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大選將於2023年5月14日舉行。這場是今年國際社會最重要的一場選舉，因已任實權元首二十年的「土耳其強人」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及其領導的執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有機會在這次大選中落敗。有可能把強人拉下台的，除了土耳其正面對的嚴峻經濟問題，還有在二月大地震中暴露的各種管治失當和貪污舞弊。同時，埃爾多安也面對著其他爭議：其政府在敘利亞戰爭中的政策﹑「政治伊斯蘭」與國內人權問題﹑以及土耳其與俄羅斯的關係。而這場選舉結果，亦將影響北約﹑歐盟和中俄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以及土耳其在俄烏戰爭中的角色。
由四月底開始，逾三百四十萬名流散土耳其公民就可以在海外投票，約佔合資格選民人數的5%。據多家媒體報道，今年海外投票人數明顯高於2018年大選。這些海外票很可能是這場選舉的勝負關鍵。端傳媒訪問了三位第一次投票的海外年輕選民。他們跟大部份年輕選民一樣，都把票投給了反對派，但更重要的是－－為甚麼？
（孫樂欣，端傳媒實習記者）
Zeynep（大學生，居於英國）
在土耳其，入學﹑面試、升職，通通都靠關係，學歷和知識根本不值一談。
2013年我只有十歲，還在上小學。有一天，班主任跟全班同學說他打算去塔克西姆格子公園（Gezi Park）示威。當時我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過了幾年才知道來龍去脈，原來是環保人士抗議政府把公園改建成購物中心，繼而引發大規模全國示威。
三年後的某個晚上，媽媽徹夜未眠，凌晨三點還在看電視新聞，邊看邊哭，看起來驚惶無措。那時我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只知道我被她吵醒了，完全睡不著，而且她跟我說，那個週末，我們不能出門。後來我才知道，那年發生了一場軍事政變。軍中有人想要推翻總統埃爾多安。
雖然小時候不理解這些新聞的細節，但我從小就知道，政治離我很近很近。其實土耳其小孩都是這樣，12、13歲左右，就開始關心政治和經濟。
上中學後，我就開始認真了解時事，父母常常把新聞發給我，我們會全家人一起看選舉直播。我們都很討厭埃爾多安，支持共和人民黨。我真的很討厭埃爾多安，怎麼會有政府隨便說自己的市民是恐怖份子，還能在幾年間徹底破壞國家經濟？雖然我和父母的政治立場一致，但他們比我謹慎。有一次我把臉書名字改為「Erdoğan Hate Club（討厭埃爾多安俱樂部）」），媽媽知道了大為緊張，要我立即把名字改掉。我當然理解他們，畢竟這是一個記者會被拘捕，說要保護動物權益就會收到恐嚇信的國度。
但我出國唸書的最大原因，是土耳其完全沒有選擇的自由。
土耳其的大學入學試分為三個部分，包括基本能力考核（TYT）、現場資格考核（AYT）和外語考核（YDT）。基本能力考核涵蓋土耳其語、人文教育、數學和科學，是大學入學的基本要求，所有學生都必須應考，而現場資格考核包含地理、歷史等學科，題目較為深入，只有某些特定大學學科才要求學生考現場資格考核和外語考核。
對我來說，考試題目不算太難，問題在於整個考試制度非常混亂。我們的大學入學試有三個部分，人人都不一定要考，每個大學學科對這三個考試的分數要求又不一樣，而且近年大學的收生要求和試卷評分準則都不斷改變，以致我們根本不知道分數是如何計算，更不知道可以怎樣準備考試。結果，所有人都填了20個大學志願，然後任由大學隨便決定。我的分數足夠進入頂尖大學的經濟科，但最後卻被分派了一個什麼交換生學位。我身邊很多人比我更不幸，明明成績不錯，卻無法升讀大學，只能下一年重考。
相較之下，英國大學收生的UCAS制度好多了。我能選擇五所喜歡的大學和學科，再排最喜歡的兩所大學，也知道要達到哪個分數，一切都清晰明瞭，我也有更大的選擇權。
除了制度問題，我們也越來越難分辨什麼是正確，什麼是錯誤了。2017年，土耳其政府進行教育改革，下令從高中課程移除與伊斯蘭教抵觸的進化論，並縮短教授土耳其國父阿塔圖克世俗主義的課時。雖然我讀私立學校，老師們會自己設計教材，但到了高中，社會科學的老師還是會教我們如何在考試「正確」地回答關於2016年軍事政變的問題，從而在全國性的大學入學考試得分。
考試不只是埃爾多安的政治遊戲，還充滿利益輸送。每年考試，我們總會聽見有關支持埃爾多安的學生提早獲得試卷的傳聞。土耳其的職場也是這樣，面試、升職通通都靠關係，學歷和知識根本不值一談。
在英國，起碼我有選擇的自由－－哪怕我是女性。
在埃爾多安執政下，土耳其女性完全不受任何保障。我們會被歧視，結婚生子後就很難找到工作，家暴女性的男人又不會被捕。所以雖然我居住的區域相對安全，但我晚上七點後就不會出門，因為我真的不知道街上會突然發生什麼事，我也不想父母擔心。
我現在不在土耳其，媽媽還是常常告誡我晚上不要出門。我一個人在異地，爸爸反而更加放心。
但出國了，真的不代表土耳其政局完全與我無關。還記得出發英國前，我和媽媽去銀行兌換英鎊，銀行居然跟我們說英鎊儲備不足，不肯把英鎊給我們。最近土耳其政府同樣因外匯儲備問題，限制人民海外匯款的金額，導致媽媽不能匯錢給我。有時候我看著匯率暴跌，發現自己國家的貨幣原來一文不值，就會有點難過。
現在我的表弟妹只是初中生，他們已經開始研究國家的經濟問題了。我覺得小朋友應該無憂無慮地長大，但土耳其人的童年總是被政治沾污。
我相信對抗極權時，土耳其人會團結的，只是不知道埃爾多安會不會在選舉造假，甚至拒絕下台。上星期媽媽還告訴我，她會去票站做義工，幫忙監督點票，她尤其想去東部的票站，因為那裡造假特別嚴重。
我希望終有一天，土耳其能以和平和公義聞名，而非利益輸送和壓迫。
Azra（實習生，居於英國）
為保安全，我總是先感受他人的「氣場」，小心試探，安全了才表明自己也思想開放，
我是伊斯蘭教徒，信奉阿列维派（Alevi）。中學那場爭執發生前，我不知道這個身份有什麼特別，只是跟著父母去崇拜、與其他教徒聚會等等，父母也沒跟我說太多。
2011年，土耳其進行總統大選。有一天，同學突然在教室裡對我破口大罵，說他們支持現屆政府，我這些阿列维派人不應該出現。過了那麼多年，我忘了他們實際罵什麼，只記得他們非常生氣，非常恨我，彷彿我是他們的仇人。當年我只有十四歲，真的不知道我得罪了他們甚麼。當刻我沒有反擊，只是強行把所有難聽的話都吞進肚子。委屈，難受，莫名其妙，什麼情緒都有。
土耳其人的家庭觀念很重，事事都會先和家人分享，問他們意見。放學回家後，我把這件事告訴父母，他們第一次把阿列维派的獨特性告訴我。伊斯蘭教是土耳其的最大宗教，大約80%教徒屬於遜尼派（Sunni），只有20%屬於阿列维派。阿列维派是什葉派的分支，允許男女一起進行崇拜，被遜尼派主流視為異端，也不被土耳其政府承認。
原來我們是少數，原來個人身分也是政治。
自此，父母會和我討論宗教和時事議題，我也和所有土耳其少年一樣，打開的政治的大門。家庭對青少年的成長和價值觀都有很大影響，所以我沒有怪罵我的朋友。他們只是被父母影響了。
2011年選舉期間，我不是唯一因身分受辱罵的人，學校每天都有各種各樣的爭執發生。後來老師介入了，他們正式禁止學生討論政治。老師當然也不會分享自己的政治立場。2016軍事政變後，人們之間的分化和仇恨越來越嚴重。人們表達自己的意見，情緒總是極度偏激，也常有演化為肢體衝突。政治彷彿是一條不可觸碰的紅線，要不完全不談，要不引發大戰，和平討論是不存在的。
我不懂得處理紛爭，只能努力避免，漸漸學會察言觀色，從人們細微的舉動洞悉他們的價值觀，再決定是否和他們交朋友。剛進大學時，我不認識任何人，還知道大學充斥著打扮成學生，和學生一起上課的秘密警察，所以為保安全，我總是先感受他人的「氣場」，小心試探，問問他們父母的職業，喜歡那個明星或電視劇，從而猜度他們的價值觀。如果我感到他們與我立場相近，我也會釋出一點「訊號」，簡接顯示我也思想開放，讓他們放心認識我。認識到值得信任的朋友後，我們就只跟同一群人相處，盡量避免和陌生人聊天。
我在任何場合都必須非常小心。不論是說話，還是在社交媒體轉發影片，都想清楚我要說什麼，正在對誰說，最少想兩遍。
雖然宗教信仰令我的身份更敏感，但可以重新選擇的話，我還是會信奉阿列维派。它讓我遇到和自己想法一致的人，讓我安心地表達自己，而且所有阿列维派信徒都很團結，互相扶持。雖然信仰不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事，但對我來說，阿列维派不只是宗教信仰，更是我的身份象徵。
不過，就算我不屬於阿列维派，我還是難以在土耳其安全生活。
2017年1月1日，我們全家在家一起看直播倒數，歡聲笑語間，一則新聞突然在電視螢幕出現：伊斯坦堡的一所夜店遭受恐怖襲擊，至少39人喪生。自此，恐怖襲擊就接二連三地發生，總是有大量警察在商場和地鐵站巡邏，檢查路人的隨身物品，全國都時刻處於警戒狀態。爸爸不再允許我們和妹妹搭地鐵，每次我們出門，他也會不斷發訊息，確保我們安全。就算上了大學，我和朋友也不會在晚上出門，只會留在宿舍。我們已經非常小心，還是難以避免悲劇發生。我的大學朋友，就在一次地鐵恐襲中喪生了。
我希望基里達歐魯贏，土耳其真的需要改變。但即使他贏了，土耳其會變好嗎？我們總能為經濟和教育問題找出解決方法，但人與人之間的仇恨，可以怎樣化解呢？
我從小就很想出國，我很想探索世上不同的文化，認識說不同語言的人，了解為何人與人之間可以有那麼大的差異；我想出國工作，不會因為經濟太差，薪金太低，到了35歲還不能稱為一個獨立的女性。我不想事事靠關係，我想因為我自己而成功，而不是因為我是某人的女兒。
我在土耳其長大，很愛這個地方。但如果我不能自由表達自己，不能在那裡感到安全，我不會回去。
Emine（大學生，居於美國）
作為土耳其女性，我就只是一個扯線玩偶，除了身材就毫無意義，甚麼都不能做。
我今年18歲，居然剛好能在18歲投票，真的很興奮！
我18歲前已經很想投票，希望能為改變盡一分力。我已經忘了自己是從何時開始關心時事，但我從小就經常表達自己的意見。我知道在學校，政治很敏感，因為同學們都來自不同的家庭和宗教背景，但我不在乎。立場不同也沒關係呀，我就是喜歡把所思所想講出來，與不同人聊天，接觸不同的觀點和角度。因此，我經常和他人聊時事，或者在社交媒體分享新聞。有時我能改變別人的看法，有時徒勞無功，但沒所謂，對話是必須的。
和立場不同的人聊天很容易發生爭執，但我跟別人討論多了，漸漸學會了觀察對方是否願意溝通，而我覺得「聆聽」是決定是否與對方繼續對話的重點。如果對方完全不願意聆聽，打斷我的話，不講道理，甚至對我尖叫大喊，那我就會放棄，直接離開。如果對方展示聆聽的意欲，我就繼續講下去，而且不單是分享想法，還是解釋自己為什麼這樣想。我不奢求人們同意，他們肯聆聽，已經很好了。
性別，是最容易引起爭執的話題。
上中學後，我和所有青少年一樣開始關心社會，思索個人身分認同。我發現我不只是女性，還是一名酷兒。我很難具體地說女性或酷兒會遭受什麼岐視，不過岐視真的無處不在。每次我說起為何政府應該給予同性戀者更多權力和自由，很多長輩甚至同齡人都會反駁我，說我有問題。日常對話中，男人總是性化（sexualise）女性，對女性身體評頭品足，說女朋友不應做這做那，彷彿作為女性，我就只是一個扯線玩偶，除了身材就毫無意義，甚麼都不能做。同齡的，比我大的，我認識的，住附近的，都是這樣說，我真的受不了。
土耳其女性除了經常遭受言語侮辱，連人身安全都不受保障。根據土耳其法律，如果殺人犯因「不公刺激」（unjust provocation）犯罪，便無須判處無期徒刑。由於不少土耳其法官偏袒男性，因此更輕易裁定男性犯人因「不公刺激」傷害甚至謀殺女性，決定縮減刑期甚至不判罪。根據土耳其女性協會聯合會，2020年有409名女性遭謀殺，是2008年（66名）的六倍以上。為保安全，我盡量不會再晚上出門，如果真的要外出，也一定是和家人或一大群朋友一起。但誰說早上出門就一定安全？司法制度如此荒謬，男人還是會在光天化日下犯案。對我來說，沒有廉恥的男人真的太多了。
法律不保障女性，身邊不少人也有份傷害女性－只有我們能為自己發聲了。
於是，16歲那年，我參與了一個爭取女性和同志權益的組織。在那裡工作的都是義工。我負責把它的文章和調查報告翻譯成英文，希望更多人看見土耳其女性和性小眾承受的苦況。我們很努力了，但去年政府不僅退出防止女性暴力的「伊斯坦堡公約」，還對我們組織提出起訴，現在我們還在和政府打官司。
我知道政治很敏感，還很危險，每次我因為敢言惹禍，父母都會非常生氣。幸好他們和我想法一致，所以雖然擔心，還是相信我的判斷，支持我參與女權運動。我隨時都準備好對我的言行負責，所以我不太擔心自己的安全，還是比較擔心他們，畢竟他們還身處土耳其。
離開土耳其後，我希望可以有多一重保障，為受壓迫的人爭取更多權益。雖然我沒怎麼認識學校裡的土耳其同學，但我一直努力把土耳其的政治和經濟問題告訴身邊的人，之前土耳其地震，我也有幫忙舉行籌款活動，負責宣傳和製作海報。我不知道畢業以後會不會回去，但不管身處何地，我還是會盡我所能，帶來一點改變。
說實話，我不知道反對派有多大機會贏；就算反對派勝出，也不肯定土耳其會不會有所改變。但我相信，如果埃爾多安下台，至少我們會有多一點自由，能說自己想說的話。哪怕經濟還是一樣糟糕，保守派或宗教人士還是不滿女性和性小眾，至少我們有更大的空間為自己發聲。有了自由，我們就能改變很多事情了。
我不奢望反對派做些什麼，因為歸根究底，改變源自人民。我相信有很多人不滿埃爾多安，只是當初就是因為很多人安於現狀，政府做什麼都覺得沒問題，土耳其才會淪落至此。土耳其的未來不完全取決於誰當總統，還有我們願意付出多少吧。
我覺得這次選舉非常重要，但絕對不是阻擋極權的最後機會－－我還是想保有希望的。
（尊重受訪者意願，Zeynep﹑Azra和Emine均為化名。）
很不错的报道，中文报道中很少看到的选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