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烏開戰一年間，俄人權團體如何利用眾籌抵抗對反戰聲音的打壓？

63歲的斯塔費耶夫（Sergey Stafeev）收到自己住在烏克蘭城市扎波羅熱（Zaporizhia）親友發來的信息時，鬆了一口氣。他對記者說：「至少他們還活著！」2023年1月底，經歷幾個月的前線停滯後，俄羅斯軍隊向烏克蘭南部的扎波羅熱推進，該省受到俄軍的猛烈炮擊。

斯塔費耶夫住在拉爾山脈附近一個偏遠的布蒂爾卡（Butyrka）村莊，已經退休，現在只靠養老金過活。2022年4月22日，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近兩個月後，斯塔費耶夫去了離村莊最近的城鎮卡米什洛夫（Kamyshlov），自己一個人舉行了一場反戰抗議活動。他的表兄弟和他們的家人都住在烏克蘭東部城市哈爾科夫（Kharkiv）和扎波羅熱，俄羅斯的導彈可能會讓他們喪命。

斯塔費耶夫製作了一個口號牌，上面寫上了他對和平的呼籲，還加上了俄國革命家，蘇聯創始人列寧的一句名言。他在鎮上一句話都沒說，就只舉著牌站著。不到一個小時後，幾名警察過來警告他，要他立刻停止抗議。斯塔費耶夫不服，跟警察理論說根據俄羅斯法律，單人抗議（one-man picketing）是合法的，他有權在不擾亂公眾秩序的情況下在那裡表達意見。但這些反駁意見當然無人理會，謝爾蓋很快就被幾個警員押上了警車，並被正式逮捕。然後他被處於444美元的罰款，罪名是「詆譭俄羅斯軍隊」。

去年3月4日，即開戰後八天，俄羅斯國會就通過了兩條法律：散佈關於俄羅斯軍隊的「不實信息」被視為犯法，抗議戰爭或支持國際社會對俄羅斯的制裁也被視為非法，一律以「詆譭俄羅斯軍隊」罪名處理。前者最高刑期是15年，後者也可以處以5年刑期。

憑藉每月只有290美元的小額養老金，即使斯塔費耶夫一個月不吃不喝也無法付清罰款。由於退休金少，幾乎沒有積蓄，上訴又沒有勝訴的可能，他很快就會因為在小鎮上舉牌而面臨五年監禁。

「詆譭俄羅斯軍隊」

根據抗議監測組織OVD-Info收集的數據，有近二萬名俄羅斯公民因反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而被拘留。所謂「反對入侵烏克蘭」不一定是激烈的街頭抗議行為，因在網上發布反戰言論而被拘留的情況並不少見。2022年8月，一名DJ在咖啡館播放了烏克蘭說唱歌手YARMAK的歌曲《荒野》，被判處10天監禁。俄羅斯當局聲稱《荒野》含有 「在俄羅斯被禁止的亞速團的納粹標誌」。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籍口之一，是這個國家已經被納粹控制。

這些新法律除了遏制反戰聲音外，還鼓勵了支持戰爭的俄羅斯人向警察舉報身邊親朋好友。莫斯科附近小鎮圖拉（Tula）的六年級學生瑪莎（Masha Moskaleva）因為在美術課上畫了一幅反戰畫而被老師舉報，然後被俄羅斯聯邦安全局（FSB；現代版的蘇聯秘密警察）帶走審問。瑪莎的父親是她唯一的監護人，後來也被FSB帶走。他在身體和心理上都受到折磨。由於她的父親仍在獄中接受審訊，瑪莎被帶到了孤兒院，他們所有的銀行賬戶都被凍結。父親因多次 「詆譭 」俄羅斯軍隊和反對烏克蘭戰爭而面臨三年監禁。

跟這對父女一樣，罰款和監禁的可能並沒有讓斯塔費耶夫沉默。他對法院的判決提出上訴，並試圖說服法官，戰爭等同犯罪，他作為公民有權監察政府的行為。法官一如所料打發了斯塔費耶夫，而判決仍然成立：他必須在一個月內交出444美元。

俄羅斯的平均收入大概是每年5500美元，即每月約460美元。而且，俄羅斯是個經濟嚴重不平等的國家：莫斯科和聖彼得堡等聯邦城市的工資遠遠高於其他地區的人。事實上，俄羅斯的經濟不平等正正被認為是大衆動員背後的驅動力；那些住在偏遠地區的窮人會首先在戰爭中犧牲，而大城市仍然可以活在泡沫中，並成為普京和這場戰爭的重要支持者。2022年9月的動員令擴大了被戰爭影響的範圍，但相比起莫斯科人，住在大城市外的俄羅斯人更有可能承受這場戰爭的慘痛後果，所以也更有可能抗議這場戰爭。但他們也是最付不起抗議代價的一群：444美元可能是他們幾個月的工資。對於很多俄羅斯人，這並不是個小數目。

根據俄羅斯法律，政府可以收走財物，扣押財產，甚至逮捕不交納罰款的人。如果身上有未交的罰款，俄羅斯公民不可能通過正常途徑出境，機場保安和邊境巡邏隊會檢查護照，不會讓未支付政府債務的旅客登機或通過地面檢查站。這樣一來，斯塔費耶夫就面臨着一個不可能的任務：他可以一個月不吃不喝來交罰款，或者在一個月後被拉去監獄，因為交不起444美元而被監禁三年。

幸運的是，有些人看到斯塔費耶夫在法庭上的演講，向他介紹了ROSshtraf：幫助那些根據戰時審查法被起訴，並判處鉅額罰款或長期監禁的俄羅斯人的其中一個衆籌倡議團體。

由於沒有什麼法律手段來表明反戰立場，許多俄羅斯人轉而通過捐款來聲援反戰抗議者。在入侵烏克蘭後，對人權和民權組織的一次性捐款數量增長了10倍。據Tochno.st報道，2022年2月後，向非政府組織捐款的模式發生了巨大變化：在俄羅斯總統普京宣布全國動員後，捐款再次激增了50%。俄羅斯人這種不公開但同時堅定的支持，幫助民權組織和反戰抗議者承受了反戰的壓力。

ROSshtraf成立於2019年，旨在幫助像斯塔費耶夫這樣的，因反戰或反政府立場被拘捕，但經濟能力有限交不起罰款的人。該組織繼續協調和推動為因發言而被罰款的反戰俄羅斯人開展的衆籌活動。人們願意捐款，是因為覺得需要幫助的是活生生的人－－38歲的ROSshtraf負責人Andrei K每周發布關於抗議俄羅斯在烏克蘭戰爭的人的故事，呼籲讀者直接向受助人的銀行賬戶捐款。直接匯款通常是一種不受歡迎、有風險的衆籌方法，但在俄羅斯加強對眾籌控制的情況下，非營利組織愈來愈傾向利用直接匯款。

截至2022年，只有11%的組織使用直接匯款來籌款。這個低數字可以理解：直接匯款有很高的欺詐風險，缺乏透明度，而且違背了俄羅斯專業非政府組織的共識。但隨著開戰後，獨立非政府組織在俄羅斯合法運作的空間越來越小，很多非政府組織開始採用這種方法，避過任何平台的規管，把錢送到需要幫助的人手中。

打壓公民社會

近二十年，俄羅斯對非政府組織的控制愈來愈嚴厲，而其中一種控制手法就是截斷公民社會組織的資金來源。2006年，俄羅斯政府頒布了一項法律，要求非政府組織在司法部登記，並定期提交關於其活動和資金來源的報告。這項法律引起了人權團體和非政府組織的廣泛批評，直指這項法律意圖限制公民社會團體的活動。

2012年，當普京在鎮壓了針對投票舞弊的大規模抗議活動並重返總統寶座後，政府出台了一項新的法律：「刑法330.1條」指接受外國資金的非政府組織必須註冊為 「外國代理人」（foreign agents）。十年後，即2022年，歐洲人權法院對俄羅斯政府作出了部分裁決，並認為這一條例侵犯人權，而且「在民主社會中沒有必要」。2014年，俄羅斯政府推出了另一條法律，要求非政府組織如果從事 「政治活動」，必須披露其資金來源和活動。與刑法330.1條一樣，這項法案也受到了歐洲人權委員會的批評。人權委員會認為，「修辭上，一個類似於共產主義時期使用的術語，會給被適用的非政府組織帶來污名，損害它們的聲譽，並嚴重制約它們的活動」。該委員會建議放棄 「外國代理人」一詞，並重寫法律。

但歐洲人權組織的批評，無礙這些法律成為阻止公民社會組織運作的「萬能法律」。2017年，政府用這條法律對「頓河女性聯盟」（Women of the Don）創辦人，人權活動家切列瓦堅科（Valentina Cherevatenko）提出起訴。頓河女性聯盟關注的是北高加索地區針對婦女的暴力問題，同時也關注這個一直因俄羅斯而紛爭四起的地區的和平建設問題。政府指這個組織收受外國資金從事「政治活動」（political activities），雖然頓河女性聯盟做的只是人權研究和倡議，但「政治活動」的定義當然是政府說了算。

2015年，政府實施了一項新的法律，授權非政府組織向一個名為Rosfinmonitoring的政府機構報告其活動和資金來源。這項法律再次遭到非政府組織的反對，他們聲稱該法律將被用來審查和限制他們的活動。 過去幾年，俄羅斯政府仍不斷推出影響非政府組織的新法規，除限制「利用外國資金進行政治活動」，也加強了對參與環境保護等問題的非政府組織的監督。俄羅斯一直有國會議員提出將環團「綠色和平」（Greenpeace）評為「不受歡迎的團體」，理由是他們「阻礙立法進程」。

俄羅斯當局很擅長利用法律來扼殺公民社會團體的能力。2021年7月，最大的獨立政治組織之一，由著名政治家納瓦爾尼（Alexei Anatolievich Navalny）領導的反貪腐基金會被關閉，其銀行賬戶被凍結。幾個月後，獲得諾貝爾獎的人權組織Memorial也遭遇了同樣的命運。

2022年12月29日，入侵烏克蘭近一年後，普京簽署了有關 「外國代理人 」法和非政府組織的新法規。現在，未註冊的非營利組織可能面臨與合法註冊的公司同樣的影響。此外，非政府組織如果不自願註冊為 「外國代理人」，也會受到懲罰。

眾籌成為抵抗方法

因為這些推陳出新的法規，在俄羅斯組建組織和開設銀行賬戶變得非常危險，隨時可能面對政府的查封。然而，人權活動家和信息技術專家並沒有停下腳步，新的，協助抗議人士的技術和平台仍然不斷出台。

Zaodno（俄語 「在一起」）在2022年4月推出，不止發布受助者的故事，也可以容許其他人直接向受助者捐款。按下綠色的「Help」按鈕後，就可以選擇其中一種捐款方式：使用受助者卡號轉賬﹑在銀行賬戶轉賬﹑或使用QR碼轉賬。然後捐助人可以輸入捐款數額，網站就會在抗議者的頁面上更新信息。每個抗議者的頁面都附有一個獨特的鏈接，以方便分享。Zaodno看起來就像俄羅斯版本的著名眾籌網站GoFundMe，只是背後的運作要小心得多。

Zaodno的創始人米列別傑夫(Mikhail Lebedev)只有34歲。他在2021年開始已經萌生眾籌平台的想法。著名反對派納瓦爾尼在被化學武器毒害後於2021年1月返回俄羅斯，立刻在機場被捕，之後被判處近三年的監禁。許多俄羅斯人抗議這場明顯的政治逼害，所以被拘留的人數也創下了紀錄：11,400人。

這場政治獄讓列別傑夫想要創立眾籌平台。「在2021年關於納瓦爾尼被監禁的抗議活動之後，很明顯，這個國家對所有人和組織的鎮壓都將加速。公民抗議組織的資金很可能被查封﹑被凍結﹑被沒收。」

Zaodno開發了一個在線生態系統，保證無論對捐助者還是受助者，向個人銀行賬戶轉賬都是安全的。記者問他能不能告訴我們這個生態系統如何運作，但由於安全考慮，列別傑夫拒絕公開裡面的技術細節。他只告訴我們，雖然外表簡單，但Zaodno的驗證過程相當複雜，必須確保用戶的銀行賬戶有效，並且不能與俄羅斯政府定義的 「極端主義」或 「恐怖主義」組織扯上任何關係。否則，支持者可能因 「資助恐怖主義或極端主義組織」而面臨3至8年的監禁。

為了避免欺詐和欺騙，Zaodno只與值得信賴的人權組織合作。目前，這些組織包括關注俄羅斯政治犯的OVD-Info、支援像斯塔費耶夫這樣的單人抗議人士的Picketman、從事反網路監控的RosKomSvoboda、2022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人權組織Memorial、支援人權活動的Open Space，以及反戰眾籌團體ROSshtraf。當中好些組織因為長期被政府監視，而轉而在俄羅斯境外運作，但一直利用Zaodno提供的眾籌方式維持營運資金。

「這些組織自己投放廣告，我們負責檢查。我們為這些組織消除了與技術方面有關的所有麻煩。」列別傑夫告訴記者。未來他希望擴大這個平台，幫助更多的人權組織簡化衆籌過程。

除了幫助抗議者之外，組織者還希望衆籌倡議能夠幫助公衆關注那些冒着坐牢的風險公開反對戰爭的俄羅斯人。儘管對言論自由的壓制在俄羅斯現代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並得到了廣泛的新聞報道，但真正遭受壓逼的人的故事卻不為人知。

35歲的克雷努科夫（Kraynukov）是一名專業攝影師，也是Zoadno的受肋人之一，在克里米亞的刻赤市出生和長大。在俄羅斯2022年大規模入侵烏克蘭之後，克雷努科夫在社交媒體上積極表達了他的反戰立場。他的鄰居，另一位70歲左右的克里米亞本地人，向當地FSB（俄羅斯安全局）打了關於克雷努科夫的小報告。

「她是一個被宣傳完全洗腦的老人。」克雷努科夫跟記者說。「戰爭開始的頭兩個月，我常聽到她大叫大嚷，說烏克蘭必須被完全摧毀。她現在還持續向聯邦安全局舉報我。」

這些舉報，令克雷努科夫因「詆譭俄羅斯軍隊」而被罰款444美元。自3月以來，克雷努科夫已被傳喚到當地警察局數十次。地方當局不必對每份報告作出反應，但官員們卻不斷詢問攝影師，甚至威脅要對屢次「詆譭俄羅斯軍隊」的人提起刑事訴訟。

「我問派出所所長，如果我不再發布有關戰爭的信息，他們是否會放過我，」克雷努科夫回憶道。「然後他點頭微笑，再威脅我說，如果我不停止，就會被關8年。」

克雷努科夫向RosKomSvoboda尋求幫助，這是一個捍衛俄羅斯人數碼權利的非營利組織。該組向他提供了法律援助，也為他在Zaodno上發起了衆籌活動，以支付罰款。普通俄羅斯人的資金給了克雷努科夫財政上的支持。

他身邊仍然圍繞著可能會舉報他們一家的鄰人。「我去幼兒園接孩子時，那些母親和老師們在討論說，他們是如何迫不及待地想殺死所有的Khohols（對烏克蘭人的蔑稱）。我不明白，是我瘋了還是整個世界瘋了？」

「幸好我看到其他人在支持我，而且是在經濟上支持我……那才令我打起了精神。」

隨着烏克蘭戰爭進入一週年，俄羅斯當局對言論自由的壓力不斷上升。1月25日，莫斯科法院清算了最古老的人權組織：莫斯科赫爾辛基小組（Moscow Helsinki Group）。第二天，俄羅斯總檢察長指俄羅斯擁有超過一千三百萬日活躍用戶的獨立媒體Meduza「不受歡迎」。被評為「不受歡迎」後，轉發Meduza的文章或向他們捐款都是犯法的。每天都有反戰的普通人被逮捕並被判處監禁。同時，警察開始騷擾ROSshtraf的Telegram頻道用戶。

然而，Zaodno、ROSshtraf和其他人權組織從未停下來。列別傑夫創辦的Zoadno平台就有擴充計劃：「計劃有兩個方面：平台的發展和分配。我們希望通過提供這樣的服務，幫助所有有任何客戶，或衆籌活動的組織。我們還希望我們的每個合作伙伴都有一個很酷的分析儀表板，告訴他們如何最有效地組織他們的活動。」

根據俄羅斯最高法院的官方統計，戰爭開始六個月後，俄羅斯已經對2000多人罰款近130萬美元（8570萬盧布）。Zaodno和ROSshtraf聲稱共同為385人衆籌了1100萬盧布（180,866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