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逮捕令的后续，和国际刑事法庭的理想与现实

特约撰稿人 九月 发自荷兰海牙

沿着荷兰海牙中心车站，坐车一路往西北海岸线方向前行，穿过一片安静的生活区后，眼前一栋富有现代感、棋盘型外墙的透明建筑矗立在眼前，它同时还连接着近旁四栋相似造型的建筑。这里是成立于 2002 年的国际刑事法庭（ICC）所在地，同时也是它的永久办公地址。工作日下午，偶尔有行人骑着自行车从法庭前穿行而过，搭配上荷兰一贯阴沉的天气。四月下旬的法庭周围，显得肃穆冷清。

2023年3月17日，国际刑事法庭在此发起了针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逮捕令，控告他自去年2月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非法绑架和驱逐乌克兰儿童的行为，并指控他对此负有个人刑事责任，法庭还同时对俄罗斯儿童权利专员玛丽亚·利沃瓦·贝洛娃（Maria Lvova-Belova）发起了逮捕令，她一直是克里姆林宫支持的转移儿童项目的公开代言人。

乌克兰政府称战争爆发以来有超过19000名孩子被俄罗斯强制转移，并试图对他们进行再教育，学习俄语，企图抹去他们身上的乌克兰印迹，这已经构成了种族灭绝。俄罗斯方面声称他们只是在进行人道主义救援，父母可以随时探望甚至接走小孩。但事实是，大多数乌克兰父母并不知道她们的孩子身在何处，是生是死。

为此，乌克兰总统也在今年的5月4日首次访问荷兰，这次出人意料的访问目的地便是国际刑事法庭，在讲话中泽连斯基再次强调了追究俄罗斯的侵略罪行责任，而“这只能由法庭来完成”。

自成立以来，国际刑事法庭便作为一个执行“最后手段”的法庭存在，只针对个人，而非组织提起诉讼。它处理的是世界范围内最严重和棘手的罪行，其中包括种族灭绝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等。2018年，其职权范围扩大到侵略罪，明确界定了入侵另一个国家是非法行为，禁止任何国家领导人违反《联合国宪章》“计划、准备、发起或实施”对另一个国家的攻击。面对涉及上述罪行的案件，当缔约国不愿或无力处理时，ICC便会开始介入。

何为国际刑事法庭？

国际社会对共同解决刑事案件的需求却越来越急切，20世纪末，卢旺达发生了惨无人道的种族屠杀惨案；南斯拉夫也在同一时期解体，引发了一系列区域争端与战争。

海牙这座人口五十万的城市，除了是荷兰的政治中心，还以国际法之都闻名于世。与ICC一同存在的，还有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构国际法庭（ICJ），以及分别于1993年和1994年建立的两个特设刑事法庭——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目前均已结案）。特设刑事法庭属于联合国的一部分，而ICC是完全独立于联合国，由缔约国承诺共同维护和建立的司法系统。

经过一片草地，通过安检和身份核查，我到达了ICC的主楼。进门左侧赫然一排大字写着：向一个更正义的世界前进（TOWARD A MORE JUST WORLD），入口接待处的桌台摆放着一个男人的铜像，他是本杰明·费伦茨（Benjamin Ferencz），是最后一位参与纽伦堡审判的检察官，当年他参与判定纳粹战犯组织谋杀了一百万人。在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为了建立一个国际刑事法庭和结束人类不正义的侵略战争而四处奔走。

ICC的成立，让费伦茨一生的理想照进了现实。然而，在这条促进国际和平的道路上，也历经了漫长的历史。往前追溯，ICC的设立背景与人类近代的战争杀戮史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对暴行进行国际审判可以追溯到1474年，在神圣罗马帝国法庭对彼得·冯·哈根巴赫（Peter von Hagenbach）的审判，认为他在为勃艮第公爵服务期间，担任阿尔萨斯地区的总督，并在任职期间犯下了包括谋杀和强奸在内的诸多罪行，在最终来自不同城邦地区的28名法官组成的特别法庭上，被处以砍头作为惩罚。

1948年12月9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联合国在第260号决议中强调：“有史以来，种族灭绝行为对人类的影响极为惨烈，要免除人类再遭此浩劫，国际合作实属必须”，在这项决议之下联合国通过了《灭绝种族罪公约》。会议还讨论设立一个国际司法机构，审判犯有种族灭绝罪行的个人。但在这之后的五十多年里，在冷战背景之下，联合国提出的两份草案均被束之高阁。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共同解决刑事案件的需求却越来越急切，20世纪末，卢旺达发生了惨无人道的种族屠杀惨案；南斯拉夫也在同一时期解体，引发了一系列区域争端与战争。为此，两个特设国际刑事法庭分别在海牙成立。这些亟待处理的国际争端，也推动了国际社会建立一个独立于国家之间的刑事法庭。

1998年，联合国在罗马通过了《罗马规约》，这成为之后ICC成立的重要前奏。法庭的成立建立在各国对于规约的承诺和遵守之上。截止到2023年2月，全世界有123个国家加入了《罗马规约》，成为缔约国之一，但是在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当中，只有英法加入规约，中国、俄罗斯和美国都不是缔约国。

刑事法庭如何运作？

尽管如今ICC已经发出40个逮捕令，真正最终得到执行的逮捕令只有21个，其中有6个逮捕令，以嫌疑人的死亡而终止进行。

在国际刑事法庭主楼，有三间坐落于不同楼层的审讯室，审讯室内由法官、审判长、辩护律师团三部分组成。庭审听证会一般在工作日的上午九点到下午四点进行。

如今法庭有17起案件正在调查阶段，两项针对非洲国家领导人的庭审正在进行中，其中一项庭审审判的是苏丹军事指挥官Ali Kushayb在2003-2004年期间，支持苏丹政府对达尔富尔平民进行的杀害和镇压。达尔富尔地区的冲突被视为是21世纪第一起种族灭绝事件，在过去八年间，有超过200万平民因此流离失所。

然而达尔富尔大屠杀的主谋却始终未能受到惩罚。国际刑事法庭过去25年里，曾两度发出针对苏丹政权首领奥尔马·哈桑·巴希尔（Omar Hassen al-Bashir）的逮捕令，但针对他的审判案件目前仍停留在预审阶段。因为，ICC规定如果嫌疑人不亲自到达海牙国际法庭现场，则无法对其进行审判。

这也成为普京逮捕令发出后，国际社会广泛担心会不了了之的原因。将嫌犯押送至法庭这一举动，依赖于国际社会尤其是缔约国之间的合作。ICC没有自身的警察军队，需要依靠缔约国的暴力机构来配合将嫌疑人押送至法庭现场受审，而如果国际社会的制裁或配合不够，就很难让逮捕令产生后续效果。

作为执行“最后手段”的法庭，将案件带上ICC展开调查有三种主要方式，最常见的一种是ICC缔约国表示它们无力在本国解决案件，提请审判长进行调查；第二种则是通过联合国安理会提请调查需求；最后一种情况是审判长基于可靠的线索和信息主动发起案件调查。

在ICC对普京发起的逮捕令中，适用的就是最后一种情况。ICC新闻处对端传媒的记者透露，乌克兰战争开始后，三十多个缔约国像检察官提出了调查乌克兰战争的需求，尽管俄罗斯和乌克兰都不属于缔约国，但乌克兰授权了ICC在本国领土进行调查。去年战争刚刚开始不久，ICC的最高检察官卡里姆·汗（Karim Khan）曾带着几十名调查员来到了乌克兰。经过长时间取证后，他们才正式就普京非法运送儿童的案件发起逮捕令。

从调查取证，到发起逮捕、预审，正式庭审、上诉到最终判决，进入ICC的案子通常长达数年之久。进入预审的听证会阶段，嫌疑人必须出席法庭现场，导致不少案件像普京案一样被暂时搁置。尽管如今ICC已经发出40个逮捕令，真正最终得到执行的逮捕令只有21个，其中有6个逮捕令，以嫌疑人的死亡而终止进行。

距离刑事法庭向北不到1.5公里，靠近北部海岸的塞维尼根市区，坐落着著名的海牙监狱，监狱被高达三米的砖墙包围。这里作为联合国的拘留所，关押着国际罪犯。前南斯拉夫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2006年曾被关押于此，在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就内战期间他所犯下的重大罪行进行审判之时，他因心肌梗塞死在了监狱当中。

如今，仍有不少国际罪犯关押于此。在ICC审讯期间，来自苏丹、中非共和国、马里和乌干达的嫌疑人被关押于此，等待其最终的审判。

所以，逮捕令对普京来说意味着什么？

其中不仅是会对普京造成旅行限制，如果他前往任何一个缔约国都有可能被逮捕，同时也包括巨大的声誉成本。

法律规定不能缺席审判被告，在普京执政期间进行审判的可能性似乎很小，同时俄罗斯表示不会交出自己的官员。俄罗斯外交部很快驳回了这些逮捕令，并指出它不是法庭的参与方。尽管如此，对普京的逮捕令还是会加深了他在西方的孤立，并可能限制他的海外行动。如果他前往一个属于《国际刑事法庭》缔约国的国家，根据国际法规定的义务，该国必须逮捕他。

不少国际组织也认为这一逮捕令具有重要象征意义。国际特赦组织阿涅斯·卡拉马德表示：“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无论是对乌克兰还是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那些被指控对乌克兰境内的国际法罪行负有责任的人将面临逮捕和审判，无论他们多么强大。”

来自伦敦大学学院的律师和政治学家凯特·克罗宁·弗曼（Kate Cronin Furman）曾深入研究大规模暴行的责任。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她表示对普京发出的逮捕令产生的意义可能比很多人想象得要更重要，其中不仅是会对普京造成旅行限制，如果他前往任何一个缔约国都有可能被逮捕，同时也包括巨大的声誉成本。

更重要的是，对于受害者来说，看到她们的痛苦被证实，施害者被点名，往往非常重要。同时，这一威慑可能最终不是施加在普京或者利沃瓦·贝洛娃本人身上，而是对其他在不同层面上参与或协助了此项罪行的行为者上。更多参与了非法行为的人，也可能成为潜在被捕的对象。

接下来，还有可能发生什么？

并且，针对普京的控诉可能刚刚开始。

国际法促进中心（CIIL）的主任刘毅强，长期研究国际法，曾参与过红色高棉大屠杀后续关于受害者的代理律师团，在采访中他告诉端传媒：“目前ICC仍在广泛收集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证据，非法转移儿童的证据只是开始。受害人可以通过律师将自己掌握的线索提交给ICC。” 也有不少NGO组织会参与到证据收集或者帮助受害人对接律师的流程当中。在红色高棉大屠杀之后，当地NGO组织了不少后续由受害者、法律专家、人道救援组织共同参与的论坛和工作坊，一起进行经验的总结和汇报。刘毅强表示乌克兰战争目前的证据已经开始搜集，但国际社会的关注点大部分仍然尚在救济而非司法救援上，但可以想象未来二十年，这些案子的申诉和法律救济过程会一直延续。

事情更复杂的一面是，过去二十年来，ICC的举动被一些非洲国家认为是由西方世界所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呈现。在普京逮捕令发出时，普京已被邀请参加8月在南非举行的峰会。作为ICC缔约国之一，南非政府没有明确表明是否会履行ICC的承诺并逮捕普京。

南非总统西里尔·拉马福萨（Cyril Ramaphosa）甚至公开表示，他的政党已经决定退出ICC。但事后又澄清目前没有这个意向。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他们宣称要退出。

多年来，南非官员和执政的非洲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认为，ICC和整个国际社会都对非洲领导人和俄罗斯等特定国家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而对其他国家则放任自流，最明显的例子是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采取的他们认为不公正的暴力行为，没有得到惩治。

尽管ICC已经在两年前展开了对巴勒斯坦地区的调查，从过去二十年来ICC的历史来看，也并不支持人们指责法庭对非洲嫌疑人有特殊偏见的说法。考虑到ICC受理案件的流程，在涉及非洲国家的九起案件当中，有五起来自希望看到自己的敌人受到惩罚的非洲政府提出的要求，还有两起案件是由联合国安理会移交给法庭的。

ICC也无法强制缔约国始终遵守《罗马规约》，有一些缔约国会在法庭检察官宣布要对其领导人曾主导过的暴行进行调查后，开始退出程序，比如布隆迪和菲律宾两个国家。

在复杂的地缘政治局势之下，坚持公正、消除暴力都并不简单。

可能让人还感到还有些欣慰的是，在ICC的逮捕令发出后一个月里，许多乌克兰的妈妈跨越三千英里的距离，开始陆续从俄占区接回了自己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