軌道的杆子可能每個人手裏都有一根，不是你拉就是別人拉。其中一種方案是發行某種平衡責任的債券——真正意義上的贖罪券。

但或許對所有人來說，最簡單也是最難的方案，就是在步入這樣的極端時代之前，從個人生活、公共生活層面上，都盡力去參與阻止氣候變化加速的一切行動。同樣，我們也需要同等水平和規模的政治和經濟改革，才能在一切都太晚之前保證我們都負起同等的責任、有平等的生存權利。

這也是一種現實：在處處皆可能黃泛區的未來，若沒有次次生還的勝券和信心，更多的關心和參與則是對自己負責的政治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