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中國政權的新合法性危機：剛性監控維穩體系的「脆弱性」

去年年底，在毫無科學依據、違反全球學術共識、近乎荒誕的COVID-19清零政策實行近三年後，被高度政治化的疫情防控最終點燃了反噬的民怨。2022年10月，鄭州富士康和廣州海珠區多次發生農民工衝破防疫護欄和警方封鎖線的抗爭事件，憤怒的人群向警察投擲各種雜物，身穿防護服的警察向抗議的人群投擲催淚瓦斯，這樣的場景顯示出防疫封控最緊繃的狀態。11月底，中國多個主要城市和近百所高校爆發了市民和大學生參與的抗議活動，他們手舉白紙，高喊四通橋抗議者寫下的口號，最終人民的憤怒之聲震驚了高舉「自信」和「鬥爭」旗幟的最高領袖，令他不得不放棄對「動態清零」的執念。

路透社後來的報道稱，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和其他歐盟高級官員在12月1日會見習近平時，得到的回應是「在經歷了三年的疫情後，人們感到沮喪，主要是大學裏的學生或年輕人」；在之後的元旦新年獻詞中，他非常罕見地說道「中國這麼大，不同人會有不同訴求，對同一件事也會有不同的看法，這很正常，要通過溝通協商凝聚共識」。他發表的這些跟以前迥異的講話間接表明農民工、市民、大學生等不同社會群體連續不斷的抗爭行動撼動了中國經過十幾年建設的「剛性維穩」和「數字監控」體制。

執政合法性的弱化

這些年來，中國耗費極多的資源建立的剛性維穩體系已經趨近於完美，它混合了傳統的社會主義和威權主義，以壟斷政治權力實現全面社會管制為進一步目標，追求僵硬的政治穩定，把一切抗議行為，如遊行、示威、罷工、罷市等都視為無序和混亂，都要採取一切手段壓制或打擊，以國家暴力為基礎，對意識形態和社會組織進行嚴密監控。特別是在人工智能、大數據等高科技的幫助下，中國已經建成了無所不在的既全面又高度個人化的的「數字監控」系統，包括全球最大的由5億多個攝像頭組成的遍布公共和私人場所的天網系統，也包括內置到手機用於蒐集所有個人信息的健康碼、行程碼、反詐騙APP等程序工具。政府具備了一天24小時監視人民的能力後，就能糅合了多種機制，根據認定的對國家威脅程度，對不同的群體和人員施加不同程度的監督和約束。

建立這種監控維穩體系的邏輯起點，是政府對異議毫不容忍，並且試圖杜絕一切反對能力，因此，過去十年間一度活躍的公民社會遭遇嚴酷打擊，女權倡導者、獨立記者、維權律師、勞工NGO、左翼青年等不同類型的行動者都經歷過被抓捕、審判、認罪、流亡的厄運。表面上看，政府將這些職業活動家「連根拔起」的行動是成功的，他們被認為是受「境外勢力」操控的代理人，是各種維權事件的幕後推手，只要把這些「吵鬧的烏鴉」剷除就海晏河清，天下太平。但事實並非如此，解決掉提出問題的人並不能解決問題本身，中國社會各個層面的問題矛盾依舊存在，像定時炸彈般隨時都會引爆。從這個意義上說，政府建立的再強大的維穩監控體系都必然存在一個「阿喀琉斯之踵」。

希臘神話中的阿喀琉斯刀槍不入、智勇過人，但由於腳跟沒有在冥河之中浸泡，成為唯一的弱點，在特洛伊戰爭中，他正是因腳跟被射中而死。對中國的維穩監控體制而言，它的阿喀琉斯之踵在於政權存在的合法性基礎，這主要包含兩個層面，一是建立在經濟發展成果之上的績效合法性，二是通過對歷史、當下乃至未來的論述話語而形成的意識形態合法性。在中共的百年發展過程中，合法性問題始終是主要的挑戰，因為經由革命奪取權力之後，要想永遠掌握權力，僅靠武力是不夠的，更需要持續獲得人民的認可，因此在傳統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和市場化改革時期，意識形態合法性和績效合法性先後發揮作用，幫助黨和政府度過各種政權的生存危機。

在新時代，中國的經濟發展進入了「新常態」，增長速度明顯放緩，某些領域甚至出現停滯或倒退，這既是國際產業分工與轉移的客觀規律使然，也是中國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支撐的「比較優勢」耗盡的必然結果。隨之而來的，就是過去被高增長掩蓋的問題與矛盾不斷暴露，因為當經濟增速有10%的時候，粉飾太平是很容易的，但是當增速下降到3%甚至2%時，裂痕就會顯現。全球化時代的經濟發展有特定的規律和週期，永動機式的持續增長是不可能的，這反映出績效合法性的脆弱。因此，黨中央在2013年就要求全體黨員觀看學習《蘇聯亡黨亡國20年祭》的紀錄片，該紀錄片將蘇共倒台和蘇聯解體的原因之一歸咎於戈爾巴喬夫採取急進的民主化改革，放鬆了對意識形態的控制。從這一點出發，可以理解為何中國公民社會的行動派組織和個人遭到毀滅性打擊，取而代之的是各種官辦社會組織，滲透到每一個領域，把民主化的可能性掐斷在萌芽狀態。另一方面，保守主義和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大行其道，成為官方鞏固內部統治、維護合法性的敘事話語。

極端剛性維穩的反噬

在疫情之前，這種控制型統治策略比很多人預料的都要成功，維穩監控體制不僅體現在現實的專政工具上，更植入到人們的大腦中，人們在「中國夢」的幻象中展現「四個自信」，自覺地按照官方的標準說話和行事，自我審查與「正確」集體記憶成為常態，還引以為豪，在這種狀況下，年輕人身上理應存在的理想主義和冒險精神都滑向了普遍的犬儒主義和躺平狀態，對極權國家來說，這是一群完美的統治對象，普遍的安分守己、馴服服從、謹言慎行，從而產生了一個無法免於恐懼心理的社會。

但在疫情爆發之後，層層加碼的動態清零把這種維穩監控體制推到最極端，有形的圍擋和無形的健康碼把每個人都原子化，作為潛在的病毒的具象和載體，國家真正做到了對所有人民的全景敞視監視，如果沒有奧密克戎的話，這會是一個「美麗新世界」。誰知事與願違，奧密克戎不講武德，驚人的傳播速度和免疫逃逸能力扯下了政治化的疫情防控的遮羞布，監控隔離再多的人也無法阻擋病毒的傳播。特別是國家衛健委12月21日的會議紀要顯示，北京市約2200萬常住人口中有一半已被感染。這是一個帶有恥辱性的數據，因為北京的防疫等級在全國屬於最高級別，多圈層保護，無論是人在北京還是要去北京的人都飽受「彈窗之苦」。世界衛生組織的專家去年12月中旬也證實早在動態清零結束之前，奧密克戎就已經在中國「密集傳播」。

除了未能阻止疫情失控，推到極致的剛性維穩和數字監控體制還造成了嚴重的政治經濟社會後果，重傷了黨國的績效合法性和意識形態合法性。首當其衝的是對全球供應鏈的嚴重衝擊，自上海封城以來，汽車和電子供應鏈受交通封控的影響而陷於停頓，生產企業缺少零部件，成品運不出廠區，恣意執行的停工停產都讓外資企業考慮供應鏈的穩定與安全。特別是鄭州富士康發生大批工人逃離返鄉以及之後的衝突抗爭事件後，iPhone手機的出貨能力受到衝擊，蘋果加快了將部分生產線移出中國的計劃，確保供應鏈的穩定與安全。

蘋果的舉動是一個標註性的事件，意味着從中美貿易戰開始的政治力驅使的全球供應鏈重組進入了跨國企業主動作為的階段，而且動作迅速，趨勢不可逆，這是「政治抗疫下中國經濟不可逆轉的代價」，導致靠出口驅動的增長難以為繼，大量訂單轉移到東南亞國家，國內企業出現關停潮，隨之而來的就是農民工的就業惡化，工價降低，失業嚴重。廣州海珠區的以服裝業為主的農民工正是因為疫情封控之下無法工作，沒有收入而持續不斷地衝卡抗議。

這些都是依賴維穩監控體制執行動態清零的社會經濟後果，而且已經演變成結構性問題，即使所有疫情防控措施都取消，也無法在短期內解決，在此情況下，基於經濟發展成果的績效合法性面臨深層次的危機。

白紙運動的深遠意義

白紙運動的發生更是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它表明即使在高壓的維穩監控體制中，仍然有普通民衆和學生群體，會基於樸素的正義和悲痛的情感而走上街頭、發出怒吼。這些人的普通在於他/她們大都不屬於過去十年間被打壓的公民社會行動者，他/她們表現得並不激進，而更多是有理想、愛生活的文藝青年。但恰恰是這些具有「亞文化」氣質的一群人，有記者、編輯、藝術家、攝影師、詩人等，他們在抗議的現場喊出了石破天驚的口號，讓黨和政府「深謀遠慮」製作的虛幻敘事一夜破功。

重慶超人喊「不自由，毋寧死」，南京學生說「你是貴州大巴上的死難者麼」，北京青年反諷「我要做核酸，我要被封控」，成都市民喊出「中國不需要皇帝」，每一句口號在國內外社交媒體上的傳播都引起轟動，即使抗議的規模不大，持續的時間也很短，但這些行動和口號都在防火牆外被記錄下來，就像憤怒的燭火成為黨國揮之不去的心魔，只要有人喊出第一句，後來者就可以「拿來主義」，因為很快到來的解封讓所有人知道黨國不可能為過去三年發生的種種人道主義悲劇道歉負責，但人民怒吼的一句「下台」瞬間擊穿意識形態合法性，動搖了色厲內荏的維穩監控體制，讓最高領導層瑟瑟發抖，因為這是他從上台之初就要竭力避免的事。

正是因為動態清零的政治、經濟、社會後果給黨國造成了幾十年來最嚴重的合法性危機，引起最高領導層的警惕和恐懼，從而決定放棄極端的封控隔離措施，這可以解釋為什麼在整個醫療系統一點準備都沒有，連退燒藥和體溫計都不足的情況下，引以為制度優勢的防疫政策突然大轉彎，大幅放開。這種轉變在某種程度上也體現了近年來中國公共政策制定的特色，即缺乏科學的論證和公開的意見徵詢，恣意而為，不可預測，治大國如攤大餅，翻來覆去。

為了挽救合法性危機，病毒在一夜之間變得不重要了，即使它以人類歷史罕見的速度讓80%的人口感染，數億人在同一時間內共同體驗了一場發燒咳嗽和渾身痠疼，但那些挺不過去的脆弱人群再也不能表達他們的憤怒，全國各地殯儀館外排着長長的隊伍是罕有的歷史存證。為了挽救合法性危機，抗爭的富士康工人和白紙運動參加者遭受不同程度的秋後算賬，因為對維穩監控體制而言，異議行動不能成為習慣，經驗不能累積傳承，必須殺雞儆猴，製造寒蟬效應，讓人民恐懼害怕，用喬治奧威爾在《一九八四》裏的話說，「誰控制過去，誰就控制未來；誰控制現在，誰就控制過去」。

即便如此，現實已經表明，再嚴密剛性的維穩監控體制都有其脆弱之處，它的存在和維繫需要耗費大量的金錢和人力，它的24小時監控效用是有極限的，它把人民原子化和去政治化的企圖是違背樸素的人性情感的，這意味着它的阿喀琉斯之踵會一直存在。即使所有的防疫措施都被取消，過去三年累積的各種問題和矛盾都越來越結構化，沒有根本性的制度改革不能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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