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文化人物年終盤點：9個名字，看我們身處怎樣的時代？

2022年是戰爭之年、抗爭之年，也是體育之年，榮哀之年。俄烏戰爭的陰霾自年初便籠罩全球，但全球疫情退卻，世界也回到紛亂與爭議的狀態中。戰爭帶來死亡和流徒，同時卻給予人們思考希望的機會，烏克蘭詩人藉創作昭告世人：文學與藝術怎樣抵擋暴力與不文明；亦有藝術家以身體回應種種政治對立：小說家拉什迪再次捲入宗教與自由的長期爭議裡；伊朗女演員們在社交網站上脫去頭巾，聲援反政府示威；尚有無名的彭載舟甘冒被消失的命運，以直白鏗鏘的口號超克當代中國抗爭意識中的長期失語。至於諾貝爾文學獎頒給安妮‧艾諾，則是表揚她將自身身體寫進文學裡，以盛載盤根錯節的社會與歷史。

這一年也在不同的國際大事中，看到當代的文化政治美感及性別形象的流轉。英女王高齡逝世，意外地勾起人們對幾已失落的帝國美感之懷念；大型國際運動會是運動員的較勁場地，也是他 / 她們被展示其性別形象的場域，爭議聲中的谷愛凌，跟眾望所歸的美斯（梅西），是這一年最為矚目的兩個性別政治範本。至於有關科技對當代人文的衝擊，世人始終保持著不慍不火的關注，於是兩種AI軟件亦成了今年的文化熱話。

以下一些名字，都是在這一年間出現的重要文化名字，有些是因其貢獻和重要性而被提及，有些則是因其作為某種文化生態的象徵而被記下。文化不離社會政治，這些文化名字背後，也折射出2022年的種種世界政治氣候。

全球疫情退卻，世界也回到紛亂與爭議的狀態中。戰爭帶來死亡和流徒，同時卻給予人們思考希望的機會。這一年也在不同的國際大事中，看到當代的文化政治美感及性別形象的流轉。

01 謝爾蓋．扎丹（Serhiy Zhadan）

「我也站在燒焦的山外，在太陽光束下，／我也哀悼你，我的城市—可恨的、親愛的。」

烏克蘭詩人扎丹沒有在俄烏戰爭爆發時逃離他的祖國，他一直留在當地重要戰場之一：哈爾科夫（Kharkiv），協助組織人道救援工作。在平民面對戰爭和死亡而感到最絕望的時候，文學發揮了永恆的人道力量。

俄烏戰爭爆發後，人們忽然關注烏克蘭文學，尤其是在烏克蘭詩歌中，如何呈現這個悲壯民族的歷史命運。扎丹在烏克蘭國內名氣很大，也在政治上非常活躍，參加過2004年的橙色革命跟2014年的廣場革命。及後他更成立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基金，支援烏克蘭前線的人道救援。

他的詩作常以戰爭為主題，也寫過好幾本關於烏克蘭戰亂遺民的小說，俄烏戰爭爆發後，他接受《時代雜誌》訪問稱，戰爭發生得太快，他已來不及寫詩或文章了，但音樂卻可以繼續。他有自己的搖滾樂團，在戰爭中仍堅持演唱，振奮祖國人民的抵抗鬥意。

當侵略者試圖以戰爭消滅一整個民族，扎丹所寫所做的一切，展示出來文學和藝術如何作為保存一個民族的關鍵方式。

02 拉什迪（Salman Rushdie）

「這樣說吧：在糟糕的年代為我挺身而出的那些人現在可能不會這樣做了。」

《魔鬼詩篇》的作者拉什迪在八月遇襲，導致他一隻眼睛及一隻手失去功能，幸好沒有生命危險。事件是三十多年前小說出版後一直無法消弭的餘波，這部小說虛構了穆罕默德生平，被指嚴重褻瀆宗教，更一度引發激進穆斯林持續經年的追殺令。

近年拉什迪漸漸從躲避追殺令的陰霾中走出來，愈益高調地以受害作家形象宣揚文化領域上的言論自由。可是，在政治正確與「取消文化」漸成主流的廿一世紀，拉什迪事件卻成了爭辯的風眼。輿論固然讉責暴力襲擊，但認為「拉什迪以文學方式『冒犯』宗教」是一種「錯誤」的觀點，同樣也在文化圈子中發酵。

西方自由派輿論愈來愈傾向認為，言論自由是帶有條件的，即如仇恨、侮辱甚至是嘲諷性的言論，都是視作另一種「暴力」，不應受言論自由原則掩護，因此，不少人認為拉什迪應該為此道歉，以及撤回小說。然而，這種想法同樣被垢病，認為那只是為實質的「暴力」行為（如拉什迪遇襲）提供掩護，令人們不願直接面對暴力文化的根源：

激進暴力主義又是否可以以宗教多元為由而得到姑息？

03 安妮．艾諾（Annie Ernaux）

「我談論我自己，因為那是我最熟知的境遇。」

諾貝爾文學獎委員會給予安妮‧艾諾的評語是「勇敢、冷靜而敏銳地揭露了個體記憶的起源、隔閡與集體壓抑」。這位法國作家在國際聲譽或不及另一位熱門法國作家韋勒貝克（Michel Houellebecq），但她在國內可屬殿堂級。

她的得獎評語中提及的「個體記憶」，乃是來自她主力創作的自傳體小說，幾乎每一部都深刻地挖掘她的個人內在經驗。然而，她的文學並不私密，反而更像一個以個人身體盛載歷史和社會結構的文學器皿。她的作品常被評為跟社會學關係千絲萬縷，她幾乎寫盡了一切被剝削者，被經濟階級剝削的，被種族剝削的，被性權力剝削。她把社會羞於啟齒的事物都寫出來，就像在小說《記憶無非徹底看透一切》（L’Événement）中，她寫出了自己年輕時被禁止墮胎的經歷，小說亦曾被改編成金獅獎得獎電影《孕辱》（Happening）。

文學未必需要迂回的敘事結構與與宏大的意象，但對世界的敏銳和揭露卻是必要的。

04 Midjourney 及ChatGPT

「藝術家很害怕，他們擔心自己會被機械人取代。」—— Jason Allen

科技挑戰人文已不是新鮮事，這一年則有兩宗比較矚目的新聞。一名程式員以AI繪圖軟件Midjourney生成圖像，並獲得了美術奬；人工智能慧研究機構OpenAI開發了AI聊天機械人ChatGPT，能模擬包括哲學及藝術等人文內容的深度人類對話。

兩種AI工具都是開放給公眾使用，一般人可以輕易地生成藝術圖像，以及製作出討論人文主題的文字。至此，關於科技倫理的爭議已不限於「AI能否模擬人類思想？」之類的傳統問題，更涉及到一般人可以怎樣利用AI，以衝擊當代世界對人文與藝術的認知。例如，一個沒有受過繪畫訓練的程式員，可以透過讓Midjourney作深度學習，而「生產」出足以獲獎的優秀畫作。那麼未來藝術創作的本質將會變成怎樣？我們仍需要傳統的藝術家嗎？

又例如，ChatGPT將來或可生產出優質的人文學科論文，這也直接挑戰了人文學科在學院裡的生存條件，學者及學生仍需要以其原創思考去進行人文研究嗎？還是只需利用AI，就能生產出具原創性的人文思想嗎？凡此種種挑戰，已經不遙遠了。

05 伊朗女演員

「從這一刻起，無論我發生什麼事，直到最後一口氣，我都會和伊朗人民在一起。」——加齊亞尼

伊朗抗議運動持續多月，其中最簡潔直白的口號是「婦女、生命、自由」。事件源於少女瑪莎‧阿米尼（Mahsa Amini）因頭巾佩戴問題而被捕，最終猝死在警察局內。

事件發展至今，已有數十名藝術家被捕，其中包括多名摘掉頭巾的伊朗女演員。52歲的女演員加齊亞尼（Hengameh Ghaziani）在Instagram上傳影片，片中她沒戴頭巾，髮上扎了馬尾辮，不屑地盯著鏡頭。另一女演員、60歲的里亞（Katayoun Riahi）也在Instagram上公開摘掉頭巾，兩人分別為此而被捕。直至近日，38歲的阿里度絲蒂（Taraneh Alidoosti）也展示了自己沒戴頭巾的相片，並公開反對政府處決抗爭者——她及後被指「散布假消息」而被捕。

身為公眾熟知的女性，這幾位女演員最有力的抗爭武器，不是上街，也不是她們的言論，而是她們摘掉頭巾，露出她們幾未公開展示過的頭髮。那既是對死者阿米尼的悼念，也是伊朗女性對專制政府最直接、也最柔性的異議表達，跟「婦女、生命、自由」產生微妙的共振。

06 英女王

「值得記住的是，帶來​​最持久變化的，往往是小步驟，而不是巨大的飛躍。」——伊利沙伯二世

一年間，大不列顛國民經歷了女王登基七十周年慶典，以及女王駕崩，舉國同喜同哀。

此種榮哀的意義，主要不在現實政治上，而是作為一種舊世界與新時代有機黏合的政治美感，在廿一世紀的當下仍有欣賞的價值。伊利沙伯二作為在位最長的英國君主，見證了二十世紀殖民主義的退潮，但君主制卻沒有因此而被歷史洪流所淘汰。大批民眾冒著寒流排隊瞻仰女王靈柩，全國哀悼的氣氛，令本來就不是主流的反君主制聲音更見失色。

在政治上，並沒有跡象顯示，像英國這種世上已為數不多的君主立憲制度，會在廿一世紀初消失，與此相反的是，從英女王國葬中莊嚴而不過度繁縟的儀式上看，儘量君主制已沒有實質的政治作用，卻仍具有恢宏的象徵意義。它代表了一種政治美感，這種政治美感成了維護國民集體認同和希望感的黏合劑，不論對在疫症肆虐下的大不列顛國民，還是對在政治高壓下的前英殖民地香港市民來說，英女王都是一個美好時代的象徵。

07 彭載舟

「不要核酸要吃飯，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謊言要尊嚴。不要文革要改革 不要領袖要選票，不做奴才做公民。」

彭載舟是之後才傳出來的名字。最先震驚億萬中國國內外人民的，是北京四通橋橫額上的幾句話：「不要核酸要吃飯，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謊言要尊嚴」 ，「不要文革要改革 不要領袖要選票，不做奴才做公民」。

不矯飾的口號，直白的排比短句，直接揭露了中國人民兩種集體情緒：反對官方清零政策，以及反對專制統治，前者一直是不可觸及的政治紅線，後者更是絕對的國家禁忌。四通橋事件的意義在於：終於有人敢於公開戳破國王的新衣，並且是以一種簡單明快的語句，鏗鏘有聲，而不再用迂回隱晦的擦邊球式說話，或諧音暗詞式網絡語言，聊作宣洩，卻不敢直抒不滿。

中國官方當然迅速禁止消息散播，但一石擊起千尺浪，事件也遙遙幅射到一個月後發生的「白紙示威」：嚴苛的清零政策已積累了官方壓不住的民怨，終於來了一場總爆發。不過，抗議中所大量出現的「白紙」，亦反映了民間不敢直言反對的集體意識，類似通橋橫上的直接口號只有零星出現。

在中國長年嚴密監控的社會裡，這樣敢於直言而不再耽於玩弄文字遊戲，已是相當大的政治突破了。彭載舟被抓後下落不明，卻將會以民間烈士之名留在史冊裡。

08 谷愛凌

「當我在中國時，我是中國人，當我去美國時，我是美國人。」

谷愛凌的故事，當然遠不只關於一個年輕運動員憑天賦和努力而奪得佳績，她本身就是一個非常豐富的當代文化政治案例。

她生於美國，中美混血兒，卻選擇代表中國參加女子滑雪項目。她在北京冬奧大出風頭，不只因為她在賽道上的表現，也在她對國族身份的言語：她被質疑雙重國籍（這是中國官方不允許的），卻以「當我在中國時，我是中國人，當我去美國時，我是美國人」這一模稜兩可之話回應。

中國網民垢病她不稱中國作「祖國」，也自稱「亞裔美國人」而非「中國人」，反映她並非完全認同中國國族身份。可是，不只中國官方卻為了奬牌數目而默許她的曖昧，更無礙她在民間和商業市場上的高人氣。谷愛凌有明星外貌，成長經歷充滿階級精英色彩，有人視她為女性主義的模範，但更確切的說法，應該是她是一個女性主義、新自由主義、全球資本跟國家體育政治互相交錯的文化範本。

09 美斯（梅西，Lionel Messi）

「當我輸掉比賽後回家，我只在乎你們。」

如果谷愛凌是這一年女性運動員的文化範本，那麼男性運動員的代表則是美斯。阿根廷奪得世界盃冠軍，是全球最多球迷希望看到的結局，原因當然有著深厚的足球文化因素：球迷們都想看美斯奪得大滿貫，實至名歸成為「球王」。

可是，從性別角度看，美斯也柔性地顛覆了男性足球員的傳統剛陽形象。在網絡和媒體的宣傳下，美斯的「實至名歸」，不只在球技和成就，更在於他被塑造成一個「絕種好男人」：球場內他踢法君子，鮮少「插水」，沒紀律問題；球場外他生活檢點、愛護家小，照顧隊友、尊重球迷，跟過去大量球技同樣超凡、卻一身「壞孩子」氣息的「球王」（例如馬勒當拿）大相逕庭。

男性足球員向來展示的，是絕對的剛陽味，偶而的犯規叛逆，往往被視作球星的「魅力」。多年前碧咸（David Beckham，貝克漢）的陰柔形象罕有地成了同志偶像，卻同時帶著濃厚的消費文化色彩。今天美斯則隱然構成另一種在男性足球員身上少見的性別形象：一個去剛陽化的純真少年，而他的登頂，也恰如一個典型的「成長故事」。這種足以討好絕大部份球迷的形象，甚至使人頓然淡忘今屆卡塔爾世界盃的種種醜聞和爭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