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行記：「我們是歐洲最好的國家」，「我們是歐洲最差的國家」

十一月初的一天傍晚，我和一群烏克蘭人聊着天拐過米克萊伊夫（Mykolaiv）城的街角，經過一家屈臣氏，又和一位行色匆匆推着水罐的阿姨擦肩而過。這時候本地人的手機發出了響聲。他們掏出手機，打開「電報」（Telegram）——在烏克蘭，大部分地方政府都用電報發布每日的緊急通知和各種新聞、戰報。

「喔！是警報，提醒一波『沙希德』會在二十分鐘內抵達。」「沙希德」是伊朗產的自殺式無人機，俄軍從10月起大量用來襲擊烏克蘭城市的基礎設施。

「那就等着『沙希德』來炸死我們吧！」烏克蘭翻譯M和他的朋友們笑着繼續聊天。街上不多的行人也有不少掏出了手機，看了一眼，然後放回口袋，仍舊來來往往。幾個年輕男生在馬路的斜坡上，用共享電動滑板車玩起了雜耍。

去「前線」米克萊伊夫的行程是M臨時和我提出的。生於烏克蘭東北部蘇梅（Sumy）的M在中北部的米克萊伊夫上了幾年中學。後來和家人一起搬到西邊的利沃夫。兩天前在利沃夫車站，正準備登上去敖德薩的火車時，他跟我建議在行程里加上米克萊伊夫：「我們可以當天往返，我可以問問軍隊的朋友通行口令是什麼，還能幫你找到城裏的宣傳部門領導人接受採訪。」我感覺到，這個年輕人介紹人給我採訪是虛，想他在那裏的朋友是實。

「米克萊伊夫現在什麼情況？安全了嗎？」

「啊哈，太不安全了！那裏離赫爾松近，赫爾松前線還在交火，每天俄軍都有幾發導彈打到米克萊伊夫城裏，我讀書的中學也被炸了！

「勇氣」

烏克蘭人R開車把我和我M從南部海邊的敖德薩（Odesa）城帶到了接近前線的米克萊伊夫。我們的越野車一路加速超過一排貨車、幾部油罐車，以及一台擠着一群身穿土黃色制服的烏軍士兵的墨綠色蘇聯老拉達（Lada）轎車，向着130公里外的米克萊伊夫開去。這座城市在仍沿用蘇聯時代俄語拼寫的中國大陸被稱為「尼古拉耶夫」。

M就快到二十歲，R則比M年長七歲。R穿着一件藍色套頭衫，脖子上掛着兩串檀木念珠，M則是一件綠色衛衣。兩人都在給國際新聞記者做本地嚮導（fixer）。不懂烏語和俄語，不熟悉烏克蘭社會的外國記者，比如我，往往要依賴他們帶路和翻譯。他們也是因為做這一行才在2022年初相識。

R的車技比俄羅斯的導彈危險得多，半路上險些高速撞進一列大貨車隊伍裏，差一秒鐘三條人命就要報銷。除此之外一切順利，在雙車道公路上開了快兩個小時，經過三道檢查站，越野車從城西的大橋慢慢駛入米克萊伊夫。深秋陽光透亮，斜照在城市最西端的一大排勃列日涅夫時代落成的住宅樓上。街上一輛拖車拉着一台受損的裝甲車駛過。路邊一群穿着橘紅色制服的工人正在不緊不慢地清掃街上的落葉。

「比我想象得好多了！」M感慨說，「我還以為到處都是爆炸後的廢墟呢！」

「你作為記者來得可是太晚了！」，R開車往赫爾松去，把我們放在城市邊緣。我們另叫了一輛Bolt網約車去市中心。剛跟司機聊了幾句，司機就奚落起我來。「現在城裏被攻擊的次數少多了。夏天的時候才嚴重呢！每天都有導彈，好多建築都被炸了——老牌的『米克萊伊夫』賓館，大門口正中一發導彈！」

「那可太遺憾了！」

「有什麼遺憾的，那家賓館太爛了。」

我們在城中心的麥當勞門口下車。這裏出於安全原因已經關門數月。麥記門口，是米克萊伊夫的城市地標——蘇聯在1980年代末落成的航海紀念碑：青銅鑄造的一群航海家、海軍和水手們馱起一整個地球。

米克萊伊夫曾經是「蘇聯海軍的搖籃」，包括航母在內的蘇聯大型軍艦幾乎全部在此建造，包括被烏軍在戰爭中擊沉的俄羅斯巡洋艦「莫斯科」號。它仍有一艘未完成的姊妹艦「烏克蘭」號停在米克萊伊夫市區的河道里。曾經輝煌一時的造船廠從2014年開始一直在破產和清算之中。我問M對米克萊伊夫的造船工業是否有印象，他搖搖頭，「米克萊伊夫是一座海員的城市，除此之外沒什麼工作機會，我讀書時候的同學要麼去做海員了，要麼就離開了這裏去了基輔或者敖德薩。」

M試圖用關係問朋友通行口令，以通過城裏的哨卡去被炸的中學看看。但朋友拒絕了：「萬一他們懷疑你，盤問是誰給了你通行口令，我就麻煩了。」於是他在麥當勞一旁的小公園匯合了另外幾個朋友，在城裏繞着圈兒散步。他們一路家長裏短聊着天，我一路看着街邊的商鋪和行人。城裏的商店開了一半，連鎖的屈臣氏藥妝店有顧客在進進出出。餐廳幾乎都關門了，但小咖啡館和快餐店都正常營業着。公園裏情侶在約會吃烤肉卷；另一邊的公共體育館不幸在此前中了導彈炸塌了半邊。街角是一處水泵，一群市民推着小車運着水桶排隊汲水——因為俄軍的導彈襲擊，米克萊伊夫有近半年時間缺少市政食水供應，市民必須定期出門取水。

從戰爭開始到11月11日烏軍重奪赫爾松，米克萊伊夫有超過半年時間暴露在俄軍的火炮和導彈射程下。在米克萊伊夫州的網紅高麗族州長兼商人維塔利·金（Vitalii Kim）的管理下，米克萊伊夫市一直繼續着正常運作。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在三月份授予其「英雄城市」的稱號。

身在米克萊伊夫之外，更容易想象這裏的「英雄主義」。比如當M看到熟悉的城市和街道每天被襲擊的新聞時，他想象中的現場畫面充滿了破壞和死亡，以及一群在破壞和死亡中堅持的人。然而，置身城市中，就是另一回事了。

米克萊伊夫市民對戰爭有着非常現實的在地認識：城市那麼大，每天的幾發導彈或無人機要想炸到自己，談何容易，幾率「也就和車禍差不多」。10月底，市政府在街頭放置了一批簡易水泥掩體，人們可以在空襲時躲進去。趁着警報響起，M帶我去參觀了其中一個，掩體裏塗着橘黃色的油漆，亮着應急燈，空空蕩蕩，倒是有個流浪漢為了躲避寒風睡在裏面。

「戰爭開始時我們很怕，整天躲去掩體。後來逐漸習慣了。我記得到了後來，有天早上，窗外傳來了巨大的爆炸聲，我爬起來一看，是馬路對面一家被擊中着火了。於是我就繼續睡覺了。睡着睡着聽到窗外傳來了救護車消防車的聲音。」一位住在米克萊伊夫的女生這樣跟我形容自己對戰爭的適應。

如今，烏克蘭政府將民衆面對戰爭的勇氣描述為整個民族的性格。戰爭前的政府旅遊門戶網站更改了廣告語——「烏克蘭，勇敢者的故鄉」。在網站上除了能夠查詢入境政策和口岸開放時間，還可以購買健康和人身意外保險，以及選購官方推出的各種烏克蘭紀念品：畫着不同國旗的「友誼恤衫」、印着坦克和「海馬斯」火箭炮的衛衣……

在米克萊伊夫這樣的前線城市，「勇氣」並不完全是一種人心中的特質或美德，而不多不少就是一種正常的生活狀態。導彈或無人機襲來時，身處城市中的想象和體驗都是具體的：假如被炸，是這邊的這家烤肉店，還是那邊那家屈臣氏？具體的空間裏，害怕和恐懼的心態會變得稀薄或遲鈍。人似乎也就有了繼續生活下去的勇氣。

在市中心，一群記者和翻譯鑽進了一處被炸塌一半的工廠，把裏面變成了一個小基地。M聯繫上了他們，他們熱情把我們往裏面帶：「這裏最安全了，兩發導彈不可能同時擊中同一個地方，你說對吧？」

在米克萊伊夫的傍晚，防空警報迴響着，無人機最終沒有出現。天黑時分我們路過了被炸塌了大門的「米克萊伊夫」賓館。賓館旁邊有一尊蘇聯時代的銅像，也被炸得只剩一個基座。

「那不是導彈炸的」，M的一個剛從戰場撤下來的朋友對我說。「我們猜測是幾個回到家的軍人把怒氣發泄在了雕像上，他們可能隨身帶着武器或者炸藥，順手就把雕像炸掉了。」他用這番話提醒我，城市的平靜和和平是兩回事。

在我們離開米克萊伊夫之後不久的11月11日，烏軍收復了南邊的重鎮赫爾松，米克萊伊夫正式遠離了俄軍火力的射程。但此前的10日深夜，俄軍又一次發射導彈命中了米克萊伊夫城區。從新聞圖片上看，被毀的是一座勃列日涅夫時代的住宅樓，看起來像是位於城西的那片住宅區。其中一座樓的一側被炸出一個大洞，垮塌了一半。襲擊造成7名市民死亡。

「自由」

烏克蘭軍事抵抗上取得的成果，讓M感到格外自豪。不過，他最驕傲的是，他眼中的烏克蘭是世界上最好的國家。「我最愛烏克蘭的一點就是，沒有國家比烏克蘭更自由了！」

「自由」在他看來首先意味着政府的最低干預：「烏克蘭是一個完全自由的社會，我們的政府管不了那麼多東西。只要你夠聰明，英語夠好，你就什麼都能做，很容易就能獲得很大的成功。」M拉着我和他幾個高中同學在西部城市利沃夫（Lviv）見面時說。他熱衷於將烏克蘭的政府和西歐對比：「西歐的政府什麼都要管！我做音樂的朋友告訴我，他們去德國做籌款演出，要前後申請好多許可，要考慮噪音、消防什麼的，太麻煩了！在烏克蘭，我們想做公開演出，只用走進餐廳或者場地，跟那裏的負責人談合作，然後交錢就可以了。」

「自由」還體現在烏克蘭社會的種種縫隙之中。他津津樂道我難以核實真僞的一件逸事：戰爭早期他和朋友要從利沃夫開車去南部，但那時能源供應緊張，汽油限價了。於是他們找到關係，從「亞速」（Azov）團的熟人那裏買到了汽油配額。甚至，面對總動員也是如此，「在烏克蘭收到徵兵令，只要沒有理會，沒有在上面簽字，並且你又不在原先的註冊地址，那麼軍隊就沒法強制拉你去。」他說這話是為了顯示烏克蘭社會的自由程度，但我想起，這幾乎和我在俄羅斯聽過的逃兵役故事一模一樣。

M一家在2015年之後從米克萊伊夫搬到了利沃夫。在利沃夫，他度過了中學的最後幾年，結識了一群朋友，他們整天放學後一起去吃漢堡薯條、看日本動漫。如今，這群年輕人基本都考上了本地最好的大學——利沃夫國立大學（Ivan Franko National University of Lviv）。

我很好奇作為最年輕的一代成年人，他們怎麼看待近在咫尺的歐盟。M的一位同學回答說他覺得西歐人和烏克蘭人差別很大，「烏克蘭人是不會習慣西歐生活的，商店都關太早了，週末不營業。又有各種各樣的管制和官僚主義。在烏克蘭，我們的商店一直開着門，週日也不例外。」

對這群年輕人而言，自由是和努力工作、走向賺錢成家的成功道路掛鉤的。「烏克蘭人在蘇聯時代窮怕了，所以特別愛加班愛超時工作。而且，只要你聰明又努力，英文好，在烏克蘭就很容易賺到錢，過上很舒服的生活，就算有戰爭也不會影響。」M充滿信心地對我說。他在大學裏主修經濟學，同時在基輔的一家互聯網公司找了份市場部門的工作，還兼職做音樂創作人。每月的收入摺合下來超過港幣8000元。相比之下，烏克蘭2022年初的平均工資約為1.4萬格里夫納（摺合港幣2970元），普通大學畢業生的收入也在這個數目上下。作為對比，在利沃夫市中心吃一頓麥當勞巨無霸套餐，花費是104格里夫納（約23港元）。

M和他的朋友們對自由和工作的理解，或許反映了，過去十年裏烏克蘭社會中，有一個特定群體在崛起壯大。

2014年之後，依託於低廉的用工成本，烏克蘭將IT產業尤其是軟件外包產業作為新經濟模式的重心。低稅率配合澤連斯基政府的數字化改革，一方面催生了一批烏克蘭軟件公司，另一方面吸引了外國企業在烏克蘭購買軟件外包服務，其中主要是美國和英國公司。如今，近十年之後，IT產業在烏克蘭獲得了跨躍式增長。根據最新的行業報告，近五年來，烏克蘭IT服務業的年均成長值幾乎達到30%。單在2020年，IT服務出口就佔到了全國服務業出口總值的三成，是烏克蘭工業機械產品出口值的1.5倍。

M和他的朋友們屬於和新經濟同時成長的烏克蘭「Z世代」，也是受益於IT產業的一代人。數據顯示，在旺盛發展的IT出口產業中，80%的僱員在18到32歲之間，其中男性佔比超過75%。他們的工資儘管遠低於英美，卻足以在烏克蘭躋身上流：2020年，烏克蘭軟件工程師的年工資中位數達到了每月2700美元。連帶着這一產業的繁榮，相關的金融、法務服務也蓬勃發展起來。而全球的病毒大流行和戰爭，在打擊傳統產業的同時，卻讓可以對接全球外包和遠程工作的烏克蘭IT產業更加吃香。

只不過，和創辦IT公司並且不少移民國外的上一代烏克蘭精英相比，M在內的這批Z世代年輕人更有民族主義情懷。他們的成長和烏克蘭政治與社會的急劇變遷恰恰同步。2014年廣場革命發生時，他們中的大多數還只是中學生，並未切身涉足基輔市中心的獨立廣場。但隨着警察開始鎮壓示威者，「全班同學都變得義憤填膺，想去基輔參加運動。」雖然大多數人都被父母攔住了，但廣場革命和隨後俄軍進佔克里米亞成為了M這一代人的政治啓蒙。他從此被烏克蘭民族主義右翼組織「國家軍團」（Natsionalnyi Korpus）所吸引，一度參與過他們的基層活動。

到澤連斯基上台，再到戰爭，他們欣喜地看着民族主義的情感日漸高漲，社會逐漸被動員進了戰時狀態——就像他們受到廣場革命的感召那樣。「戰爭結束後，烏克蘭會是歐洲最自由、最強大的國家」，M對我說。

相比年輕人，年長一代的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對自由的理解要少些樂觀主義。

43歲的G也跟我強調烏克蘭的自由。我在他在基輔的辦公室見到他的時候，他同時做着兩份工作。一份是國際商業諮詢，另一份是一家烏克蘭女性非政府組織的項目經理，目前的主要工作是向前線運送符合女性需要的軍裝、藥品和物資。作為一名有猶太血統的克里米亞韃靼族人，他的祖輩在蘇聯時代去了今天的俄羅斯境內，而他選擇在成年後迴流到了祖籍地烏克蘭。

「我們為什麼和俄羅斯不一樣？因為我們有自由，俄羅斯沒有。」R對我說，「我們可以自由出版，自由言論，自由結社。而且我們有槍，就像烏克蘭民族英雄伊萬·馬澤帕的詩裏說的，『我們用劍保衛我們的自由』。」

儘管如此，G並不認為烏克蘭能很快變成一個更美好的社會。「腐敗仍然存在，比如有一次我們從歐洲買來的物資想要支援前線，結果在入境之後被司機串通當地官員攔截了，想問我們要錢。我們找關係疏通了之後才放行。還好只是個例。但如果這樣的事情不斷發生，我們會失去外界的信任的。」

不過，對G來說，民主仍然是經典自由主義中的「最不壞的制度」：「沒錯，我們不是一個多麼好的社會，但是我們是個民主社會，一個有腐敗、不太有效率的民主社會。這樣也比獨裁社會要好得多。」

年齡相隔20歲的M和G的共同點是，他們都認為人要足夠強大才能擁有和維護自由。這使得他們都對俄羅斯的反戰運動非常不屑。

「俄羅斯人根本不懂什麼叫做示威」，M對我說，「你看電視上，他們十幾個人示威，幾個警察就能一個一個把他們抬走。要是十幾個烏克蘭人，我們就會把警察打跑。他們太膽小了。我受夠俄羅斯的反對派攤手說『我們還能做什麼？我們什麼都做不了？』。被抓、被判刑怎麼了？是我們的話我們就會把監獄塞滿！」

他們同樣跟我詬病西歐的自由和解放思潮。

「我覺得西歐人，比如德國人，都是現實主義者和文化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崇拜消費主義、犬儒主義，沉浸於享受美食、健康食物，整天手淫，看Netflix的劇集。我們經歷了戰爭，是成熟的政治動物，而他們在政治上是不成熟的。」M對我說。

而G在我面前的桌面上等距擺出三個水杯：「你看，這是以前的西歐政治，左翼，右翼，中間」，然後他把一隻水杯推到遠處：「但現在，左翼變成了那麼遠那麼遠」，他再把中間那隻杯子往上一隻那裏挪了挪：「這就使得原來在中間甚至左邊的現在變成了右翼了，我覺得這種政治過了。我出生在蘇聯時代，那時候也有平等，但是那不是真的平等，那只是各種政治配額，平等不是政治配額。」

也許是接待了足夠多的歐美記者，無論是M還是G，都會主動談到並辯解烏克蘭右翼乃至自己和他們的來往。「現在有太多迷思了，烏克蘭的極右翼不是西方那種，真正的極右你看選舉數據就知道了，拿的選票不到2%！甚至他們都不是一個政黨！」問到烏克蘭政治的光譜，G跟我這樣說道。「而且，西歐極右翼是種族歧視和排外的，烏克蘭的極右翼只是民族主義者。」

我確實不覺得烏克蘭的極右翼和西歐的新納粹能夠直接等同起來。但烏克蘭無疑是一個普遍保守的社會。在利沃夫的一家漢堡店坐着聊天時，我問M的一位女性朋友在烏克蘭女性參軍的情況如何。她正準備說話，就被她男友和M一同打斷。

「女性只能做輔助工作的，她們的力量不夠！」

「參軍不容易的」，女生附和說。

「多元」

「哈爾科夫是一座英雄城市！雖然我們是一座俄語城市——我是說，我們曾經是一座說俄語的城市。」在東北部的烏克蘭第二大城哈爾科夫（Kharkiv）和一位藝術家聊天時，她在幾秒鐘時間裏糾正了自己的用詞，以符合當下烏克蘭人的自我認同。

實際上哈爾科夫市民仍然主要講俄語。從烏克蘭最西部的利沃夫到最東北部接壤俄羅斯的哈爾科夫有一千多公里。西部曾經是奧匈帝國和波蘭的領土，而哈爾科夫則長期是俄羅斯帝國治下的烏克蘭文化中心。這意味着這裏被俄語文化深刻浸染——尤其是在說烏克蘭語的精英階層在蘇聯時代被殘酷清洗之後。

「作為哈爾科夫人，我在西部，尤其是西部的小城市躲避戰爭時，經常會被人指責說烏克蘭語說不好，有俄語口音。還有人罵我說，如果不是因為你們東部人說俄語，我們就不會被俄國侵略了。」哈爾科夫大學社會學系的K告訴我，「問題是，說俄語為什麼就不是烏克蘭人了？他們知不知道前線上的很多士兵互相之間都是說俄語的？在生死關頭，沒人在乎你說什麼語言，只知道我們都是在抗擊侵略。而越遠離前線，人們就越挑剔你是說俄語的還是說烏語的。」

哈爾科夫本地著名的知識分子、著名的烏克蘭語作家和社會活動家謝爾蓋·扎丹（Serhiy Zhadan）也許不會完全同意K的抱怨。扎丹雖然極力主張要「愛國主義」而不是「民族主義」，但也把俄語電視、節目理解為俄羅斯滲透烏克蘭社會，助長分離主義的工具。在2020年的一篇訪談中，他曾對媒體表示，哈爾科夫這樣的城市長期用俄語作為日常語言，是不符合法律規定的。「住在烏克蘭又不知道國語是不可理解的……關於語言的法律必須有效施行。」

戰爭開始後，越來越多烏克蘭人開始在語言上尋求變化。「我在哈爾科夫東北部長大，那裏如今是被炸得最厲害的區域。這次戰爭之前，我還會覺得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是兄弟。現在再也不會了。」一位如今搬到基輔的哈爾科夫男青年告訴我。「我現在努力不說俄語，改說烏語。但這有難度。對我來說不說俄語就像試着戒菸一樣——你知道它有毒，但又時常想吸一口。」

K是基督徒，他把我帶到他們教會在哈爾科夫的一處民間救濟點。這裏接待着因為戰爭而失去了生計的本地市民。在哈爾科夫，「年輕人能走的都走了」，留下的大多是中老年人。他們有些人說自己曾經收看俄語電視台並熱愛普京，直到入侵之後才如同大夢初醒。但在來到救濟點的本地人，也有人小聲跟我說出在烏克蘭政治不正確的話。

「我仍然覺得烏克蘭人和俄羅斯人是兄弟。戰爭只是鬧矛盾了。」一位戴着紫色眼鏡，留着短發穿着毛皮領子大衣的中年女士略帶緊張地告訴我，「以前（和俄國的）邊境開放着的時候，我跟我老公做俄國外貿眼鏡生意。現在生意沒了。」

「那您覺得什麼時代更好呢？」

「1990年代比較好，那時候亂糟糟的，社會上是黑幫、黑市，但是機會多，我們能闖出來。亞努科維奇的時代也挺好。」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ych）是親俄派、頓涅茨克州的寡頭大亨。2010年到2014年他擔任總統，後來在廣場革命中出逃莫斯科。

「太震驚了！剛才我在強壓怒火。這是我今年第一次聽到有人說支持亞努科維奇。」女士走後，K激動地跟我說，「她大概看你是中國人，覺得可以跟你說真心話。」

那位女士懷念的時代遠比今天更「自由」。在那時的烏克蘭，寡頭和地方豪強紛紛崛起，政治層面上爭鬥不休，城市裏幫派橫行。這一局面直到2010年代的警察改革和其後澤連斯基對地方寡頭勢力的打擊才宣告改觀。有時候我感到Z時代年輕人們歌頌的那個「自由」的烏克蘭社會，也是後蘇聯時代混亂的副產品——人人都依靠自己的關係網絡，國家的存在感相當之低。這大概還是烏克蘭社會中社會組織和民間力量發達，與此同時右翼政治也格外活躍的原因。

相比那個年代，今天戰爭下的烏克蘭甚至讓人略感扁平和單調——人們越來越多複述主流的語言——勇氣、英雄、國家的尊嚴。戰爭像一場社會運動，把烏克蘭社會從一個喧囂嘈雜後的蘇聯空間向一個更加均質化的社會轉變。轉變後的人們變得目標簡潔，手段明確，感情充沛，也不再有情緒的大起大落。

蘇聯社會的複雜、糾結和喧嚷，看起來是烏克蘭從上到下都想擺脫的東西。「不像俄羅斯。烏克蘭的民族性裏沒有宿命論。烏克蘭人幾乎從來不會感到沮喪。他們生來就是為了勝利，為了歡樂，為了在困難條件下生存。」烏克蘭作家庫爾科夫（Andrey Kurkov）在新書《關於一場侵略的日記》（Diary of an Invasion）中寫道。我猜測他的這番話不是對過去歷史的總結，而是在連年來的革命和戰爭中目睹變化而產生的體會。

不少烏克蘭人想擺脫的還包括了俄羅斯的悲情色彩與苦難的美學。「俄羅斯文學都爛透了。」克里米亞韃靼人G是少有跟我聊起俄羅斯文化的烏克蘭人，「我從小就讀俄羅斯文學。有個笑話說，俄羅斯文學的特點就是總是有人受苦，讀多了你就知道這是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就是個混蛋。經典作家裏我唯一喜歡的是托爾斯泰（Leo Tolstoy），他是寫正常人的。他的小說《哈吉·穆拉特》（Hadji Murat）就是他參加了俄軍在高加索的戰爭，親眼看到了少數民族被帝國鎮壓之後寫下的。」

在G眼中，俄羅斯帝國和蘇聯的多元都意味着鎮壓和文化上的「盜竊」。「蘇聯就是一個巨大的謊言。蘇聯的什麼都是偷來的。蘇聯最有名的女歌手普加喬娃（Alla Pugacheva）的《百萬朵鮮紅的玫瑰》是偷的伊朗民歌；蘇聯搖滾明星維克多·崔（Viktor Tsoi）從第二張專輯開始偷英國的史密斯樂隊（The Smiths），蘇聯還偷了很多烏克蘭文化……」

美國詩人Bob Holman曾盛讚稱扎丹文學中烏克蘭的多元性：「扎丹的詩歌反映出烏克蘭是個幾乎和美國一樣多層次和多元的國家。」然而，在烏克蘭，尤其是在哈爾科夫代表的東部，從俄羅斯帝國到蘇聯留下的多元，留下的人性和歷史的複雜，到底意味着什麼？是一種痛苦，或是一種值得珍視的東西？關於這個問題，不同的烏克蘭人有着極為不同的看法和個人經歷。扎丹這樣的烏克蘭人顯然是想要和過去揮別的：「人們太慣於他們今天適應了的現實了。他們什麼都不想改變，也不想自己的孩子改變。語言的使用情況反映着整個國家的總體態度。」

社會學家K則想在蘇聯的遺留裏拯救些東西。「我不覺得蘇聯時代的所有東西都要被否定，比如烏托邦理想，比如文化遺產。我如今努力做社會服務，就是想在未來大家辯論的時候更有底氣說，不是只有你們才有資格定義烏克蘭人應該是什麼樣子。」

「歐洲」

11月15日，俄羅斯又對烏克蘭的基礎設施發動了一輪襲擊。在這天下午，一枚導彈擊中了和烏克蘭接壤的波蘭小鎮普熱沃杜夫（Przewodów）的一個穀倉，造成兩名波蘭人喪生。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第一時間在講話中宣布，擊中波蘭的導彈來自俄羅斯。

當天我正在和華沙朋友一家喝茶。波蘭首都的氣氛變得緊張起來。人們開始討論這次事件是否會被視為俄羅斯對波蘭的襲擊，並觸發北約的集體防衛協定。「我太生氣了！我想現在就衝去燒了華沙的俄羅斯大使館！」波蘭朋友A的年過七旬的母親生氣地對我說。

A平時在德國工作。是年輕一代的自由派波蘭人。相比波蘭近些年越來越明顯的右翼保守化政治，戰爭給她帶來的刺激要更大些。「幾乎一夜之間，所有人都在幫助烏克蘭人，我的兄弟開車去邊境接難民，華沙把街頭的標識都加上了烏克蘭文，整個社會都調動起來了。」

當這天晚上美國情報部門表示擊中波蘭的導彈實際上是烏克蘭軍隊發射失敗的防空導彈時，包括A在內的許多波蘭人都感到了憤怒。「為什麼要第一時間說是俄羅斯發射的？就難道不能先調查清楚嗎？」澤連斯基急於把責任推給俄國的講話讓波蘭人充滿了狐疑。

A告訴我，她對烏克蘭的同情建立在同樣的對俄羅斯充滿警惕的歷史記憶中。「今年有一次，我在德國聽到街頭有一群人說俄語，我當時就覺得心跳加速，血液上涌。我四處看是誰在說俄語，為什麼在這裏還有說俄語的人！我對俄語的緊張幾乎是一種身體反應。」

烏克蘭人當然對此深有共鳴，也感激波蘭對烏克蘭的幫助。遇到的烏克蘭人大多會專門把波蘭、波羅的海國家和「歐洲國家」區分開來。「他們是真正的兄弟」，M告訴我，「我們和波蘭人很像。語言幾乎能互相聽懂。他們對我們的軍事和各方面的幫助也是無私慷慨的。」

和許多烏克蘭人，尤其是更民族主義的烏克蘭人一樣，M主張實現烏克蘭和波蘭在內的東歐國家的聯合：「烏克蘭、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和波羅的海國家應該脫離歐盟組建一個獨立的共同體，就像當年的波蘭-立陶宛聯邦一樣。因為我們的歷史、文化彼此接近，和西歐是不同的。」他覺得歐盟和歷史上佔領過烏克蘭的俄羅斯帝國或奧匈帝國類似。「帝國最讓人厭惡了。我希望我們能夠保持自己的文化、身份和傳統。」

烏克蘭人對歐洲，尤其是西歐的反感或者抱怨也許是有理由的。畢竟，援助烏克蘭最多的是美國和東歐國家，而西歐國家看起來總是有所保留。同樣，地理上的距離也決定了，至少巴黎人、馬德里人和羅馬人始終感覺烏克蘭戰爭距離他們相當遙遠。

可烏克蘭與波蘭的「兄弟之情」也並非那麼堅不可摧。

「身為波蘭人，過去一年是很戲劇性的。你眼睜睜看着烏克蘭人在波蘭人眼中的形象從開出租車和做勞工的被歧視對象變成了大家爭相救助的兄弟」，住在華沙的波蘭文化人N對我說，「但這不意味着以前那種形象就不會回來了。」

他指的是烏克蘭人大規模涌入波蘭打工的歷史。過去十年，加入歐盟的波蘭經濟一路順風順水。烏波之間的社會經濟差距日益拉大，當烏克蘭人的平均月收入不到3000港幣時，波蘭的人均月薪是5995茲羅提（約10696港幣）。這吸引了許多烏克蘭人，尤其是那些家庭條件不那麼富裕，教育水平不高的烏克蘭人到波蘭打工。這也在波蘭引發了不少衝突和反烏克蘭人的情緒。

「戰爭開始後，華沙多了很多烏克蘭人，很多都是窮人、移民工，但也有一些是跑出來的烏克蘭中產階級和富人。波蘭人以前沒見過這些烏克蘭人，他們開着豪車，到處消費。很多波蘭人會把房價和物價的上升怪罪給他們。在未來，如果波蘭出現了對烏克蘭難民的排斥，我是不會意外的。這種危險性正在上升。」

而最有可能在未來點燃波蘭民族情緒的，可能是諸如斯捷潘·班德拉（Stepan Bandera）這樣的歷史符號。

班德拉是烏克蘭歷史上的爭議人物，曾在二戰前後領導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OUN）的激進派，主張武裝實現烏克蘭獨立。他因所屬組織和納粹德國的曖昧關係與反蘇行動，在蘇聯時代被定性為法西斯主義分子。同時，波蘭也認為他涉及組織了烏克蘭西部對波蘭人的種族清洗和屠殺活動。但在今天的烏克蘭，班德拉作為民族英雄的形象日漸高調。許多被烏軍收復的城市都把「普希金街」或「蘇沃洛夫街」改成了「班德拉街」。在烏克蘭社交媒體上還出現了頭戴班德拉面具「氣死俄國人」的行為藝術活動。一份2022年10月的民調顯示，相比2021年的31.1%，如今已經有49.6%的烏克蘭民衆認為班德拉的形象「非常正面」，創下了歷史新高。隨着入侵，班氏正在從「富有爭議」的歷史人物逐漸成為烏克蘭人能夠接受的「民族英雄」。

「波蘭人現在可能選擇忍受，但是如果烏克蘭人大張旗鼓紀念班德拉，那麼波蘭的民族主義情緒一定會被點燃的。」N告訴我。「尤其是波蘭的右翼，他們最支持烏克蘭反抗俄國，但是也最介意班德拉的歷史問題。」這話不假，早些時候，烏克蘭將一名否認班德拉參與過對波蘭人屠殺的外交官梅爾尼克（Andrij Melnyk）任命為外交部副部長，引起了波蘭民族主義輿論的廣泛憤怒和聲討，極右翼將之稱為「對我們公開打臉」。

儘管如此，我在烏克蘭時，能感受到大多數人都對此不以為意。如果一個人對班德拉感到不適，那麼其更可能被視為是過度敏感和過度脆弱。人們並不擔心這會不會太傷害到「兄弟民族」的感情。M就認為，烏克蘭和波蘭的歷史問題已經解決，現在兩個民族沒什麼矛盾了。他甚至還認為班德拉的歷史和烏克蘭人參與蘇聯紅軍和納粹作戰沒有矛盾：「班德拉的人作戰的對象是蘇聯的秘密警察。秘密警察是俄國人。在烏克蘭和納粹作戰的蘇聯紅軍則主要是烏克蘭人。班德拉和他們沒有什麼戰鬥。」

畢竟，在年輕一代的敘事裏，現在是烏克蘭在保衛歐洲，這種姿態讓烏克蘭人對自己和歐洲的關係擁有一種自信。M就時常告訴我：「我們現在是歐洲最強大的國家，我們戰勝了世界第二強大的軍隊！」

不過，也許經歷了廣場革命的一代人有另一種不解。畢竟，大多數的烏克蘭人不像M那樣，有機會賺到IT產業的工資。戰爭前的烏克蘭，依舊是一個人們會將之和移民工、代孕產業、寡頭腐敗聯繫起來的地方。戰爭變相推動了烏克蘭的轉變嗎？又或者這些問題只是暫時蟄伏在了勝利的目標背後？

在去米克萊伊夫的那個上午，開車的R跟我聊起了他從前的經歷。他比M大出十歲，目睹了許多更劇烈的變化。他也覺得今天的烏克蘭取得了很多成就，但講到2014年的時候，他似乎有些困惑。

「我親身經歷過廣場革命，見過腐敗、無能。」R又像提問又像是感慨般地說，「這幾年的烏克蘭簡直變了個國家。我們是怎麼從一個幾乎是歐洲最糟糕的國家變成現在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