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聖母升天節的彌撒上,義大利神父擘開餅,一半給了柳志寬,各自捏著代表耶穌身體的聖餅高舉過頭,初次見面的兩人帶著默契完成共祭。簡單莊嚴的儀式象徵著與耶穌共融相通,也意味著天主教普世合一,但地下神父柳志寬出了國才有機會與外國神父公開共祭,外國神父不得在中國傳教,共祭也被禁止。
在天主教裡,教宗是耶穌在人世的代理人,在時間上,兩千多年來一脈相傳,現任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是伯多祿以來的第266任教宗;在空間上,天主教強調四海一家,教徒散落世界各地文化各異,但都與教宗共融。然而,無神論的中共認為宗教是精神鴉片,指責天主教是西方帝國主義的同路人,愛國會更在1958年開始自選自聖主教,試圖斬斷中國教徒與教宗、普世教會的聯繫。
習近平加冕日,梵蒂岡宣布續約
中共前領導人胡錦濤在二十大閉幕儀式的眾目睽睽下尷尬離場,「加冕」的習近平儼然是新皇帝,讓梵蒂岡迫不及待宣布續約的動作蒙上姑息獨裁者的陰影。
為了化解中國天主教的困境,經過三位教宗的努力,梵蒂岡和北京在2018年簽署為期兩年的《中梵關於主教任命的臨時性協議》,並在2020年續約。今年10月22日,全球聚焦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打破慣例邁向第三任期,這一天剛好是中梵協議到期日,梵蒂岡立刻宣布再續約兩年,天主教媒體也及時刊出教廷重量級人物,國務卿帕洛林(Pietro Parolin)和萬民福音部部長塔葛雷(Antonio Tagle)的訪問,為這份飽受批評的協議辯解。
北京則在兩天後的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才寥寥幾句確認續約,時間的落差和官方論述的份量顯示,這份梵蒂岡捧在手上的協議對北京而言是次要事務。中共前領導人胡錦濤在二十大閉幕儀式的眾目睽睽下尷尬離場,「加冕」的習近平儼然是新皇帝,讓梵蒂岡迫不及待宣布續約的動作蒙上姑息獨裁者的陰影。
「續約時機點是個不幸的巧合,但很難想出教廷有什麼辦法不續約,」長期鑽研中國基督宗教、現為新加坡國立大學研究員的法國學者陳立邦(Michel Chambon)了解梵蒂岡的苦衷,但他也承認,「即使是協議的支持者,也在納悶教廷在和北京協商時,還有什麼槓桿可以操作?」
協議內容至今仍舊保密,但光從協議名稱「主教任命」看來,簽約四年的成績乏善可陳,僅任命了六位主教,2021年9月任命武漢主教後,更是長達一年沒有任何新主教任命。地下團體也是備受煎熬,六位地下主教獲得官方承認後,仍有二十多位地下主教前途未卜。教廷與北京的雙同意程序避免了再度產生非法主教,但理順教務、促進教會修和的道路依舊崎嶇難行。
突如其來的邀請函
教宗方濟各在2013年上任後,透過文化交流、防疫外交跟北京搭上線,他出訪的飛機通過中國領空時多次向習近平拍發問候的電報,協議簽署後,也正式邀請中國主教來到梵蒂岡,用心良苦身段靈活,無非是為了維繫與中國對話。來自阿根廷的教宗方濟各熱愛探戈,他形容跳探戈必須引導舞伴,也被引導,美妙之處在於必須負責照顧另一方。然而,他的舞伴——北京——手腳笨拙,甚至漠視對方的存在。
武漢在2020年初爆發Covid-19疫情,拖延通報的北京成為眾矢之的,梵蒂岡雪中送炭後,促成教廷外交部長加拉格(Paul Gallagher)與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德國的慕尼黑安全會議(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周邊會面,是雙方最高層級的官員會晤。當西方國家在疫苗的加持下學會與病毒共存,中國仍固守清零政策,堅壁清野的防疫政策也阻撓了外交往來,梵中對話舉步維艱。
Covid-19疫情蔓延三年,中梵關係也隨之冷淡,中共一再以防疫為由拒絕面對面,雖然仍保持聯繫,但原本每隔幾個月輪流在北京、羅馬的會晤停擺,讓教廷不開心。當中共正緊鑼密鼓布局二十大之際,教廷突然在8月底收到中國捎來的邀請函,他們解讀此舉意味著二十大的大局已定,中共有了餘裕處理與教廷的關係。
北京避談台灣,但要求梵蒂岡撤香港代表
或許是北京明白一旦提出與台灣斷交的要求,教廷的回應將是拿出需求清單,要北京解決地下主教、教區劃分等問題後再來談。
教廷代表團風塵僕僕抵達,但只停留在天津與中共代表會談,沒有依照慣例進到北京,也不像過去與多位中國主教見面,只見到高齡92歲的天津地下主教石鴻禎,與年邁主教的會晤至少傳遞了教廷從未忘記地下團體的訊息。確定續約之外,教廷向中共提出調整協議內容、地下主教獲得官方承認、重新劃定教區等要求,並關切香港榮休樞機陳日君遭起訴的問題。
然而,協議在今年10月22日卻是原封不動再次續約兩年。對於不盡如人意的協議,教廷期待有哪些調整?一名熟悉中梵談判的教廷人士向我表示,梵蒂岡希望協議能更穩固、轉為永久,不用每兩年續約一次。此外,教廷期待對地方政府的角色有更多界定,目前對話停留在中央層級,但主教任命涉及各地民情,地方政府經常是敲定人選後才通知中央政府,進而告知教廷。為了更早參與遴選過程,教廷希望至少能夠有不駐地代表巡邏中國實地查考人選是否適任、受到教徒愛戴,但北京一一拒絕這些要求。
教廷代表團收到邀請函時,正值美國眾議長佩洛西(Nancy Pelosi)訪台,中共以軍事演習圍島報復,台海局勢硝煙四起之際,教廷以過往的經驗推測,北京可能在會談時提議建交以藉此打擊台灣,但出乎意料的,中國在長達六天的會晤中,沒有觸及任何外交關係的議題。
與教廷關係良好的米蘭天主教聖心大學教授喬瓦尤里(Agostino Giovagnoli)解釋,梵、中在2014年重啟對話後,雙方同意擱置外交議題,聚焦在教務問題。或許是北京明白一旦提出與台灣斷交的要求,教廷的回應將是拿出需求清單,要北京解決地下主教、教區劃分等問題後再來談。喬瓦尤里說:「教廷仍堅守一個中國政策,希望在台北的大使館搬到北京的立場沒有改變,問題在於中國要花多少時間完成教廷的要求,五年、10年?或是遙遙無期?」
長年在教區與中共周旋的柳志寬則解讀,習近平集大權於一身,但缺少足以名留青史的政績,拿下台灣是他奠定歷史地位的最大機會,「他下定決心統一台灣,如此一來釜底抽薪,與梵蒂岡建交與否,已經無關緊要。」
中方代表團倒是在天津的會晤期間,要求教廷關閉派駐香港的考察團(Study Mission),長久以來這裡是連結梵蒂岡與中國大陸教會的橋樑,但北京指責這個猶如大使館的機構是境外勢力的滲透。中共向來猜疑天主教是西方陣營的共謀,各國政治圈也曾經流傳,「在遠東,傳教士比外交人員的消息更靈通。」香港考察團積累了大批中國教會、神職人員的檔案,2019年「反送中」運動如火如荼之際,教廷悄悄把這些珍貴的機密檔案輾轉送回梵蒂岡。不過,教廷無意關閉香港考察團,喬瓦尤里說:「教廷不會讓中方予取予求,教廷希望有代表派駐在北京,等這個要求實現後,才會評估如何處理香港考察團,但未必會關閉。」
駐台代辦佳安道(Arnaldo Catalan)、駐香港代辦何明哲(Javier Herrera Corona)雙雙在2022年初調任,教廷過去曾在地緣政治緊張之際,調離駐外人員後遲遲沒有補缺,靜觀其變再決定後續作為,例如聯合國大會在1971年10月投票決議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取代中華民國席次不久後,教廷駐台北大使葛錫迪(Edward Idris Cassidy)悄悄離台,一直到隔年8月,教廷才派高樂天(Francesco Colasuonno)到台灣擔任公使代辦。
香港和台灣的代辦懸缺沒有依照慣例在三個月後派任新人後,梵蒂岡將與北京建交的魔咒再度糾纏著台灣。「梵、中在2018年簽署協議時,頂多可以說雙方建交有了起點,但現在離這起點更遙遠了。」熟悉內情的中梵專家郗仕(Francesco Sisci)嘆了口氣,「這只是個巧合,在地緣政治動盪之際遇上例行的人事調動,梵蒂岡不想在這兩個敏感的職位犯錯,因此很小心挑人選。」新任駐台代辦馬德範(Stefano Mazzotti)、新任駐香港代辦桑傑士(Jose Luis Diaz Mariblanca Sanchez)在夏天後陸續到任,教廷以行動證明無意拋棄兩地。
在梵蒂岡的外交體系下,香港由菲律賓的馬尼拉管轄,不屬於代表一個中國的台灣。這個巧妙的機制安排顯示梵蒂岡外交的細緻手法和複雜心思,在恩怨糾葛的兩岸三地之間撐出一點迴旋的空間。然而,在與北京交手時,教廷彷彿抱著一廂情願的宗教情懷,以為一番苦心孤詣終將喚醒浪子回頭。
沉默的教會
二千多年來,天主教會與帝王、皇帝、暴君和獨裁者交手的經驗不計其數,東歐落入共產主義的鐵幕時,梵蒂岡就被批評是沉默的教會。
「聖座選擇與最冥頑不靈的人對話,這遠比跟講理的人對話艱難。」柯毅霖(Gianni Criveller)說。他在香港傳教二十多年,從1990年代末起,經常前往中國各地教授神學、參加研討會,2017年回到義大利擔任宗座外方傳教會(PIME)神學院院長。在靜謐的神學院裡受訪時,他字句斟酌,「教宗方濟各希望誠意和寬宏大量能感化對話者,但令人遺憾的是,協議簽署後,梵蒂岡對於中國迫害人權的事蹟幾乎噤聲不語。」
梵蒂岡如今騎虎難下,若不再續約協議,面子掛不住的北京很可能以迫害中國天主教徒作為報復,或是故態復萌逕行任命非法主教,進一步分裂教會。柯毅霖澄清,他不是要梵蒂岡中斷協議、放棄對話,「正是因為立場不同,更需要溝通,但對話不能光說好話,梵蒂岡不該對香港、西藏、新疆,乃至中國霸凌台灣時都不置一詞。」
教宗方濟各2020年在他的書中提到,「我常想起那些遭到迫害的人,包括可憐的維吾爾人。」北京不假辭色反駁這是毫無根據的說法。柯毅霖擔憂,梵蒂岡的對話策略可能淪為北京遮掩自身侵犯人權的工具。二千多年來,天主教會與帝王、皇帝、暴君和獨裁者交手的經驗不計其數,東歐落入共產主義的鐵幕時,梵蒂岡就被批評是沉默的教會。
「沉默未必有用,該怎麼做真的很難論斷,但教會也扮演先知的角色,即使一些話會得罪當權者,還是要說,耶穌也是這樣做的。」柯毅霖停頓良久,像是要把最尖銳的批評磨得圓滑些,「如果沒有勇氣說實話,如果你很快投降,你的對手不費吹灰之力就贏得戰役。」
一些協議的反對者批評教宗方濟各出賣中國教會、背叛地下教徒,還有人指責他是中共同路人、向中共叩頭,甚至說他是魔鬼。柳志寬表示,「一些人的攻擊太極端了,不承認教宗,還算什麼天主教徒呢?」聖座的一紙協議是中國教徒的切身之痛,但柳志寬仍支持方濟各,「很多道德理論非常令人佩服,但沒有經過實踐的檢驗。方濟各是行動派,他決定付諸實行,這是更偉大、更需要勇氣的。總是要有人開始做,我們管一個小教區,很多事已經很棘手,更何況是協議這麼大的事,一開始行動難免不完美,即使有人是相對悲觀的。」
梵蒂岡從樂觀到不滿
在目前的協議下,中國確認唯一的主教人選後才通知教廷,教宗雖有否決權,但拒絕會讓主教位置繼續懸缺,進退兩難。
協議在2018年簽訂時,梵蒂岡面對排山倒海的質疑仍保持樂觀,教宗方濟各呼籲教徒與中國政府「克服彼此的敵對態度」,並勉勵教徒要堅定對天主的信心,「含淚播種者將含笑收穫」。四年倏忽而過,梵蒂岡仍在含淚播種,教廷國務卿帕洛林說,協議還在實驗階段。
這幾年來與北京交手的教廷外交人員愈來愈懷疑「中國人值得信賴嗎?」2018年協議簽訂前,一位參與談判的教廷高層表示,一個壞協議勝過沒有協議,並坦承「中國袖裡藏刀,每次天主教徒想抓住刀刃時,總是付出鮮血。」中國天主教徒人數佔不到該國人口的百分之一,實力遠比不上冷戰時期的波蘭天主教會,甚至比越南教會更加分裂。教廷在中國是場淒涼戰役,但求拯救傷兵,維繫天主教在中國的命脈不死。
習近平推行個人崇拜,黨猶如宗教,要求絕對的服從,人民應對領導人奉若神明,一度欣欣向榮的宗教復甦逐漸窒息。但受訪的中國神父和專家都認為,當所有宗教都受到壓迫之際,與外界的聯繫讓中國天主教保有較多的空間,儘管他們的空間也不斷在緊縮。米蘭聖心大學教授喬瓦尤里說:「總而言之,協議是有用的,但作用有限,教廷不盡滿意。」
喬瓦尤里熟稔中梵對話的進程,總是耐心向我解釋盤根錯節的問題,抽絲剝繭教廷面臨的難題與抉擇。但他從幾年前的樂觀其成轉向謹慎,指出中國的怠慢干擾了協議的落實,過去他通常把責任歸咎於地方政府,但現在認為不積極推動的中央政府也要扛上一部分責任。他說:「地方政府不動,什麼也辦不成,但中央政府應該要激勵地方行動。」
十年前,習近平曾經直接干涉地方的主教任命。2011年6月,武漢計畫在未經梵蒂岡許可的情況下祝聖新主教,當時擔任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正在義大利出訪,教廷託人傳話給他後,箭在弦上的祝聖儀式硬生生喊卡。習近平掌權後,推動宗教中國化,拆十字架、限制未成年人進教堂等,但他從未越過紅線自行任命非法主教。
面對頑石般的北京,梵蒂岡依舊苦口婆心但也婉轉表達失望。教宗方濟各去年承認,與中國打交道並不容易,「在對話中會被欺騙,會犯錯誤,但我堅信絕不能放棄對話。」帕洛林也說,教廷從不掩飾中國的天主團體仍有不少困難,並希望續約時可以澄清或審核協議的一些要點。在目前的協議下,中國確認唯一的主教人選後才通知教廷,教宗雖有否決權,但拒絕會讓主教位置繼續懸缺,進退兩難,教宗彷彿是為新主教背書的橡皮圖章,新主教不是非法的,但常常也不是教廷最中意的人選。
地下團體像是被拋棄的孤兒
愛國會的歷史就是威脅教會的歷史,中國政府沒有絲毫讓步,口號都是一樣的,北京非常強硬,但對話至少還有一絲改變的可能,沒有對話完全沒有可能。
協議簽訂前,地下團體占中國天主教徒的大多數,柳志寬也是地下神父,但習近平上任後對宗教控制愈抓愈緊,他最後不得不向政府登記,「不然,什麼事也辦不成。」協約簽署後,他和眾多神職人員一樣失望,「像是被拋棄的孤兒,長年來沒被愛國會控制的忠貞孩子,卻得不到教宗的承認。」
根據柳志寬的觀察,六、七成的中國神職人員認為中梵主教任命協議至今是失敗的,但身為虔誠的天主教徒,他選擇相信教宗的智慧與教廷的判斷,「畢竟我們有的只是地方上的智慧,教廷看得更遠、更清楚。至少有了協議後,教廷和北京之間的對抗不像以前激烈,也避免教會進一步分裂。」
然而,受苦的是中國教徒,地下團體被取締,地上團體也頻頻遭到騷擾,一些地方官員則是假傳聖旨,以中梵協議為名脅迫神職人員加入愛國會。柳志寬說,「愛國會的歷史就是威脅教會的歷史,中國政府沒有絲毫讓步,口號都是一樣的,北京非常強硬,但對話至少還有一絲改變的可能,沒有對話完全沒有可能。」
2022年8月中旬,中國天主教第十次全國代表會議在武漢召開,推舉北京主教李山領導愛國會,海門主教沈斌則接任中國天主教主教團主席。中共設置的愛國會凌駕在主教之上,是違背教義的非教會組織,中國天主教主教團則因為沒有納入地下主教,至今沒有獲得教廷承認。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國家宗教事務局局長崔茂虎出席這場理應是天主教的盛會,眾人對「愛國愛教、自主自辦教會、民主辦教、天主教中國化」的口號琅琅上口,但沒有人提到中梵主教任命協議。
2007年成為主教的李山是中、梵在簽署協議前摸索主教任命協議的代表案例,他先在北京教區的選舉打敗兩位對手,然後獲得教友、修生和神職人員投票支持,在中國主教團批准、宗教主管機關同意後,得到教宗本篤十六世的任命,隨後祝聖。2019年春天,李山來到米蘭參加「1919年到2019年,東西方的和平希望」研討會,他宣稱,中國主教始終忠於至一、至聖、至公,從宗徒傳下的教會。
沈斌則在前一年,2018年協議簽訂前夕來到義大利的波隆納(Bologna)參加由天主教聖艾智德(Sant’Egidio)團體主辦的「世界宗教與和平」研討會。2010年祝聖為主教的沈斌同樣獲得教廷和北京的雙承認,並從2010年起擔任愛國會的副主席。
愛國會是中共蠻橫搭建的違章建築,但教廷理解到短期內難以拆除,試圖讓違章建築就地合法,減輕該組織的政治意涵。比起以前的主教團主席馬英林、愛國會主席傅鐵山沒有得到教宗承認,李山和沈斌有教廷與北京的雙承認,而且與教廷關係友好。柳志寬說:「愛國會的確是違章建築,現在由得到教宗承認的主教控制,好過由政府的人控制,這是在中國特殊國情下不得不的作法,若不這樣做,將處在更被動消極的地位。」
「一團一會」的角色也有了微妙的變化,愛國會的功能慢慢弱化,無法隻手遮天恣意任命主教。相較之下,中國主教團的地位有所提升,教廷期待在所有地下主教都加入主教團後,正式承認中國主教團。
地下主教困境、中共操弄教區劃分
中共破四舊,掀起文化革命,但洗刷不掉帝制的極權本質,不敢放手讓「天主的歸天主,凱撒的歸凱撒」。
但許多地方政府規定神職人員向政府登記之外,還要求他們加入愛國會,一些主教幾番掙扎並向教宗告解取得諒解後加入,但部分愛國會得寸進尺,要求神職人員「公開懺悔」,天主教徒加入「自主自辦」的愛國會已經擔憂因此與教宗疏離,要他們認錯更是強人所難。
協議在2018年秋天簽署後,第一線參與中梵對話三十多年的總主教切利(Claudio Maria Celli)在北京的釣魚台國賓館交給閩東地下主教郭希錦一封信函,要求他將正權主教的職務交給因非法祝聖遭到絕罰但得到教宗寬恕的官方主教詹思祿。照片裡,國字臉身子結實的郭主教站在切利的右手邊,左邊則是身形削瘦一頭灰白髮的詹主教。
兩位閩東主教在2019年的復活節共祭,地上與地下團體似乎走上圓滿合一的道路。可是好景不常,當地政府不僅沒有承認郭希錦的輔理主教地位,也不准他佩戴主教帽或持牧杖,堅持他只能穿普通司鐸的長袍,還操弄未公開的中梵協議威脅神職人員加入愛國會,郭希錦最終決定放棄主教頭銜。在福建田野調查多年,熟悉郭希錦為人的陳立邦說,「郭主教是一位君子,並不喜歡衝突,很可能,他覺得已經完成階段性任務,該放手由詹主教管理教區。」無論如何,郭希錦的境遇讓其他地下主教更不信任中共的誠意
閩東的地下團體人數眾多,一些教徒闊綽捐獻興建了富麗的教堂,活動公開並非在家庭聚會或是四處躲藏,稱為「地下」已經不符合實情。中國改革開放後,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1980年代承認一些由官方非法任命的主教,教宗本篤十六世在2007年頒布《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天主教會的主教、司鐸、度奉獻生活者及教友的信》,提到猶如秘密狀態的地下團體並非教會生活的常規,並許可天主教徒參加由中國政府認可的教會宗教儀式,地上與地下團體的尖銳爭端逐漸風平浪靜,卻因為教廷與中共的齟齬再起波瀾。
北京在2000年非法任命詹思祿為閩東主教,教宗隨即發布將他驅逐於教會之外的絕罰,許多地下教徒解讀,教宗嚴峻的反擊是在提醒他們不要跟「國家辦教」的愛國教會合作,地上與地下的關係再度水火不容。然而,官方加持的詹思祿擔任主教多年,教徒人數遲滯不前,只有一萬多人,相較之下,郭希錦領導的地下團體有八萬多人。深諳群眾運動的中共逐漸明白,霸王硬上弓的主教無法征服教徒的靈魂,於是希望藉由梵蒂岡的奧援收編地下教徒,但操之過急反而弄巧成拙。
閩東教區在梵蒂岡的劃分下稱為福寧教區,是天主教在中國落地生根的重鎮,福安人羅文藻在1685年祝聖為主教,是第一位中國籍主教。但耶穌會、道明會和方濟會等不同宗派在17世紀因為教徒能否祭拜祖先、崇敬孔子引發了「禮儀之爭」,埋下教徒之間摩擦的禍端。歷史淵源加上中共統治後地上與地下團體分裂,政府又未經教廷同意單方重劃教區,目前中國有98個教區,其中三分之一沒有主教領導。
天主教教會的內部衝突不只讓教廷擔憂,也讓福建政府傷透腦筋,結果是無神論的共產黨積極辦教。為了收攏教徒的靈魂,共產黨支持詹思祿興建宏偉的教堂。陳立邦說:「你若看到教堂的規模、所在的地段,還有建築的品質,可以說,地方政府為了管理閩東的教會付出了相當的金錢代價。」
但這些一擲千金的揮霍卻是治絲益棼,天主教會更加分裂。同樣是辦教,但北京和教廷的目的不一樣,柳志寬認為,教徒間的衝突讓政府有更多介入的理由,但中共介入不可能是為了復興天主教,而是為了控制教會組織和教徒。就在續約的一個月後,類似閩東教區的亂象在江西上演,教廷罕見發出嚴峻聲明,指責中國違背了主教任命臨時協議的精神。
彭衛照在2014年由教宗方濟各任命為餘江地下主教,當地政府在11月底決定承認他為江西的官方主教。然而,根據梵蒂岡的劃分,江西有五個教區,地方政府卻逕行合併了五個教區為江西教區——對梵蒂岡而言並不存在的教區——而且彭衛照被降級為輔理主教,必須服從於現在的江西主教李穌光,但許多地下神父和教徒不願追隨。
梵蒂岡在1946年把中國劃分為147個教區,七十多年來已經無法呼應中國翻天覆地的改變。喬凡尤里說:「梵蒂岡也明白需要重劃教區,但這需要雙方一起討論,中國卻單方行動。而且中方的作法剛好呼應地下教友的擔憂,因此教廷必須出面提醒北京,也安撫教徒。」
中共破四舊,掀起文化革命,改革開放後經濟騰飛、科技日新月異,但洗刷不掉帝制的極權本質,控制人民的行動,還想牢牢拴住人民的靈魂,不敢放手讓「天主的歸天主,凱撒的歸凱撒」。
(應受訪者要求,柳志寬為化名)
“还想牢牢拴住人民的灵魂”
咱实诚点,教会也只是想要牢牢拴住人民的灵魂
這篇文章應該命名:「出賣教徒 與極權共舞的梵蒂岡」
梵蒂岡雖然與歐洲君主有2000多年的交手歷史,有和東歐共產主義陣營的經驗,卻低估了集2000多年集權統治與共產極權於一身的中共。畢竟,能煽動十億人互相迫害自相殘殺的政權,只此一家。
教廷手上没牌啊,让中国这样鱼肉。
梵蒂冈觉得中国是个浪子怎不回头,
中国觉得,梵蒂冈只是个外人…
梵蒂冈觉得中国是浪子怎不回头,
中国觉得梵蒂冈只是个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