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大选将于2023年5月14日举行。这场是今年国际社会最重要的一场选举，因已任实权元首二十年的“土耳其强人”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及其领导的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AKP）有机会在这次大选中落败。有可能把强人拉下台的，除了土耳其正面对的严峻经济问题，还有在二月大地震中暴露的各种管治失当和贪污舞弊。同时，埃尔多安也面对著其他争议：其政府在叙利亚战争中的政策﹑“政治伊斯兰”与国内人权问题﹑以及土耳其与俄罗斯的关系。而这场选举结果，亦将影响北约﹑欧盟和中俄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以及土耳其在俄乌战争中的角色。
由四月底开始，逾三百四十万名流散土耳其公民就可以在海外投票，约占合资格选民人数的5%。据多家媒体报道，今年海外投票人数明显高于2018年大选。这些海外票很可能是这场选举的胜负关键。端传媒访问了三位第一次投票的海外年轻选民。他们跟大部份年轻选民一样，都把票投给了反对派，但更重要的是－－为甚么？
（孙乐欣，端传媒实习记者）
Zeynep（大学生，居于英国）
在土耳其，入学﹑面试、升职，通通都靠关系，学历和知识根本不值一谈。
2013年我只有十岁，还在上小学。有一天，班主任跟全班同学说他打算去塔克西姆格子公园（Gezi Park）示威。当时我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过了几年才知道来龙去脉，原来是环保人士抗议政府把公园改建成购物中心，继而引发大规模全国示威。
三年后的某个晚上，妈妈彻夜未眠，凌晨三点还在看电视新闻，边看边哭，看起来惊惶无措。那时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只知道我被她吵醒了，完全睡不著，而且她跟我说，那个周末，我们不能出门。后来我才知道，那年发生了一场军事政变。军中有人想要推翻总统埃尔多安。
虽然小时候不理解这些新闻的细节，但我从小就知道，政治离我很近很近。其实土耳其小孩都是这样，12、13岁左右，就开始关心政治和经济。
上中学后，我就开始认真了解时事，父母常常把新闻发给我，我们会全家人一起看选举直播。我们都很讨厌埃尔多安，支持共和人民党。我真的很讨厌埃尔多安，怎么会有政府随便说自己的市民是恐怖份子，还能在几年间彻底破坏国家经济？虽然我和父母的政治立场一致，但他们比我谨慎。有一次我把脸书名字改为“Erdoğan Hate Club（讨厌埃尔多安俱乐部）”），妈妈知道了大为紧张，要我立即把名字改掉。我当然理解他们，毕竟这是一个记者会被拘捕，说要保护动物权益就会收到恐吓信的国度。
但我出国念书的最大原因，是土耳其完全没有选择的自由。
土耳其的大学入学试分为三个部分，包括基本能力考核（TYT）、现场资格考核（AYT）和外语考核（YDT）。基本能力考核涵盖土耳其语、人文教育、数学和科学，是大学入学的基本要求，所有学生都必须应考，而现场资格考核包含地理、历史等学科，题目较为深入，只有某些特定大学学科才要求学生考现场资格考核和外语考核。
对我来说，考试题目不算太难，问题在于整个考试制度非常混乱。我们的大学入学试有三个部分，人人都不一定要考，每个大学学科对这三个考试的分数要求又不一样，而且近年大学的收生要求和试卷评分准则都不断改变，以致我们根本不知道分数是如何计算，更不知道可以怎样准备考试。结果，所有人都填了20个大学志愿，然后任由大学随便决定。我的分数足够进入顶尖大学的经济科，但最后却被分派了一个什么交换生学位。我身边很多人比我更不幸，明明成绩不错，却无法升读大学，只能下一年重考。
相较之下，英国大学收生的UCAS制度好多了。我能选择五所喜欢的大学和学科，再排最喜欢的两所大学，也知道要达到哪个分数，一切都清晰明了，我也有更大的选择权。
除了制度问题，我们也越来越难分辨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了。2017年，土耳其政府进行教育改革，下令从高中课程移除与伊斯兰教抵触的进化论，并缩短教授土耳其国父阿塔图克世俗主义的课时。虽然我读私立学校，老师们会自己设计教材，但到了高中，社会科学的老师还是会教我们如何在考试“正确”地回答关于2016年军事政变的问题，从而在全国性的大学入学考试得分。
考试不只是埃尔多安的政治游戏，还充满利益输送。每年考试，我们总会听见有关支持埃尔多安的学生提早获得试卷的传闻。土耳其的职场也是这样，面试、升职通通都靠关系，学历和知识根本不值一谈。
在英国，起码我有选择的自由－－哪怕我是女性。
在埃尔多安执政下，土耳其女性完全不受任何保障。我们会被歧视，结婚生子后就很难找到工作，家暴女性的男人又不会被捕。所以虽然我居住的区域相对安全，但我晚上七点后就不会出门，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街上会突然发生什么事，我也不想父母担心。
我现在不在土耳其，妈妈还是常常告诫我晚上不要出门。我一个人在异地，爸爸反而更加放心。
但出国了，真的不代表土耳其政局完全与我无关。还记得出发英国前，我和妈妈去银行兑换英镑，银行居然跟我们说英镑储备不足，不肯把英镑给我们。最近土耳其政府同样因外汇储备问题，限制人民海外汇款的金额，导致妈妈不能汇钱给我。有时候我看著汇率暴跌，发现自己国家的货币原来一文不值，就会有点难过。
现在我的表弟妹只是初中生，他们已经开始研究国家的经济问题了。我觉得小朋友应该无忧无虑地长大，但土耳其人的童年总是被政治沾污。
我相信对抗极权时，土耳其人会团结的，只是不知道埃尔多安会不会在选举造假，甚至拒绝下台。上星期妈妈还告诉我，她会去票站做义工，帮忙监督点票，她尤其想去东部的票站，因为那里造假特别严重。
我希望终有一天，土耳其能以和平和公义闻名，而非利益输送和压迫。
Azra（实习生，居于英国）
为保安全，我总是先感受他人的“气场”，小心试探，安全了才表明自己也思想开放，
我是伊斯兰教徒，信奉阿列维派（Alevi）。中学那场争执发生前，我不知道这个身份有什么特别，只是跟著父母去崇拜、与其他教徒聚会等等，父母也没跟我说太多。
2011年，土耳其进行总统大选。有一天，同学突然在教室里对我破口大骂，说他们支持现届政府，我这些阿列维派人不应该出现。过了那么多年，我忘了他们实际骂什么，只记得他们非常生气，非常恨我，仿佛我是他们的仇人。当年我只有十四岁，真的不知道我得罪了他们甚么。当刻我没有反击，只是强行把所有难听的话都吞进肚子。委屈，难受，莫名其妙，什么情绪都有。
土耳其人的家庭观念很重，事事都会先和家人分享，问他们意见。放学回家后，我把这件事告诉父母，他们第一次把阿列维派的独特性告诉我。伊斯兰教是土耳其的最大宗教，大约80%教徒属于逊尼派（Sunni），只有20%属于阿列维派。阿列维派是什叶派的分支，允许男女一起进行崇拜，被逊尼派主流视为异端，也不被土耳其政府承认。
原来我们是少数，原来个人身分也是政治。
自此，父母会和我讨论宗教和时事议题，我也和所有土耳其少年一样，打开的政治的大门。家庭对青少年的成长和价值观都有很大影响，所以我没有怪骂我的朋友。他们只是被父母影响了。
2011年选举期间，我不是唯一因身分受辱骂的人，学校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争执发生。后来老师介入了，他们正式禁止学生讨论政治。老师当然也不会分享自己的政治立场。2016军事政变后，人们之间的分化和仇恨越来越严重。人们表达自己的意见，情绪总是极度偏激，也常有演化为肢体冲突。政治仿佛是一条不可触碰的红线，要不完全不谈，要不引发大战，和平讨论是不存在的。
我不懂得处理纷争，只能努力避免，渐渐学会察言观色，从人们细微的举动洞悉他们的价值观，再决定是否和他们交朋友。刚进大学时，我不认识任何人，还知道大学充斥著打扮成学生，和学生一起上课的秘密警察，所以为保安全，我总是先感受他人的“气场”，小心试探，问问他们父母的职业，喜欢那个明星或电视剧，从而猜度他们的价值观。如果我感到他们与我立场相近，我也会释出一点“讯号”，简接显示我也思想开放，让他们放心认识我。认识到值得信任的朋友后，我们就只跟同一群人相处，尽量避免和陌生人聊天。
我在任何场合都必须非常小心。不论是说话，还是在社交媒体转发影片，都想清楚我要说什么，正在对谁说，最少想两遍。
虽然宗教信仰令我的身份更敏感，但可以重新选择的话，我还是会信奉阿列维派。它让我遇到和自己想法一致的人，让我安心地表达自己，而且所有阿列维派信徒都很团结，互相扶持。虽然信仰不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事，但对我来说，阿列维派不只是宗教信仰，更是我的身份象征。
不过，就算我不属于阿列维派，我还是难以在土耳其安全生活。
2017年1月1日，我们全家在家一起看直播倒数，欢声笑语间，一则新闻突然在电视萤幕出现：伊斯坦堡的一所夜店遭受恐怖袭击，至少39人丧生。自此，恐怖袭击就接二连三地发生，总是有大量警察在商场和地铁站巡逻，检查路人的随身物品，全国都时刻处于警戒状态。爸爸不再允许我们和妹妹搭地铁，每次我们出门，他也会不断发讯息，确保我们安全。就算上了大学，我和朋友也不会在晚上出门，只会留在宿舍。我们已经非常小心，还是难以避免悲剧发生。我的大学朋友，就在一次地铁恐袭中丧生了。
我希望基里达欧鲁赢，土耳其真的需要改变。但即使他赢了，土耳其会变好吗？我们总能为经济和教育问题找出解决方法，但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可以怎样化解呢？
我从小就很想出国，我很想探索世上不同的文化，认识说不同语言的人，了解为何人与人之间可以有那么大的差异；我想出国工作，不会因为经济太差，薪金太低，到了35岁还不能称为一个独立的女性。我不想事事靠关系，我想因为我自己而成功，而不是因为我是某人的女儿。
我在土耳其长大，很爱这个地方。但如果我不能自由表达自己，不能在那里感到安全，我不会回去。
Emine（大学生，居于美国）
作为土耳其女性，我就只是一个扯线玩偶，除了身材就毫无意义，甚么都不能做。
我今年18岁，居然刚好能在18岁投票，真的很兴奋！
我18岁前已经很想投票，希望能为改变尽一分力。我已经忘了自己是从何时开始关心时事，但我从小就经常表达自己的意见。我知道在学校，政治很敏感，因为同学们都来自不同的家庭和宗教背景，但我不在乎。立场不同也没关系呀，我就是喜欢把所思所想讲出来，与不同人聊天，接触不同的观点和角度。因此，我经常和他人聊时事，或者在社交媒体分享新闻。有时我能改变别人的看法，有时徒劳无功，但没所谓，对话是必须的。
和立场不同的人聊天很容易发生争执，但我跟别人讨论多了，渐渐学会了观察对方是否愿意沟通，而我觉得“聆听”是决定是否与对方继续对话的重点。如果对方完全不愿意聆听，打断我的话，不讲道理，甚至对我尖叫大喊，那我就会放弃，直接离开。如果对方展示聆听的意欲，我就继续讲下去，而且不单是分享想法，还是解释自己为什么这样想。我不奢求人们同意，他们肯聆听，已经很好了。
性别，是最容易引起争执的话题。
上中学后，我和所有青少年一样开始关心社会，思索个人身分认同。我发现我不只是女性，还是一名酷儿。我很难具体地说女性或酷儿会遭受什么岐视，不过岐视真的无处不在。每次我说起为何政府应该给予同性恋者更多权力和自由，很多长辈甚至同龄人都会反驳我，说我有问题。日常对话中，男人总是性化（sexualise）女性，对女性身体评头品足，说女朋友不应做这做那，仿佛作为女性，我就只是一个扯线玩偶，除了身材就毫无意义，甚么都不能做。同龄的，比我大的，我认识的，住附近的，都是这样说，我真的受不了。
土耳其女性除了经常遭受言语侮辱，连人身安全都不受保障。根据土耳其法律，如果杀人犯因“不公刺激”（unjust provocation）犯罪，便无须判处无期徒刑。由于不少土耳其法官偏袒男性，因此更轻易裁定男性犯人因“不公刺激”伤害甚至谋杀女性，决定缩减刑期甚至不判罪。根据土耳其女性协会联合会，2020年有409名女性遭谋杀，是2008年（66名）的六倍以上。为保安全，我尽量不会再晚上出门，如果真的要外出，也一定是和家人或一大群朋友一起。但谁说早上出门就一定安全？司法制度如此荒谬，男人还是会在光天化日下犯案。对我来说，没有廉耻的男人真的太多了。
法律不保障女性，身边不少人也有份伤害女性－只有我们能为自己发声了。
于是，16岁那年，我参与了一个争取女性和同志权益的组织。在那里工作的都是义工。我负责把它的文章和调查报告翻译成英文，希望更多人看见土耳其女性和性小众承受的苦况。我们很努力了，但去年政府不仅退出防止女性暴力的“伊斯坦堡公约”，还对我们组织提出起诉，现在我们还在和政府打官司。
我知道政治很敏感，还很危险，每次我因为敢言惹祸，父母都会非常生气。幸好他们和我想法一致，所以虽然担心，还是相信我的判断，支持我参与女权运动。我随时都准备好对我的言行负责，所以我不太担心自己的安全，还是比较担心他们，毕竟他们还身处土耳其。
离开土耳其后，我希望可以有多一重保障，为受压迫的人争取更多权益。虽然我没怎么认识学校里的土耳其同学，但我一直努力把土耳其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告诉身边的人，之前土耳其地震，我也有帮忙举行筹款活动，负责宣传和制作海报。我不知道毕业以后会不会回去，但不管身处何地，我还是会尽我所能，带来一点改变。
说实话，我不知道反对派有多大机会赢；就算反对派胜出，也不肯定土耳其会不会有所改变。但我相信，如果埃尔多安下台，至少我们会有多一点自由，能说自己想说的话。哪怕经济还是一样糟糕，保守派或宗教人士还是不满女性和性小众，至少我们有更大的空间为自己发声。有了自由，我们就能改变很多事情了。
我不奢望反对派做些什么，因为归根究底，改变源自人民。我相信有很多人不满埃尔多安，只是当初就是因为很多人安于现状，政府做什么都觉得没问题，土耳其才会沦落至此。土耳其的未来不完全取决于谁当总统，还有我们愿意付出多少吧。
我觉得这次选举非常重要，但绝对不是阻挡极权的最后机会－－我还是想保有希望的。
（尊重受访者意愿，Zeynep﹑Azra和Emine均为化名。）
很不错的报道，中文报道中很少看到的选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