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逮捕令的後續，和國際刑事法庭的理想與現實

特約撰稿人 九月 發自荷蘭海牙

沿着荷蘭海牙中心車站，坐車一路往西北海岸線方向前行，穿過一片安靜的生活區後，眼前一棟富有現代感、棋盤型外牆的透明建築矗立在眼前，它同時還連接着近旁四棟相似造型的建築。這裏是成立於 2002 年的國際刑事法庭（ICC）所在地，同時也是它的永久辦公地址。工作日下午，偶爾有行人騎着自行車從法庭前穿行而過，搭配上荷蘭一貫陰沉的天氣。四月下旬的法庭周圍，顯得肅穆冷清。

2023年3月17日，國際刑事法庭在此發起了針對俄羅斯總統普京的逮捕令，控告他自去年2月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以來，非法綁架和驅逐烏克蘭兒童的行為，並指控他對此負有個人刑事責任，法庭還同時對俄羅斯兒童權利專員瑪麗亞·利沃瓦·貝洛娃（Maria Lvova-Belova）發起了逮捕令，她一直是克里姆林宮支持的轉移兒童項目的公開代言人。

烏克蘭政府稱戰爭爆發以來有超過19000名孩子被俄羅斯強制轉移，並試圖對他們進行再教育，學習俄語，企圖抹去他們身上的烏克蘭印跡，這已經構成了種族滅絕。俄羅斯方面聲稱他們只是在進行人道主義救援，父母可以隨時探望甚至接走小孩。但事實是，大多數烏克蘭父母並不知道她們的孩子身在何處，是生是死。

為此，烏克蘭總統也在今年的5月4日首次訪問荷蘭，這次出人意料的訪問目的地便是國際刑事法庭，在講話中澤連斯基再次強調了追究俄羅斯的侵略罪行責任，而「這只能由法庭來完成」。

自成立以來，國際刑事法庭便作為一個執行「最後手段」的法庭存在，只針對個人，而非組織提起訴訟。它處理的是世界範圍內最嚴重和棘手的罪行，其中包括種族滅絕罪、危害人類罪、戰爭罪等。2018年，其職權範圍擴大到侵略罪，明確界定了入侵另一個國家是非法行為，禁止任何國家領導人違反《聯合國憲章》「計劃、準備、發起或實施」對另一個國家的攻擊。面對涉及上述罪行的案件，當締約國不願或無力處理時，ICC便會開始介入。

何為國際刑事法庭？

國際社會對共同解決刑事案件的需求卻越來越急切，20世紀末，盧旺達發生了慘無人道的種族屠殺慘案；南斯拉夫也在同一時期解體，引發了一系列區域爭端與戰爭。

海牙這座人口五十萬的城市，除了是荷蘭的政治中心，還以國際法之都聞名於世。與ICC一同存在的，還有聯合國的主要司法機構國際法庭（ICJ），以及分別於1993年和1994年建立的兩個特設刑事法庭——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和盧旺達國際刑事法庭（目前均已結案）。特設刑事法庭屬於聯合國的一部分，而ICC是完全獨立於聯合國，由締約國承諾共同維護和建立的司法系統。

經過一片草地，通過安檢和身份核查，我到達了ICC的主樓。進門左側赫然一排大字寫着：向一個更正義的世界前進（TOWARD A MORE JUST WORLD），入口接待處的桌台擺放着一個男人的銅像，他是本傑明·費倫茨（Benjamin Ferencz），是最後一位參與紐倫堡審判的檢察官，當年他參與判定納粹戰犯組織謀殺了一百萬人。在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都在為了建立一個國際刑事法庭和結束人類不正義的侵略戰爭而四處奔走。

ICC的成立，讓費倫茨一生的理想照進了現實。然而，在這條促進國際和平的道路上，也歷經了漫長的歷史。往前追溯，ICC的設立背景與人類近代的戰爭殺戮史有着密不可分的聯繫——歷史上第一次真正意義上對暴行進行國際審判可以追溯到1474年，在神聖羅馬帝國法庭對彼得·馮·哈根巴赫（Peter von Hagenbach）的審判，認為他在為勃艮第公爵服務期間，擔任阿爾薩斯地區的總督，並在任職期間犯下了包括謀殺和強姦在內的諸多罪行，在最終來自不同城邦地區的28名法官組成的特別法庭上，被處以砍頭作為懲罰。

1948年12月9日，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聯合國在第260號決議中強調：「有史以來，種族滅絕行為對人類的影響極為慘烈，要免除人類再遭此浩劫，國際合作實屬必須」，在這項決議之下聯合國通過了《滅絕種族罪公約》。會議還討論設立一個國際司法機構，審判犯有種族滅絕罪行的個人。但在這之後的五十多年裏，在冷戰背景之下，聯合國提出的兩份草案均被束之高閣。與此同時，國際社會對共同解決刑事案件的需求卻越來越急切，20世紀末，盧旺達發生了慘無人道的種族屠殺慘案；南斯拉夫也在同一時期解體，引發了一系列區域爭端與戰爭。為此，兩個特設國際刑事法庭分別在海牙成立。這些亟待處理的國際爭端，也推動了國際社會建立一個獨立於國家之間的刑事法庭。

1998年，聯合國在羅馬通過了《羅馬規約》，這成為之後ICC成立的重要前奏。法庭的成立建立在各國對於規約的承諾和遵守之上。截止到2023年2月，全世界有123個國家加入了《羅馬規約》，成為締約國之一，但是在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當中，只有英法加入規約，中國、俄羅斯和美國都不是締約國。

刑事法庭如何運作？

儘管如今ICC已經發出40個逮捕令，真正最終得到執行的逮捕令只有21個，其中有6個逮捕令，以嫌疑人的死亡而終止進行。

在國際刑事法庭主樓，有三間坐落於不同樓層的審訊室，審訊室內由法官、審判長、辯護律師團三部分組成。庭審聽證會一般在工作日的上午九點到下午四點進行。

如今法庭有17起案件正在調查階段，兩項針對非洲國家領導人的庭審正在進行中，其中一項庭審審判的是蘇丹軍事指揮官Ali Kushayb在2003-2004年期間，支持蘇丹政府對達爾富爾平民進行的殺害和鎮壓。達爾富爾地區的衝突被視為是21世紀第一起種族滅絕事件，在過去八年間，有超過200萬平民因此流離失所。

然而達爾富爾大屠殺的主謀卻始終未能受到懲罰。國際刑事法庭過去25年裏，曾兩度發出針對蘇丹政權首領奧爾馬·哈桑·巴希爾（Omar Hassen al-Bashir）的逮捕令，但針對他的審判案件目前仍停留在預審階段。因為，ICC規定如果嫌疑人不親自到達海牙國際法庭現場，則無法對其進行審判。

這也成為普京逮捕令發出後，國際社會廣泛擔心會不了了之的原因。將嫌犯押送至法庭這一舉動，依賴於國際社會尤其是締約國之間的合作。ICC沒有自身的警察軍隊，需要依靠締約國的暴力機構來配合將嫌疑人押送至法庭現場受審，而如果國際社會的制裁或配合不夠，就很難讓逮捕令產生後續效果。

作為執行「最後手段」的法庭，將案件帶上ICC展開調查有三種主要方式，最常見的一種是ICC締約國表示它們無力在本國解決案件，提請審判長進行調查；第二種則是通過聯合國安理會提請調查需求；最後一種情況是審判長基於可靠的線索和信息主動發起案件調查。

在ICC對普京發起的逮捕令中，適用的就是最後一種情況。ICC新聞處對端傳媒的記者透露，烏克蘭戰爭開始後，三十多個締約國像檢察官提出了調查烏克蘭戰爭的需求，儘管俄羅斯和烏克蘭都不屬於締約國，但烏克蘭授權了ICC在本國領土進行調查。去年戰爭剛剛開始不久，ICC的最高檢察官卡里姆·汗（Karim Khan）曾帶着幾十名調查員來到了烏克蘭。經過長時間取證後，他們才正式就普京非法運送兒童的案件發起逮捕令。

從調查取證，到發起逮捕、預審，正式庭審、上訴到最終判決，進入ICC的案子通常長達數年之久。進入預審的聽證會階段，嫌疑人必須出席法庭現場，導致不少案件像普京案一樣被暫時擱置。儘管如今ICC已經發出40個逮捕令，真正最終得到執行的逮捕令只有21個，其中有6個逮捕令，以嫌疑人的死亡而終止進行。

距離刑事法庭向北不到1.5公里，靠近北部海岸的塞維尼根市區，坐落着著名的海牙監獄，監獄被高達三米的磚牆包圍。這裏作為聯合國的拘留所，關押着國際罪犯。前南斯拉夫聯盟總統米洛舍維奇2006年曾被關押於此，在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刑事法庭就內戰期間他所犯下的重大罪行進行審判之時，他因心肌梗塞死在了監獄當中。

如今，仍有不少國際罪犯關押於此。在ICC審訊期間，來自蘇丹、中非共和國、馬裏和烏干達的嫌疑人被關押於此，等待其最終的審判。

所以，逮捕令對普京來說意味著什麼？

其中不僅是會對普京造成旅行限制，如果他前往任何一個締約國都有可能被逮捕，同時也包括巨大的聲譽成本。

法律規定不能缺席審判被告，在普京執政期間進行審判的可能性似乎很小，同時俄羅斯表示不會交出自己的官員。俄羅斯外交部很快駁回了這些逮捕令，並指出它不是法庭的參與方。儘管如此，對普京的逮捕令還是會加深了他在西方的孤立，並可能限制他的海外行動。如果他前往一個屬於《國際刑事法庭》締約國的國家，根據國際法規定的義務，該國必須逮捕他。

不少國際組織也認為這一逮捕令具有重要象徵意義。國際特赦組織阿涅斯·卡拉馬德表示：「這是一個重要的信號——無論是對烏克蘭還是對世界其他國家來說——那些被指控對烏克蘭境內的國際法罪行負有責任的人將面臨逮捕和審判，無論他們多麼強大。」

來自倫敦大學學院的律師和政治學家凱特·克羅寧·弗曼（Kate Cronin Furman）曾深入研究大規模暴行的責任。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她表示對普京發出的逮捕令產生的意義可能比很多人想象得要更重要，其中不僅是會對普京造成旅行限制，如果他前往任何一個締約國都有可能被逮捕，同時也包括巨大的聲譽成本。

更重要的是，對於受害者來說，看到她們的痛苦被證實，施害者被點名，往往非常重要。同時，這一威懾可能最終不是施加在普京或者利沃瓦·貝洛娃本人身上，而是對其他在不同層面上參與或協助了此項罪行的行為者上。更多參與了非法行為的人，也可能成為潛在被捕的對象。

接下來，還有可能發生什麼？

並且，針對普京的控訴可能剛剛開始。

國際法促進中心（CIIL）的主任劉毅強，長期研究國際法，曾參與過紅色高棉大屠殺後續關於受害者的代理律師團，在採訪中他告訴端傳媒：「目前ICC仍在廣泛收集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證據，非法轉移兒童的證據只是開始。受害人可以通過律師將自己掌握的線索提交給ICC。」 也有不少NGO組織會參與到證據收集或者幫助受害人對接律師的流程當中。在紅色高棉大屠殺之後，當地NGO組織了不少後續由受害者、法律專家、人道救援組織共同參與的論壇和工作坊，一起進行經驗的總結和彙報。劉毅強表示烏克蘭戰爭目前的證據已經開始蒐集，但國際社會的關注點大部分仍然尚在救濟而非司法救援上，但可以想象未來二十年，這些案子的申訴和法律救濟過程會一直延續。

事情更復雜的一面是，過去二十年來，ICC的舉動被一些非洲國家認為是由西方世界所主導的世界秩序的呈現。在普京逮捕令發出時，普京已被邀請參加8月在南非舉行的峰會。作為ICC締約國之一，南非政府沒有明確表明是否會履行ICC的承諾並逮捕普京。

南非總統西里爾·拉馬福薩（Cyril Ramaphosa）甚至公開表示，他的政黨已經決定退出ICC。但事後又澄清目前沒有這個意向。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他們宣稱要退出。

多年來，南非官員和執政的非洲國民大會（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認為，ICC和整個國際社會都對非洲領導人和俄羅斯等特定國家採取更為嚴厲的措施，而對其他國家則放任自流，最明顯的例子是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採取的他們認為不公正的暴力行為，沒有得到懲治。

儘管ICC已經在兩年前展開了對巴勒斯坦地區的調查，從過去二十年來ICC的歷史來看，也並不支持人們指責法庭對非洲嫌疑人有特殊偏見的說法。考慮到ICC受理案件的流程，在涉及非洲國家的九起案件當中，有五起來自希望看到自己的敵人受到懲罰的非洲政府提出的要求，還有兩起案件是由聯合國安理會移交給法庭的。

ICC也無法強制締約國始終遵守《羅馬規約》，有一些締約國會在法庭檢察官宣布要對其領導人曾主導過的暴行進行調查後，開始退出程序，比如布隆迪和菲律賓兩個國家。

在複雜的地緣政治局勢之下，堅持公正、消除暴力都並不簡單。

可能讓人還感到還有些欣慰的是，在ICC的逮捕令發出後一個月裏，許多烏克蘭的媽媽跨越三千英里的距離，開始陸續從俄佔區接回了自己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