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中國職業教育的困境：強制性的分流安排，與被污名化的職校學生

單固純，社會學研究者。

對於中國大多數普通家庭的家長而言，關於子女教育的焦慮似乎從來無法停止。如果說「雞娃」是城市中產家庭為了孩子能夠實現階層跨越，或至少保住現有階層的資源投入的戰爭，那麼對於「小鎮做題家」們而言，在完成義務教育後避免落入處於劣勢的職業教育路徑，則是搶奪教育體系中僅剩的向上流動機會中的第一步。

看重學業表現的中國學生和家長几乎談「職」色變，中職和高職學校在二十多年來一直都只能吸收在普通中考和普通高考中失利的那一批學生，沒能考上普通高中的青少年只能進職校「混日子」，沒能考上本科學校的高考生也紛紛擠進升本考試的賽道。

理想的職業教育應在提供通識性的文化教育之外，有針對性地培養具體工種、崗位所學的技能型人才，但現實是絕大多數的職業院校嚴重受制於師資、設備等基礎辦學條件，無法為學生提供符合市場需求的專業技能培訓，不僅勞動力市場不認可，學生本身也抗拒成為技術工人。職業教育在企業、學生、家長，甚至教育工作者們的眼中普遍被污名化了。

中國教育系統的普職分流與普職融通

中國的職業教育同時面臨着「政治上拔高」和「社會上污名」的迥異處境。一方面是國家倡導「製造強國」，弘揚「工匠精神」，一方面是延續數十年的「技工荒」和技能型人才嚴重的年齡斷層。

在近三年的輿情事件中，有兩個代表性事件映襯出職業教育在大衆心目中的形象標簽，及其指涉的教育、就業體系的複雜面貌。

事件一發生在2020年的兩會期間，某政協委員建議，因疫情回國中止學業的留學生可以通過高職高專擴招計劃繼續解決學習問題。該委員的發言一經網絡發布就引發一波嘲諷之聲，例如「留學博士生可以直接申請藍翔技校的高年級」、「感動哭，卡耐基在讀計算器PhD回來讀哪個高職好」。從當時的網絡輿情可以看出，高職高專被大衆認為是「低等教育」，配不上留學生的「精英身份」，而且許多人眼中的職業教育約等於中短期技能培訓項目，尤其是以藍翔技校的挖掘機操作和新東方集團的廚師培訓課程為代表。

事件二發生在2021年6月的畢業季，南京師範大學中北學院發生群體抗議事件，扣留學院院長，反對學院與高職院校的合併轉設工作。事件起因是教育部2020年5月發布的《關於加快推進獨立學院轉設工作的實施方案》，文件提議將大多數僅掛名知名院校的「三本」獨立學院與省內的高職高專院校資源進行整合，再新成立職業大學或職業技術大學，教育類型變為職業教育，但層次依然是本科教育。

如果說事件一說明了大衆對職業教育的片面誤解，那麼事件二則更能說明職業教育所遭受的污名，畢業證書的「職業」二字被在校學生認定為自己未來在勞動力市場無法克服的劣勢。

從中國職業教育發展的脈絡來看，它目前所承受的污名並不能單純被歸結為職教體系本身整體質量低下。事實上，職業教育一直服務於不同時期的社會發展目標，實際上具備極強的社會議題回應性。以2005年為例，當時中國處於工業化的高速發展期，涌現大量流動人口，國務院頒布《關於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決定》，要求中職教育承擔起提升進城務工農民的職業技能；與此同時，中國從1999年開始的高等教育擴招也面臨着規模擴張的壓力，這份文件還要求在2010年以前高職教育招生規模達到高等教育規模的一半。

職教體系面臨的迥異處境更多地來自政策目標變遷帶來的範式波動，首當其衝的就是普職分流和普職融通的取向爭論。目前，這兩種取向在職教體系內部都能找到對應的政策安排。

「普職分流」指的對初中畢業生進入中職院校和普通高中的人數比例進行規劃和管控，該政策實際在1985年的教育體制改革已經提出，要求普職比例「大體相當」，但在2021年才突然開始嚴格執行「五五分流」，即便2022年的新職業教育法取消了「分流」的說法也並未逆轉事實上的分流趨勢；「普職融通」則涉及為選擇職業教育的年輕人打通升學路徑，提高他們日後接受普通教育的可能性。

在名義上，前者強調職業教育在人才培育上的特殊地位，後者尊重人才發展的個人意願並提供機會；而實質上，前者加劇了教育不平等和教育資源分配的馬太效應，後者的推進則伴隨着雙一流院校退出職教賽道的變革，試圖通過普職融通改變學歷背景、增加就業優勢的年輕人很難得償所願。

一切的取向爭論與政策變遷之下，是被隱藏起來的主動或被動選擇接受職業教育的青少年所面臨的生涯坎途。

中職教育：成人前的照管場所

普通教育與職業教育的分流，是在完成義務教育後開始的。尤其是在教育資源落後、整體教育水平欠佳的地區，那些天賦不佳、學業表現落後、家庭資本匱乏的孩子開始被認定無法在需要激烈競爭的普通教育路徑內取得突破。在勞動力市場的規管十分鬆散的年代，這批孩子大概率會在家長、親戚的介紹安排下成為年輕的打工者。

這種安排通常與他們自主意願也是相吻合的——與其繼續枯燥的學習生活，不如早早脫離家庭、走向社會。但如今，未成年的他們很難在勞動力市場上找到去處，接受中等職業教育，即進入中等專業學校、職業高中、技工學校等成為越來越常見的選擇。

用「選擇」一詞也許不夠準確，因為接受中職教育是他們面對當前的教育體系、就業體系時能做的唯一決定。除去分流制度之外，這個決定可謂是家長、初中教師、中職院校三方的共同安排。根據筆者調研了解的情況，即使是在欠發達地區的初中，稍有能力的家長也會千方百計送孩子進入普通高中，而那些被班主任建議讀中職的孩子的家長，大部分是無能力也無意願為孩子的教育做更多努力。對於家長們來說，他們只是需要孩子在成年之前，找到一個能夠繼續履行照管職責的場所。

對於中職院校而言，利益相關者在2021年之前的主要訴求是「保住學校」，負責招生工作的人員每年會在畢業季前早早地在當地各所初中走訪、聯絡畢業班的班主任，請求他們將自己的學校介紹給那些考不上普通高中的孩子，並且為班主任支付一筆可觀的招生經費。這裏涉及到和中職教育有關的一項重要政策安排——生均撥款制度，2015年以前職業教育的經費來源基本靠學費，2015年後，響應國家建立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的改革要求，中高職教育開始獲得地方政府的生均撥款，中職教育的生均經費支出從2014年的1.28萬躍升到1.53萬（數據來源：全國教育經費執行情況統計公報）。

遺憾的是，這些理應被用於改善教學環境、更新實訓設備等辦學目標的財政經費，就此變成的激烈的招生競爭中的籌碼。這種利益分配機制也被完全複製到了2019年的高職高專擴招政策的執行上，只不過參與的主體由變為高職院校和地方企業的人事部門。2021年後，隨着普職分流政策開始被嚴格執行，中職院校不再需要擔心自身的生源得不到保障，也就意味着初中畢業班的班主任無法再參與相關利益分配。

對於這一批接受中職教育的孩子而言，他們能夠「選擇」的內容只有「進不進入中職院校的高考班」以及「如何選擇一個看起來有趣的專業」。

高考班特指「職教高考班」，與非高考班的區別在於文化課程安排。中國的職教高考從2013年開始在部分省份試點，2021年國務院發文要求制度落地。中職學生和普高學生都可以通過職教高考的「3+證書」考試獲得進入高職高專院校或職業本科的機會——「3」是指語數英三門文化課，「證書」指任意一本職業技能證書，絕大多數中職生會通過考試拿到計算機二級技能證書。因此，中職院校的高考班通常會有專任教師講授語數英三門文化課和計算機課程，其他技能課程則由外聘教師講授、學生自主選擇，而非高考班則對文化課沒有硬性要求。

學生傾向於選擇看起來好玩的專業，或者是在老師、家長的建議下選擇相對好就業的專業。近年來中職學校中受歡迎的新興專業包括機器人、計算機、3D打印、高鐵服務等，女生會選擇幼師、護理等指向未來的「穩定」工作的方向，此外，汽修、汽車美容、室內設計、旅遊管理、酒店管理、會計等也是傳統的熱門選擇。然而大多數中職院校的教學活動並非以技能訓練為最終目的，這一方面與前面提到的師資力量相關，而各重要的原因是有關部門對「校園安全」的極度重視。有技工學校的教師表示，「學生喜歡上實訓課，我們老師是不喜歡的，怕出事，他們在設備前面太興奮了。」也就是說，在履行「照管」職責的這一方面，家長的意願與中職院校方的實踐達成了無言的默契，被忽略和被磨滅的只有一部分想要精進技能學習的學生的願望。

實際上，不管選擇什麼專業，中職生們在規定的實習期——通常是從第二學年的暑期開始——被成批送入製造業工廠、成為學生工是最常見的景象。

在筆者接觸到的中職青年中，來自四川、雲南、江西等不同省份的年輕人都表示自己實習時被安排到電子廠的流水線上做手機組裝的工作。其中一位19歲的男生說，「大家沒受過這種苦，開工的時候隨便聊兩句天都會被罵，後來我們五個膽子比較大的同學就跟班主任說要回家，也不管他同不同意我們直接收拾行李走了，班主任也沒辦法，後來再讓我們自己去找別的實習。」這位男生學的是高鐵乘務，他辭去了電子廠的實習工作後先後做過KTV的服務生、健身教練、手機銷售，畢業後正式找工作才發現高鐵乘務主要招女生，自己的畢業學校缺乏知名度，根本得不到面試機會，唯一能稱得上和自己專業掛鉤的只有地鐵的安檢員，然而安檢員崗位競爭同樣激烈，面試依然不成功。後來他離開了家鄉，到親戚工作的南方城市的工廠工作，這一次的工作內容從組裝手機變為組裝車床，他也在親戚要求下，為了未來更好的前途開始學電工。

高職教育：「壞學生」的新機遇與「好學生」的滑鐵盧

職教高考制度在試點期時並不為大衆所知，對於中職學生和普通高中內學業成績落後的青少年而言，當他們第一次得知職教高考的存在時，都彷彿一次「從天而降」的機遇。通過職教高考進入高職院校的小工和小怡分享了自己升入高職院校的心情。

小工：我也很開心很慶幸，以前沒有做出選擇說初中畢業就不讀了，要是初中不讀了感覺現在文化水平、交往圈都是很小的。如果我是初中畢業的，那麼我身邊的朋友應該也差不多是這個範圍的，並不會交往得到比我更好更優秀的人……我是高中第三年的時候報的，一開始我是選了文科的，後來轉去了3+證書這邊，就覺得讀文科說實在也沒把握能考到，所以那時候也不會用心去學，後面就沒有學了，直接報3+1剛剛好。介紹的這個老師會說，因為他也不想你這麼辛苦，肯定是希望能考得上最好。因為最起碼還能上個專科，以後想插本還是能有個平台的，但是如果現在放棄，到時候學校也沒考到，就只能出來打工了，就是給你另外一條出路。

小怡：我本來初中考高中的時候考到的高中不是我最想要去的，然後我就覺得高中三年那麼苦，就想着讀中專再考大專吧。去那些學校也是奮鬥三年最多就是個二本，或者考個三本，就乾脆去到中專。讀了中專兩年之後，一開始是想讀大專的，後面又考慮到底讀不讀，也沒有去輔導班…我一開始就不喜歡這個專業，只是因為這個分數不難考。

在社會上受到污名、被大部分人看不上的大專學歷，可能已經是他們在當前的教育系統內可以獲得的最佳結果。但無奈的是，即便是在高職院校內部，通過職教高考入學的他們也處在「鄙視鏈」的底端。一方面，教職工們認為職教高考改革會降低院校招生的整體素質，「現在真是各種各樣的招生方式，而且全年無休，讓你一次招個夠，讓所有以前學歷低一點的，全部在這一次塞進來……我們現在主要為了保證這個生源素質，目前重點還是放在小高考上，就是學考，學業水平測試，以前沒有的，高考現在變成一個輔助性的渠道。」

另一方面，與他們一同進入高職院校的，還有一批在普通高考中「失敗」的年輕人，後者普遍懷着對學歷等級的不甘而將在校學習期間的大部分精力放在專升本考試的備考工作上，就像阿杰說的，「你不明白這個學位證對於畢業證來講的重要性，畢業證你成人高考也可以來考，外面的大叔大媽也可以考，拿本科畢業證這麼簡單你能拿得到。我要的不是畢業證，我要的是學位證。」因此，幾乎沒有再次升學計劃的職教高考生在校園內也會被認為是「懶散的」、「沒有想法的」。

有趣的是，恰恰是這種對「卷學歷」現象的抽離，賦予了他們反思現實的空間。小怡說自己找工作的時候曾經看到過街道辦招聘編制外的崗位，「要求本科以上學歷，有很多研究生的去考，但他們那個工作根本不需要很高的學歷就能做，就是找人上門登記信息。我就覺得招聘這些東西有時候還是要比較考慮實際吧，不要浪費那麼多人才。」與小怡這種「高學歷崗位不是我的戰場」的心態相比，更多深受「文憑社會」之苦的高職青年難以獲得自洽，「我覺得人分三六九等，不光是學歷，我們作為一個專科生很多東西看得到頭」，夢想是「有尊嚴地賺錢」的阿弟明顯透露出對未來的焦慮。

然而，無論是抱持相對自洽還是普遍焦慮的心態，大多數職教青年在勞動力市場上依舊找不到一個令人覺得滿意的、有潛力的位置。從結構上考慮，職教高考方案的改革反應的是普職融通的取向，這意味着職業教育也不得不回應學生的升學需求，在事實上向普通教育靠攏，其技能培訓功能依舊得不到重視。像小怡這種高職青年，雖拒絕被捲入學歷競爭，但由於專業技能訓練的不足，可供其在勞動力市場上選擇的崗位十分有限。那些想要通過提升學歷改變命運的職教青年，則更加需要長時間地與「不確定」為伴，他們強烈地希望自己只是職業教育的過客，在三年或是更長的時間裏拼盡全力重回普通教育的軌道。倩倩是筆者接觸到的數十位職教青年中唯一在三年內成功「上岸」的例子，她曾經關於職業教育可以專精、對口的想法在實際的學習生涯中消失殆盡，花了三年時間彌補自己當時擇校的「過失」。

倩倩：那時候是我可以通過補錄去選本科學校的，但是我沒有去讀，因為我覺得那些本科就是多花一點錢去拿一個本科證書，學不到什麼真正的東西。然後我就覺得那就找一個好一點的專科，專科可能還會更精一點。但是後來我上了專科之後我發現我的思想是錯的，別人說你怎麼那麼笨，可以上本科都不去上。我其實是有一點後悔的。因為本科可以乾的東西很多，很多公司的起點會在本科，而且他們會覺得這個門檻很重要。

分流再融通：難以完成的任務

從目前職業教育的發展趨勢來看，教育系統單方面的分流與融通始終是不可能的任務，徒勞地將一半的適齡人口劃入職教領域，而他們當中有能力、有資源的那一部分再通過各種辦法脫離，最終不管是否成功脫離，需要年輕人的新興製造業依然無人問津。

中國改善職教困境的突破口在於社會文化和勞動力市場。「工匠精神」不應只是一句口號，而應找到和青年亞文化的勾連。在勞動力市場上，企業不僅是消化就業需求的用人單位，更應該被作為技能培訓的主體、以及改革技能晉升體系的先行者。

中國的政策制定者若始終就教育談職教，最終受傷害的仍是那一批批無辜的、被污名的年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