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不帮、帮谁？”中港器官互助机制的退捐赠潮与未解之惑

5月下旬，香港政府发声明指近月有5785个退出中央器官捐赠名册的申请，超过一半为无效申请，谴责这种行为“意图扰乱中央名册的代表性及增加政府人员的行政负担”。阿贤看到报导，忽尔想起：“哎呀，我都想取消的，只是忘记了”，便抽空到网站取消登记。她身边也有三、四位朋友在Instagram分享新闻，说政府的声明“提醒”他们取消登记。

此前，更多中港器官互助机制的资料曝光，阿贤便萌起退出名册的念头。她觉得，一来她不能选择器官留港或出境，这种硬性的措施令她反感；同时她对机制存疑：“香港本身器官捐赠已经不足够，而内地也是不足够，那互助会有什么作用呢？”她又觉得大陆有关器官移植的资讯透明度低，“到时器官去哪、有多少上去内地，我觉得那数据不足够support到我有信心这样做。”

自2022年12月接收首个大陆器官作移植手术后，港府随即宣布与大陆设立器官互助平台，将跨境移植制度恒常化。按港府最新说法，互助平台不会影响两地各自分配制度，只会在器官捐出后，在当地没有合适病人作移植，才会启动“第二机制”进行跨境配对，预计今年内可以展开。

自政府大推互助平台，取消器官捐赠的申请爬升，甚至创近年新高。高官齐声谴责有人“抹黑”、“造谣作假”，甚至与2019的示威扯上关系，再激起新一轮退出名册潮。事件中暂时有四人因“不诚实取用电脑”被捕。一个原意为“拯救生命”的医疗政策如何触及港人神经、又怎样被政府升级至国安层面？平台有甚么操作细节尚未厘清？争议过后，要怎样思考器官捐赠？

身体选择权 VS“软对抗”

十年前，笃信佛学的阿贤登记器官捐赠，想着人死后留下的东西不重要，不介意把器官捐出来帮人。她选择了网上登记，怕自己出事时情况太混乱，家人说不出她的意愿。

像阿贤的人不少。在香港，截至2022年约有356093人登记了中央器官捐赠名册。但2023年5月，香港政府在网上发声明，指在2022年12月至2023年4月的五个月期间，共录得5785个取消登记的申请，一半是从未登记或重复取消的“无效取消申请”，但扣除无效申请，也有近2880人退出，远较过去数字为高。系统不会询问市民申请退出的原因，官方也未有相关统计。

事出有因，政府去年底提出将香港纳入“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下称COTRS）”，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和医院管理局团队今年频频出访大陆，研究互助机制的可行性。

5月23日，特首李家超指有未登记的人取消器官捐赠，是“非常可疑的、破坏整个系统的行径”，严重谴责并形容是“耻辱”。他要求警方彻查，同日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骅指，有网民呼吁市民不要捐血和登记器官捐赠，属于“软对抗”，可构成煽动罪。两日后，立法会讨论两地器官移植合作，卢宠茂指有人就器官移植议题制造矛盾，批评《大纪元》、自由亚洲抺黑国家移植和捐赠发展。

紧随的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称有人利用他人名字申请取消，警方循“不诚实使用电脑”罪和国安法展开调查。不足一周，警方以“不诚实取用电脑”罪拘捕四人，指他们涉盗用他人资料取消登记，受影响者包括官员、议员和艺人等。李家超形容被捕人是“无耻之徒”、“不诚实”，他又比喻被捕人的手法“和2019年黑暴、港版颜色革命当时的手法很类似。”

5月22日至24日、官员轮番发言的短短三天，据卫生署统计，系统共收到超过28000个取消登记的申请，当中75%为“非有效的申请”。五月，取消器官捐赠登记的有效申请为5816宗，超出今年一月至四月的取消人数总和。

“唉，很可惜，为何那么多人退了？”72岁的鲍城照从前是会计师，来往香港上海工作，自患病后退休。十多年前，他被验出乙型肝炎，后来患上肝硬化，再恶化成肝癌，剩下两至三年命，幸好他及时成功配对尸肝，走过死门关。手术在他右边肚皮划下三条又深又粗的疤痕，他说看起来像豪华车厂Benz的三芒星标志。

康复后，鲍城照一直参与推动器官捐赠。他认为机制是好事，可以把用不着的器官捐给有需要的人，香港病人也会受益，但霎时多了人退出名册，他想可能是中港气氛不通。“你（政府）可以做多些事，不用搞到这样。”

这次退出名册的浪潮，他认为不可以说港人没有爱心。“事情发生得这么突然，人们会有些反应，但我觉得作为政府应该可以预计到。”

取消登记数字急增，卢宠茂曾指相信部分人不接受互助机制的理念而退出，另有人误信网上谣言；另一方面，立法会议员陈凯欣将情况归咎移民潮。卢又指器官捐赠讲求利他精神，双方不会知道对方身分，以确保没有利益关系及防止歧视。

5月底，光传媒以电邮向全体89名立法会议员查询有否登记器官捐赠，只有选委会界别陈绍雄一人回复已登记。集志社亦向政府查询特首和各司局长有否登记，政府发言人指“破例表明”特首和司局长都已登记；被追问何时登记等问题，对方指没有补充。

“这件事是医学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是道德的问题，但绝对不是个政治的问题，不明白为什么会跟法律扯上关系。”对阿贤来说，她取消登记主要是选择权和信任的问题。她同意捐赠器官是大爱的行为，也非绝对不想器官出境，但她想有“选择的权利”，让器官优先给香港人使用，假使香港没有配对者，她也可选择是否同意输出外地。

她留意到官员的解说，指大陆有剩余器官，当输出香港时也能拯救生命，但这未能释除她疑虑。她担心个人资料的安全问题，尽管医管局曾经解释，两地使用独立器官轮候名册，香港病人资料不会传送到大陆，反之亦然。

她说，这种对政府机关的不信任不是一时三刻，是因近年大环境的转变所生。她希望两地轮候人数和受赠人数等数据透明，“最少知道是去了哪个地方。”

政府曾批评有人贬损机制，“蔑视两地同胞血浓于水及过往各种无私捐献互助”。“器官捐赠是个人选择，和爱国情操无关，被国民观念绑架是很令人愤怒的。我觉得可惜的是，这是政府不恰当的措施而造成，而不是可惜我的决定。”阿贤认为，“2023年香港人很多人都没有选择，我自己身体一部分，帮还是不帮、帮谁，至少还可选择。”如果有这选择权，阿贤可能会考虑重新登记，但短期内不会。

第一颗移送香港的大陆心脏

中港器官互助的争议，最初源于一宗由港府“特事特办”、首次批准大陆器官送港的移植手术。

时间回到2022年12月，女婴芷希患上“扩张性心肌病变”并出现心衰竭，四出寻获心脏不果后，港府向中央寻求协助，主动联络国家卫健委等，恳请有符合芷希状况的心脏且没有合适配对者时，允许将器官送港。及后大陆有幼童因意外脑死亡，心脏经COTRS与大陆轮候病人作配对而未有合适接受者后，翌日傍晚送到香港进行换心手术并移植成功。

香港目前未有恒常机制与境外、包括内地医疗机构分享遗体器官捐赠，但法律一直容许按个案需要，规管个别跨境器官输入和移植。

手术后，据新华社的报导，医卫局局长卢宠茂称盼能够借此案例“建立长效机制，将香港的医院纳入COTRS”。时隔三个月，卢宠茂出席香港移植学会活动时，改口称中港有各自器官分配机制，当局考虑设第二层机制，当本地没有合适捐赠者时，才跨境捐赠器官。他又指医管局正与COTRS讨论，包括电脑系统如何通知双方和运输等。政府现时尚未公布相关操作细节。

香港移植学会会长、肾科医生马锦文说，业界所得的资料“和你们在新闻上看到的差不多”。“我们公立医生很少接触内地的移植机制，坦白说不是太认识的，不过我们相信两者应该有分别，所以要了解多一点，然后才可以知道改变的时候，详细的做法是怎样做。”

香港采用自愿捐献制度，1982年推出器官捐赠卡，让市民填写意愿并随身携带；2008年，政府成立中央器官捐赠名册。在港移植器官受《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规管，禁止将器官作商业交易。

马锦文说，当发现病人有不可逆转的脑创伤，医生会联络器官联络主任，并保持病人维生指数稳定。病人正式脑死亡后，他们会询问家属捐赠器官的意愿，并进行抽验，将资料输入电脑配对。此时，移植科医生会看捐赠者适合捐赠的器官，再联络清单内的受赠者立刻到医院进行手术。

退休前为伊利沙伯医院内科部门主管、肾科医生和香港移植运动协会创立人周嘉欢说，香港器官的轮候有一套电脑计算机制，以最多人轮候的肾脏为例，机制会考虑血型、遗传因子、年纪和洗肾年期，各占比重不同；若得分最高的病人不适合移植，要把器官顺延给他人，医生须作解释。而心肝肺的轮候人数较少，主要考虑血型，也会看心肺的大小等。

而在大陆，国务院在2007年颁布《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列明任何组织和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买卖器官，须遵从自愿、无偿原则，不得强迫、欺骗或者利诱他人捐献器官。2013年，统一由COTRS启动分配器官，禁止在系统外擅自分配。公众可亲身到红十字会填表，或到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网站或“施予受”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网线上登记。

2014年，国家卫健委成立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委员会由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作主导，与中国红十字总会共同领导，工作包括统一协调和指导器官捐赠和分配体系。据2019年发布的《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器官获取与分配的监督管理工作由国家卫健委负责。

架构延伸下去，全国120多个器官获取组织（OPO）负责在地的器官获取、修复、维护和转运工作。OPO由各专科医生及护士、器官捐献协调员等组成，在各地对捐献者进行医学评估、核查同意书、将资料上传至COTRS，使用系统自动分配。匹配后，OPO 会联络医院，安排器官转移和确认接收。大陆有超过180间器官移植医院，广东占19间，是全国最多移植医院的地区。

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曾到大陆交流，说COTRS系统储存病人性别、岁数、血型、居住省份等个人资料，以及病人的临床状况等，24小时无间断运作，配对过程绝对“公平、公正。”

虽中国近年大力推动器官捐赠，但移植医院和医生数量仍未追上进度。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前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曾在2022年指，中国有器官移植执业资格的医院不足够，医生也很少；未来至少需要300家医院，才能满足器官移植的需求。

香港大学临床医学学院教授及肝脏移植科主管陈智仁曾解释，中港现时没有器官捐赠互通机制，是因为两地对器官捐赠要求不同，例如香港只接受脑死亡者的肝脏，但大陆以心脏死亡为标准。但他认为大陆近年对脑死亡定义的接受程度提高，移植技术亦已达国际水平。

互通后，器官会“南下”或“北上”？

周嘉欢说作为医生，“任何可增加器官来源、数量的方法，我们都欢迎，因为病人得益。”

周嘉欢在1970年代加入公营医院，香港首宗肾脏移植手术才在1969年进行，那时只有零星的器官移植。她的丈夫是脑外科医生，碰上脑死亡的病人可以捐赠器官，被上司骂多事，要额外跟家属解释和施行手术。当时医护人员对器官移植也有偏见，周嘉欢听过护士长明言不会签捐赠卡，怕医护人员见死不救。

1980年代，香港引入腹膜透析、亦称“洗肚”，病人洗肚时无须机器、可在家中进行，这延长了肾衰竭病人的性命，令轮候换肾的人增多。医学界更积极推广器官捐赠，而1990年代陆续完成全港首宗肝脏、肺部和心脏移植手术。

周嘉欢曾任香港肾科学会主席、移植学会会长，并在2008年成立了香港移植运动协会，鼓励受赠者做运动。她在医院加班，奔走深切治疗部，识别潜在捐赠者并让器官联络主任联络家人和说服他们捐出器官。40年间，她和团队见证香港器官捐赠氛围转变，也是这些转变的推手。

截至2023年3月末，香港有2433人轮候肾脏移植、64人轮候肝脏和80人轮候心脏。根据国际器官捐赠与移植登记组织（IRODaT）统计，2009年，香港每100万人口死后捐献器官人数飙至7.5、在2012年达到7.2，但近年持续下跌至2022年的4.66人。

周嘉欢说，过去十年来，香港顶多只有“一个半个”多余的器官，相信日后也难以有多余器官送上大陆。反之，“（大陆）1100个多余的器官，如果只是给香港，我们就发达了。”

医管局称，大陆每年有超过1.7万宗器官移植手术，有约1100宗器官未能配对病人。医管局又指，香港轮候册上有超过2200个末期肾衰竭病人，但过去几年只有约40个捐赠肾脏，香港向大陆输出器官的机会甚微。现时，有超过3500位港人在COTRS中轮候器官，近千人接受了移植手术；另外有九位港人在大陆过世后把器官捐赠给24位大陆居民。翻查资料，香港在2010和2016年分别有两例肝脏因无法配对予香港的病人，以个别个案跨境捐赠。

卢宠茂曾经强调“港器官港用”，威尔斯亲王医院内科及药物治疗学系教授李锦滔亦向传媒指，因香港的器官捐赠基本为本地病人接收，大陆器官“南下”机会比“北上”高。

然而，香港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釉对这说法存疑。他强调互助机制能避免浪费器官，原意好，但大陆登记捐赠人数比率比香港少，人口却有14亿，“有一个很不对等的情况的话，很容易会有香港的市民担心这个机制下香港会不会得益呢？”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网站显示，截至2023年7月2日，大陆有6301705名志愿登记人数，占总人口约0.45%；而在香港，截至2023年4月30日，有357668人登记中央名册，占人口约4.88%。同时，中国大陆2021年的每100万人口死后捐献器官人数为3.63，而香港在2022年的数字为4.66人。全国人大代表、无锡市人民医院副院长陈静瑜曾在2021年指中国每年约有30万人需要器官移植，但仅有一万多人有机会得到器官，中国器官严重短缺的问题仍然存在。

“因为国内十几亿人口来说，如果你说多了一个心脏出来，你很难想像那个心脏在国内是用不到的。数量和比例来说，都是令人都可能会觉得有些怀疑。”林志釉说。

问到大陆的每百万人口死后捐献器官人数比香港低，是不是代表大陆器官需求比香港大、器官会“北上”？周嘉欢说，中国在十多年前起步，大动作推动器官捐赠，但香港推动器官捐赠已有30、40年，数字却在下跌。她相信两年之后，大陆每百万死亡捐献器官人数会超越香港。

她又指，政府说明只有多余的器官才会输出，“已经是很大程度上保障和令人安心了。”

推广器官捐赠多年，周嘉欢第一次看见大规模的退出名册潮。她担心氛围或会影响家属的意愿，但认为经过一番讨论和解释，退出的人仍可以重新加入。“最怕他们不说问题在哪里……误会就是这样产生，大家互相猜测。说清楚我们的系统是这样，我们不会混淆、不会外泄资料。不够信任，没问题、再说几次，找政府、找大陆的人来香港说，但这个要时间，要宽容一点。”

可是，卢宠茂等人已多次北上，似乎香港社会讨论结果如何，互助机制也是势在必行？周嘉欢不觉得这做法有问题，因为就算开启了第二机制，也不代表能马上交换器官，“随时三年后才有第一个个案。难道不说吗？难道你现在不准备吗？”

未解的疑惑

香港在1999年曾从台湾取得尸肝，移植给玛丽医院的病人；而在2016年，中文大学学生马倬朗（朗朗）因心肌炎引发心脏衰竭，据报大陆曾建议将一个来自广州的心脏送往香港，但最终因无法确保器官质素而未能成事。

如何将器官及时运到香港或大陆，是互补机制的重要一环。周嘉欢说，冰封保存器官的话，心和肺可以保存四个小时、 肝六至八个小时、肾二十四个小时，若有机器配合，可以稍微将时间拉长。而在时间限制下，将离港太远的器官运到香港会有难度。

马锦文说，根据一般做法，当捐赠者情况不稳定，医生才会把器官摘取冷藏，因器官留在身体内维持会比较好。器官失去血液循环或造成损伤，并增加移植之后排斥的机会，“功能未必即时会复活，譬如肾脏病人可能一开始都要先洗肾一会。”

中国在2016年设立“器官转运绿色通道”，由政府部门、交通部门和公司等协调交通，加快器官通关，OPO工作人员可优先办理乘机和乘车。据新华社有关芷希换心的报导，下午5时，大陆一间医院摘取捐赠者的心脏，经救护车送至深圳湾口岸，为时55分钟。两地在口岸交接心脏，香港救护车由警车护送，把器官送到医院，手术在同日晚上8时13分开始。“将通关时间压缩至8分钟，与4个小时的心脏保存极限时间赛跑。”报导引述今次交接的COTRS负责人王海波说。

“如果有多点器官帮助到多点病人，应该不会是坏事。但反过来，实际操作怎样做呢？捐赠者、受赠者两方的沟通，细节究竟怎样实行呢？因为是环环紧扣的，如果那一下做得有点不太（完善），对器官都有影响，一定要大家慢慢谈好。”马锦文说手术安排、器官运送的费用等也是因素之一。

香港的移植科医生不会参与捐赠者的照顾过程，因此需要血型、验血验尿结果、基因、是否肝炎带菌者等“关键资料”，作配对和决定手术后的用药。中港两地受赠、捐赠者的资料会如何传递，马锦文说要待当局公布，但相信会和现时操作类似，不会分享与医疗无关的资料。

在大陆跑医疗报导7年的记者A向端传媒说，因法轮功器官摘取的指控，器官移植的议题在大陆很敏感，报导多是有关绿色通道和OPO，官方也甚少在官网和开发布会披露数据。

他提到，2017年，现为浙江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医院的郑树森等人在Liver International期刊发表论文，实验被其他学者质疑用到死囚犯的肝脏，引起争议，其后论文被撤。“反正也洗不清，他解释不清楚，官方也没有发布数据，最后讨论只能不了了之。怀疑的人还是觉得肯定有非正常渠道器官的问题，官方也不会正面来澄清这个数据是多少，中国大陆就是这种情况。”A说。

大陆在2015年宣布停止使用死刑犯的器官，公民捐献成为唯一器官来源。据BBC报导，此前数十多年间，中国移植手术中三分之二的移植器官来自死囚，医院会在刑场即时取出可用的器官。BBC也在2015年访问一位在中国以7000美元将肾卖给黑市偿还赌债的人。他称在网上跟人安排卖肾的事，找到匹配者后，他被蒙眼载到一间农庄被摘取器官。BBC无法独立证实受访者的说法。

去年12月，卢宠茂被问到国际心肺移植协会（ISHLT）发声明指中国仍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而医学界对中港器官移植合作有保留，担心会影响香港器官移植发展。他反问“是哪位医学界”，又不希望这声音代表医学界。

周嘉欢说，有关对大陆机制的不信任，“这个我们没办法帮他们说他们的话”，要靠香港政府在中间为市民作解说。她据北上考察的医管局同事所说，大陆的系统“ok”。

芷希换心后翌日，医管局联网服务总监邓耀铿被问到，如何确保器官是合法捐赠和审批机制的细节，他没有正面回应，强调程序合乎两地的监管和法规，属“合情、合法和合理。”根据法例，器官从外地进口时须证明摘取合法、没有涉及金钱交易等等，有关申请由人体器官移植委员会审批。委员会成员之一、内科肿瘤科医生邱宗祥指过去五、六年只审批过一至两宗跨境移植手术，因时间紧迫，审批过程通常在几小时之内。

端传媒向医卫局查询互助机制的进度、跨境运送器官的操作、会否考虑将大陆的绿色通道延伸到香港等，局方称两地正讨论相关的技术要求、准则及流程，但未有回应所有问题。对于ISHLT指中国仍使用死囚器官，局方指“问题引用的网上资讯偏颇不实”，并强调大陆器官捐赠工作“有国际瞩目的发展”、COTRS受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器官移植学会认可。

医卫局又指，政府和卢宠茂自去年12月透过多个途径解说互助平台的相关工作和进度，并在回复结尾列出20多项相关的官方新闻公报和致辞、立法会发言、媒体访问等连结，强调“大众传媒应谨慎处理网上不实言论和资讯”，“尽社会责任，发扬器官捐赠的无私大爱精神”。

当医疗政策触碰到中港情绪

林志釉依稀记得，十多年前他填过一张捐赠卡，但想不起有没有作网上登记。他想，若不在名册又取消登记，便会成为无效取消申请的其中之一，争议的“罪魁祸首”。过往，市民无法查询自己是否已登记捐赠，直到5月28日政府在争议中为“智方便”应用程式新增查阅登记的功能。

他说，香港几十年的器官捐赠做法在没有咨询下出现改变，漠视了几年来中港两地的情绪波动。“当社会有这样的情绪，当捐赠计划渗入了中国大陆元素，政府要很小心去考虑计划的成效。”他说，这并不是叫人捐赠时考虑政治情绪，而是当计划欠缺社会讨论时，有市民会索性不捐赠。

林志釉说，政府需仔细研究或咨询市民的意见，不能排除有人因不想器官进入大陆而退出计划，并考虑让他们选择器官只留在香港使用。器官捐赠有选择性，可以说是偏离大爱精神，但他认为市民参与捐赠不一定只是大爱，也可能夹杂其他原因或情绪，当他们退出时，也不用解释理由，别人也不能说他们做错。

“你都不会问他，是源于你的大爱，还是想在朋友面前威风，或者有一张卡在钱包里，令人觉得你很厉害？当政府都没有尝试去理解他们为何退出，当他们退出时，为何就有一些很负面的、针对他们的说法？”他觉得最不该做的是批评捐赠者的意向，“为什么你不称赞他这么久以来都登记成为捐赠者？”

林志釉说要严厉批评违法行为，但市民同样想知道他们怎样破坏系统，以及系统是否有不足之处。虽对互助机制感疑惑，但他没有主动取消登记。“我觉得这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件事，你就不应该基于他的出身、住的地方是什么、文化、宗教，或者肤色来考虑。”

周嘉欢投身器官捐赠推广，是因为见过一个20多、未婚、没有小孩的年轻人，等不及换器官而死去。1980、90年代资源不足，卫生署为洗肾人数设限额，只有55岁以下、为家庭支柱和有子女的人才有资格洗肾。周嘉欢只可为他在肚子插一条硬喉吊着药水，待一至两小时后把水放出来、再戳进去，持续48小时。几个月后他肚皮都花了，再把喉插进去，肚皮胀着出不了水，明知他很痛苦，她还是把喉拔出再戳。病人最后挨不到，去世了。

他死去那天，周嘉欢在走廊坐了很久，想着：“我觉得自己很没用，我作为一个医生，这个病人比我还年轻，我就是因为这样救不了她。”“为何我会这么紧张去做器官捐赠推广工作？很不值，是一条命。只要我有个肾，我给了他，他就不用这么惨。”她说。

鲍城照本来也想着自己会难逃一劫。确诊肝癌后，他一年间动了四次手术。他那时想自己才60多岁，退休却享受不了生活，很不值得。他最放不下12岁的女儿，确诊当天马上开Excel档案计算手上资金，为女儿买了份保险，供她以后念大学。

他那时在上海生活，医生曾提过若接到电话要马上过关到香港。他预早准备两个袋，放了衣物、牙刷……一年多后，他收到玛丽医院的电话，叫他“可以了，快点下来。”在手术室再打开眼晴时已是在床上，他看到太太对他竖起拇指，那漫长又痛苦的等待终于完结。

医院不会透露捐赠者的资料，鲍城照对他也一无所知，只可每年给他的家属写感谢卡，分享自己带着他的器官去旅行、参加高尔夫球比赛，“像个拍档”。“亲人知道器官还在另一个人生活中，生命继续存在，我想他会觉得安慰。”他哽咽道，一个与互不相识的人愿意捐出器官，使他移植后没有浪费过一天。

作为受赠者，他始终不希望港人考虑受赠人的出身。这次风波中，鲍城照觉得有人“怕吃亏”跟随别人退出，他可以理解，也有人对大陆不信任。他认为“中国这问题始终敏感点”，政府应尽早说明这是“第二机制”，不是“互通”，要慢慢、平和地解释，“是长远的过程。”但正面想，也多了人关注器官捐赠。

他说港人的大爱不少，2008年汶川地震时曾大额捐钱给灾民，“只是这个时候的氛围，此时此地，有少少变了。”

马锦文说，希望政府重视本地器官捐赠的配套、投放多点资源在器官联络主任的训练、医护人手、新科技等。“我们都是做好自己本份，我其实都是想帮这些病人，做到多少就多少。”

“我想其实香港人很精灵、很有自己的想法。他们会去看一些资讯而去做自己的决定，所以我们只要给他们看，让他们知道究竟系统是怎样，他们了解到，可能已经解决到他们的一些担心。”她说，“去让他们自己去做一个正确的决定。”

（端传媒实习记者Thomas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