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goblin mode」不是「躺平」？當「年度詞彙」來到華文語境

《牛津英語詞典》選出「goblin mode」為2022年「年度詞彙」，卻經常被「誤譯」為「躺平」。兩者在語境上的差異，道出了西方跟中國社會難以類比的文化面貌。

每年年底，很多華人地區都會選出所謂該年的「年度漢字」。這個傳統是在1995年起源於日本，內地則要到2006年才開始。但這類「年度詞彙」（Word(s) of the Year, WOTY）則是來自歐美國家。它最早出現於1971年的德國，英語地區中則於1990年在美國出現。選出這類「年度詞彙」的多是權威語言學學術機構，例如德國的「德語協會」（Gesellschaft für deutsche Sprache, GfdS）及美國的「美國方言學會」（American Dialect Society, ADS），後來英語界幾部權威詞典如「牛津」（Oxford）、「劍穚」（Cambridge）及「柯林斯」（Collins）等，在近十多年間都陸續開始公布它們的「年度詞彙」。

這些機構多從語言學角度入手，選擇一個該年在公共領域中較新穎、廣泛流傳而又能反映那一年社會生態的詞彙（words）或短語（phrase），作為該年「年度詞彙」。在性質上，「年度詞彙」可被理解為這家學術機構以語言學角度，表達對當年世界狀況的整體看法和評價。輿論對這些由學術權威選出的「年度詞彙」向來都有一定興趣，一來它不是官方論述，二來透過比較不同機構選出的詞彙，可以勾勒出學者對這一年時局，尤其是社會潮流和趨勢的判斷，繼而引起輿論話題。

這種生活模式通常與消費垃圾食物和媒體、及無視自己的外表等事情有關，亦對立於社交媒體內容中普遍出現（和美化）的健康、有序、高效的習慣和生活。至此，「哥布林模式」已演變成一種對社交媒體所呈現的主流健康生活形象的刻意拒絕。

「他不喜歡我進入哥布林模式」

2022年，出版《牛津英語詞典》的「牛津大學出版社」選出了「goblin mode」為其「年度詞彙」，引起廣泛爭議。有些華語媒體將此詞「goblin mode」意譯為「躺平」，這看似是個相當在地化的翻譯，但既然這是由語言學權威所選，我們應對此詞的精確意思、語意起源及社會應用有更準確的把握，才能理解此詞當選的文化意義。「Goblin mode」直譯為「哥布林模式」，哥布林（goblin）是歐洲民間傳說的一種妖怪，綠皮膚、紅眼睛、長尖耳、鷹鉤鼻，樣子相當詭異。傳統上，哥布林個性邪惡而貪婪，機伶但相當狡猾，他們往往被描述為生活在遠離人類社會的黑暗地下世界，以作為反文明反人性的邪惡秩序象徵。

但「哥布林模式」則是一個網絡新詞。此詞的出現，可以追溯至2009年，根據Urban Dictionary的解釋，此詞最初的意思是「當你迷失自我時，你就要得求助於成為哥布林妖精」（When you lose yourself so you resort to becoming a goblin.），後來就被網民用作描述一種「邋遢和懶散的生活方式」。但真正讓此詞流行起來的，則是來自2022年Twitter上的一則假新聞，內容是指美國女星Julia Fox分享她與其前歌手男友Kanye West的戀愛關係時，說了一句「他不喜歡我進入哥布林模式」（He didn’t like when I went goblin mode）。後來Julia Fox澄清，她並沒有使用過此詞。

這則假新聞在2022年2月出現，而它的的最大影響，是導致「哥布林模式」一詞的網絡搜尋次數大幅增加，令其意思產生微妙變化。例如根據「維基百科」，此詞是指「拒絕社會期望和以蓬頭垢面、享樂主義的方式生活，而不關心個人形象的行為。」（the rejection of societal expectations and the act of living in an unkempt, hedonistic manner without concern for one’s self-image.），相比原來意思，這解釋提供了人們要過這種慵懶生活的理據：拒絕社會對個人形象的期望。

而根據網上詞典Dictionary.com於2022年6月7日的修訂，此詞更包含了「故意和無恥地屈從並沉迷於」（intentionally and shamelessly gives in to and indulges in）這種生活模式的意思。Dictionary.com亦進一步解釋，這種生活模式「通常與消費『垃圾』食物和媒體、以及無視自己的外表及有時是衛生等事情有關」（commonly associated with things like consuming “junky” food and media and disregarding one’s appearance and sometimes hygiene），亦跟「高度策劃的社交媒體內容中普遍出現（和美化）的健康、有序和高效的習慣和生活」（the kinds of healthy, organized, productive habits and lifestyles that are commonly presented (and glorified) in highly curated social media content）相對立。至此，「哥布林模式」之意， 已演變成一種對社交媒體所呈現的主流健康生活形象的刻意拒絕。

「哥布林模式」背後的真實情緒？

投票給「哥布林模式」，而不是投更能反映主流世界大勢的「元宇宙」或「#IStandWith」，恰恰就是一種對抗主流、不迎合主流意識形態的「哥布林模式」行為。「我們有點像撤退，不再希望生活被過濾器所控制。」

為什麼牛津會選擇此詞為2022年的「年度詞彙」？饒有意味的是，這一年他們首次為「年度詞彙」進行公開網上投票，讓網民分別在三個候選詞彙中選擇其一。除了「哥布林模式」外，另解兩個候選詞彙分別是「元宇宙」（Metaverse）和「#我支持」（#IStandWith）。表面看來，「元宇宙」是2022的網絡熱話，「#我支持」則在俄烏戰爭爆發後爆紅，兩者都是比較主流的選擇。可是，最終卻是由「哥布林模式」獲選，得票率更是壓倒性的93%。

牛津給予哥布林模式的定義是：一個俚語（slang）詞彙，是「一種毫無歉意地自我放縱、懶惰、邋遢或貪婪的行為類型，通常以一種拒絕社會規範或期望的方式。」（The slang term is defined as a “type of behavior which is unapologetically self-indulgent, lazy, slovenly, or greedy, typically in a way that rejects social norms or expectations.）意思跟Dictionary.com所提供的相當接近。

牛津大學出版社語言部總裁卡斯帕‧格拉斯沃（Casper Grathwohl）為網民的熱烈反應感到意外，卻認為所選詞彙捕捉了過去幾年在疫症中的集體情緒，尤其是人們都想破除舊習，不再希望在Instagram或Tiktok等社交媒體上展示精心策劃和過度美化的自我。

可是，它實際上反映了一種怎樣的集體情緒呢？ 有一件關於這場選舉的邊際活動應當被提及：電腦遊戲雜誌《電腦玩家》（PC Gamer）曾呼籲讀者投票支持「哥布林模式」而不是「元宇宙」，原因是「goblin mode rules」——此說語帶相關，既可解作「我們應跟隨『哥布林模式』的種種規則（rules）」，亦可解作「現今世界已由『哥布林模式』所主宰（rules）」。

我們無從得知《電腦玩家》的呼籲對選舉結果有多大影響力，但這確實反映了一個現實：投票者或多或少是基於認同「哥布林模式」的價值觀，而去投票；至於投票給「哥布林模式」，而不是投更能反映主流世界大勢的「元宇宙」或「#IStandWith」，恰恰就是一種對抗主流、不迎合主流意識形態的「哥布林模式」行為。正如「英國廣播公司」（BBC）引述詞典學家蘇西‧丹特（Susie Dent）的評論：「在某些方面說，這似乎是一個相當輕率的選擇，但實際上，你越深入研究它，就越會發現它實際上是一種對現世的反應。我們有點像撤退，不再希望生活被過濾器所控制。」

十分「哥布林」地選中了「哥布林」

「哥布林模式」 本就有拒絕主流之意，而投票的網民選擇此詞，很可能不是認為此詞能夠代表2022年的文化大勢，而是一種對「拒絕主流」價值觀的宣示，尤其是當其餘兩個候選詞彙是那麼代表主流、也看起來更加「實至名歸」的時候。

換言之，「哥布林模式」本是網絡俚語，它似乎只是反映了一部分人對主流生活的拒絕態度，但藉著網絡傳播，意外地進入語言學專家的視野，而被逐漸正典化（canonization）。可是，恰恰是牛津今年選擇以公眾投票方式選出「年度詞彙」，當專家引入一個網絡俚語作為候選詞彙時，卻又將選擇權交回網民，則意味著這個正典化程序並不完全掌握在專家手上：專家們試圖有限度地向網民詢問，這個詞彙是否值得被寫入正典裡？

可是，《電腦玩家》的說法本身就是對正典化的顛覆：「哥布林模式」 本就有拒絕主流之意，而投票的網民選擇此詞，很可能不是認為此詞能夠代表2022年的文化大勢，而是一種對「拒絕主流」價值觀的宣示，尤其是當其餘兩個候選詞彙是那麼代表主流、也看起來更加「實至名歸」的時候。

這個意外的結果自然受到批評。英國新聞工作者蕾秋‧康諾莉（Rachel Connolly）曾在《衛報》（The Guardian）撰文，批評「哥布林模式」一詞被選為年度詞彙，是一場災難，也是牛津作為權威語言機構的墮落。她指出，身為一名年輕也活躍在網絡的人，她從未聽過有人使用「哥布林模式」一詞。

她認為對不少人來說，大抵會依稀知道此詞之義，卻絕少使用它。從統計上說，即使投票人數超過三十四萬，卻仍只是一個很小的樣本數量。她甚至認為，牛津的專家們沒有履行他們的責任，卻用上了類似「網上徵名」的方式，任由選舉結果以失控告終。但無論如何，如今「哥布林模式」當選，勢將令其正典化過程得以鞏固，日後將會有更人多使用它。

華文媒體的聯想

「躺平」本意，若只是含糊地意指一種拒絕主流的態度，則2021年此詞爆紅後，卻產生了起碼兩種修訂和精確化：一是將「主流」指向中國當代社會的「內卷」；二是成了一種相對積極的生活態度，即原本「躺平」只用於下層群體私下自嘲，後來卻成了積極抵抗「內卷」的代名詞。

此事也引起了華文媒體的興趣，原因是很多人在得知「哥布林模式」的定義後，馬上便聯想到另一個華文流行用語：「躺平」。追溯「躺平」一詞在中國內地語境中的演化，可以發現它跟「哥布林模式」的傳播有相似之處，但亦有關鍵性的差異。據說「躺平」早在2011年已 在內地網絡上出現，到2016年，網上有「躺平任嘲」一語，意思大概是「無法辯白，於是脆乾放棄，任別人嘲弄」。另外在一些零工群體中，「躺平」亦指一種消極反抗剝削的生活方式。

在這裡，可以注意到「哥布林模式」跟「躺平」在最初的意義發展過程中，都是指稱一種消極、拒絕迎合主流的生活態度，同時在詞彙的運用上，也有相當大的隨機性和含混性，原因很可能是詞彙流傳不廣，對詞意尚未有一個集體共識所致。

「躺平」一詞的爆紅大概出現於2021年，一篇題為《躺平即是主義》的短文在內地網絡瘋傳，此有兩個重點，一是文中引述希臘哲學家第歐根尼（Diogenes）在木桶裡曬太陽，以及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在山洞裡思考哲學，以指稱「躺平」是一種人生哲學，一種「智者運動」，「只有躺平，人才是萬物的尺度」，因以為此詞賦予積極意義；二是發文者「躺平大師」自稱沒有工作兩年，但沒感到壓力，這跟中國社會過度崇尚需要積極工作和生活的價值觀背道而馳。

「躺平」一詞迅速引起共鳴，正是由於它道出了中國青年的生活壓力和集體願望，同時這亦回應了當時另一個網絡流行詞彙：「內卷」。「內卷」是借用自社會學述語，用以描述中國現代社會內地過度激烈的惡性競爭，卻無法令整體社會向上發展，個人亦只能在競爭中被持續剝削，無法向上流動，反而愈漸下沉。

必須透過「內卷」一詞才能理解「躺平」。如果說「躺平」的本意，只是含糊籠統地意指一種拒絕主流的態度，那麼在2021年此詞爆紅之後，它卻產生起碼兩種在詞意和用法的修訂和精確化：一是具體將所謂「主流」指向中國當代社會的「內卷」，二是它成了一種相對積極的生活態度，即：原來「躺平」只是社會下層群體私下自嘲的用語，後來卻成了積極抵抗「內卷」的代名詞。

西方「年度詞彙」與華文「年度漢字」之不同

要用單一漢字描述該年整體社會狀況，並不容易。漢字一字多義，民眾有時單看字難以明白，還是需要官方機構解釋，但也因此大大減弱輿論震撼力。同時「年度漢字」也通常反映了官方對該年社會情況的主觀判斷或意願，而非民間共識。

若跟「哥布林模式」比較，「躺平」更廣泛地、也更具體地反映一個特定語境下的集體意識：「躺平」是中國內地在於2021年前後的獨持社會現象，此詞爆紅後，有關此詞及其所相關社會現象的討論亦如排山倒海般湧現。當中有民間的陳述性評論，分析此詞如何反映社會集體意識；亦有官方具針對性的批評，試圖對「躺平」貼上負面標籤，以淡化詞彙可能形成的集體不合作思想，對維穩構成潛在威脅。同時官方亦以網禁及其他方法，限制此詞在網絡和民間的流傳。

值得細味的是，不少華文媒體雖沒有把「goblin mode」意譯為「躺平」，卻也刻意聲稱兩詞意義相似。可是，回溯兩詞的生產語境和傳播路徑，卻大有不同，這甚至是對歐美跟中國社會文化差異的一種具體表述。「哥布林模式」的正典化，主要來自兩種動力：一是網絡上的次文化群體對主流社會的進擊，反映於為數不少、但仍不能稱為「主流」的網絡群體，藉牛津進行「年度詞彙」的公開投票，試圖擴大對「哥布林模式」一詞的曝光率；二是原話語權壟斷者對社會集體意識的關注。

一般權威詞典對「年度詞彙」的選擇，不是由少數專家選出（例如柯林斯（Collins）選出「permacrisis」（「長久危機」）），就是以科學方法統計詞彙的使用率（如劍橋（Cambridge）選出「Homer」（「本壘打」） 、Dictionary.com選出「woman」（「女性」）等），而牛津的方法則結合了權威判斷、科學統計及公眾投票，試圖將選擇「年度詞彙」的話語權部份下放給社會集體。可是，對「哥布林模式」的獲選的種種批評，卻說明了社會集體的分眾特徵：當一個次文化詞彙透過這種形式被正典化，批評者所指摘的，並不是因為詞彙不能登大雅之堂，而是詞彙流通量太少，沒能代表當前的社會整體面貌。

而「躺平」則有著截然不同的生成方式。網絡廣傳、中外媒體持續的報導、以及官方的打壓，分別都清楚說明了此詞的滲透力和代表性。客觀地說，如果要在2021年中國選出一個「年度詞彙」，「躺平」無疑是眾望所歸的一個選擇。但華文世界並沒有一個類似英語世界的「Word(s) of the Year」選舉，而只有所謂「年度漢字」。不同華文地區皆有「年度漢字」選舉，但多由官方機構或主流傳媒主辦，而不是學術上有認受性的語言機構。選舉雖有公眾投票的成份，但參與及討論度均不高。

對「哥布林模式」獲選的批評說明了社會集體的分眾特徵：當一個次文化詞彙透過這種形式被正典化，被批評的是它未能代表當前社會整體面貌。而「躺平」卻有著截然不同的生成方式：網絡廣傳、中外媒體持續報導、以及官方的打壓，都清楚說明了它的滲透力和代表性。

對於使用華文的人來說，要用單一漢字表達可以描述該年整體社會狀況的意思，其實並不容易。漢字有一字多義的特性，往往需要多字組合成詞彙，才能把意思固定下來。民眾有時難以單看該字就立即明白其意，而需要官方機構作出解釋。如此一來，在輿論間的震撼力也大大減弱了。

另一方面，「年度漢字」也通常反映了官方對該年社會情況的主觀判斷或意願，而不是民間共識。例如在2022年，香港建制政黨「民建聯」選「通」字，以營造香港各界均希望早日跟內地「通關」的印象；而台灣《聯合報》、新加坡《聯合早報》及馬來西亞國內多個合辦機構，皆選了「漲」字，以陳述社會對「通漲」的關注。而中國內地則分別選出「國內年度漢字」為「稳」和「穩」，以及「國際年度漢字」為「难」和「戰」，有簡繁體選舉之分，這亦完全符合中共防疫政策及二十大前後的官方論述。

相對而言，內地民間不少網絡詞彙在網絡廣泛流傳，並引起熱烈討論，甚至獲得國外主流媒體關注，卻往往被官方視作敏感詞而加以禁制。像「內卷」、「躺平」或「潤學」等，顯然更值得被選為近年的「年度漢語詞彙」了。

當「哥布林模式」被誤譯

刻意將「哥布林模式」誤譯作「躺平」，某程度上是替「躺平」洗白， 抹去其背後「中國式剝削」的複雜性，也表達了一種「中國的問題，在西方也有」的民族主義式蒼白想像。

關於「哥布林模式」跟「躺平」在語境上的差異，還有一點值得注意。對於「哥布林模式」的解釋，通常都是朝文化現象分析的方向解讀，而不會「過度詮譯」為對社會體制的反映。綜合英語世界一些語言學者及主流媒體評論的觀點，「哥布林模式」之義有幾個重點：

一、 它反映了2022年的「時代精神」（zeitgeist）。這是美國語言學家齊默（Ben Zimmer）的說法；

二、這種「時代精神」就是：放棄「田園風格」（cottage-core）這樣精心策劃的美學，轉而選擇原始、邋塌的生活方式。這是美國《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的說法。它主要是指向一種人們精心設計個人在社交媒體上展示美好自我形象的網絡潮流，而「哥布林模式」則是對這種媒社交媒體美學的拒絕；

三、這種生活態度的成因，乃是跟後疫症和當前世界政治動盪的大環境有關。人們對世界感到失望，因而以這種態度拒絕回歸社會主流所期望的「正常生活」。這是來自牛津對「年度詞彙」的官方說法。

可是，一旦詞彙來到華文世界，它不但馬上跟「躺平」相對應，同時也產生了一種可能是有意為之的「誤譯」。例如媒體《香港01》一篇分析文章，就有意將「哥布林模式」跟「躺平」同樣解讀為跟全球疫症和世界不穩局勢有關，而背後則跟「晚期資本主義」中的資本過度集中和貧富嚴重懸殊有關。文章斷言，西方的「哥布林模式」跟中國的「躺平」一樣，皆是對大資本家和企業的剝削、年青人因而缺乏向上流動機會而產生的集體反應。

顯然易見的是，這種將一切歸因於空泛的「資本主義」制度的批評方式，是一種典型庸俗化的左翼批判，事實上，「哥布林模式」的出現，似乎跟所謂「資本剝削」沒什麼直接關係，反而跟當代網絡文化中的個人主義、虛無和享樂意識有關；而「躺平」所要回應的「剝削」，則必須放在中國內地的語境中方可被理解，即人們所面對的「資本主義」，乃是一種跟中國威權體制結合的社會制度，隨著近年中國官方國策、維穩和防疫政策的微妙變化，當中的「剝削」也變得相當精細和複雜。刻意將近日在英語世界中成為熱話的「哥布林模式」「誤譯」作「躺平」，某程度上是替「躺平」洗白一詞， 抹去了其背後「中國式剝削」的複雜性，也表達了一種「中國的問題，在西方也有」的民族主義式蒼白想像。同時，這亦淡化了「躺平」作為一種消極政治抵抗的意涵，暗合了中國官方所選的「年度漢字」之意：「穩」（「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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