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不知道六四在不在你的年度紀念日裏——第34年，我們仍不願太相信公共紀念場域已被抹除，轉場到私人記憶好像是非題。但這提出一些尖銳的疑問，比如：我們為什麼還要紀念？真的還要紀念嗎？我在紀念什麼？為了不讓這些問題淪為符號性的表達，我們找到了三位不同世代、紀念時間比較長、也認真在想為什麼還要這麼做的朋友。不再是集體記憶後，六四可以是集體擁有的私人記憶。端傳媒為「六四34年」製作專題，點擊閱讀第一篇：專訪李立峯：公開的六四紀念消失了，記憶會斷裂嗎？；第二篇：從英國、加拿大到日本，海外的六四集會籌辦者在碰撞中相認
阿潑，七零後，「記」、「念」34年，台灣人
誠實地說，現在問我對六四事件有什麼樣的感受，多半都已經是污染過的，我甚至不太確定自己是否看過坦克車畫面或木樨地的血腥，但被廣場學運新聞震撼的印記始終強烈，因為是一連串的問號。
2010年6月，六四21週年，我發了個六四專題的稿單，想要賭上一睹。
確實是「賭」。
當時我在一個親中的媒體集團工作——經濟版圖跨足兩岸的大老闆堅信，只要讓台灣民眾「正確」認識當代中國，只要能強化交流，就能和平共榮，因此創辦一份專只報導兩岸四地新聞的報紙，而我也在籌備期，加入編採團隊，見證一份「台辦中國報紙」的誕生。
該報創辦那一年，正逢六四事件20週年。對新聞界與倡議者而言，逢五逢十，都是重要的紀念時點，對一個全方位報導中國與兩岸新聞的媒體而言，更是大展拳腳的機會。但即使當時老闆尚未向外媒講出「六四沒有死人」的語句，眾人也知其辦報的目的，並不是讓你指證歷史傷痕；更不用說，當西方世界因為中共鎮壓而紛紛撤資之際大批台商卻反向進入中國市場，從中獲得利益。而這位新興的台灣媒體霸主，正是因六四受惠的紅頂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