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行记：“我们是欧洲最好的国家”，“我们是欧洲最差的国家”

十一月初的一天傍晚，我和一群乌克兰人聊着天拐过米克莱伊夫（Mykolaiv）城的街角，经过一家屈臣氏，又和一位行色匆匆推着水罐的阿姨擦肩而过。这时候本地人的手机发出了响声。他们掏出手机，打开“电报”（Telegram）——在乌克兰，大部分地方政府都用电报发布每日的紧急通知和各种新闻、战报。

“喔！是警报，提醒一波‘沙希德’会在二十分钟内抵达。”“沙希德”是伊朗产的自杀式无人机，俄军从10月起大量用来袭击乌克兰城市的基础设施。

“那就等着‘沙希德’来炸死我们吧！”乌克兰翻译M和他的朋友们笑着继续聊天。街上不多的行人也有不少掏出了手机，看了一眼，然后放回口袋，仍旧来来往往。几个年轻男生在马路的斜坡上，用共享电动滑板车玩起了杂耍。

去“前线”米克莱伊夫的行程是M临时和我提出的。生于乌克兰东北部苏梅（Sumy）的M在中北部的米克莱伊夫上了几年中学。后来和家人一起搬到西边的利沃夫。两天前在利沃夫车站，正准备登上去敖德萨的火车时，他跟我建议在行程里加上米克莱伊夫：“我们可以当天往返，我可以问问军队的朋友通行口令是什么，还能帮你找到城里的宣传部门领导人接受采访。”我感觉到，这个年轻人介绍人给我采访是虚，想他在那里的朋友是实。

“米克莱伊夫现在什么情况？安全了吗？”

“啊哈，太不安全了！那里离赫尔松近，赫尔松前线还在交火，每天俄军都有几发导弹打到米克莱伊夫城里，我读书的中学也被炸了！

“勇气”

乌克兰人R开车把我和我M从南部海边的敖德萨（Odesa）城带到了接近前线的米克莱伊夫。我们的越野车一路加速超过一排货车、几部油罐车，以及一台挤着一群身穿土黄色制服的乌军士兵的墨绿色苏联老拉达（Lada）轿车，向着130公里外的米克莱伊夫开去。这座城市在仍沿用苏联时代俄语拼写的中国大陆被称为“尼古拉耶夫”。

M就快到二十岁，R则比M年长七岁。R穿着一件蓝色套头衫，脖子上挂着两串檀木念珠，M则是一件绿色卫衣。两人都在给国际新闻记者做本地向导（fixer）。不懂乌语和俄语，不熟悉乌克兰社会的外国记者，比如我，往往要依赖他们带路和翻译。他们也是因为做这一行才在2022年初相识。

R的车技比俄罗斯的导弹危险得多，半路上险些高速撞进一列大货车队伍里，差一秒钟三条人命就要报销。除此之外一切顺利，在双车道公路上开了快两个小时，经过三道检查站，越野车从城西的大桥慢慢驶入米克莱伊夫。深秋阳光透亮，斜照在城市最西端的一大排勃列日涅夫时代落成的住宅楼上。街上一辆拖车拉着一台受损的装甲车驶过。路边一群穿着橘红色制服的工人正在不紧不慢地清扫街上的落叶。

“比我想象得好多了！”M感慨说，“我还以为到处都是爆炸后的废墟呢！”

“你作为记者来得可是太晚了！”，R开车往赫尔松去，把我们放在城市边缘。我们另叫了一辆Bolt网约车去市中心。刚跟司机聊了几句，司机就奚落起我来。“现在城里被攻击的次数少多了。夏天的时候才严重呢！每天都有导弹，好多建筑都被炸了——老牌的‘米克莱伊夫’宾馆，大门口正中一发导弹！”

“那可太遗憾了！”

“有什么遗憾的，那家宾馆太烂了。”

我们在城中心的麦当劳门口下车。这里出于安全原因已经关门数月。麦记门口，是米克莱伊夫的城市地标——苏联在1980年代末落成的航海纪念碑：青铜铸造的一群航海家、海军和水手们驮起一整个地球。

米克莱伊夫曾经是“苏联海军的摇篮”，包括航母在内的苏联大型军舰几乎全部在此建造，包括被乌军在战争中击沉的俄罗斯巡洋舰“莫斯科”号。它仍有一艘未完成的姊妹舰“乌克兰”号停在米克莱伊夫市区的河道里。曾经辉煌一时的造船厂从2014年开始一直在破产和清算之中。我问M对米克莱伊夫的造船工业是否有印象，他摇摇头，“米克莱伊夫是一座海员的城市，除此之外没什么工作机会，我读书时候的同学要么去做海员了，要么就离开了这里去了基辅或者敖德萨。”

M试图用关系问朋友通行口令，以通过城里的哨卡去被炸的中学看看。但朋友拒绝了：“万一他们怀疑你，盘问是谁给了你通行口令，我就麻烦了。”于是他在麦当劳一旁的小公园汇合了另外几个朋友，在城里绕着圈儿散步。他们一路家长里短聊着天，我一路看着街边的商铺和行人。城里的商店开了一半，连锁的屈臣氏药妆店有顾客在进进出出。餐厅几乎都关门了，但小咖啡馆和快餐店都正常营业着。公园里情侣在约会吃烤肉卷；另一边的公共体育馆不幸在此前中了导弹炸塌了半边。街角是一处水泵，一群市民推着小车运着水桶排队汲水——因为俄军的导弹袭击，米克莱伊夫有近半年时间缺少市政食水供应，市民必须定期出门取水。

从战争开始到11月11日乌军重夺赫尔松，米克莱伊夫有超过半年时间暴露在俄军的火炮和导弹射程下。在米克莱伊夫州的网红高丽族州长兼商人维塔利·金（Vitalii Kim）的管理下，米克莱伊夫市一直继续着正常运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在三月份授予其“英雄城市”的称号。

身在米克莱伊夫之外，更容易想象这里的“英雄主义”。比如当M看到熟悉的城市和街道每天被袭击的新闻时，他想象中的现场画面充满了破坏和死亡，以及一群在破坏和死亡中坚持的人。然而，置身城市中，就是另一回事了。

米克莱伊夫市民对战争有着非常现实的在地认识：城市那么大，每天的几发导弹或无人机要想炸到自己，谈何容易，几率“也就和车祸差不多”。10月底，市政府在街头放置了一批简易水泥掩体，人们可以在空袭时躲进去。趁着警报响起，M带我去参观了其中一个，掩体里涂着橘黄色的油漆，亮着应急灯，空空荡荡，倒是有个流浪汉为了躲避寒风睡在里面。

“战争开始时我们很怕，整天躲去掩体。后来逐渐习惯了。我记得到了后来，有天早上，窗外传来了巨大的爆炸声，我爬起来一看，是马路对面一家被击中着火了。于是我就继续睡觉了。睡着睡着听到窗外传来了救护车消防车的声音。”一位住在米克莱伊夫的女生这样跟我形容自己对战争的适应。

如今，乌克兰政府将民众面对战争的勇气描述为整个民族的性格。战争前的政府旅游门户网站更改了广告语——“乌克兰，勇敢者的故乡”。在网站上除了能够查询入境政策和口岸开放时间，还可以购买健康和人身意外保险，以及选购官方推出的各种乌克兰纪念品：画着不同国旗的“友谊恤衫”、印着坦克和“海马斯”火箭炮的卫衣……

在米克莱伊夫这样的前线城市，“勇气”并不完全是一种人心中的特质或美德，而不多不少就是一种正常的生活状态。导弹或无人机袭来时，身处城市中的想象和体验都是具体的：假如被炸，是这边的这家烤肉店，还是那边那家屈臣氏？具体的空间里，害怕和恐惧的心态会变得稀薄或迟钝。人似乎也就有了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

在市中心，一群记者和翻译钻进了一处被炸塌一半的工厂，把里面变成了一个小基地。M联系上了他们，他们热情把我们往里面带：“这里最安全了，两发导弹不可能同时击中同一个地方，你说对吧？”

在米克莱伊夫的傍晚，防空警报回响着，无人机最终没有出现。天黑时分我们路过了被炸塌了大门的“米克莱伊夫”宾馆。宾馆旁边有一尊苏联时代的铜像，也被炸得只剩一个基座。

“那不是导弹炸的”，M的一个刚从战场撤下来的朋友对我说。“我们猜测是几个回到家的军人把怒气发泄在了雕像上，他们可能随身带着武器或者炸药，顺手就把雕像炸掉了。”他用这番话提醒我，城市的平静和和平是两回事。

在我们离开米克莱伊夫之后不久的11月11日，乌军收复了南边的重镇赫尔松，米克莱伊夫正式远离了俄军火力的射程。但此前的10日深夜，俄军又一次发射导弹命中了米克莱伊夫城区。从新闻图片上看，被毁的是一座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住宅楼，看起来像是位于城西的那片住宅区。其中一座楼的一侧被炸出一个大洞，垮塌了一半。袭击造成7名市民死亡。

“自由”

乌克兰军事抵抗上取得的成果，让M感到格外自豪。不过，他最骄傲的是，他眼中的乌克兰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我最爱乌克兰的一点就是，没有国家比乌克兰更自由了！”

“自由”在他看来首先意味着政府的最低干预：“乌克兰是一个完全自由的社会，我们的政府管不了那么多东西。只要你够聪明，英语够好，你就什么都能做，很容易就能获得很大的成功。”M拉着我和他几个高中同学在西部城市利沃夫（Lviv）见面时说。他热衷于将乌克兰的政府和西欧对比：“西欧的政府什么都要管！我做音乐的朋友告诉我，他们去德国做筹款演出，要前后申请好多许可，要考虑噪音、消防什么的，太麻烦了！在乌克兰，我们想做公开演出，只用走进餐厅或者场地，跟那里的负责人谈合作，然后交钱就可以了。”

“自由”还体现在乌克兰社会的种种缝隙之中。他津津乐道我难以核实真伪的一件逸事：战争早期他和朋友要从利沃夫开车去南部，但那时能源供应紧张，汽油限价了。于是他们找到关系，从“亚速”（Azov）团的熟人那里买到了汽油配额。甚至，面对总动员也是如此，“在乌克兰收到征兵令，只要没有理会，没有在上面签字，并且你又不在原先的注册地址，那么军队就没法强制拉你去。”他说这话是为了显示乌克兰社会的自由程度，但我想起，这几乎和我在俄罗斯听过的逃兵役故事一模一样。

M一家在2015年之后从米克莱伊夫搬到了利沃夫。在利沃夫，他度过了中学的最后几年，结识了一群朋友，他们整天放学后一起去吃汉堡薯条、看日本动漫。如今，这群年轻人基本都考上了本地最好的大学——利沃夫国立大学（Ivan Franko National University of Lviv）。

我很好奇作为最年轻的一代成年人，他们怎么看待近在咫尺的欧盟。M的一位同学回答说他觉得西欧人和乌克兰人差别很大，“乌克兰人是不会习惯西欧生活的，商店都关太早了，周末不营业。又有各种各样的管制和官僚主义。在乌克兰，我们的商店一直开着门，周日也不例外。”

对这群年轻人而言，自由是和努力工作、走向赚钱成家的成功道路挂钩的。“乌克兰人在苏联时代穷怕了，所以特别爱加班爱超时工作。而且，只要你聪明又努力，英文好，在乌克兰就很容易赚到钱，过上很舒服的生活，就算有战争也不会影响。”M充满信心地对我说。他在大学里主修经济学，同时在基辅的一家互联网公司找了份市场部门的工作，还兼职做音乐创作人。每月的收入折合下来超过港币8000元。相比之下，乌克兰2022年初的平均工资约为1.4万格里夫纳（折合港币2970元），普通大学毕业生的收入也在这个数目上下。作为对比，在利沃夫市中心吃一顿麦当劳巨无霸套餐，花费是104格里夫纳（约23港元）。

M和他的朋友们对自由和工作的理解，或许反映了，过去十年里乌克兰社会中，有一个特定群体在崛起壮大。

2014年之后，依托于低廉的用工成本，乌克兰将IT产业尤其是软件外包产业作为新经济模式的重心。低税率配合泽连斯基政府的数字化改革，一方面催生了一批乌克兰软件公司，另一方面吸引了外国企业在乌克兰购买软件外包服务，其中主要是美国和英国公司。如今，近十年之后，IT产业在乌克兰获得了跨跃式增长。根据最新的行业报告，近五年来，乌克兰IT服务业的年均成长值几乎达到30%。单在2020年，IT服务出口就占到了全国服务业出口总值的三成，是乌克兰工业机械产品出口值的1.5倍。

M和他的朋友们属于和新经济同时成长的乌克兰“Z世代”，也是受益于IT产业的一代人。数据显示，在旺盛发展的IT出口产业中，80%的雇员在18到32岁之间，其中男性占比超过75%。他们的工资尽管远低于英美，却足以在乌克兰跻身上流：2020年，乌克兰软件工程师的年工资中位数达到了每月2700美元。连带着这一产业的繁荣，相关的金融、法务服务也蓬勃发展起来。而全球的病毒大流行和战争，在打击传统产业的同时，却让可以对接全球外包和远程工作的乌克兰IT产业更加吃香。

只不过，和创办IT公司并且不少移民国外的上一代乌克兰精英相比，M在内的这批Z世代年轻人更有民族主义情怀。他们的成长和乌克兰政治与社会的急剧变迁恰恰同步。2014年广场革命发生时，他们中的大多数还只是中学生，并未切身涉足基辅市中心的独立广场。但随着警察开始镇压示威者，“全班同学都变得义愤填膺，想去基辅参加运动。”虽然大多数人都被父母拦住了，但广场革命和随后俄军进占克里米亚成为了M这一代人的政治启蒙。他从此被乌克兰民族主义右翼组织“国家军团”（Natsionalnyi Korpus）所吸引，一度参与过他们的基层活动。

到泽连斯基上台，再到战争，他们欣喜地看着民族主义的情感日渐高涨，社会逐渐被动员进了战时状态——就像他们受到广场革命的感召那样。“战争结束后，乌克兰会是欧洲最自由、最强大的国家”，M对我说。

相比年轻人，年长一代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对自由的理解要少些乐观主义。

43岁的G也跟我强调乌克兰的自由。我在他在基辅的办公室见到他的时候，他同时做着两份工作。一份是国际商业咨询，另一份是一家乌克兰女性非政府组织的项目经理，目前的主要工作是向前线运送符合女性需要的军装、药品和物资。作为一名有犹太血统的克里米亚鞑靼族人，他的祖辈在苏联时代去了今天的俄罗斯境内，而他选择在成年后回流到了祖籍地乌克兰。

“我们为什么和俄罗斯不一样？因为我们有自由，俄罗斯没有。”R对我说，“我们可以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而且我们有枪，就像乌克兰民族英雄伊万·马泽帕的诗里说的，‘我们用剑保卫我们的自由’。”

尽管如此，G并不认为乌克兰能很快变成一个更美好的社会。“腐败仍然存在，比如有一次我们从欧洲买来的物资想要支援前线，结果在入境之后被司机串通当地官员拦截了，想问我们要钱。我们找关系疏通了之后才放行。还好只是个例。但如果这样的事情不断发生，我们会失去外界的信任的。”

不过，对G来说，民主仍然是经典自由主义中的“最不坏的制度”：“没错，我们不是一个多么好的社会，但是我们是个民主社会，一个有腐败、不太有效率的民主社会。这样也比独裁社会要好得多。”

年龄相隔20岁的M和G的共同点是，他们都认为人要足够强大才能拥有和维护自由。这使得他们都对俄罗斯的反战运动非常不屑。

“俄罗斯人根本不懂什么叫做示威”，M对我说，“你看电视上，他们十几个人示威，几个警察就能一个一个把他们抬走。要是十几个乌克兰人，我们就会把警察打跑。他们太胆小了。我受够俄罗斯的反对派摊手说‘我们还能做什么？我们什么都做不了？’。被抓、被判刑怎么了？是我们的话我们就会把监狱塞满！”

他们同样跟我诟病西欧的自由和解放思潮。

“我觉得西欧人，比如德国人，都是现实主义者和文化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崇拜消费主义、犬儒主义，沉浸于享受美食、健康食物，整天手淫，看Netflix的剧集。我们经历了战争，是成熟的政治动物，而他们在政治上是不成熟的。”M对我说。

而G在我面前的桌面上等距摆出三个水杯：“你看，这是以前的西欧政治，左翼，右翼，中间”，然后他把一只水杯推到远处：“但现在，左翼变成了那么远那么远”，他再把中间那只杯子往上一只那里挪了挪：“这就使得原来在中间甚至左边的现在变成了右翼了，我觉得这种政治过了。我出生在苏联时代，那时候也有平等，但是那不是真的平等，那只是各种政治配额，平等不是政治配额。”

也许是接待了足够多的欧美记者，无论是M还是G，都会主动谈到并辩解乌克兰右翼乃至自己和他们的来往。“现在有太多迷思了，乌克兰的极右翼不是西方那种，真正的极右你看选举数据就知道了，拿的选票不到2%！甚至他们都不是一个政党！”问到乌克兰政治的光谱，G跟我这样说道。“而且，西欧极右翼是种族歧视和排外的，乌克兰的极右翼只是民族主义者。”

我确实不觉得乌克兰的极右翼和西欧的新纳粹能够直接等同起来。但乌克兰无疑是一个普遍保守的社会。在利沃夫的一家汉堡店坐着聊天时，我问M的一位女性朋友在乌克兰女性参军的情况如何。她正准备说话，就被她男友和M一同打断。

“女性只能做辅助工作的，她们的力量不够！”

“参军不容易的”，女生附和说。

“多元”

“哈尔科夫是一座英雄城市！虽然我们是一座俄语城市——我是说，我们曾经是一座说俄语的城市。”在东北部的乌克兰第二大城哈尔科夫（Kharkiv）和一位艺术家聊天时，她在几秒钟时间里纠正了自己的用词，以符合当下乌克兰人的自我认同。

实际上哈尔科夫市民仍然主要讲俄语。从乌克兰最西部的利沃夫到最东北部接壤俄罗斯的哈尔科夫有一千多公里。西部曾经是奥匈帝国和波兰的领土，而哈尔科夫则长期是俄罗斯帝国治下的乌克兰文化中心。这意味着这里被俄语文化深刻浸染——尤其是在说乌克兰语的精英阶层在苏联时代被残酷清洗之后。

“作为哈尔科夫人，我在西部，尤其是西部的小城市躲避战争时，经常会被人指责说乌克兰语说不好，有俄语口音。还有人骂我说，如果不是因为你们东部人说俄语，我们就不会被俄国侵略了。”哈尔科夫大学社会学系的K告诉我，“问题是，说俄语为什么就不是乌克兰人了？他们知不知道前线上的很多士兵互相之间都是说俄语的？在生死关头，没人在乎你说什么语言，只知道我们都是在抗击侵略。而越远离前线，人们就越挑剔你是说俄语的还是说乌语的。”

哈尔科夫本地著名的知识分子、著名的乌克兰语作家和社会活动家谢尔盖·扎丹（Serhiy Zhadan）也许不会完全同意K的抱怨。扎丹虽然极力主张要“爱国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但也把俄语电视、节目理解为俄罗斯渗透乌克兰社会，助长分离主义的工具。在2020年的一篇访谈中，他曾对媒体表示，哈尔科夫这样的城市长期用俄语作为日常语言，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住在乌克兰又不知道国语是不可理解的……关于语言的法律必须有效施行。”

战争开始后，越来越多乌克兰人开始在语言上寻求变化。“我在哈尔科夫东北部长大，那里如今是被炸得最厉害的区域。这次战争之前，我还会觉得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是兄弟。现在再也不会了。”一位如今搬到基辅的哈尔科夫男青年告诉我。“我现在努力不说俄语，改说乌语。但这有难度。对我来说不说俄语就像试着戒烟一样——你知道它有毒，但又时常想吸一口。”

K是基督徒，他把我带到他们教会在哈尔科夫的一处民间救济点。这里接待着因为战争而失去了生计的本地市民。在哈尔科夫，“年轻人能走的都走了”，留下的大多是中老年人。他们有些人说自己曾经收看俄语电视台并热爱普京，直到入侵之后才如同大梦初醒。但在来到救济点的本地人，也有人小声跟我说出在乌克兰政治不正确的话。

“我仍然觉得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是兄弟。战争只是闹矛盾了。”一位戴着紫色眼镜，留着短发穿着毛皮领子大衣的中年女士略带紧张地告诉我，“以前（和俄国的）边境开放着的时候，我跟我老公做俄国外贸眼镜生意。现在生意没了。”

“那您觉得什么时代更好呢？”

“1990年代比较好，那时候乱糟糟的，社会上是黑帮、黑市，但是机会多，我们能闯出来。亚努科维奇的时代也挺好。”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ych）是亲俄派、顿涅茨克州的寡头大亨。2010年到2014年他担任总统，后来在广场革命中出逃莫斯科。

“太震惊了！刚才我在强压怒火。这是我今年第一次听到有人说支持亚努科维奇。”女士走后，K激动地跟我说，“她大概看你是中国人，觉得可以跟你说真心话。”

那位女士怀念的时代远比今天更“自由”。在那时的乌克兰，寡头和地方豪强纷纷崛起，政治层面上争斗不休，城市里帮派横行。这一局面直到2010年代的警察改革和其后泽连斯基对地方寡头势力的打击才宣告改观。有时候我感到Z时代年轻人们歌颂的那个“自由”的乌克兰社会，也是后苏联时代混乱的副产品——人人都依靠自己的关系网络，国家的存在感相当之低。这大概还是乌克兰社会中社会组织和民间力量发达，与此同时右翼政治也格外活跃的原因。

相比那个年代，今天战争下的乌克兰甚至让人略感扁平和单调——人们越来越多复述主流的语言——勇气、英雄、国家的尊严。战争像一场社会运动，把乌克兰社会从一个喧嚣嘈杂后的苏联空间向一个更加均质化的社会转变。转变后的人们变得目标简洁，手段明确，感情充沛，也不再有情绪的大起大落。

苏联社会的复杂、纠结和喧嚷，看起来是乌克兰从上到下都想摆脱的东西。“不像俄罗斯。乌克兰的民族性里没有宿命论。乌克兰人几乎从来不会感到沮丧。他们生来就是为了胜利，为了欢乐，为了在困难条件下生存。”乌克兰作家库尔科夫（Andrey Kurkov）在新书《关于一场侵略的日记》（Diary of an Invasion）中写道。我猜测他的这番话不是对过去历史的总结，而是在连年来的革命和战争中目睹变化而产生的体会。

不少乌克兰人想摆脱的还包括了俄罗斯的悲情色彩与苦难的美学。“俄罗斯文学都烂透了。”克里米亚鞑靼人G是少有跟我聊起俄罗斯文化的乌克兰人，“我从小就读俄罗斯文学。有个笑话说，俄罗斯文学的特点就是总是有人受苦，读多了你就知道这是对的。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就是个混蛋。经典作家里我唯一喜欢的是托尔斯泰（Leo Tolstoy），他是写正常人的。他的小说《哈吉·穆拉特》（Hadji Murat）就是他参加了俄军在高加索的战争，亲眼看到了少数民族被帝国镇压之后写下的。”

在G眼中，俄罗斯帝国和苏联的多元都意味着镇压和文化上的“盗窃”。“苏联就是一个巨大的谎言。苏联的什么都是偷来的。苏联最有名的女歌手普加乔娃（Alla Pugacheva）的《百万朵鲜红的玫瑰》是偷的伊朗民歌；苏联摇滚明星维克多·崔（Viktor Tsoi）从第二张专辑开始偷英国的史密斯乐队（The Smiths），苏联还偷了很多乌克兰文化……”

美国诗人Bob Holman曾盛赞称扎丹文学中乌克兰的多元性：“扎丹的诗歌反映出乌克兰是个几乎和美国一样多层次和多元的国家。”然而，在乌克兰，尤其是在哈尔科夫代表的东部，从俄罗斯帝国到苏联留下的多元，留下的人性和历史的复杂，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一种痛苦，或是一种值得珍视的东西？关于这个问题，不同的乌克兰人有着极为不同的看法和个人经历。扎丹这样的乌克兰人显然是想要和过去挥别的：“人们太惯于他们今天适应了的现实了。他们什么都不想改变，也不想自己的孩子改变。语言的使用情况反映着整个国家的总体态度。”

社会学家K则想在苏联的遗留里拯救些东西。“我不觉得苏联时代的所有东西都要被否定，比如乌托邦理想，比如文化遗产。我如今努力做社会服务，就是想在未来大家辩论的时候更有底气说，不是只有你们才有资格定义乌克兰人应该是什么样子。”

“欧洲”

11月15日，俄罗斯又对乌克兰的基础设施发动了一轮袭击。在这天下午，一枚导弹击中了和乌克兰接壤的波兰小镇普热沃杜夫（Przewodów）的一个谷仓，造成两名波兰人丧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第一时间在讲话中宣布，击中波兰的导弹来自俄罗斯。

当天我正在和华沙朋友一家喝茶。波兰首都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人们开始讨论这次事件是否会被视为俄罗斯对波兰的袭击，并触发北约的集体防卫协定。“我太生气了！我想现在就冲去烧了华沙的俄罗斯大使馆！”波兰朋友A的年过七旬的母亲生气地对我说。

A平时在德国工作。是年轻一代的自由派波兰人。相比波兰近些年越来越明显的右翼保守化政治，战争给她带来的刺激要更大些。“几乎一夜之间，所有人都在帮助乌克兰人，我的兄弟开车去边境接难民，华沙把街头的标识都加上了乌克兰文，整个社会都调动起来了。”

当这天晚上美国情报部门表示击中波兰的导弹实际上是乌克兰军队发射失败的防空导弹时，包括A在内的许多波兰人都感到了愤怒。“为什么要第一时间说是俄罗斯发射的？就难道不能先调查清楚吗？”泽连斯基急于把责任推给俄国的讲话让波兰人充满了狐疑。

A告诉我，她对乌克兰的同情建立在同样的对俄罗斯充满警惕的历史记忆中。“今年有一次，我在德国听到街头有一群人说俄语，我当时就觉得心跳加速，血液上涌。我四处看是谁在说俄语，为什么在这里还有说俄语的人！我对俄语的紧张几乎是一种身体反应。”

乌克兰人当然对此深有共鸣，也感激波兰对乌克兰的帮助。遇到的乌克兰人大多会专门把波兰、波罗的海国家和“欧洲国家”区分开来。“他们是真正的兄弟”，M告诉我，“我们和波兰人很像。语言几乎能互相听懂。他们对我们的军事和各方面的帮助也是无私慷慨的。”

和许多乌克兰人，尤其是更民族主义的乌克兰人一样，M主张实现乌克兰和波兰在内的东欧国家的联合：“乌克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波罗的海国家应该脱离欧盟组建一个独立的共同体，就像当年的波兰-立陶宛联邦一样。因为我们的历史、文化彼此接近，和西欧是不同的。”他觉得欧盟和历史上占领过乌克兰的俄罗斯帝国或奥匈帝国类似。“帝国最让人厌恶了。我希望我们能够保持自己的文化、身份和传统。”

乌克兰人对欧洲，尤其是西欧的反感或者抱怨也许是有理由的。毕竟，援助乌克兰最多的是美国和东欧国家，而西欧国家看起来总是有所保留。同样，地理上的距离也决定了，至少巴黎人、马德里人和罗马人始终感觉乌克兰战争距离他们相当遥远。

可乌克兰与波兰的“兄弟之情”也并非那么坚不可摧。

“身为波兰人，过去一年是很戏剧性的。你眼睁睁看着乌克兰人在波兰人眼中的形象从开出租车和做劳工的被歧视对象变成了大家争相救助的兄弟”，住在华沙的波兰文化人N对我说，“但这不意味着以前那种形象就不会回来了。”

他指的是乌克兰人大规模涌入波兰打工的历史。过去十年，加入欧盟的波兰经济一路顺风顺水。乌波之间的社会经济差距日益拉大，当乌克兰人的平均月收入不到3000港币时，波兰的人均月薪是5995兹罗提（约10696港币）。这吸引了许多乌克兰人，尤其是那些家庭条件不那么富裕，教育水平不高的乌克兰人到波兰打工。这也在波兰引发了不少冲突和反乌克兰人的情绪。

“战争开始后，华沙多了很多乌克兰人，很多都是穷人、移民工，但也有一些是跑出来的乌克兰中产阶级和富人。波兰人以前没见过这些乌克兰人，他们开着豪车，到处消费。很多波兰人会把房价和物价的上升怪罪给他们。在未来，如果波兰出现了对乌克兰难民的排斥，我是不会意外的。这种危险性正在上升。”

而最有可能在未来点燃波兰民族情绪的，可能是诸如斯捷潘·班德拉（Stepan Bandera）这样的历史符号。

班德拉是乌克兰历史上的争议人物，曾在二战前后领导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OUN）的激进派，主张武装实现乌克兰独立。他因所属组织和纳粹德国的暧昧关系与反苏行动，在苏联时代被定性为法西斯主义分子。同时，波兰也认为他涉及组织了乌克兰西部对波兰人的种族清洗和屠杀活动。但在今天的乌克兰，班德拉作为民族英雄的形象日渐高调。许多被乌军收复的城市都把“普希金街”或“苏沃洛夫街”改成了“班德拉街”。在乌克兰社交媒体上还出现了头戴班德拉面具“气死俄国人”的行为艺术活动。一份2022年10月的民调显示，相比2021年的31.1%，如今已经有49.6%的乌克兰民众认为班德拉的形象“非常正面”，创下了历史新高。随着入侵，班氏正在从“富有争议”的历史人物逐渐成为乌克兰人能够接受的“民族英雄”。

“波兰人现在可能选择忍受，但是如果乌克兰人大张旗鼓纪念班德拉，那么波兰的民族主义情绪一定会被点燃的。”N告诉我。“尤其是波兰的右翼，他们最支持乌克兰反抗俄国，但是也最介意班德拉的历史问题。”这话不假，早些时候，乌克兰将一名否认班德拉参与过对波兰人屠杀的外交官梅尔尼克（Andrij Melnyk）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引起了波兰民族主义舆论的广泛愤怒和声讨，极右翼将之称为“对我们公开打脸”。

尽管如此，我在乌克兰时，能感受到大多数人都对此不以为意。如果一个人对班德拉感到不适，那么其更可能被视为是过度敏感和过度脆弱。人们并不担心这会不会太伤害到“兄弟民族”的感情。M就认为，乌克兰和波兰的历史问题已经解决，现在两个民族没什么矛盾了。他甚至还认为班德拉的历史和乌克兰人参与苏联红军和纳粹作战没有矛盾：“班德拉的人作战的对象是苏联的秘密警察。秘密警察是俄国人。在乌克兰和纳粹作战的苏联红军则主要是乌克兰人。班德拉和他们没有什么战斗。”

毕竟，在年轻一代的叙事里，现在是乌克兰在保卫欧洲，这种姿态让乌克兰人对自己和欧洲的关系拥有一种自信。M就时常告诉我：“我们现在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我们战胜了世界第二强大的军队！”

不过，也许经历了广场革命的一代人有另一种不解。毕竟，大多数的乌克兰人不像M那样，有机会赚到IT产业的工资。战争前的乌克兰，依旧是一个人们会将之和移民工、代孕产业、寡头腐败联系起来的地方。战争变相推动了乌克兰的转变吗？又或者这些问题只是暂时蛰伏在了胜利的目标背后？

在去米克莱伊夫的那个上午，开车的R跟我聊起了他从前的经历。他比M大出十岁，目睹了许多更剧烈的变化。他也觉得今天的乌克兰取得了很多成就，但讲到2014年的时候，他似乎有些困惑。

“我亲身经历过广场革命，见过腐败、无能。”R又像提问又像是感慨般地说，“这几年的乌克兰简直变了个国家。我们是怎么从一个几乎是欧洲最糟糕的国家变成现在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