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中国职业教育的困境：强制性的分流安排，与被污名化的职校学生

单固纯，社会学研究者。

对于中国大多数普通家庭的家长而言，关于子女教育的焦虑似乎从来无法停止。如果说“鸡娃”是城市中产家庭为了孩子能够实现阶层跨越，或至少保住现有阶层的资源投入的战争，那么对于“小镇做题家”们而言，在完成义务教育后避免落入处于劣势的职业教育路径，则是抢夺教育体系中仅剩的向上流动机会中的第一步。

看重学业表现的中国学生和家长几乎谈“职”色变，中职和高职学校在二十多年来一直都只能吸收在普通中考和普通高考中失利的那一批学生，没能考上普通高中的青少年只能进职校“混日子”，没能考上本科学校的高考生也纷纷挤进升本考试的赛道。

理想的职业教育应在提供通识性的文化教育之外，有针对性地培养具体工种、岗位所学的技能型人才，但现实是绝大多数的职业院校严重受制于师资、设备等基础办学条件，无法为学生提供符合市场需求的专业技能培训，不仅劳动力市场不认可，学生本身也抗拒成为技术工人。职业教育在企业、学生、家长，甚至教育工作者们的眼中普遍被污名化了。

中国教育系统的普职分流与普职融通

中国的职业教育同时面临着“政治上拔高”和“社会上污名”的迥异处境。一方面是国家倡导“制造强国”，弘扬“工匠精神”，一方面是延续数十年的“技工荒”和技能型人才严重的年龄断层。

在近三年的舆情事件中，有两个代表性事件映衬出职业教育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标签，及其指涉的教育、就业体系的复杂面貌。

事件一发生在2020年的两会期间，某政协委员建议，因疫情回国中止学业的留学生可以通过高职高专扩招计划继续解决学习问题。该委员的发言一经网络发布就引发一波嘲讽之声，例如“留学博士生可以直接申请蓝翔技校的高年级”、“感动哭，卡耐基在读计算器PhD回来读哪个高职好”。从当时的网络舆情可以看出，高职高专被大众认为是“低等教育”，配不上留学生的“精英身份”，而且许多人眼中的职业教育约等于中短期技能培训项目，尤其是以蓝翔技校的挖掘机操作和新东方集团的厨师培训课程为代表。

事件二发生在2021年6月的毕业季，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发生群体抗议事件，扣留学院院长，反对学院与高职院校的合并转设工作。事件起因是教育部2020年5月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独立学院转设工作的实施方案》，文件提议将大多数仅挂名知名院校的“三本”独立学院与省内的高职高专院校资源进行整合，再新成立职业大学或职业技术大学，教育类型变为职业教育，但层次依然是本科教育。

如果说事件一说明了大众对职业教育的片面误解，那么事件二则更能说明职业教育所遭受的污名，毕业证书的“职业”二字被在校学生认定为自己未来在劳动力市场无法克服的劣势。

从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脉络来看，它目前所承受的污名并不能单纯被归结为职教体系本身整体质量低下。事实上，职业教育一直服务于不同时期的社会发展目标，实际上具备极强的社会议题回应性。以2005年为例，当时中国处于工业化的高速发展期，涌现大量流动人口，国务院颁布《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要求中职教育承担起提升进城务工农民的职业技能；与此同时，中国从1999年开始的高等教育扩招也面临着规模扩张的压力，这份文件还要求在2010年以前高职教育招生规模达到高等教育规模的一半。

职教体系面临的迥异处境更多地来自政策目标变迁带来的范式波动，首当其冲的就是普职分流和普职融通的取向争论。目前，这两种取向在职教体系内部都能找到对应的政策安排。

“普职分流”指的对初中毕业生进入中职院校和普通高中的人数比例进行规划和管控，该政策实际在1985年的教育体制改革已经提出，要求普职比例“大体相当”，但在2021年才突然开始严格执行“五五分流”，即便2022年的新职业教育法取消了“分流”的说法也并未逆转事实上的分流趋势；“普职融通”则涉及为选择职业教育的年轻人打通升学路径，提高他们日后接受普通教育的可能性。

在名义上，前者强调职业教育在人才培育上的特殊地位，后者尊重人才发展的个人意愿并提供机会；而实质上，前者加剧了教育不平等和教育资源分配的马太效应，后者的推进则伴随着双一流院校退出职教赛道的变革，试图通过普职融通改变学历背景、增加就业优势的年轻人很难得偿所愿。

一切的取向争论与政策变迁之下，是被隐藏起来的主动或被动选择接受职业教育的青少年所面临的生涯坎途。

中职教育：成人前的照管场所

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分流，是在完成义务教育后开始的。尤其是在教育资源落后、整体教育水平欠佳的地区，那些天赋不佳、学业表现落后、家庭资本匮乏的孩子开始被认定无法在需要激烈竞争的普通教育路径内取得突破。在劳动力市场的规管十分松散的年代，这批孩子大概率会在家长、亲戚的介绍安排下成为年轻的打工者。

这种安排通常与他们自主意愿也是相吻合的——与其继续枯燥的学习生活，不如早早脱离家庭、走向社会。但如今，未成年的他们很难在劳动力市场上找到去处，接受中等职业教育，即进入中等专业学校、职业高中、技工学校等成为越来越常见的选择。

用“选择”一词也许不够准确，因为接受中职教育是他们面对当前的教育体系、就业体系时能做的唯一决定。除去分流制度之外，这个决定可谓是家长、初中教师、中职院校三方的共同安排。根据笔者调研了解的情况，即使是在欠发达地区的初中，稍有能力的家长也会千方百计送孩子进入普通高中，而那些被班主任建议读中职的孩子的家长，大部分是无能力也无意愿为孩子的教育做更多努力。对于家长们来说，他们只是需要孩子在成年之前，找到一个能够继续履行照管职责的场所。

对于中职院校而言，利益相关者在2021年之前的主要诉求是“保住学校”，负责招生工作的人员每年会在毕业季前早早地在当地各所初中走访、联络毕业班的班主任，请求他们将自己的学校介绍给那些考不上普通高中的孩子，并且为班主任支付一笔可观的招生经费。这里涉及到和中职教育有关的一项重要政策安排——生均拨款制度，2015年以前职业教育的经费来源基本靠学费，2015年后，响应国家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改革要求，中高职教育开始获得地方政府的生均拨款，中职教育的生均经费支出从2014年的1.28万跃升到1.53万（数据来源：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报）。

遗憾的是，这些理应被用于改善教学环境、更新实训设备等办学目标的财政经费，就此变成的激烈的招生竞争中的筹码。这种利益分配机制也被完全复制到了2019年的高职高专扩招政策的执行上，只不过参与的主体由变为高职院校和地方企业的人事部门。2021年后，随着普职分流政策开始被严格执行，中职院校不再需要担心自身的生源得不到保障，也就意味着初中毕业班的班主任无法再参与相关利益分配。

对于这一批接受中职教育的孩子而言，他们能够“选择”的内容只有“进不进入中职院校的高考班”以及“如何选择一个看起来有趣的专业”。

高考班特指“职教高考班”，与非高考班的区别在于文化课程安排。中国的职教高考从2013年开始在部分省份试点，2021年国务院发文要求制度落地。中职学生和普高学生都可以通过职教高考的“3+证书”考试获得进入高职高专院校或职业本科的机会——“3”是指语数英三门文化课，“证书”指任意一本职业技能证书，绝大多数中职生会通过考试拿到计算机二级技能证书。因此，中职院校的高考班通常会有专任教师讲授语数英三门文化课和计算机课程，其他技能课程则由外聘教师讲授、学生自主选择，而非高考班则对文化课没有硬性要求。

学生倾向于选择看起来好玩的专业，或者是在老师、家长的建议下选择相对好就业的专业。近年来中职学校中受欢迎的新兴专业包括机器人、计算机、3D打印、高铁服务等，女生会选择幼师、护理等指向未来的“稳定”工作的方向，此外，汽修、汽车美容、室内设计、旅游管理、酒店管理、会计等也是传统的热门选择。然而大多数中职院校的教学活动并非以技能训练为最终目的，这一方面与前面提到的师资力量相关，而各重要的原因是有关部门对“校园安全”的极度重视。有技工学校的教师表示，“学生喜欢上实训课，我们老师是不喜欢的，怕出事，他们在设备前面太兴奋了。”也就是说，在履行“照管”职责的这一方面，家长的意愿与中职院校方的实践达成了无言的默契，被忽略和被磨灭的只有一部分想要精进技能学习的学生的愿望。

实际上，不管选择什么专业，中职生们在规定的实习期——通常是从第二学年的暑期开始——被成批送入制造业工厂、成为学生工是最常见的景象。

在笔者接触到的中职青年中，来自四川、云南、江西等不同省份的年轻人都表示自己实习时被安排到电子厂的流水线上做手机组装的工作。其中一位19岁的男生说，“大家没受过这种苦，开工的时候随便聊两句天都会被骂，后来我们五个胆子比较大的同学就跟班主任说要回家，也不管他同不同意我们直接收拾行李走了，班主任也没办法，后来再让我们自己去找别的实习。”这位男生学的是高铁乘务，他辞去了电子厂的实习工作后先后做过KTV的服务生、健身教练、手机销售，毕业后正式找工作才发现高铁乘务主要招女生，自己的毕业学校缺乏知名度，根本得不到面试机会，唯一能称得上和自己专业挂钩的只有地铁的安检员，然而安检员岗位竞争同样激烈，面试依然不成功。后来他离开了家乡，到亲戚工作的南方城市的工厂工作，这一次的工作内容从组装手机变为组装车床，他也在亲戚要求下，为了未来更好的前途开始学电工。

高职教育：“坏学生”的新机遇与“好学生”的滑铁卢

职教高考制度在试点期时并不为大众所知，对于中职学生和普通高中内学业成绩落后的青少年而言，当他们第一次得知职教高考的存在时，都仿佛一次“从天而降”的机遇。通过职教高考进入高职院校的小工和小怡分享了自己升入高职院校的心情。

小工：我也很开心很庆幸，以前没有做出选择说初中毕业就不读了，要是初中不读了感觉现在文化水平、交往圈都是很小的。如果我是初中毕业的，那么我身边的朋友应该也差不多是这个范围的，并不会交往得到比我更好更优秀的人……我是高中第三年的时候报的，一开始我是选了文科的，后来转去了3+证书这边，就觉得读文科说实在也没把握能考到，所以那时候也不会用心去学，后面就没有学了，直接报3+1刚刚好。介绍的这个老师会说，因为他也不想你这么辛苦，肯定是希望能考得上最好。因为最起码还能上个专科，以后想插本还是能有个平台的，但是如果现在放弃，到时候学校也没考到，就只能出来打工了，就是给你另外一条出路。

小怡：我本来初中考高中的时候考到的高中不是我最想要去的，然后我就觉得高中三年那么苦，就想着读中专再考大专吧。去那些学校也是奋斗三年最多就是个二本，或者考个三本，就干脆去到中专。读了中专两年之后，一开始是想读大专的，后面又考虑到底读不读，也没有去辅导班…我一开始就不喜欢这个专业，只是因为这个分数不难考。

在社会上受到污名、被大部分人看不上的大专学历，可能已经是他们在当前的教育系统内可以获得的最佳结果。但无奈的是，即便是在高职院校内部，通过职教高考入学的他们也处在“鄙视链”的底端。一方面，教职工们认为职教高考改革会降低院校招生的整体素质，“现在真是各种各样的招生方式，而且全年无休，让你一次招个够，让所有以前学历低一点的，全部在这一次塞进来……我们现在主要为了保证这个生源素质，目前重点还是放在小高考上，就是学考，学业水平测试，以前没有的，高考现在变成一个辅助性的渠道。”

另一方面，与他们一同进入高职院校的，还有一批在普通高考中“失败”的年轻人，后者普遍怀着对学历等级的不甘而将在校学习期间的大部分精力放在专升本考试的备考工作上，就像阿杰说的，“你不明白这个学位证对于毕业证来讲的重要性，毕业证你成人高考也可以来考，外面的大叔大妈也可以考，拿本科毕业证这么简单你能拿得到。我要的不是毕业证，我要的是学位证。”因此，几乎没有再次升学计划的职教高考生在校园内也会被认为是“懒散的”、“没有想法的”。

有趣的是，恰恰是这种对“卷学历”现象的抽离，赋予了他们反思现实的空间。小怡说自己找工作的时候曾经看到过街道办招聘编制外的岗位，“要求本科以上学历，有很多研究生的去考，但他们那个工作根本不需要很高的学历就能做，就是找人上门登记信息。我就觉得招聘这些东西有时候还是要比较考虑实际吧，不要浪费那么多人才。”与小怡这种“高学历岗位不是我的战场”的心态相比，更多深受“文凭社会”之苦的高职青年难以获得自洽，“我觉得人分三六九等，不光是学历，我们作为一个专科生很多东西看得到头”，梦想是“有尊严地赚钱”的阿弟明显透露出对未来的焦虑。

然而，无论是抱持相对自洽还是普遍焦虑的心态，大多数职教青年在劳动力市场上依旧找不到一个令人觉得满意的、有潜力的位置。从结构上考虑，职教高考方案的改革反应的是普职融通的取向，这意味着职业教育也不得不回应学生的升学需求，在事实上向普通教育靠拢，其技能培训功能依旧得不到重视。像小怡这种高职青年，虽拒绝被卷入学历竞争，但由于专业技能训练的不足，可供其在劳动力市场上选择的岗位十分有限。那些想要通过提升学历改变命运的职教青年，则更加需要长时间地与“不确定”为伴，他们强烈地希望自己只是职业教育的过客，在三年或是更长的时间里拼尽全力重回普通教育的轨道。倩倩是笔者接触到的数十位职教青年中唯一在三年内成功“上岸”的例子，她曾经关于职业教育可以专精、对口的想法在实际的学习生涯中消失殆尽，花了三年时间弥补自己当时择校的“过失”。

倩倩：那时候是我可以通过补录去选本科学校的，但是我没有去读，因为我觉得那些本科就是多花一点钱去拿一个本科证书，学不到什么真正的东西。然后我就觉得那就找一个好一点的专科，专科可能还会更精一点。但是后来我上了专科之后我发现我的思想是错的，别人说你怎么那么笨，可以上本科都不去上。我其实是有一点后悔的。因为本科可以干的东西很多，很多公司的起点会在本科，而且他们会觉得这个门槛很重要。

分流再融通：难以完成的任务

从目前职业教育的发展趋势来看，教育系统单方面的分流与融通始终是不可能的任务，徒劳地将一半的适龄人口划入职教领域，而他们当中有能力、有资源的那一部分再通过各种办法脱离，最终不管是否成功脱离，需要年轻人的新兴制造业依然无人问津。

中国改善职教困境的突破口在于社会文化和劳动力市场。“工匠精神”不应只是一句口号，而应找到和青年亚文化的勾连。在劳动力市场上，企业不仅是消化就业需求的用人单位，更应该被作为技能培训的主体、以及改革技能晋升体系的先行者。

中国的政策制定者若始终就教育谈职教，最终受伤害的仍是那一批批无辜的、被污名的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