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國際 2023 土耳其大選

土耳其大選|海外「首投」選民:我們要把埃爾多安趕下台

入學升職靠關係,女性被視為玩偶,宗教少數被逼害--他們覺得,這個國家爛到骨子裡了。


 插畫:Mantha Mok
插畫:Mantha Mok

土耳其大選將於2023年5月14日舉行。這場是今年國際社會最重要的一場選舉,因已任實權元首二十年的「土耳其強人」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及其領導的執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有機會在這次大選中落敗。有可能把強人拉下台的,除了土耳其正面對的嚴峻經濟問題,還有在二月大地震中暴露的各種管治失當和貪污舞弊。同時,埃爾多安也面對著其他爭議:其政府在敘利亞戰爭中的政策﹑「政治伊斯蘭」與國內人權問題﹑以及土耳其與俄羅斯的關係。而這場選舉結果,亦將影響北約﹑歐盟和中俄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以及土耳其在俄烏戰爭中的角色。

由四月底開始,逾三百四十萬名流散土耳其公民就可以在海外投票,約佔合資格選民人數的5%。據多家媒體報道,今年海外投票人數明顯高於2018年大選。這些海外票很可能是這場選舉的勝負關鍵。端傳媒訪問了三位第一次投票的海外年輕選民。他們跟大部份年輕選民一樣,都把票投給了反對派,但更重要的是--為甚麼?

(孫樂欣,端傳媒實習記者)

Zeynep(大學生,居於英國)

在土耳其,入學﹑面試、升職,通通都靠關係,學歷和知識根本不值一談。

2013年我只有十歲,還在上小學。有一天,班主任跟全班同學說他打算去塔克西姆格子公園(Gezi Park)示威。當時我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過了幾年才知道來龍去脈,原來是環保人士抗議政府把公園改建成購物中心,繼而引發大規模全國示威。

三年後的某個晚上,媽媽徹夜未眠,凌晨三點還在看電視新聞,邊看邊哭,看起來驚惶無措。那時我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只知道我被她吵醒了,完全睡不著,而且她跟我說,那個週末,我們不能出門。後來我才知道,那年發生了一場軍事政變。軍中有人想要推翻總統埃爾多安。

雖然小時候不理解這些新聞的細節,但我從小就知道,政治離我很近很近。其實土耳其小孩都是這樣,12、13歲左右,就開始關心政治和經濟。

上中學後,我就開始認真了解時事,父母常常把新聞發給我,我們會全家人一起看選舉直播。我們都很討厭埃爾多安,支持共和人民黨。我真的很討厭埃爾多安,怎麼會有政府隨便說自己的市民是恐怖份子,還能在幾年間徹底破壞國家經濟?雖然我和父母的政治立場一致,但他們比我謹慎。有一次我把臉書名字改為「Erdoğan Hate Club(討厭埃爾多安俱樂部)」),媽媽知道了大為緊張,要我立即把名字改掉。我當然理解他們,畢竟這是一個記者會被拘捕,說要保護動物權益就會收到恐嚇信的國度。

2022年11月27日,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及其領導的執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舉行的體育場集會上展示了總統埃爾多安的巨幅海報。攝:Burak Kara/Getty Images

2022年11月27日,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及其領導的執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舉行的體育場集會上展示了總統埃爾多安的巨幅海報。攝:Burak Kara/Getty Images

但我出國唸書的最大原因,是土耳其完全沒有選擇的自由。

土耳其的大學入學試分為三個部分,包括基本能力考核(TYT)、現場資格考核(AYT)和外語考核(YDT)。基本能力考核涵蓋土耳其語、人文教育、數學和科學,是大學入學的基本要求,所有學生都必須應考,而現場資格考核包含地理、歷史等學科,題目較為深入,只有某些特定大學學科才要求學生考現場資格考核和外語考核。

對我來說,考試題目不算太難,問題在於整個考試制度非常混亂。我們的大學入學試有三個部分,人人都不一定要考,每個大學學科對這三個考試的分數要求又不一樣,而且近年大學的收生要求和試卷評分準則都不斷改變,以致我們根本不知道分數是如何計算,更不知道可以怎樣準備考試。結果,所有人都填了20個大學志願,然後任由大學隨便決定。我的分數足夠進入頂尖大學的經濟科,但最後卻被分派了一個什麼交換生學位。我身邊很多人比我更不幸,明明成績不錯,卻無法升讀大學,只能下一年重考。

相較之下,英國大學收生的UCAS制度好多了。我能選擇五所喜歡的大學和學科,再排最喜歡的兩所大學,也知道要達到哪個分數,一切都清晰明瞭,我也有更大的選擇權。

除了制度問題,我們也越來越難分辨什麼是正確,什麼是錯誤了。2017年,土耳其政府進行教育改革,下令從高中課程移除與伊斯蘭教抵觸的進化論,並縮短教授土耳其國父阿塔圖克世俗主義的課時。雖然我讀私立學校,老師們會自己設計教材,但到了高中,社會科學的老師還是會教我們如何在考試「正確」地回答關於2016年軍事政變的問題,從而在全國性的大學入學考試得分。

考試不只是埃爾多安的政治遊戲,還充滿利益輸送。每年考試,我們總會聽見有關支持埃爾多安的學生提早獲得試卷的傳聞。土耳其的職場也是這樣,面試、升職通通都靠關係,學歷和知識根本不值一談。

在英國,起碼我有選擇的自由--哪怕我是女性。

在埃爾多安執政下,土耳其女性完全不受任何保障。我們會被歧視,結婚生子後就很難找到工作,家暴女性的男人又不會被捕。所以雖然我居住的區域相對安全,但我晚上七點後就不會出門,因為我真的不知道街上會突然發生什麼事,我也不想父母擔心。

我現在不在土耳其,媽媽還是常常告誡我晚上不要出門。我一個人在異地,爸爸反而更加放心。

但出國了,真的不代表土耳其政局完全與我無關。還記得出發英國前,我和媽媽去銀行兌換英鎊,銀行居然跟我們說英鎊儲備不足,不肯把英鎊給我們。最近土耳其政府同樣因外匯儲備問題,限制人民海外匯款的金額,導致媽媽不能匯錢給我。有時候我看著匯率暴跌,發現自己國家的貨幣原來一文不值,就會有點難過。

2019年11月25日,消除對婦女的暴力行為國際日,示威者在土耳其伊斯坦堡抗議殺害女性和暴力侵害婦女行為。攝:Burak Kara/Getty Images

2019年11月25日,消除對婦女的暴力行為國際日,示威者在土耳其伊斯坦堡抗議殺害女性和暴力侵害婦女行為。攝:Burak Kara/Getty Images

現在我的表弟妹只是初中生,他們已經開始研究國家的經濟問題了。我覺得小朋友應該無憂無慮地長大,但土耳其人的童年總是被政治沾污。

我相信對抗極權時,土耳其人會團結的,只是不知道埃爾多安會不會在選舉造假,甚至拒絕下台。上星期媽媽還告訴我,她會去票站做義工,幫忙監督點票,她尤其想去東部的票站,因為那裡造假特別嚴重。

我希望終有一天,土耳其能以和平和公義聞名,而非利益輸送和壓迫。

Azra(實習生,居於英國)

為保安全,我總是先感受他人的「氣場」,小心試探,安全了才表明自己也思想開放,

我是伊斯蘭教徒,信奉阿列维派(Alevi)。中學那場爭執發生前,我不知道這個身份有什麼特別,只是跟著父母去崇拜、與其他教徒聚會等等,父母也沒跟我說太多。

2011年,土耳其進行總統大選。有一天,同學突然在教室裡對我破口大罵,說他們支持現屆政府,我這些阿列维派人不應該出現。過了那麼多年,我忘了他們實際罵什麼,只記得他們非常生氣,非常恨我,彷彿我是他們的仇人。當年我只有十四歲,真的不知道我得罪了他們甚麼。當刻我沒有反擊,只是強行把所有難聽的話都吞進肚子。委屈,難受,莫名其妙,什麼情緒都有。

土耳其人的家庭觀念很重,事事都會先和家人分享,問他們意見。放學回家後,我把這件事告訴父母,他們第一次把阿列维派的獨特性告訴我。伊斯蘭教是土耳其的最大宗教,大約80%教徒屬於遜尼派(Sunni),只有20%屬於阿列维派。阿列维派是什葉派的分支,允許男女一起進行崇拜,被遜尼派主流視為異端,也不被土耳其政府承認。

原來我們是少數,原來個人身分也是政治。

自此,父母會和我討論宗教和時事議題,我也和所有土耳其少年一樣,打開的政治的大門。家庭對青少年的成長和價值觀都有很大影響,所以我沒有怪罵我的朋友。他們只是被父母影響了。

2011年選舉期間,我不是唯一因身分受辱罵的人,學校每天都有各種各樣的爭執發生。後來老師介入了,他們正式禁止學生討論政治。老師當然也不會分享自己的政治立場。2016軍事政變後,人們之間的分化和仇恨越來越嚴重。人們表達自己的意見,情緒總是極度偏激,也常有演化為肢體衝突。政治彷彿是一條不可觸碰的紅線,要不完全不談,要不引發大戰,和平討論是不存在的。

我不懂得處理紛爭,只能努力避免,漸漸學會察言觀色,從人們細微的舉動洞悉他們的價值觀,再決定是否和他們交朋友。剛進大學時,我不認識任何人,還知道大學充斥著打扮成學生,和學生一起上課的秘密警察,所以為保安全,我總是先感受他人的「氣場」,小心試探,問問他們父母的職業,喜歡那個明星或電視劇,從而猜度他們的價值觀。如果我感到他們與我立場相近,我也會釋出一點「訊號」,簡接顯示我也思想開放,讓他們放心認識我。認識到值得信任的朋友後,我們就只跟同一群人相處,盡量避免和陌生人聊天。

我在任何場合都必須非常小心。不論是說話,還是在社交媒體轉發影片,都想清楚我要說什麼,正在對誰說,最少想兩遍。

雖然宗教信仰令我的身份更敏感,但可以重新選擇的話,我還是會信奉阿列维派。它讓我遇到和自己想法一致的人,讓我安心地表達自己,而且所有阿列维派信徒都很團結,互相扶持。雖然信仰不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事,但對我來說,阿列维派不只是宗教信仰,更是我的身份象徵。

不過,就算我不屬於阿列维派,我還是難以在土耳其安全生活。

2017年1月3日,土耳其伊斯坦布堡的市民參加伊斯坦布堡夜總會恐怖襲擊的紀念活動時。

2017年1月3日,土耳其伊斯坦布堡的市民參加伊斯坦布堡夜總會恐怖襲擊的紀念活動時。

2017年1月1日,我們全家在家一起看直播倒數,歡聲笑語間,一則新聞突然在電視螢幕出現:伊斯坦堡的一所夜店遭受恐怖襲擊,至少39人喪生。自此,恐怖襲擊就接二連三地發生,總是有大量警察在商場和地鐵站巡邏,檢查路人的隨身物品,全國都時刻處於警戒狀態。爸爸不再允許我們和妹妹搭地鐵,每次我們出門,他也會不斷發訊息,確保我們安全。就算上了大學,我和朋友也不會在晚上出門,只會留在宿舍。我們已經非常小心,還是難以避免悲劇發生。我的大學朋友,就在一次地鐵恐襲中喪生了。

我希望基里達歐魯贏,土耳其真的需要改變。但即使他贏了,土耳其會變好嗎?我們總能為經濟和教育問題找出解決方法,但人與人之間的仇恨,可以怎樣化解呢?

我從小就很想出國,我很想探索世上不同的文化,認識說不同語言的人,了解為何人與人之間可以有那麼大的差異;我想出國工作,不會因為經濟太差,薪金太低,到了35歲還不能稱為一個獨立的女性。我不想事事靠關係,我想因為我自己而成功,而不是因為我是某人的女兒。

我在土耳其長大,很愛這個地方。但如果我不能自由表達自己,不能在那裡感到安全,我不會回去。

Emine(大學生,居於美國)

作為土耳其女性,我就只是一個扯線玩偶,除了身材就毫無意義,甚麼都不能做。

我今年18歲,居然剛好能在18歲投票,真的很興奮!

我18歲前已經很想投票,希望能為改變盡一分力。我已經忘了自己是從何時開始關心時事,但我從小就經常表達自己的意見。我知道在學校,政治很敏感,因為同學們都來自不同的家庭和宗教背景,但我不在乎。立場不同也沒關係呀,我就是喜歡把所思所想講出來,與不同人聊天,接觸不同的觀點和角度。因此,我經常和他人聊時事,或者在社交媒體分享新聞。有時我能改變別人的看法,有時徒勞無功,但沒所謂,對話是必須的。

和立場不同的人聊天很容易發生爭執,但我跟別人討論多了,漸漸學會了觀察對方是否願意溝通,而我覺得「聆聽」是決定是否與對方繼續對話的重點。如果對方完全不願意聆聽,打斷我的話,不講道理,甚至對我尖叫大喊,那我就會放棄,直接離開。如果對方展示聆聽的意欲,我就繼續講下去,而且不單是分享想法,還是解釋自己為什麼這樣想。我不奢求人們同意,他們肯聆聽,已經很好了。

性別,是最容易引起爭執的話題。

上中學後,我和所有青少年一樣開始關心社會,思索個人身分認同。我發現我不只是女性,還是一名酷兒。我很難具體地說女性或酷兒會遭受什麼岐視,不過岐視真的無處不在。每次我說起為何政府應該給予同性戀者更多權力和自由,很多長輩甚至同齡人都會反駁我,說我有問題。日常對話中,男人總是性化(sexualise)女性,對女性身體評頭品足,說女朋友不應做這做那,彷彿作為女性,我就只是一個扯線玩偶,除了身材就毫無意義,甚麼都不能做。同齡的,比我大的,我認識的,住附近的,都是這樣說,我真的受不了。

土耳其女性除了經常遭受言語侮辱,連人身安全都不受保障。根據土耳其法律,如果殺人犯因「不公刺激」(unjust provocation)犯罪,便無須判處無期徒刑。由於不少土耳其法官偏袒男性,因此更輕易裁定男性犯人因「不公刺激」傷害甚至謀殺女性,決定縮減刑期甚至不判罪。根據土耳其女性協會聯合會,2020年有409名女性遭謀殺,是2008年(66名)的六倍以上。為保安全,我盡量不會再晚上出門,如果真的要外出,也一定是和家人或一大群朋友一起。但誰說早上出門就一定安全?司法制度如此荒謬,男人還是會在光天化日下犯案。對我來說,沒有廉恥的男人真的太多了。

法律不保障女性,身邊不少人也有份傷害女性-只有我們能為自己發聲了。

於是,16歲那年,我參與了一個爭取女性和同志權益的組織。在那裡工作的都是義工。我負責把它的文章和調查報告翻譯成英文,希望更多人看見土耳其女性和性小眾承受的苦況。我們很努力了,但去年政府不僅退出防止女性暴力的「伊斯坦堡公約」,還對我們組織提出起訴,現在我們還在和政府打官司。

2021年8月14日,土耳其伊斯坦堡,土耳其婦女團體 Kampus Cadiari的成員穿著電視劇《使女的故事》中的服裝抗議土耳其退出《伊斯坦堡公約》(Istanbul Convention)。攝:Mehmet Kacmaz/Getty Images

2021年8月14日,土耳其伊斯坦堡,土耳其婦女團體 Kampus Cadiari的成員穿著電視劇《使女的故事》中的服裝抗議土耳其退出《伊斯坦堡公約》(Istanbul Convention)。攝:Mehmet Kacmaz/Getty Images

我知道政治很敏感,還很危險,每次我因為敢言惹禍,父母都會非常生氣。幸好他們和我想法一致,所以雖然擔心,還是相信我的判斷,支持我參與女權運動。我隨時都準備好對我的言行負責,所以我不太擔心自己的安全,還是比較擔心他們,畢竟他們還身處土耳其。

離開土耳其後,我希望可以有多一重保障,為受壓迫的人爭取更多權益。雖然我沒怎麼認識學校裡的土耳其同學,但我一直努力把土耳其的政治和經濟問題告訴身邊的人,之前土耳其地震,我也有幫忙舉行籌款活動,負責宣傳和製作海報。我不知道畢業以後會不會回去,但不管身處何地,我還是會盡我所能,帶來一點改變。

說實話,我不知道反對派有多大機會贏;就算反對派勝出,也不肯定土耳其會不會有所改變。但我相信,如果埃爾多安下台,至少我們會有多一點自由,能說自己想說的話。哪怕經濟還是一樣糟糕,保守派或宗教人士還是不滿女性和性小眾,至少我們有更大的空間為自己發聲。有了自由,我們就能改變很多事情了。

我不奢望反對派做些什麼,因為歸根究底,改變源自人民。我相信有很多人不滿埃爾多安,只是當初就是因為很多人安於現狀,政府做什麼都覺得沒問題,土耳其才會淪落至此。土耳其的未來不完全取決於誰當總統,還有我們願意付出多少吧。

我覺得這次選舉非常重要,但絕對不是阻擋極權的最後機會--我還是想保有希望的。

(尊重受訪者意願,Zeynep﹑Azra和Emine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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