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方的森林，注水的碳，以及起飛的氣候生意｜人類世

這篇文章闡述一門新興的「氣候生意」：「碳抵銷」。這門生意的願景很美好：像森林這樣的天然碳匯吸收的每噸二氧化碳，都可以轉化為等量的「碳信用」，供應給想要抵銷自身碳排的公司。森林似乎保住了，這些公司也完成了對消費者的「淨零」承諾，但實際操作卻遠遠不如說的那麼美好。也推薦閱讀我們昨天刊出的，關於中國農村碳抵銷生意的深度報道：《生態變「錢」：當碳匯仲介來敲門，你會賣空氣嗎？》

2010年，在連接津巴布韋與贊比亞的界湖卡里巴湖（Kariba）的南側，一群從歐洲遠道而來的技術專家正在附近忙碌著。卡里巴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湖之一，在贊比西河流域築壩後形成。1958年，水庫首次蓄滿水，逐漸成為本地的重要水源。水庫周邊密佈著鬱鬱蔥蔥的樹林，讓這裡成為津巴布韋重要的生態保護區，棲息著眾多野生動物。

外來者們此行的目的正是這片森林。他們馬不停蹄地穿行在參天大樹間，走訪本地社區，向居民瞭解雨林保護的情況。當時，津巴布韋國內的通貨膨脹正在不斷惡化，紙幣大量貶值，旅客只需要花約1.5英鎊即可購買一張面值高達一百萬億的本地紙幣。臨走前，一位團隊成員也購買了一萬億津巴布韋元，作為此行的紀念物。

關於這趟發生在13年前的旅程的記錄來自碳金融公司South Pole。這是一家年輕的瑞士公司，主要為彼時剛冉冉升起的氣候金融市場開發環境資產。當時，項目團隊首次到訪卡里巴，想要瞭解當地面臨哪些毀林威脅。經濟危機之下，在民生凋敝的津巴布韋鄉間，村民們只能通過砍樹獲得收入。但在這家公司看來，森林的存在本身也可以換來金錢。

這樣的邏輯要追溯到國際氣候談判。在1997年的聯合國第三次締約方大會達成《京都議定書》後，國際上出現了圍繞碳的國際轉讓機制，允許發達國家以資金援助的形式在發展中國家的領土上實施具有「減排效應」的專案，從而抵消前者的自身減排義務。

那麼哪些項目稱得上具備「減排效應」呢？人們將目光投向了自然。由於具備光合作用的能力，森林被視為自然界中的「碳匯」——通過光合作用，綠色植物能夠將二氧化碳轉化為有機物，儲存起來，從而減少大氣中的溫室氣體。類似的碳匯還包括海洋、草原、濕地……

在理想的轉讓公式裡，植物在光照下儲存的每一噸二氧化碳，等同於人類排放的一噸二氧化碳當量（equivalent）被抵銷。於是，一系列金融創新機制基於這一設想出現，森林等天然碳匯天生具備的固碳功能被賦予了經濟價值。

這種新型金融模式是如此運作的：碳匯吸收的每噸二氧化碳只要通過核算認證，就可以轉化為等量的「碳權」或「碳信用」（carbon credit），供應給想要抵銷自身碳排放量的公司。而這些公司，則通過購買「碳信用」，讓其自身的碳排放量得以在面向公眾的社會責任報告上出現大幅的降低。

這個生意模式最終形成了碳抵銷（carbon offset）市場。

碳抵銷由企業自願交易。這一交易模式和有政府監管企業履約的強制性碳市場有所區別，在自願市場裡，連接起供需雙方、推動這套運作流程的主要是如South Pole這樣的中間商。不過，由於許多概念尚未清晰釐定，有關碳抵銷生意的不同術語也常常出現混用，例如中文世界裡對於碳抵銷的交易經常被直接表達為「購買碳匯」，而若嚴格區分，碳匯指代的更多是一種生態系統功能，被作為商品進行直接交易的是經過認證和簽發的碳信用額。

隨著氣候議題的聲量越來越高，能夠展現自身減碳、減排上的成果日益受到企業重視。比起砍掉高排放的業務，購買碳信用額只需要花錢，省時省力，又能給消費者一個交代，因此受到市場青睞。

時間快進到2023年，津巴布韋已經是世界上第12大碳抵銷項目來源國。卡里巴森林項目則已經成為津巴布韋最大的森林碳匯項目——項目占地78.5萬公頃，幾乎趕上海島波多黎各的面積。它所供應的碳信用額（以三十年項目週期為準，預計總數近5200萬），則售給了奢侈品牌古馳（Gucci）、食品公司雀巢在內的諸多跨國企業，以供後者抵消碳排放。企業的高需求量也為South Pole帶來了豐厚的回報，如今該公司的市場估值近10億美元，成為零碳創業界的首批「獨角獸」。

卡里巴項目只是當下火熱的碳抵銷生意的一個例子。目前，自願碳抵銷市場的市值已經從2019年的3億美元暴漲到了近20億美元。經濟激勵下，無數個卡里巴應運而生，其中大多遵循一套由位於發展中國家的碳匯項目向發達國家的企業供應碳抵消的流動邏輯。如此一來，森林保住了，村民拿到分紅，企業也完成了淨零承諾。這看上去是一個三贏的局面，但故事真的會如此完美嗎？

可疑的計算公式

沒有人能預知，有一天， 卡里巴的森林所吸收的二氧化碳會與一船液化天然氣聯繫在一起。

2020年10月，法國石油公司道達爾（TotalEnergies）宣佈向中國海洋石油集團運抵了第一船「碳中和」的液化天然氣。聲明一出，一片譁然。天然氣是主要的化石能源。包括上游生產、液化、運輸和下游燃燒全週期算在內，一船液化天然氣可以產生的碳排放量在25萬噸二氧化碳當量左右，這幾乎是卡里巴專案所估算的項目第一年全年減排量（emission reductions or removals）的兩倍。但能源公司顯然不覺得高排放是個問題。道達爾認為，公司購買了基於卡里巴森林專案和另一風電專案產生的碳信用，足夠抵銷這批天然氣產生的排放。當中海油在次年公佈其碳中和計畫時，這個中國最大的海上原油及天然氣生產商也宣稱，公司在2020年通過購買碳抵銷，實現了單船液化天然氣資源在全產業鏈的「淨零碳排放」。

問題是，可以這樣計算麼？

在學界，碳抵銷一直存在相當大的爭議。一些專家認為，用增加森林覆蓋來抵銷化石能源排放，這種換算本身就存在很大問題，因為森林中儲存的碳無法與大氣中的碳劃上等號。

首先，森林碳匯的有效週期是有限的。植被的固碳能力與氣候、土壤情況和自身生長週期都有關。當樹木生病、衰老或遭遇山火，腐爛或燒毀的過程中，森林所能發揮的固碳效應就會受到限制，甚至從碳匯變成碳源，讓二氧化碳重新被釋放到大氣中。然而，燃燒化石能源排放的二氧化碳一旦進入大氣，將能夠留存幾百甚至上千年時間，持續影響溫室效應的產生。

「你無法保證碳能在森林中儲存幾個世紀。 因此我們認為，用儲存在森林或土壤等非永久性碳匯中的碳來抵銷化石燃料燃燒產生的排放，是不合適的。」歐洲非營利組織Carbon Market Watch政策主管杜弗拉森（Gilles Dufrasne）告訴記者。

不僅如此，很多項目並非真正增加了森林面積，而是試圖通過阻止潛在森林砍伐的方式來宣告減碳。卡里巴的保育項目就是如此。

這種「抵押未來」的方式留下了很多潛在的可操作空間。Verra是一家總部位於華盛頓的非營利組織，管理著世界上最大且被廣泛採用的核證減排標準。2021年，《衛報》與綠色和平的調查部門Unearthed報導披露，許多Verra 核證的項目，實際上並沒有其聲稱的碳抵銷能力。

有一些項目誇大了森林面臨的潛在威脅，意味著即便不投入那麼多錢進行保育，這片森林也大概率本就不會被砍伐；還有一些誇大了項目能帶來的減碳效果，標價「虛高」。

「我會說這個市場很大一部分是由被高估了氣候影響的碳信用構成的，甚至幾乎整個市場都如此，」杜弗拉森說。他認為，許多碳開發專案的問題不在於專案設計本身，而在於未能考慮到實際情況中的各類誤差，卻又試圖以一個精准數字來覆蓋整個充滿波動和變化的過程。「不幸的是，我們生活在現實世界，而不是經濟教科書中。」

這種偏差之下，市面上產生出了大量的「幽靈碳信用」（phantom credit）——《衛報》今年發佈的另一份調查性報導揭露，九成以上Verra認證的項目未能產生實質的減排作用，卻仍源源不斷向市場供應著碳信用，大量售給高排放企業。

這一切都讓碳抵銷的可行性和可信度大打折扣。知名氣候專家柯林斯（William Collins）就在去年的一場論壇上坦率表示，用基於植樹造林的碳抵銷「只是一種讓人感覺良好的舉措」。

信用危機

森林碳匯的實際氣候效益飽受爭議。除此之外，一場更大的信用危機也正席捲碳抵銷市場。近年來，一系列媒體報導與學術研究都對當前的碳信用體系提出了質疑：在當前充滿漏洞卻缺乏監督的環境下，這個本旨在推動國際減排合作、實現氣候資金向發展中國家流動的創新機制，可能已經成為大公司的洗綠工具。

2022年，彭博社對公開資料庫中逾2萬多條碳抵銷交易資訊進行排查，發現許多大公司都依賴可再生能源項目來實現其碳中和承諾。可再生能源項目的碳抵銷能力已經受到很多質疑，且逐漸被國際認證標準淘汰。這是因為，隨著太陽能和風能成為許多地方最便宜的能源，這類項目的市場競爭力已經大大提高，很多地方即使沒有來自碳抵銷的額外資助，也可以順利建設風電場、光伏面板。這意味著，這類碳信用額度基本「毫無用處」，或者可以被稱為「虛假信用」。

但正是這些「注水」後的數字支撐起了企業的淨零承諾。購買了Verra 核准的碳信用的企業中，有許多來自因高排放而飽受詬病的航空業。近年來許多航空公司提出「碳中和」，試圖洗刷自身的負面形象，讓乘客能沒有負擔地選擇飛機，實現「負責任出行」。然而，達成這個目標的途徑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改變自身營運模式，而是通過購買碳信用。

能源巨頭們是碳抵銷的另一常客。殼牌、英國石油公司等都宣佈大力支持植樹造林計畫，殼牌也作為中間商為其他化石能源公司供應碳抵銷，但除了喊出淨零口號之外，許多公司在實質的轉型問題上緩步不前。這帶來洗綠的風險。2022年，道達爾就被法國多家環保機構起訴，指其將淨零承諾作為行銷手段，掩蓋持續擴大油氣業務的事實。而英國在時隔30年後首次批准的新煤礦伍德豪斯也號稱將通過購買碳信用額成為世界上首座「淨零排放」的煤礦。

這樣的企宣已經受到了越來越多的監督，氣候訴訟不斷出現。近日，達美航空因為在社交平臺不斷宣傳自身成為「全球第一個碳中和航空公司」，實質上卻大量購買碳抵銷，涉嫌誤導消費者，而遭集體起訴。

另一方面，開發森林資產是否真的能惠及發展中國家的居民也疑慮重重。根據彭博社今年三月發佈的一份報導，卡里巴專案所能避免的碳排放量可能被高估。記者還發現，專案收入近一半流入了South Pole的口袋，而非做實際工作的本地居民。報導有關收入分配和減碳效益的內容遭到South Pole否認，但仍持續引發討論。

彭博社記者在深入英國石油公司所資助的一處墨西哥林業碳匯專案後也發現，碳信用交易帶來的大量資金很少流向實際生活在森林土地上的人們。另一個為媒體記者所引用的數字則更直觀地體現了資金流動在後進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異：在原產地被以5至10美元價格購買的碳信用額度，在歐洲市場上的售價則可以高達80美元。

「雖然並不總是如此，但參與到這類交易中的社區常常經歷著不同程度的貧困，他們的生計可能面臨威脅。在這個市場上運作的私營部門和碳信用簽發商們擁有強大的權力，但也正是這套權力關係讓本地社區看不到錢。」英國研究機構國際環境與發展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自然經濟學研究員杜克羅斯（Anna Ducros）告訴記者。

在缺乏監督和協商的環境裡，碳匯開發還可能對本地居民的生活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造成土地侵佔和社區利益受損。世界上七成以上的熱帶雨林位於非洲、亞洲和拉美地區，但根據一份來自權益團體和麥基爾大學的聯合報告，碳抵銷計畫所針對的許多碳匯都位於原住民權利沒有得到充分保障的地方。研究人員指出，這些供應了大量自然碳抵銷項目的國家，大部分都未能「為建立公平、有效和透明的碳交易創造必要條件」。

諸多利益牽扯期間，讓「保護」也被打上了問號。例如，《衛報》記者在亞馬遜雨林的實地調查中發現，為了給迪士尼所資助的一處雨林保護專案讓道，本地居民遭遇強拆，被迫離開家園。

「波動」

2022年，由於市場漏洞受到大量曝光，企業顧及品牌形象而減少了對碳信用的購買，就連最大的碳抵銷客戶航空業也開始對這一偏方敬而遠之。根據研究機構彭博新能源財經（BNEF）的計算，企業購買的碳抵銷數量相較2021年下降了4%。其中，「避免毀林」類別的碳抵銷供應減少了三分之一。

在英國、歐盟和美國，監管機構開始加大審查公司在淨零承諾中使用碳抵銷的情況。另一方面，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履行減排義務，許多發展中國家也開始重新考慮向發達國家市場供應碳抵銷的做法。例如，印度尼西亞在2022年停止認證碳抵銷項目，並且凍結了碳信用額的出口。

行業面臨信任危機之時，或許正是變革的開始。在遭到批評後，Verra宣佈將在今年第三季度發佈一套新的「避免毀林」類方法論，並且將在2025年年中之前淘汰現有的雨林碳信用項目，替代為更新後的新機制。不僅如此，執掌Verra15年之久的首席執行官也在三月引咎辭職。還有一些尋求改變的人，如行業組織自願碳市場誠信委員會（The Integrity Council for the Voluntary Carbon Market）在三月針對碳抵銷市場信用額度的發放和使用發佈了指導性治理原則，但被批力度不夠、流於表面。

在接受採訪時， South Pole全球傳播負責人卡科寧（Nadia Kähkönen）告訴記者，公司對每一個碳抵銷專案的開發都經過了嚴格的審查，確保碳信用是「payments for results」，即買賣數據均建立在實際的減排成果上。除了依據Verra等規定的核算方法計算出一個專案的氣候效益外，他們也會定期監測森林碳匯的情況變化，並通過協力廠商驗證專案地所能減少或避免排放的二氧化碳當量。

對於當前公司卡里巴專案所面臨的爭議，她認為，外界監管不無必要，但對於碳抵銷市場的發展而言更像是一種「波動」（fluctuations)。「就像任何其他新興市場一樣，動盪的碳市場也有它要面對的審查週期。我們認為這個過程不僅是正常的，而且對碳市場走向成熟至關重要。」

在長期關注自願碳市場發展的杜弗拉森看來，當前圍繞碳抵銷市場的敘事往往過於依賴對單一結果的精準度量，而低估了預測未來的困難，也未能容納一些項目在實施過程帶來的社會影響。「並不是說整個市場都是垃圾，我們應當拋棄它。但我認為，在現在這個系統還繼續存在的時候，我們需要改變看待它的方式，理解一個信用額並不真的等同於一噸二氧化碳。」

他認為，人們需要重新思考「抵銷」的概念。一個專案實施的過程中會產生多方面的影響，它可能固碳能力有限，但為地方民生帶來了許多實際幫助。在測不準的情況下，用一個信用額來代表免於排放的一頓二氧化碳當量並不具備科學意義。但若換一種專案評估方式，讓一個信用額代表諸如性別賦權或減貧上的效益，也許就能讓評估結果更貼近實際情況，杜弗拉森說。

也有一些機構正在研究基於生物多樣性，而非碳匯的信用體系。例如，杜克羅斯與同事正在研究「生物多樣性信用」(biocredit）。與碳信用相似，這個新興指標是一種針對生態效益的計量單位。她告訴記者，希望通過這一指標讓資金流向真正需要它的社區，但如何避免碳抵銷市場上已經出現的教訓，是課題組們正在研究的問題。杜克羅斯說，為了防止洗綠風險，「生物多樣性信用」將僅用於代表對自然生態的淨增投資，而不會用來抵銷另一個地方發生的生態破壞。

主權國家也在介入。津巴布韋政府在五月宣佈新政，要重新評估所有正在進行中的碳抵銷專案，規定未來在其國土上供應的碳抵銷項目收益將有一半收歸國有。這意味著，包括卡里巴在內的項目都必須適應新現實。2022年，津巴布韋供應的30個碳抵銷項目共帶來了4200萬個信用額度，相當於可被交易的4200萬噸減排量。評論家認為，新政是出於讓資金留在本地的目的。但此舉是否意味著能惠及本地居民還有待商榷。

至於如何避免森林碳匯淪為排放大戶合理化高碳排的洗綠工具，氣候科學家給出了一個具體的行動資訊：考慮到二氧化碳在大氣中的留存週期，任何化石能源排放的二氧化碳，都必須避免使用基於林業項目產生的碳信用額度進行抵銷，無論後者作為項目本身有多麼完善。由多個國際組織發起的科學碳目標倡議（Science Based Targets initiative）在發放給企業的減排指南裡則明確提出，天然碳匯供應的碳抵銷應只用於土壤生產過程中產生的排放量。

這也就是說，在這些組織看來，任何以煤炭、石油或天然氣等化石能源為本的公司所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原則上都不能用以防止砍伐或多種樹的手段產生的碳信用進行抵銷。

（Anita Zhang對此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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