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中國兩會 深度 大陸 評論

誰是最「清白」的中國人?——出身論捲土重來,宗法社會還會遠嗎

出身論逐漸紮根,勢必要在「中國人」裏再區分出「清白」的中國人和「被污染」的中國人,正如核酸檢測也有陽性和陰性。


2021年11月28日,南京,大量考生走進考場參加公務員考試。 攝:Dongxu Fang/Barcroft Media via Getty Images
2021年11月28日,南京,大量考生走進考場參加公務員考試。 攝:Dongxu Fang/Barcroft Media via Getty Images

今年中國兩會前夕,政協委員周世虹接受採訪時建議,取消對罪犯子女考公務員的限制。這是一條沒有寫進法律文件、但人人耳熟能詳的潛規則,所謂「一人犯罪,影響三代」——去年上海封城期間,一個警察就恐嚇拒絕隔離的居民:「進行處罰以後,要影響你的三代!」那位居民也喊出流傳一時的「這是我們最後一代!」,作為對連坐威脅的激情反擊。

周世虹的建議,幾乎每年兩會都有代表或委員提及,體制對此紋絲不動,公衆通常也冷眼旁觀,這本來就是橡皮圖章會議的默契,但今年卻在輿論場招來了大量反對聲音。在相關新聞的微博評論區,網民留言大多是:「那些進去的官員最喜歡這個放開」,「老賴的子女享受着老賴提供的優質生活,受害者的子女反而得不到應有的生活待遇」,「那你別犯罪不就可以了嗎」,還有人質疑周世虹的動機,建議查一下他。

2018年2月27日,北京,一名官員在西裝外套上佩戴中國共產黨徽章。
2018年2月27日,北京,一名官員在西裝外套上佩戴中國共產黨徽章。攝:Mark Schiefelbein/AP/達志影像

「考公」是「小鎮做題家」的身份政治

如果有人要改革考公的政審制度,讓他們憑空多出許多競爭對手,有如要禁掉美國右翼白人至上主義者手上的槍。

反對的聲音首先來自對特權的恐懼。許多網民提到貪官,認為如果貪官的子女利用貪官留下的資源,考取公務員,上到高位後再替父母翻案,將危害體制。

有人舉歌手曲婉婷的例子,她的母親曾是哈爾濱市發改委副主任,2021年因貪污、受賄、濫用職權被判無期徒刑。根據判決書,曲婉婷的母親違規挪用了哈爾濱原種繁殖場職工的安置款。2021年就有東北下崗工人後代痛斥曲婉婷,大意是曲婉婷在90年代就出國讀書,過着優渥生活,而這些錢都是來自被她母親毀掉的無數家庭。

對曲婉婷的控訴是有力的,但在現實層面,不能考公對落馬官員後代並不是太大的損失,更無法對在任的官員產生威懾力。究其用意,三代不能考公的政審規則,並不指向憤怒的網民念茲在茲的公平問題。

或者這樣說,在特權階層的遊戲規則裏,考公的門開着還是關着,是一個過於生僻的問題。落馬官員哪怕被體制拋棄,遊戲規則往往仍對其後代網開一面,默許其(在國內或海外)過着相對富足的生活,而不是窮追猛打。這是一個階層的團結,也是既得利益者的後路。所以很難想象一個曲婉婷這樣的後代,會想考公再經歷一次父輩的「原始積累」。

在視頻網站b站非常受年輕人歡迎的法律學者羅翔也評論了此事:「很多人往往只注重對特權的抨擊,而對反對歧視並不十分重視。」羅翔非常委婉地勸解讀者,他說,法律人很少將自己代入強人的角色,而往往把自己代入弱者的視野。還提醒,買鸚鵡、買藥也可能構成刑事犯罪,而很多人並不知道。

對中國的法治狀況有清醒認知的人,必然會知道,三代不能考公的政審規則,更容易傷害到弱勢階層,而非特權階層。網民擔心政審放鬆之後,老賴的子女可以考公,受害者的子女卻生活困頓。但實情是,根據目前的政審規則,老賴的子女依然可以考公。根據媒體報道,父母被列為失信被執行人,並不影響子女考公。

中國司法部曾發過的一篇文章《爸爸有案底,孩子能通過公務員政審嗎?》提到,三代以內旁系親屬有民族宗教、國家安全、非法組織方面的刑罰,無法通過政審。如果報考的是警察類的崗位,直系親屬有犯罪記錄,會影響政審情況,如果是普通公務員,通常不會受影響。

而相對的,被拖欠工資的農民工在討薪過程中,被套上「尋釁滋事罪」的例子數不勝數,被長期家暴的妻子自衛反殺了丈夫被判刑也大有人在,「別犯罪不就可以了嗎」是一個過於輕巧的詰問。

羅翔苦口婆心想表達的是,連坐制度只會讓弱勢者更受歧視,而無法有效遏制特權階層。但b站的許多網民並不買賬,被點贊最多(5萬多次)的評論說,「我始終認為禍不及子女的前提是惠不及子女。」換言之,羅翔的受衆不太關心「如果我是最弱勢的那個」怎麼辦,他們更關心「誰偷走了我的人生」。

2020年,羅翔發了一條微博稱「要珍惜德行,而不要成為榮譽的奴隸」,被民粹博主認為是在諷刺同日召開的「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會」而加以攻擊,最終羅翔退出微博。彼時b站不少網民為他打抱不平,羅翔也繼續在b站更新視頻並仍受歡迎,他對於這裏的年輕網民是有影響力的。即便如此,在考公成為最佳職業選擇,又競爭無比激烈的當下,年輕人對正義的渴求難以抽象為一種價值,只能和對階級固化的痛恨高度捆綁。

回頭細想,輿論場如此熱烈且認真地討論貪官子女能不能考公,多少有些滑稽,也多少說明考公在年輕人心中的分量。上一個相似的具備某種黑色幽默的事件,是娛樂明星易烊千璽考取了編制,成為中國國家話劇院演員,引發了許多人的反彈,他被指責擠佔普通人的名額,利用明星的資源走後門。

當時《中國新聞週刊》發表一篇評論,說「這些小鎮做題家每天上培訓班,做真題卷,也仍然考不中那個能為他們帶來安全感的編制內職務」。作者本意是指出就業環境的惡劣讓年輕人只能擠破頭進入體制,但卻被認為是在嘲諷小鎮做題家努力了也沒用。彼時「小鎮做題家」的血淚自述文字鋪天蓋地地出現,《中國新聞週刊》被罵到刪文。

「小鎮做題家」是這個世代年輕人最強的身份認同,「考公」是他們的武器,是一種身份政治。如果有人要改革考公的政審制度,讓他們憑空多出許多競爭對手,有如要禁掉美國右翼白人至上主義者手上的槍。

2023年2月25日,中國安徽省阜陽市,中國考生在門外等待參加2023年度公務員筆試。

2023年2月25日,中國安徽省阜陽市,中國考生在門外等待參加2023年度公務員筆試。圖:VCG via Getty Images

爭做清白的中國人

在抖音、小紅書等社交媒體,都不乏這樣備受認可的說法:「找黨員做男朋友的好處,政審幫你篩選了家世清白。黨員出軌,家暴,不孝敬父母,臨危不救都屬於觸犯紀律。」

許多人在談論此事時用了「清白」這個詞。一個網民質疑周世虹的提案,「為什麼我們清白人家的小孩要為不清白人家的小孩負責?」一位知名的新聞當事人也反對這個建議,她說「犯罪是有基因的」,而她自己曾作為受害者維權,至今仍受到老家政府的監視和騷擾,被當成罪犯對待。

「清白」的自覺,也讓很多人反對另一個提案——全國政協委員朱征夫建議,廢除尋釁滋事罪。四川廣播電視台在微博發起一起投票,有2萬人贊成取消尋釁滋事罪,5.2萬人反對取消。有網民自陳,「我極有可能成為被尋釁滋事的對象,畢竟我又不會尋釁滋事別人,我總要有點什麼保護自己吧」,還有人說「如果你不惹事,你贊成的理由是什麼」。

對權力的服從讓人們想象出這樣的社會結構:隨時會傷害自己的陌生人,嚴厲的仲裁者,隨時可能成為無辜受害者的自己。當這些人談論尋釁滋事罪,他們想象的是自己在身體上被這個口袋罪保護了;當他們談論犯罪者三代不能考公,他們想象的是自己的利益被保護了。在這個想象的社會結構中,總有一個陌生的他者在犯罪,犯罪就是傷害自己的利益,而國家作為仲裁者越重刑主義,就越能保護自己。

而希望廢除連坐制和口袋罪,守住「無罪不罰」底線的人,忌憚的是不受約束的公權力,他們很清楚,喜怒無常的仲裁者才是最容易傷害普通人的。在文革時期長大的胡錫進,也罕見地發表了一通沒有為體制遮羞的的看法:「可以肯定的是,有考公意願的年輕人當中,遇到父母和直系親屬有犯罪記錄因而受限的普通人家孩子,肯定要比遇到同一限制的貪腐官員子女要多得多。」

胡錫進提到了改革開放前的「唯出身論」。1966年,北京的紅衛兵打出「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基本如此」的對聯,當時「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的子女)備受歧視,「紅五類」(革命軍人、革命幹部、工人、貧農、下中農的子女)則享受包括升學在內的優待。文革10年期間停止高考,「黑五類」無學可上,能上大學的都是工農兵及其後代。寫出《出身論》抨擊這種血統論的遇羅克,也被處以死刑。

一人犯罪,三代不能考公的政審規則如此受公衆捍衛(甚至超過了政審事實上的嚴厲程度),正是新時代的「出身論」在還魂。人們找了很多理由為「出身論」辯護:犯罪所得惠及子女,對受害人的子女不公平,家庭教育很影響人等等。但無論如何,最重要的事情是劃清一條界限,界限內的人是清白的,界限外的是有污點的。最最重要的事情是,清白的人理應要獲得更優越的待遇——有資格成為公務員。

在外部,最近幾年跟西方挪用中國文化、韓國偷中國新年、日本和服滲透中國的各種鬥爭中,中國年輕一代塑造了有別於西方的、排他性的、純淨的「中國人」身份。在內部,出身論逐漸紮根,勢必要在「中國人」裏再區分出「清白」的中國人和「被污染」的中國人,正如核酸檢測也有陽性和陰性。

今天的人奢談清白,一方面是對普通人守法成本之高的無知,另一方面也是錯把體制要求的隊伍純潔性,用來填補道德真空。在抖音、小紅書等社交媒體,都不乏這樣備受認可的說法:「找黨員做男朋友的好處,政審幫你篩選了家世清白。黨員出軌,家暴,不孝敬父母,臨危不救都屬於觸犯紀律。」

究其意思,「清白」側重的不是品行上的高尚,而是簡單可追溯的、沒有不良紀錄的履歷。「清白」的反義詞是「複雜」而不是「卑劣」。也就是說,清白要求的是一種資質,這種資質可以讓人無須和社會的暗面打交道,也能很好地過日子。一個真正的社會底層是很難清白的——上不了戶口的超生子女,沒有社保的打零工的母親,打架進拘留所的留守兒童,在錯誤的時間感染新冠肺炎而被處以刑罰的人都不是清白的。

近20年來,在中國推動法律進步、追求社會公義的人,追求的是哪怕「少數人」的權利也能被保護。這種公義邏輯要求人們理解社會的複雜性,理解違反法律的人有可能同時也是結構性不平等的受害者,這是人權的應有之義。

而追求「清白」的人拒絕理解複雜性,相反,「複雜」本身就是不清白的。在周世虹提案的新聞留言區中,有網民發問:「取消政審允許貪官的子女考公,和保留政審導致一些普通人的子女不能考公,哪個危害更大?」「清白」的邏輯是可以傷害無辜的,因為「無辜」與否是一個公正問題,而公正並不是這一邏輯所關注的。「清白」最終一定是一種特權。如果曲婉婷的母親沒有落馬,儘管她挪用了幾百個家庭的安置款,她至今也仍然是清白的。

2022年9月3日,山東省棗莊市,新招聘的公務員在接受軍事訓練。

2022年9月3日,山東省棗莊市,新招聘的公務員在接受軍事訓練。攝:CFOTO/Future Publishing via Getty Images

沒有價值之爭,只有宗法社會

今天的輿論衝突的背後,有一種共通的東西,即血緣被視為社會秩序和權力結構中最核心的部分。

某種程度上講,今天的出身論甚至不如文革時期的出身論「進步」,後者還嘗試對社會秩序進行革命,而今天的「清白」中國人有強烈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底色,他們想維護的是一個和權力高度重疊的公務員階級。

更悲哀的是,由於編制如此之少,而考公的人又如此之多,考公者作為一種身份,直如古代的秀才,在循環往復的科舉考試中,把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固定在這片土壤上。

反對改變政審規則、要求犯罪者子女不準考公的人,最常用的理由是是反對特權再生產特權,但到了最後,他們維護的是一個特權階級的穩固。所以羅翔在他的視頻中憂心地說:「人們越是致力於爭取結果平等,就越可能陷入等級和特權的泥沼。」

中國社會這幾年越來越保守是無須再論證的常識。但如果說過往對中國社會的此類觀察,還常常在討論進步和保守所代表的兩種價值哪種更有認受性,今天的問題則已經完全變了。價值已經沒有任何被討論的空間,觀念或意識形態的爭論並不是社會矛盾的重點,今天的輿論衝突的背後,有一種共通的東西,即血緣被視為社會秩序和權力結構中最核心的部分。這才是保守。換言之,今天中國社會沒有價值觀的拉扯,而是價值觀的缺失,正在發生的衝突,是宗法社會的一個階層在嘗試驅逐另一個階層。

2011年藥家鑫案發生時,當一個窮兇極惡的殺人犯出現在媒體上時,法律學者還能和全社會一起討論「廢除死刑」是否必要。社會所能承載的討論的複雜性,是今天無法想象的。這是對價值的追求(無論進步還是保守)還支撐着社會的表現。今天的社會已經坍塌殆盡,人們在廢墟中拉出幾根木頭,搭建起來的就是一個三角形的宗法社會。在這個三角形中,血緣即權力,權力即正義。

再以一個故事作結。今年年初,四川修改《四川省生育登記服務管理辦法》,其中最重要的變化是「生育登記取消結婚限制」,意味着單身女性也可以合法生育。在抖音中,一個媽媽說:「正宮娘娘注意了,政策開放了,我兒子只娶嫡出(正室生的)的女孩」,獲得好幾萬點贊。評論也都是「我閨女不僅要嫁嫡出,而且如果家裏有庶出(妾室生的,有時也包括私生子女)兄弟姐妹的也不嫁」,「怪不得古代這麼注重嫡出庶出」。單身女性可以合法生育,被網民們看作是為「小三」生子開了方便之門。

基於把人口當成資源使用的出發點,為解決出生人口暴跌帶來的社會和經濟問題而改變生育制度,在法律上取消了生育和結婚的捆綁,正好切中了「進步」敘事,又同時踩中了以血緣為榮的宗法社會的罩門,這大概也是一個新的「複雜中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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