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幫不幫、幫誰？」中港器官互助機制的退捐贈潮與未解之惑

5月下旬，香港政府發聲明指近月有5785個退出中央器官捐贈名冊的申請，超過一半為無效申請，譴責這種行為「意圖擾亂中央名冊的代表性及增加政府人員的行政負擔」。阿賢看到報導，忽爾想起：「哎呀，我都想取消的，只是忘記了」，便抽空到網站取消登記。她身邊也有三、四位朋友在Instagram分享新聞，說政府的聲明「提醒」他們取消登記。

此前，更多中港器官互助機制的資料曝光，阿賢便萌起退出名冊的念頭。她覺得，一來她不能選擇器官留港或出境，這種硬性的措施令她反感；同時她對機制存疑：「香港本身器官捐贈已經不足夠，而內地也是不足夠，那互助會有什麼作用呢？」她又覺得大陸有關器官移植的資訊透明度低，「到時器官去哪、有多少上去內地，我覺得那數據不足夠support到我有信心這樣做。」

自2022年12月接收首個大陸器官作移植手術後，港府隨即宣布與大陸設立器官互助平台，將跨境移植制度恆常化。按港府最新說法，互助平台不會影響兩地各自分配制度，只會在器官捐出後，在當地沒有合適病人作移植，才會啟動「第二機制」進行跨境配對，預計今年內可以展開。

自政府大推互助平台，取消器官捐贈的申請爬升，甚至創近年新高。高官齊聲譴責有人「抹黑」、「造謠作假」，甚至與2019的示威扯上關係，再激起新一輪退出名冊潮。事件中暫時有四人因「不誠實取用電腦」被捕。一個原意為「拯救生命」的醫療政策如何觸及港人神經、又怎樣被政府升級至國安層面？平台有甚麼操作細節尚未釐清？爭議過後，要怎樣思考器官捐贈？

身體選擇權 VS「軟對抗」

十年前，篤信佛學的阿賢登記器官捐贈，想着人死後留下的東西不重要，不介意把器官捐出來幫人。她選擇了網上登記，怕自己出事時情況太混亂，家人說不出她的意願。

像阿賢的人不少。在香港，截至2022年約有356093人登記了中央器官捐贈名冊。但2023年5月，香港政府在網上發聲明，指在2022年12月至2023年4月的五個月期間，共錄得5785個取消登記的申請，一半是從未登記或重覆取消的「無效取消申請」，但扣除無效申請，也有近2880人退出，遠較過去數字為高。系統不會詢問市民申請退出的原因，官方也未有相關統計。

事出有因，政府去年底提出將香港納入「中國人體器官分配與共享計算機系統（下稱COTRS）」，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和醫院管理局團隊今年頻頻出訪大陸，研究互助機制的可行性。

5月23日，特首李家超指有未登記的人取消器官捐贈，是「非常可疑的、破壞整個系統的行徑」，嚴重譴責並形容是「恥辱」。他要求警方徹查，同日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指，有網民呼籲市民不要捐血和登記器官捐贈，屬於「軟對抗」，可構成煽動罪。兩日後，立法會討論兩地器官移植合作，盧寵茂指有人就器官移植議題製造矛盾，批評《大紀元》、自由亞洲抺黑國家移植和捐贈發展。

緊隨的是保安局局長鄧炳強稱有人利用他人名字申請取消，警方循「不誠實使用電腦」罪和國安法展開調查。不足一周，警方以「不誠實取用電腦」罪拘捕四人，指他們涉盜用他人資料取消登記，受影響者包括官員、議員和藝人等。李家超形容被捕人是「無恥之徒」、「不誠實」，他又比喻被捕人的手法「和2019年黑暴、港版顔色革命當時的手法很類似。」

5月22日至24日、官員輪番發言的短短三天，據衞生署統計，系統共收到超過28000個取消登記的申請，當中75%為「非有效的申請」。五月，取消器官捐贈登記的有效申請為5816宗，超出今年一月至四月的取消人數總和。

「唉，很可惜，為何那麼多人退了？」72歲的鮑城照從前是會計師，來往香港上海工作，自患病後退休。十多年前，他被驗出乙型肝炎，後來患上肝硬化，再惡化成肝癌，剩下兩至三年命，幸好他及時成功配對屍肝，走過死門關。手術在他右邊肚皮劃下三條又深又粗的疤痕，他說看起來像豪華車廠Benz的三芒星標誌。

康復後，鮑城照一直參與推動器官捐贈。他認為機制是好事，可以把用不着的器官捐給有需要的人，香港病人也會受益，但霎時多了人退出名冊，他想可能是中港氣氛不通。「你（政府）可以做多些事，不用搞到這樣。」

這次退出名冊的浪潮，他認為不可以說港人沒有愛心。「事情發生得這麼突然，人們會有些反應，但我覺得作為政府應該可以預計到。」

取消登記數字急增，盧寵茂曾指相信部分人不接受互助機制的理念而退出，另有人誤信網上謠言；另一方面，立法會議員陳凱欣將情況歸咎移民潮。盧又指器官捐贈講求利他精神，雙方不會知道對方身分，以確保沒有利益關係及防止歧視。

5月底，光傳媒以電郵向全體89名立法會議員查詢有否登記器官捐贈，只有選委會界別陳紹雄一人回覆已登記。集誌社亦向政府查詢特首和各司局長有否登記，政府發言人指「破例表明」特首和司局長都已登記；被追問何時登記等問題，對方指沒有補充。

「這件事是醫學的問題，甚至可以說是道德的問題，但絕對不是個政治的問題，不明白為什麼會跟法律扯上關係。」對阿賢來說，她取消登記主要是選擇權和信任的問題。她同意捐贈器官是大愛的行為，也非絕對不想器官出境，但她想有「選擇的權利」，讓器官優先給香港人使用，假使香港沒有配對者，她也可選擇是否同意輸出外地。

她留意到官員的解說，指大陸有剩餘器官，當輸出香港時也能拯救生命，但這未能釋除她疑慮。她擔心個人資料的安全問題，儘管醫管局曾經解釋，兩地使用獨立器官輪候名冊，香港病人資料不會傳送到大陸，反之亦然。

她說，這種對政府機關的不信任不是一時三刻，是因近年大環境的轉變所生。她希望兩地輪候人數和受贈人數等數據透明，「最少知道是去了哪個地方。」

政府曾批評有人貶損機制，「蔑視兩地同胞血濃於水及過往各種無私捐獻互助」。「器官捐贈是個人選擇，和愛國情操無關，被國民觀念綁架是很令人憤怒的。我覺得可惜的是，這是政府不恰當的措施而造成，而不是可惜我的決定。」阿賢認為，「2023年香港人很多人都沒有選擇，我自己身體一部分，幫還是不幫、幫誰，至少還可選擇。」如果有這選擇權，阿賢可能會考慮重新登記，但短期內不會。

第一顆移送香港的大陸心臟

中港器官互助的爭議，最初源於一宗由港府「特事特辦」、首次批准大陸器官送港的移植手術。

時間回到2022年12月，女嬰芷希患上「擴張性心肌病變」並出現心衰竭，四出尋獲心臟不果後，港府向中央尋求協助，主動聯絡國家衞健委等，懇請有符合芷希狀況的心臟且沒有合適配對者時，允許將器官送港。及後大陸有幼童因意外腦死亡，心臟經COTRS與大陸輪候病人作配對而未有合適接受者後，翌日傍晚送到香港進行換心手術並移植成功。

香港目前未有恆常機制與境外、包括內地醫療機構分享遺體器官捐贈，但法律一直容許按個案需要，規管個別跨境器官輸入和移植。

手術後，據新華社的報導，醫衛局局長盧寵茂稱盼能夠借此案例「建立長效機制，將香港的醫院納入COTRS」。時隔三個月，盧寵茂出席香港移植學會活動時，改口稱中港有各自器官分配機制，當局考慮設第二層機制，當本地沒有合適捐贈者時，才跨境捐贈器官。他又指醫管局正與COTRS討論，包括電腦系統如何通知雙方和運輸等。政府現時尚未公布相關操作細節。

香港移植學會會長、腎科醫生馬錦文說，業界所得的資料「和你們在新聞上看到的差不多」。「我們公立醫生很少接觸內地的移植機制，坦白說不是太認識的，不過我們相信兩者應該有分別，所以要了解多一點，然後才可以知道改變的時候，詳細的做法是怎樣做。」

香港採用自願捐獻制度，1982年推出器官捐贈卡，讓市民填寫意願並隨身攜帶；2008年，政府成立中央器官捐贈名冊。在港移植器官受《人體器官移植條例》規管，禁止將器官作商業交易。

馬錦文說，當發現病人有不可逆轉的腦創傷，醫生會聯絡器官聯絡主任，並保持病人維生指數穩定。病人正式腦死亡後，他們會詢問家屬捐贈器官的意願，並進行抽驗，將資料輸入電腦配對。此時，移植科醫生會看捐贈者適合捐贈的器官，再聯絡清單內的受贈者立刻到醫院進行手術。

退休前為伊利沙伯醫院內科部門主管、腎科醫生和香港移植運動協會創立人周嘉歡說，香港器官的輪候有一套電腦計算機制，以最多人輪候的腎臟為例，機制會考慮血型、遺傳因子、年紀和洗腎年期，各佔比重不同；若得分最高的病人不適合移植，要把器官順延給他人，醫生須作解釋。而心肝肺的輪候人數較少，主要考慮血型，也會看心肺的大小等。

而在大陸，國務院在2007年頒布《人體器官移植條例》，列明任何組織和人不得以任何形式買賣器官，須遵從自願、無償原則，不得強迫、欺騙或者利誘他人捐獻器官。2013年，統一由COTRS啟動分配器官，禁止在系統外擅自分配。公眾可親身到紅十字會填表，或到中國人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網站或「施予受」器官捐獻志願者登記網線上登記。

2014年，國家衛健委成立中國人體器官捐獻與移植委員會，委員會由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作主導，與中國紅十字總會共同領導，工作包括統一協調和指導器官捐贈和分配體系。據2019年發佈的《人體捐獻器官獲取與分配管理規定》，器官獲取與分配的監督管理工作由國家衛健委負責。

架構延伸下去，全國120多個器官獲取組織（OPO）負責在地的器官獲取、修復、維護和轉運工作。OPO由各專科醫生及護士、器官捐獻協調員等組成，在各地對捐獻者進行醫學評估、核查同意書、將資料上傳至COTRS，使用系統自動分配。匹配後，OPO 會聯絡醫院，安排器官轉移和確認接收。大陸有超過180間器官移植醫院，廣東佔19間，是全國最多移植醫院的地區。

醫管局行政總裁高拔陞曾到大陸交流，說COTRS系統儲存病人性別、歲數、血型、居住省份等個人資料，以及病人的臨床狀況等，24小時無間斷運作，配對過程絕對「公平、公正。」

雖中國近年大力推動器官捐贈，但移植醫院和醫生數量仍未追上進度。中國人體器官捐獻與移植委員會主任委員、前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曾在2022年指，中國有器官移植執業資格的醫院不足夠，醫生也很少；未來至少需要300家醫院，才能滿足器官移植的需求。

香港大學臨牀醫學學院教授及肝臟移植科主管陳智仁曾解釋，中港現時沒有器官捐贈互通機制，是因為兩地對器官捐贈要求不同，例如香港只接受腦死亡者的肝臟，但大陸以心臟死亡為標準。但他認為大陸近年對腦死亡定義的接受程度提高，移植技術亦已達國際水平。

互通後，器官會「南下」或「北上」？

周嘉歡說作為醫生，「任何可增加器官來源、數量的方法，我們都歡迎，因為病人得益。」

周嘉歡在1970年代加入公營醫院，香港首宗腎臟移植手術才在1969年進行，那時只有零星的器官移植。她的丈夫是腦外科醫生，碰上腦死亡的病人可以捐贈器官，被上司罵多事，要額外跟家屬解釋和施行手術。當時醫護人員對器官移植也有偏見，周嘉歡聽過護士長明言不會簽捐贈卡，怕醫護人員見死不救。

1980年代，香港引入腹膜透析、亦稱「洗肚」，病人洗肚時無須機器、可在家中進行，這延長了腎衰竭病人的性命，令輪候換腎的人增多。醫學界更積極推廣器官捐贈，而1990年代陸續完成全港首宗肝臟、肺部和心臟移植手術。

周嘉歡曾任香港腎科學會主席、移植學會會長，並在2008年成立了香港移植運動協會，鼓勵受贈者做運動。她在醫院加班，奔走深切治療部，識別潛在捐贈者並讓器官聯絡主任聯絡家人和說服他們捐出器官。40年間，她和團隊見證香港器官捐贈氛圍轉變，也是這些轉變的推手。

截至2023年3月末，香港有2433人輪候腎臟移植、64人輪候肝臟和80人輪候心臟。根據國際器官捐贈與移植登記組織（IRODaT）統計，2009年，香港每100萬人口死後捐獻器官人數飆至7.5、在2012年達到7.2，但近年持續下跌至2022年的4.66人。

周嘉歡說，過去十年來，香港頂多只有「一個半個」多餘的器官，相信日後也難以有多餘器官送上大陸。反之，「（大陸）1100個多餘的器官，如果只是給香港，我們就發達了。」

醫管局稱，大陸每年有超過1.7萬宗器官移植手術，有約1100宗器官未能配對病人。醫管局又指，香港輪候冊上有超過2200個末期腎衰竭病人，但過去幾年只有約40個捐贈腎臟，香港向大陸輸出器官的機會甚微。現時，有超過3500位港人在COTRS中輪候器官，近千人接受了移植手術；另外有九位港人在大陸過世後把器官捐贈給24位大陸居民。翻查資料，香港在2010和2016年分別有兩例肝臟因無法配對予香港的病人，以個別個案跨境捐贈。

盧寵茂曾經強調「港器官港用」，威爾斯親王醫院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教授李錦滔亦向傳媒指，因香港的器官捐贈基本為本地病人接收，大陸器官「南下」機會比「北上」高。

然而，香港病人政策連線主席林志釉對這說法存疑。他強調互助機制能避免浪費器官，原意好，但大陸登記捐贈人數比率比香港少，人口卻有14億，「有一個很不對等的情況的話，很容易會有香港的市民擔心這個機制下香港會不會得益呢？」

中國人體器官捐獻網站顯示，截至2023年7月2日，大陸有6301705名志願登記人數，佔總人口約0.45%；而在香港，截至2023年4月30日，有357668人登記中央名冊，佔人口約4.88%。同時，中國大陸2021年的每100萬人口死後捐獻器官人數為3.63，而香港在2022年的數字為4.66人。全國人大代表、無錫市人民醫院副院長陳靜瑜曾在2021年指中國每年約有30萬人需要器官移植，但僅有一萬多人有機會得到器官，中國器官嚴重短缺的問題仍然存在。

「因為國內十幾億人口來說，如果你說多了一個心臟出來，你很難想像那個心臟在國內是用不到的。數量和比例來說，都是令人都可能會覺得有些懷疑。」林志釉說。

問到大陸的每百萬人口死後捐獻器官人數比香港低，是不是代表大陸器官需求比香港大、器官會「北上」？周嘉歡說，中國在十多年前起步，大動作推動器官捐贈，但香港推動器官捐贈已有30、40年，數字卻在下跌。她相信兩年之後，大陸每百萬死亡捐獻器官人數會超越香港。

她又指，政府說明只有多餘的器官才會輸出，「已經是很大程度上保障和令人安心了。」

推廣器官捐贈多年，周嘉歡第一次看見大規模的退出名冊潮。她擔心氛圍或會影響家屬的意願，但認為經過一番討論和解釋，退出的人仍可以重新加入。「最怕他們不說問題在哪裏……誤會就是這樣產生，大家互相猜測。說清楚我們的系統是這樣，我們不會混淆、不會外洩資料。不夠信任，沒問題、再說幾次，找政府、找大陸的人來香港說，但這個要時間，要寬容一點。」

可是，盧寵茂等人已多次北上，似乎香港社會討論結果如何，互助機制也是勢在必行？周嘉歡不覺得這做法有問題，因為就算開啟了第二機制，也不代表能馬上交換器官，「隨時三年後才有第一個個案。難道不說嗎？難道你現在不準備嗎？」

未解的疑惑

香港在1999年曾從台灣取得屍肝，移植給瑪麗醫院的病人；而在2016年，中文大學學生馬倬朗（朗朗）因心肌炎引發心臟衰竭，據報大陸曾建議將一個來自廣州的心臟送往香港，但最終因無法確保器官質素而未能成事。

如何將器官及時運到香港或大陸，是互補機制的重要一環。周嘉歡說，冰封保存器官的話，心和肺可以保存四個小時、 肝六至八個小時、腎二十四個小時，若有機器配合，可以稍微將時間拉長。而在時間限制下，將離港太遠的器官運到香港會有難度。

馬錦文說，根據一般做法，當捐贈者情況不穩定，醫生才會把器官摘取冷藏，因器官留在身體內維持會比較好。器官失去血液循環或造成損傷，並增加移植之後排斥的機會，「功能未必即時會復活，譬如腎臟病人可能一開始都要先洗腎一會。」

中國在2016年設立「器官轉運綠色通道」，由政府部門、交通部門和公司等協調交通，加快器官通關，OPO工作人員可優先辦理乘機和乘車。據新華社有關芷希換心的報導，下午5時，大陸一間醫院摘取捐贈者的心臟，經救護車送至深圳灣口岸，為時55分鐘。兩地在口岸交接心臟，香港救護車由警車護送，把器官送到醫院，手術在同日晚上8時13分開始。「將通關時間壓縮至8分鐘，與4個小時的心臟保存極限時間賽跑。」報導引述今次交接的COTRS負責人王海波說。

「如果有多點器官幫助到多點病人，應該不會是壞事。但反過來，實際操作怎樣做呢？捐贈者、受贈者兩方的溝通，細節究竟怎樣實行呢？因為是環環緊扣的，如果那一下做得有點不太（完善），對器官都有影響，一定要大家慢慢談好。」馬錦文說手術安排、器官運送的費用等也是因素之一。

香港的移植科醫生不會參與捐贈者的照顧過程，因此需要血型、驗血驗尿結果、基因、是否肝炎帶菌者等「關鍵資料」，作配對和決定手術後的用藥。中港兩地受贈、捐贈者的資料會如何傳遞，馬錦文說要待當局公佈，但相信會和現時操作類似，不會分享與醫療無關的資料。

在大陸跑醫療報導7年的記者A向端傳媒說，因法輪功器官摘取的指控，器官移植的議題在大陸很敏感，報導多是有關綠色通道和OPO，官方也甚少在官網和開發佈會披露數據。

他提到，2017年，現為浙江大學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長醫院的鄭樹森等人在Liver International期刊發表論文，實驗被其他學者質疑用到死囚犯的肝臟，引起爭議，其後論文被撤。「反正也洗不清，他解釋不清楚，官方也沒有發佈數據，最後討論只能不了了之。懷疑的人還是覺得肯定有非正常渠道器官的問題，官方也不會正面來澄清這個數據是多少，中國大陸就是這種情況。」A說。

大陸在2015年宣布停止使用死刑犯的器官，公民捐獻成為唯一器官來源。據BBC報導，此前數十多年間，中國移植手術中三分之二的移植器官來自死囚，醫院會在刑場即時取出可用的器官。BBC也在2015年訪問一位在中國以7000美元將腎賣給黑市償還賭債的人。他稱在網上跟人安排賣腎的事，找到匹配者後，他被蒙眼載到一間農莊被摘取器官。BBC無法獨立證實受訪者的說法。

去年12月，盧寵茂被問到國際心肺移植協會（ISHLT）發聲明指中國仍使用死囚器官作為移植供體，而醫學界對中港器官移植合作有保留，擔心會影響香港器官移植發展。他反問「是哪位醫學界」，又不希望這聲音代表醫學界。

周嘉歡說，有關對大陸機制的不信任，「這個我們沒辦法幫他們說他們的話」，要靠香港政府在中間為市民作解說。她據北上考察的醫管局同事所說，大陸的系統「ok」。

芷希換心後翌日，醫管局聯網服務總監鄧耀鏗被問到，如何確保器官是合法捐贈和審批機制的細節，他沒有正面回應，強調程序合乎兩地的監管和法規，屬「合情、合法和合理。」根據法例，器官從外地進口時須證明摘取合法、沒有涉及金錢交易等等，有關申請由人體器官移植委員會審批。委員會成員之一、內科腫瘤科醫生邱宗祥指過去五、六年只審批過一至兩宗跨境移植手術，因時間緊迫，審批過程通常在幾小時之內。

端傳媒向醫衞局查詢互助機制的進度、跨境運送器官的操作、會否考慮將大陸的綠色通道延伸到香港等，局方稱兩地正討論相關的技術要求、準則及流程，但未有回應所有問題。對於ISHLT指中國仍使用死囚器官，局方指「問題引用的網上資訊偏頗不實」，並強調大陸器官捐贈工作「有國際矚目的發展」、COTRS受世界衞生組織和世界器官移植學會認可。

醫衞局又指，政府和盧寵茂自去年12月透過多個途徑解說互助平台的相關工作和進度，並在回覆結尾列出20多項相關的官方新聞公報和致辭、立法會發言、媒體訪問等連結，強調「大眾傳媒應謹慎處理網上不實言論和資訊」，「盡社會責任，發揚器官捐贈的無私大愛精神」。

當醫療政策觸碰到中港情緒

林志釉依稀記得，十多年前他填過一張捐贈卡，但想不起有沒有作網上登記。他想，若不在名冊又取消登記，便會成為無效取消申請的其中之一，爭議的「罪魁禍首」。過往，市民無法查詢自己是否已登記捐贈，直到5月28日政府在爭議中為「智方便」應用程式新增查閱登記的功能。

他說，香港幾十年的器官捐贈做法在沒有諮詢下出現改變，漠視了幾年來中港兩地的情緒波動。「當社會有這樣的情緒，當捐贈計劃滲入了中國大陸元素，政府要很小心去考慮計劃的成效。」他說，這並不是叫人捐贈時考慮政治情緒，而是當計劃欠缺社會討論時，有市民會索性不捐贈。

林志釉說，政府需仔細研究或諮詢市民的意見，不能排除有人因不想器官進入大陸而退出計劃，並考慮讓他們選擇器官只留在香港使用。器官捐贈有選擇性，可以說是偏離大愛精神，但他認為市民參與捐贈不一定只是大愛，也可能夾雜其他原因或情緒，當他們退出時，也不用解釋理由，別人也不能說他們做錯。

「你都不會問他，是源於你的大愛，還是想在朋友面前威風，或者有一張卡在錢包裏，令人覺得你很厲害？當政府都沒有嘗試去理解他們為何退出，當他們退出時，為何就有一些很負面的、針對他們的說法？」他覺得最不該做的是批評捐贈者的意向，「為什麼你不稱讚他這麼久以來都登記成為捐贈者？」

林志釉說要嚴厲批評違法行為，但市民同樣想知道他們怎樣破壞系統，以及系統是否有不足之處。雖對互助機制感疑惑，但他沒有主動取消登記。「我覺得這是人與人之間的一件事，你就不應該基於他的出身、住的地方是什麼、文化、宗教，或者膚色來考慮。」

周嘉歡投身器官捐贈推廣，是因為見過一個20多、未婚、沒有小孩的年輕人，等不及換器官而死去。1980、90年代資源不足，衞生署為洗腎人數設限額，只有55歲以下、為家庭支柱和有子女的人才有資格洗腎。周嘉歡只可為他在肚子插一條硬喉吊着藥水，待一至兩小時後把水放出來、再戳進去，持續48小時。幾個月後他肚皮都花了，再把喉插進去，肚皮脹着出不了水，明知他很痛苦，她還是把喉拔出再戳。病人最後捱不到，去世了。

他死去那天，周嘉歡在走廊坐了很久，想着：「我覺得自己很沒用，我作為一個醫生，這個病人比我還年輕，我就是因為這樣救不了她。」「為何我會這麼緊張去做器官捐贈推廣工作？很不值，是一條命。只要我有個腎，我給了他，他就不用這麼慘。」她說。

鮑城照本來也想着自己會難逃一劫。確診肝癌後，他一年間動了四次手術。他那時想自己才60多歲，退休卻享受不了生活，很不值得。他最放不下12歲的女兒，確診當天馬上開Excel檔案計算手上資金，為女兒買了份保險，供她以後唸大學。

他那時在上海生活，醫生曾提過若接到電話要馬上過關到香港。他預早準備兩個袋，放了衣物、牙刷……一年多後，他收到瑪麗醫院的電話，叫他「可以了，快點下來。」在手術室再打開眼晴時已是在床上，他看到太太對他豎起拇指，那漫長又痛苦的等待終於完結。

醫院不會透露捐贈者的資料，鮑城照對他也一無所知，只可每年給他的家屬寫感謝卡，分享自己帶着他的器官去旅行、參加高爾夫球比賽，「像個拍檔」。「親人知道器官還在另一個人生活中，生命繼續存在，我想他會覺得安慰。」他哽咽道，一個與互不相識的人願意捐出器官，使他移植後沒有浪費過一天。

作為受贈者，他始終不希望港人考慮受贈人的出身。這次風波中，鮑城照覺得有人「怕吃虧」跟隨別人退出，他可以理解，也有人對大陸不信任。他認為「中國這問題始終敏感點」，政府應盡早說明這是「第二機制」，不是「互通」，要慢慢、平和地解釋，「是長遠的過程。」但正面想，也多了人關注器官捐贈。

他說港人的大愛不少，2008年汶川地震時曾大額捐錢給災民，「只是這個時候的氛圍，此時此地，有少少變了。」

馬錦文說，希望政府重視本地器官捐贈的配套、投放多點資源在器官聯絡主任的訓練、醫護人手、新科技等。「我們都是做好自己本份，我其實都是想幫這些病人，做到多少就多少。」

「我想其實香港人很精靈、很有自己的想法。他們會去看一些資訊而去做自己的決定，所以我們只要給他們看，讓他們知道究竟系統是怎樣，他們了解到，可能已經解決到他們的一些擔心。」她說，「去讓他們自己去做一個正確的決定。」

（端傳媒實習記者Thomas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