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以色列有用嗎？5張圖看美國學潮和撤資爭議

對不少人來說，「錢要怎麼花」從來都不只是一個經濟問題，而同時是道德與政治問題。長期以來，美國許多大學都將募捐而來的資金投入各式投資，再將獲利用於支付各種研究、教學、行政費用。而本次加沙戰事展開以來，美國多所大學都陸續有學生在校園內設立「加薩團結營地」(Gaza Solidarity Encampment)，抗議美國在以巴衝突中的角色。但近來不少學生團體抗議的對象已不只是以色列或美國政府，更訴求校方必須「撤資」（divestment），要求校方的投資對象選擇必須與以色列拉開距離。

截至目前為止，這波抗爭並未讓任何大學改變資產配置，一些大學校方還讓荷槍實彈的警察入駐，甚至展開逮捕，成為美國社會近期各方爭論的焦點。但從實際數據來看，這類「抵制、撤資、制裁」的運動（Boycott, Divestment, Sanctions，通常簡稱BDS運動），真的會對以色列造成威脅嗎？

十餘年前，被以色列政府指派負責對抗BDS運動、曾在軍情單位擔任高階職務的庫珀瓦塞（Yossi Kuperwasser）就已經指出：「核心議題不在於他們（BDS運動）是否會杯葛我們，而是在國際論述中，他們能否成功植入『以色列作為猶太人國家並不正當』的論調」。。而在光譜的另一端，支持BDS運動的以色列籍巴勒斯坦／阿拉伯裔政治人物佐阿比（Haneen Zoabi）也強調，「BDS正在逐漸侵蝕以色列的名聲地位」，其中關鍵在於讓更多人相信以色列並非「正常國家」、不是「犯了一些錯的民主國家」，而是在根本上不正常、不正當，至今仍以侵害巴勒斯坦人權為運作基礎。

在任何議題上都幾乎毫無共識的兩人，對此卻有相同的看法：BDS運動將以色列和種族隔離（Apartheid）體制下的南非放入同一類別，主張以色列整個國家體制有根本的不義。因此，在許多廣義上以色列的支持者眼中，BDS運動雖然並不暴力，但卻等同於徹底否定以色列存在權利，因此必須強力反制。庫珀瓦塞和許多以色列官員都明確表示，這些人就是以色列不折不扣的「敵人」；相對地，在BDS運動的支持者眼中，這則是要促使人們不再自欺欺人，必須看見以色列立國原則牽涉的核心不義。

換言之，對他們兩人而言，BDS表面上雖然是關於人們「要把錢花在哪」，但主要的影響力從來就不在經濟，而在於道德與政治的層面。

BDS真的能打擊以色列經濟嗎？

BDS如果成功，對以色列來說「不可忽視，但並不致命」。

依照過去的研究，這類行動通常可能需要非常全面，才能打擊目標國家的貿易活動，換言之，少數幾間大學、幾間公司根本不可能帶來巨大衝擊。事實上，經濟學家Raul Caruso曾研究美國政府在1960-2000年間對49個不同國家發動的制裁，發現即使以美國經濟實力之強，仍只有在動用被他歸類為「全面」的制裁手段時，也就是貿易與金融同時封鎖下，才會對目標國家的貿易總額有明顯的影響；倘若只是「有限」制裁（小規模的金融、出口、文化、旅遊限制，包含限制武器或特定科技進出口）或「中等」制裁（範圍更廣但不至於全面的制裁），歷史證據根本不足以證實能夠帶來任何衝擊，目標國家就算被一個重要市場制裁，仍不難找到其他國家替代。

但是，如果能夠有效斬斷目標國家經濟運作所需的資金，則確實可能對該國整體經濟有一定的衝擊。另一群經濟學家研究歷史上174起經濟制裁，發現如果只阻斷貿易，對於目標國家國內生產毛額（GNP）的衝擊平均只有0.7%，但如果能阻遏金融層面的往來，衝擊就能來到1.7%，而如果雙管齊下，發揮的效果還比兩者直接加總更大，排除伊拉克的極端個案下就已來到2.9%，加上伊拉克的極端個案後更高達4.2%。當然，這也同樣仰賴整個市場、整個國家的集體行動，不可能只靠少數幾間大學或幾間大學撤資。

所以，在2014年，時任以色列財政部長、現為反對黨領袖的拉皮德（Yair Lapid）所做出的推估，與過往研究對照可以說是相當合理：當時他宣稱，BDS運動如果真的成形，讓歐洲等主要市場的企業、代操基金甚至政府有所行動，在「中等強度制裁」的情境下，對於以色列國民生產毛額（GDP）的影響約在1%。而美國智庫蘭德（RAND Corporation）則分析，如果巴勒斯坦出現大規模的非暴力抵抗，進而引發全球、特別是歐洲響應BDS運動，對以色列GDP的衝擊則可能接近到2%，這也是直接奠基於前述研究而來的評估（按：以色列的GDP與GNP相去不遠，2022年度的差距不到1%）。

那麼，1%至2%的影響是大是小呢？對以色列而言，可以說是「不可忽視，但並不致命」。

按照蘭德智庫對不同情境的經濟衝擊推估，撇除有意識的撤資杯葛不談，巴勒斯坦如果情勢不穩，「自然」的投資趨緩對GDP帶來的負面影響可能達到0.6%、1.1%或2.3%（分別對應「若以色列撤離約旦河西岸，但未與國際充分協調」、「若巴勒斯坦人大規模和平抵抗」和「若巴勒斯坦人武裝起事」的情境），後兩者與前述1%至2%的預估規模大致相當，換言之，BDS與這些情境下的投資損失，在經濟衝擊上屬於相同級別。至於在各情境下巴勒斯坦勞工減少帶來的經濟衝擊，又或者以色列撤離屯墾區所需負擔的成本，則明顯小於BDS所可能帶來的效應。換言之，若和以色列面對的其他可能經濟挑戰相比，BDS的潛在影響其實並不容忽視。

只不過，以色列的經濟成長基本面向來穩健。在這波戰爭前，以色列2021年和2022年的GDP年度成長率分別為6.5%和9.3%；2023年第四季因為戰爭的影響，與前一季相比縮水將近兩成，但全年通算的成長率卻仍保住2%，依舊高於OECD平均的1.7%；至於在疫情衝擊下的2020年，以色列的GDP也只有衰退1.5%。就此來說，考慮到以色列經濟本身的成長動能，就算真的面對大規模的BDS壓力，很可能也只會成長受阻，而不至於面對崩潰的危險。

以色列的產業結構，如何令杯葛撤資難上加難？

以色列的產品「隱身」在許多關鍵商品中。

何況，還有一些專家認為，光是以色列的產業特色，就足以讓其他國家更難與之脫鉤。所以，相較於其他國家、尤其相較於80年代的南非，要對以色列展開有效的杯葛、撤資和制裁的難度更高，可能的經濟效應也更低。

當年的南非是以出口原料（如金屬）以及農產品為主要獲利來源，而這些商品相對容易替代。相較之下，以色列自建國之初就遭遇杯葛抵制，在產業發展策略上一直都有將此一風險考慮在內，近年來更將大量資源投入研究開發（research and development，R&D），希望透過高科技讓自己難以取代。在世紀之交，以色列對R&D的投資金額就已高達GDP的4%，近年來更已經來到5.5%以上，位居OECD國家之冠，遠高於這段時間以來2.1%至2.7%的OECD國家平均。

這樣的策略也確實發揮效果，在近二、三十年來，以色列的農業雖然仍相當重要，但最重要、最高價值的出口其實是各式高科技零組件，屬於所謂的「中間財」（intermediate goods）：以色列企業製造這些高科技零件，進而承接世界各國製造商（而非消費者）的訂單，讓屬於其他國家的下游廠商製造各種儀器、家電等等。這樣的產業型態，讓以色列位居世界價值鏈上非常重要的地位，不僅與各國製造業高度整合，難以輕易替代，而且比起「南非出產的水果」，以色列的產品因為「隱身」在許多關鍵商品中，也讓抵制與杯葛變得相當困難。

就此，可以參考的一項重要指標是所謂的「顯示性比較利益」（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白話來說，就是「在這個國家，相較於全世界，『這類產品』佔出口總額的比率是高是低」。如果數值是1，意味著這類產品佔該國出口的比重與全世界平均恰好相同，小於1意味著「這類產品佔這個國家出口的比重」低於世界平均，顯示該類產品並不是該國在出口上「特別具優勢」的產業，大於1則意味著比重較高，也就意味著該類產品在該國的出口中相當重要、有相當的優勢。

而就「中間財」而言，以色列的顯示性比較利益經常在1.5以上，甚至有幾度破2，最低也都有1.26，意味著「中間財」一直是以色列產業的重點所在，其程度遠高於世界各國平均；而就算是其他中間財出口大國相比，如中國、日本、南韓、德國，近二十餘年來在此一數據上從未超越以色列。與此相關，也有研究者指出，以色列的出口總額中已有過半是「專門化」的產品，更只有四成是「同質性」（高度容易被其他國家取代）的產品；相較之下，80年代的南非則有超過六成的出口屬於「同質性」產品，換言之，杯葛以色列對全球消費市場的衝擊，將遠大於杯葛當年的南非。這一些數據都恰可佐證，以色列在世界價值鏈中位居相當關鍵的地位，因此，即使不談政治層面，光是在經濟層面上，對以色列的BDS（尤其是杯葛與經貿制裁）很難發揮效用。

美國大學撤資學潮，核心爭議真的是錢嗎？

即使是南非的種族隔離政權，崩解的直接原因本來也就不是國際杯葛帶來的經濟衝擊本身。普遍認為，南非白人政權之所以被迫讓步，最直接的原因仍是國內的各類抗爭。

相反地，經濟杯葛所發揮的效果是間接的，而且集中在政治層面。一方面，杯葛讓英國、美國、愛爾蘭等國的抗爭者有了一個可以直接推動的訴求，在此一過程中影響西方各國國內的論述，進而對這些國家的政府造成壓力。同時，在南非國內，眼見各國民眾拒買南非農產品、國際巨星拒絕到南非巡演、南非的音樂家甚至也上不了BBC等外國電視台，加上南非白人熱愛的板球、橄欖球國家代表隊也被國際封殺，在在都讓南非社會無從躲避，所有民眾都清楚認知到自己的國家被抵制、被否定、被譴責。在1993年，曼德拉接受《時代》雜誌專訪，就說這些制裁行動「毫無疑問」有發揮效果，他所強調的也並非經濟衝擊，而是南非白人們終於意識到「整個國際社群也都反對南非」，讓他們必須與黑人展開協商。

這正也是BDS運動的支持者希望達成的成果，同時是以色列及其國際友人真正擔憂的結局：在推動經濟抵制的過程中，BDS方所提出的論述有機會讓以色列在政治上面對前所未有的孤立，並且在公共討論裡普遍被與南非的前例相提並論，被更多人看作根本不義的政權。

所以，BDS運動者抵制的對象既不是所有以色列產品和投資對象，也不是最富有、規模最大的以色列產業，甚至不是最可能因為西方投資人撤資而倒閉的企業。相反地，他們設定的目標經常是他們眼中特別不道德的公司，而且經常並非以色列企業。比如，美國科技公司惠普（Hewlett Packard）就是BDS近期的工作重點，在BDS委員會的官方網頁上，一開頭就強調惠普旗下企業「在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民的壓迫中，扮演多重關鍵角色」，包含販賣電腦給以色列軍方，並且為以色列警方維護資料中心，還為以色列的戶政系統提供伺服器，讓以色列能夠更有效執行監控與隔離的政策。

當然，BDS只是一套戰略、一個廣泛的概念，不同行動者的作法可能有極大差異，但通常也都是以政治、道德訊息為核心，而非強調經濟影響。在本波美國大學抗議中，不同大學學生的具體訴求有明顯的差異，比如耶魯和康乃爾大學的學生主要訴求停止投資武器製造商，而哥倫比亞和加州柏克萊大學學生的訴求範圍更廣，包含「協助拆遷巴勒斯坦人聚落」或「承包以色列警方或監獄工程」等的跨國企業也包含在內，但不論如何，「杯葛特定企業」也都只是引子，抗爭者實際上是著眼於以色列政府的各種政策。

以位處本次風暴中心的哥倫比亞大學為例，抗議學生列出了19間企業，要求校方必須撤資，而他們的論述並不著重對以色列的經濟影響，而是強調這些企業「如何協助以色列政府執行危害巴勒斯坦人的政策」。實際上，這些投資沒有任何一間是以色列企業，而且所涉及的總金額相當小，抗爭者的重點顯然不是要在經濟上透過撤資重傷以色列經濟，而在於傳遞道德上的訊息。

根據抗議學生從公開報表中整理出的資訊，他們所點名的三間美國科技巨頭，即微軟、字母（Google母公司）和亞馬遜，哥倫比亞大學確實有直接投資，但金額各僅有5.3萬到6.9萬美金，總金額不足18萬美金。至於其他16間跨國企業，哥倫比亞大學更無直接投資，是藉由投資指數型基金（ETF）間接觸及，所以關聯的總金額更少：哥倫比亞大學投入各檔ETF的資金本就僅在數萬至數十萬美金之間，而ETF又以「投資對象高度分散」為特色，每間企業的佔比都不高，所以換算後涉及的金額最高不過數千美金，最低可能甚至只有三十美金。

因此，這19間企業加總下來，其實涉及的金額只有18萬5千美元左右，從任何標準來說都非常之低，只是這些企業個別估值的零頭而已。就算單從校方的角度來看，在2022年年底，哥倫比亞大學這筆基金（在Columbia University Trust U/W E Reussner此一慈善組織名下）所持有的資產總市價也有235萬美元，這18萬5千美元的佔比也根本不到一成，政治、道德上的意義顯然遠大於財務、經濟上的意義。

此外，更進一步觀察這19間企業上榜原因，更能發現「只與佔領區有關」的其實相當少（主要案例包含 booking.com堅持將屯墾區的旅館列在「以色列」之下，或者復興國際旗下的保養品廠商使用西岸內的礦物質作為原料）。相對地，除了軍事之外，許多企業上榜的原因是因為與以色列政府更廣泛的合作，特別是針對「境內」巴勒斯坦／阿拉伯裔公民的權益，比如日立（Hitachi）和開拓重工（Caterpiller）所出產的機具被用於拆除聚落，或者微軟的雲端服務也被用於儲存人口資料，進而成為以色列政府各種追蹤、監控的基礎。

這樣的目標選擇，也恰恰對應BDS運動的主軸：透過一個又一個案例，不斷向外界傳達「以色列的政策涉及根本的不正義」，而且主張這些不正義並不只關乎眼下是否有戰爭的問題，也不只發生在約旦河西岸等佔領區，更發生在以色列境內，是因為以色列堅持自己是猶太人國家，於是持續把巴勒斯坦／阿拉伯裔公民當作次等公民，與當年的南非屬於同一類別。

對於BDS和錫安主義，美國民眾所知仍然不多

正是因為此一運動主軸，以色列的國際支持者面對BDS運動才會如臨大敵：在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以色列支持者如果屬於自由派或者中間派，長年的典型立場都是反對屯墾區擴張、反對以色列右翼政權、支持兩國方案，但認為以色列的立國原則本身不容質疑，更強力支持以色列作為猶太人國家存續的權利。然而，當BDS的支持者同步指向以色列境內的政策，既質問「如果不支持佔領，為什麼可以支持執行佔領的政府」，還更進一步控訴以色列為了維護猶太人地位而系統性壓迫巴勒斯坦／阿拉伯裔公民的人權時，就等同於挑戰這樣中間或自由派的立場，不僅質疑以色列政府是否可以算是盟友，更質疑以色列作為猶太人國家的正當性。尤其，許多BDS支持者也主張，必須保障海外巴勒斯坦流散社群返回故土的權利，這個訴求如果獲得實行，更將降低猶太人在以色列的人口比率，因此也直接危及錫安主義的根本原則。

在這個理路下，美國乃至許多國家內的以色列支持者都積極展開論述和遊說，希望全力封阻BDS運動的發展。他們經常強調，如果認為以色列作為猶太人國家不正當，就等於宣稱猶太人沒有擁有自己國家的權利，因此是反猶太歧視的一種；而面對全世界諸多人權爭議，特別抵制以色列也是對猶太人的雙重標準，因此也是反猶太主義的體現。

在美國，他們的論述和遊說在政府層級有相當的斬獲。舉例而言，2019年美國參眾兩院都以懸殊的票數通過決議（74票對19票；398票對17票），宣示反對抵制以色列的運動。近期，在2023年12月，美國眾議院更以311票贊成、14票反對的懸殊票數通過決議，表達「反錫安主義即是反猶主義」的立場；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當天也有92位民主黨議員投下棄權票（present；即僅紀錄出席），猶太裔的眾議員如Jerry Nadler、Daniel Goldman和Jamie Raskin都呼籲同仁投下棄權票，表示這項決議只是無謂口水戰，而Nadler在議場發言時就主張，猶太社群內部就有反錫安主義的傳統，雖然「多數」反錫安主義者確實可能涉及反猶主義，但兩者仍不能畫上等號。

至於在州政府層級，不論是倡議巴勒斯坦權益的組織Palestine Legal，還是在各州推動反BDS法案的右翼組織ALEC，提供的數據都相同：在美國50州中，已有38州通過某種形式的反BDS立法、行政命令或決議。具體而言，這些立法經常獲得跨黨派支持，在議會常以懸殊的票數差距通過，其中最常見的形式是「以抵制對抗抵制」，假使一間企業或一筆基金抵制以色列，州政府就有義務與該間企業或該筆基金切斷關係，不能再提供政府採購合約。

然而，雖然在政府層級反BDS方顯然大有斬獲，但在一般民眾之間，至少在這波戰爭之前，真正關心此一議題的人其實並不那麼多。

2022年，皮尤中心所執行的民調顯示，有高達84%的美國民眾自承「完全沒聽過」或「沒什麼聽過」BDS運動，聽過「一些」或「很多」的人其實極為小眾。總體而言，只有5%的民眾不但自認聽過一些或很多，而且支持BDS，但也只有6%反對，另有4%不支持不反對或者不確定，相距都不遠。換言之，雖然BDS論爭中的各方，都知道真正的重點是論述、是道德訊息，然而在大眾意見中，各方的進展都仍然有限，仍有極大的發展空間。

同樣地，對於讓BDS成為重大爭議的主要原因之一，也就是錫安主義和反猶主義的關聯，美國民眾在戰爭前夕普遍也都沒有太多想法。

馬里蘭大學所執行的民調顯示，在2023年9月至10月，不分黨派都有超過三分之二的美國民眾表示「不知道」反錫安主義（anti-Zionism）是否算是一種反猶主義（anti-Semitism）。這個數據相當合理，因為同份民調也顯示，不分政黨也都有約六成的民眾自承對錫安主義「不熟悉」。換言之，一般民眾其實未必在這個問題上花過太多心思。

那麼，有想法的人又是怎麼看呢？全體選民內有15%認為反錫安主義就是反猶，21%則認為並非如此，大約是四比六，由後者小幅領先。倘若區分政黨觀察，民主黨選民有12%認為反錫安主義就是反猶，認為不是的人則多達24%，等於在有想法的人當中各佔三分之一和三分之二，明顯由認為「不是」的那方居多；至於共和黨選民則是19%對上16%，雖然認為「是」的那方小幅領先，但差距相對較小。截至戰前，即使在政黨歧見巨大的美國，人們對此一議題的看法仍並未因為政治傾向而天差地別，且絕大多數人的想法都並不明確。

而這也正是這波校園抗議和相關公眾討論的重要之處：對各方而言，BDS真正的重點都不在於促成或防堵各種經貿行動，而在於論述，在於道德訊息。然而，很多美國民眾可能是在最近才首次聽說相關議題，那麼，經過這波辯論，美國民眾會有多少人開始花心思思考這個議題，進而有明確的想法？他們會選擇正方還是反方？又是否會有明確的政黨分歧？同時，他們會多在乎這件事情？是否將對政治人物或其他各界人士帶來壓力？這些問題都仍未可知，仍有許多不同的發展可能，是接下來一大觀察重點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