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文化人物年终盘点：9个名字，看我们身处怎样的时代？

2022年是战争之年、抗争之年，也是体育之年，荣哀之年。俄乌战争的阴霾自年初便笼罩全球，但全球疫情退却，世界也回到纷乱与争议的状态中。战争带来死亡和流徒，同时却给予人们思考希望的机会，乌克兰诗人藉创作昭告世人：文学与艺术怎样抵挡暴力与不文明；亦有艺术家以身体回应种种政治对立：小说家拉什迪再次卷入宗教与自由的长期争议里；伊朗女演员们在社交网站上脱去头巾，声援反政府示威；尚有无名的彭载舟甘冒被消失的命运，以直白铿锵的口号超克当代中国抗争意识中的长期失语。至于诺贝尔文学奖颁给安妮‧艾诺，则是表扬她将自身身体写进文学里，以盛载盘根错节的社会与历史。

这一年也在不同的国际大事中，看到当代的文化政治美感及性别形象的流转。英女王高龄逝世，意外地勾起人们对几已失落的帝国美感之怀念；大型国际运动会是运动员的较劲场地，也是他 / 她们被展示其性别形象的场域，争议声中的谷爱凌，跟众望所归的美斯（梅西），是这一年最为瞩目的两个性别政治范本。至于有关科技对当代人文的冲击，世人始终保持著不愠不火的关注，于是两种AI软件亦成了今年的文化热话。

以下一些名字，都是在这一年间出现的重要文化名字，有些是因其贡献和重要性而被提及，有些则是因其作为某种文化生态的象征而被记下。文化不离社会政治，这些文化名字背后，也折射出2022年的种种世界政治气候。

全球疫情退却，世界也回到纷乱与争议的状态中。战争带来死亡和流徒，同时却给予人们思考希望的机会。这一年也在不同的国际大事中，看到当代的文化政治美感及性别形象的流转。

01 谢尔盖．扎丹（Serhiy Zhadan）

“我也站在烧焦的山外，在太阳光束下，／我也哀悼你，我的城市—可恨的、亲爱的。”

乌克兰诗人扎丹没有在俄乌战争爆发时逃离他的祖国，他一直留在当地重要战场之一：哈尔科夫（Kharkiv），协助组织人道救援工作。在平民面对战争和死亡而感到最绝望的时候，文学发挥了永恒的人道力量。

俄乌战争爆发后，人们忽然关注乌克兰文学，尤其是在乌克兰诗歌中，如何呈现这个悲壮民族的历史命运。扎丹在乌克兰国内名气很大，也在政治上非常活跃，参加过2004年的橙色革命跟2014年的广场革命。及后他更成立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基金，支援乌克兰前线的人道救援。

他的诗作常以战争为主题，也写过好几本关于乌克兰战乱遗民的小说，俄乌战争爆发后，他接受《时代杂志》访问称，战争发生得太快，他已来不及写诗或文章了，但音乐却可以继续。他有自己的摇滚乐团，在战争中仍坚持演唱，振奋祖国人民的抵抗斗意。

当侵略者试图以战争消灭一整个民族，扎丹所写所做的一切，展示出来文学和艺术如何作为保存一个民族的关键方式。

02 拉什迪（Salman Rushdie）

“这样说吧：在糟糕的年代为我挺身而出的那些人现在可能不会这样做了。”

《魔鬼诗篇》的作者拉什迪在八月遇袭，导致他一只眼睛及一只手失去功能，幸好没有生命危险。事件是三十多年前小说出版后一直无法消弭的余波，这部小说虚构了穆罕默德生平，被指严重亵渎宗教，更一度引发激进穆斯林持续经年的追杀令。

近年拉什迪渐渐从躲避追杀令的阴霾中走出来，愈益高调地以受害作家形象宣扬文化领域上的言论自由。可是，在政治正确与“取消文化”渐成主流的廿一世纪，拉什迪事件却成了争辩的风眼。舆论固然讉责暴力袭击，但认为“拉什迪以文学方式‘冒犯’宗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同样也在文化圈子中发酵。

西方自由派舆论愈来愈倾向认为，言论自由是带有条件的，即如仇恨、侮辱甚至是嘲讽性的言论，都是视作另一种“暴力”，不应受言论自由原则掩护，因此，不少人认为拉什迪应该为此道歉，以及撤回小说。然而，这种想法同样被垢病，认为那只是为实质的“暴力”行为（如拉什迪遇袭）提供掩护，令人们不愿直接面对暴力文化的根源：

激进暴力主义又是否可以以宗教多元为由而得到姑息？

03 安妮．艾诺（Annie Ernaux）

“我谈论我自己，因为那是我最熟知的境遇。”

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给予安妮‧艾诺的评语是“勇敢、冷静而敏锐地揭露了个体记忆的起源、隔阂与集体压抑”。这位法国作家在国际声誉或不及另一位热门法国作家韦勒贝克（Michel Houellebecq），但她在国内可属殿堂级。

她的得奖评语中提及的“个体记忆”，乃是来自她主力创作的自传体小说，几乎每一部都深刻地挖掘她的个人内在经验。然而，她的文学并不私密，反而更像一个以个人身体盛载历史和社会结构的文学器皿。她的作品常被评为跟社会学关系千丝万缕，她几乎写尽了一切被剥削者，被经济阶级剥削的，被种族剥削的，被性权力剥削。她把社会羞于启齿的事物都写出来，就像在小说《记忆无非彻底看透一切》（L’Événement）中，她写出了自己年轻时被禁止堕胎的经历，小说亦曾被改编成金狮奖得奖电影《孕辱》（Happening）。

文学未必需要迂回的叙事结构与与宏大的意象，但对世界的敏锐和揭露却是必要的。

04 Midjourney 及ChatGPT

“艺术家很害怕，他们担心自己会被机械人取代。”—— Jason Allen

科技挑战人文已不是新鲜事，这一年则有两宗比较瞩目的新闻。一名程式员以AI绘图软件Midjourney生成图像，并获得了美术奖；人工智能慧研究机构OpenAI开发了AI聊天机械人ChatGPT，能模拟包括哲学及艺术等人文内容的深度人类对话。

两种AI工具都是开放给公众使用，一般人可以轻易地生成艺术图像，以及制作出讨论人文主题的文字。至此，关于科技伦理的争议已不限于“AI能否模拟人类思想？”之类的传统问题，更涉及到一般人可以怎样利用AI，以冲击当代世界对人文与艺术的认知。例如，一个没有受过绘画训练的程式员，可以透过让Midjourney作深度学习，而“生产”出足以获奖的优秀画作。那么未来艺术创作的本质将会变成怎样？我们仍需要传统的艺术家吗？

又例如，ChatGPT将来或可生产出优质的人文学科论文，这也直接挑战了人文学科在学院里的生存条件，学者及学生仍需要以其原创思考去进行人文研究吗？还是只需利用AI，就能生产出具原创性的人文思想吗？凡此种种挑战，已经不遥远了。

05 伊朗女演员

“从这一刻起，无论我发生什么事，直到最后一口气，我都会和伊朗人民在一起。”——加齐亚尼

伊朗抗议运动持续多月，其中最简洁直白的口号是“妇女、生命、自由”。事件源于少女玛莎‧阿米尼（Mahsa Amini）因头巾佩戴问题而被捕，最终猝死在警察局内。

事件发展至今，已有数十名艺术家被捕，其中包括多名摘掉头巾的伊朗女演员。52岁的女演员加齐亚尼（Hengameh Ghaziani）在Instagram上传影片，片中她没戴头巾，发上扎了马尾辫，不屑地盯著镜头。另一女演员、60岁的里亚（Katayoun Riahi）也在Instagram上公开摘掉头巾，两人分别为此而被捕。直至近日，38岁的阿里度丝蒂（Taraneh Alidoosti）也展示了自己没戴头巾的相片，并公开反对政府处决抗争者——她及后被指“散布假消息”而被捕。

身为公众熟知的女性，这几位女演员最有力的抗争武器，不是上街，也不是她们的言论，而是她们摘掉头巾，露出她们几未公开展示过的头发。那既是对死者阿米尼的悼念，也是伊朗女性对专制政府最直接、也最柔性的异议表达，跟“妇女、生命、自由”产生微妙的共振。

06 英女王

“值得记住的是，带来​​最持久变化的，往往是小步骤，而不是巨大的飞跃。”——伊利沙伯二世

一年间，大不列颠国民经历了女王登基七十周年庆典，以及女王驾崩，举国同喜同哀。

此种荣哀的意义，主要不在现实政治上，而是作为一种旧世界与新时代有机黏合的政治美感，在廿一世纪的当下仍有欣赏的价值。伊利沙伯二作为在位最长的英国君主，见证了二十世纪殖民主义的退潮，但君主制却没有因此而被历史洪流所淘汰。大批民众冒著寒流排队瞻仰女王灵柩，全国哀悼的气氛，令本来就不是主流的反君主制声音更见失色。

在政治上，并没有迹象显示，像英国这种世上已为数不多的君主立宪制度，会在廿一世纪初消失，与此相反的是，从英女王国葬中庄严而不过度繁缛的仪式上看，尽量君主制已没有实质的政治作用，却仍具有恢宏的象征意义。它代表了一种政治美感，这种政治美感成了维护国民集体认同和希望感的黏合剂，不论对在疫症肆虐下的大不列颠国民，还是对在政治高压下的前英殖民地香港市民来说，英女王都是一个美好时代的象征。

07 彭载舟

“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 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

彭载舟是之后才传出来的名字。最先震惊亿万中国国内外人民的，是北京四通桥横额上的几句话：“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 ，“不要文革要改革 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

不矫饰的口号，直白的排比短句，直接揭露了中国人民两种集体情绪：反对官方清零政策，以及反对专制统治，前者一直是不可触及的政治红线，后者更是绝对的国家禁忌。四通桥事件的意义在于：终于有人敢于公开戳破国王的新衣，并且是以一种简单明快的语句，铿锵有声，而不再用迂回隐晦的擦边球式说话，或谐音暗词式网络语言，聊作宣泄，却不敢直抒不满。

中国官方当然迅速禁止消息散播，但一石击起千尺浪，事件也遥遥幅射到一个月后发生的“白纸示威”：严苛的清零政策已积累了官方压不住的民怨，终于来了一场总爆发。不过，抗议中所大量出现的“白纸”，亦反映了民间不敢直言反对的集体意识，类似通桥横上的直接口号只有零星出现。

在中国长年严密监控的社会里，这样敢于直言而不再耽于玩弄文字游戏，已是相当大的政治突破了。彭载舟被抓后下落不明，却将会以民间烈士之名留在史册里。

08 谷爱凌

“当我在中国时，我是中国人，当我去美国时，我是美国人。”

谷爱凌的故事，当然远不只关于一个年轻运动员凭天赋和努力而夺得佳绩，她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当代文化政治案例。

她生于美国，中美混血儿，却选择代表中国参加女子滑雪项目。她在北京冬奥大出风头，不只因为她在赛道上的表现，也在她对国族身份的言语：她被质疑双重国籍（这是中国官方不允许的），却以“当我在中国时，我是中国人，当我去美国时，我是美国人”这一模棱两可之话回应。

中国网民垢病她不称中国作“祖国”，也自称“亚裔美国人”而非“中国人”，反映她并非完全认同中国国族身份。可是，不只中国官方却为了奖牌数目而默许她的暧昧，更无碍她在民间和商业市场上的高人气。谷爱凌有明星外貌，成长经历充满阶级精英色彩，有人视她为女性主义的模范，但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她是一个女性主义、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跟国家体育政治互相交错的文化范本。

09 美斯（梅西，Lionel Messi）

“当我输掉比赛后回家，我只在乎你们。”

如果谷爱凌是这一年女性运动员的文化范本，那么男性运动员的代表则是美斯。阿根廷夺得世界杯冠军，是全球最多球迷希望看到的结局，原因当然有著深厚的足球文化因素：球迷们都想看美斯夺得大满贯，实至名归成为“球王”。

可是，从性别角度看，美斯也柔性地颠覆了男性足球员的传统刚阳形象。在网络和媒体的宣传下，美斯的“实至名归”，不只在球技和成就，更在于他被塑造成一个“绝种好男人”：球场内他踢法君子，鲜少“插水”，没纪律问题；球场外他生活检点、爱护家小，照顾队友、尊重球迷，跟过去大量球技同样超凡、却一身“坏孩子”气息的“球王”（例如马勒当拿）大相迳庭。

男性足球员向来展示的，是绝对的刚阳味，偶而的犯规叛逆，往往被视作球星的“魅力”。多年前碧咸（David Beckham，贝克汉）的阴柔形象罕有地成了同志偶像，却同时带著浓厚的消费文化色彩。今天美斯则隐然构成另一种在男性足球员身上少见的性别形象：一个去刚阳化的纯真少年，而他的登顶，也恰如一个典型的“成长故事”。这种足以讨好绝大部份球迷的形象，甚至使人顿然淡忘今届卡塔尔世界杯的种种丑闻和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