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女性運動與國家概念：一種新的國際秩序形成了嗎？

「女人沒有國家？」是端傳媒新開設的專欄，名字源於伍爾芙的一句話「As a woman I have no country」，但我們保留了一個問號，希望能從問號出發，與你探討女性和國家的關係，聆聽離散中的女性故事和女性經驗。我是這個欄目的編輯符雨欣。這是「女人沒有國家？」的第二篇，討論伊朗正在發生的抗議是否僅僅是一場女權運動，以及在這語境下討論性別問題是否可以超越民族國家的框架。

（越真，哲學博士候選人，研究領域包括身份哲學）

伊朗抵制極權統治的性別運動已經持續了兩個多月，並引起了世界範圍內的關注。伊朗的女性運動是這個時代的產物——如果沒有世界範圍內的女性賦權和女性主義發展，以性別運動這種形式撼動極權，是過往無法想象的。伊朗女性的無畏感染了全世界珍視平等和自由的人，她們用自己的方式為民主運動增添了獨有的女性色彩，更展現了女性在政治參與時所表現出的創新性、勇敢和強大。一些人開始期待：是否伊朗的女性主義運動可以作為一個先例，使女性運動最終超越民族國家的敘事，並且成為人類自由抗爭的新開端？

誠然，這次運動很大程度上為世界範圍內的女性運動或受壓迫者賦權，一種更廣泛的連結和身份認同概念也正在建立，但我認為，這場運動對於超越以國家為單位的國際關係秩序而言，仍有一定的距離。且最主要的問題不在於是否能超越這種敘事——因為超越本身不是難事，更困難的是超越原有的體系之後，我們應當如何建立一個新局面。

這篇文章將從伊朗的女性主義革命、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國際政治體系和女權主義者的政治參與這三個方面來探討這個問題。

Mahsa Amini 示威是否只是一場女性運動？

厭女的極權社會是無法繞過極權只談性別的，對性別秩序的撼動必須通過對獨裁體制的撼動來實現，達不到這一點，就無從談更加深遠和長久的性別抗爭。

我們在分析這場運動的時候，要注重伊朗本身的政治語境。伊朗的極權統治由來以久，且在Mahsa Amini 示威之前，不是沒有人進行過反抗。例如在2009年，因反對馬哈茂德·艾哈邁迪內賈德的連任和政治腐敗，伊朗曾爆發綠色革命；2017、2019年伊朗也都曾爆發示威遊行，抗議經濟下行和專制統治。這些運動都受到了當局的嚴厲鎮壓。

由於極度的厭女，這些年伊朗政府對女性的騷擾和控制更是不計其數。相較於其他群體，女性承受着來自政治、宗教和性別暴力等多方面的壓榨：例如女性無法享有穿衣自由，僅僅因為不規範佩戴頭巾就會被處罰；女性騎自行車被認為是有傷風化等。但這些在我們看來荒謬可笑的要求，恰好就是伊朗女性每天都要面對的現狀。與一些極權政府一樣，伊朗政府通過剝奪和滲透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方式來羞辱人民的尊嚴。這些偏執的獨裁者們認為，只有將權力滲透進人們的日常生活，才能建立起一個政權的絕對統治；只有一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控制，才能顯示出人民對獨裁者的服從；而只有這種服從到位，才能滿足獨裁者膨脹但又充滿恐懼的自我。

但在伊朗社會中其實一直存在女性主義的覺醒和發展。多年以來女權主義者們一直在嘗試從個人行動、教育普及等方面來改善女性的生存境遇，雖然這些行動並沒有能讓當局放鬆對女性的管控和限制，但它們還是成功地在伊朗社會埋下了自由的火種。如果不是女性主義的啓蒙和女權主義者們的不斷抗爭，伊朗女性群體很難從宗教文化語境和性別秩序中覺醒出來，而即便是爆發大規模的女性運動，她們也很難獲得廣泛的支持。

但是這場運動不僅被定義為一場女性革命。雖然女權主義者們旨在挑戰性別結構和根本的父權統治，但是由於伊朗的極權統治這一政治現實，這場性別運動也最終被容納進國家範圍內的泛民主運動中的一環，承擔着挑戰伊朗極權統治的責任。

或許我們可以從伊朗人在國際社會上展現的態度來進一步窺探這場運動的性質。2022年卡塔爾世界盃上，伊朗球隊拒絕唱國歌的畫面震人心魄，而看台上高舉的寫着「Woman, Life, Freedom」標語的伊朗國旗也給國際社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國旗與示威標語的同時出現也說明一點，即伊朗目前的示威運動仍然沒有超出國家敘事。

女權運動並非一直與民主訴求聯繫在一起，一些例子表明，女權主義者們的抗爭很有可能僅僅止步於獲得更加平等的兩性地位，卻缺乏挑戰原有父權政治秩序的野心。造成這一點的原因可能是複雜的。但伊朗的情形卻不盡相同。權力的高度集中已經影響到了伊朗社會的方方面面，在伊朗不是只有女性失去自由，人們還面臨着經濟的困難，宗教和民族的擠壓以及政治參與的受限。可以說，伊朗政府將伊朗塑造成了一個密不透風的社會，由於公民缺乏決定國家命運走向的空間，因而全體人民都要為極權政府的行為買單。近年來國際社會一直在給予伊朗經濟制裁，這使得伊朗內部的經濟下行嚴重；而極權政府在經濟、文化、宗教等層面上的不作為也使得人民越來越難忍受日常的生活。

一些相對精明的極權統治者一直很關注權力關係中的博弈和制衡，例如利用地方和中央的關係來進一步鞏固自身的統治——當下放一部分可控的自由給地方時，民衆的不滿也多會止步於地方政府，這使之不容易威脅到中央的集權統治。另有一些極權統治者用穩定經濟的方式來維護自身的統治秩序——只要人們不干預政治，極權政府便可以兌現給人民以經濟上的承諾，這時若政治宣傳力度得當，民主訴求便也不容易成為主流。但是對於相對無能的獨裁者來說，一昧地權力集中則是把威脅自身統治合法性的風險同樣提高到了難以招架的高度，再輔以經濟的下行、言論的進一步控制和文化的敗落，看似密不透風的統治便實則變得岌岌可危。

這時無論是對女性的蹂躪、對言論的審查、對公民人身自由地控制還是經濟的崩潰，都只會讓民衆將矛頭最終指向極權統治本身。越是剛性的東西實則越容易脆裂，在部分極度依附於整體，並且與之享有高度一致性的時候， 打碎部分，便也意味着打碎了整體。因為兩者之間已經沒有緩衝地帶，也不存在拉扯和博弈的可能。當社會的一切層面都像藤蔓般緊緊地纏依附在政權這一棵強大的樹幹之後，無論哪個層面的崩潰，都直接衝擊着那個最龐大的權力中心。

而伊朗的這場性別運動的演變所包含的邏輯也是如此：獨裁政府是女性痛苦境遇的主要造成者，如果可以徹底推翻這樣的極權統治，女性的境遇似乎自然可以得到改善。因此一開始Free Women的訴求就演變成了反獨裁統治的Free Iran，它不僅僅承擔了女權主義的意義，更意味着直指專政的、由多民族、階層、性別群體參與的更加廣泛的民主革命，在維護每個人的生命與自由的口號之下，更多伊朗人的訴求和主體性能被容納進來。而反過來，對自由和平等的爭取永遠不可能與女性主義相悖，女性無法自由的社會永遠不會是真正自由的社會，因此有人相信Free Iran即意味着Free Women。

Griffin認為，女性並不像伍爾夫所說的那樣，「作為女人我沒有國家」。伍爾夫的願景是高遠的，是嚮往和平與自由的。但是在實操層面，僅有這樣的願景是遠遠不夠的。

然而女性能多大程度上取得成功，或者說，將女性運動納入國家敘事之下之後，女性群體的願景能在何種程度上實現，是很難預料的。Griffin認為，女性並不像伍爾夫所說的那樣，「作為女人我沒有國家」。伍爾夫的願景是高遠的，是嚮往和平與自由的。但是在實操層面，僅有這樣的願景是遠遠不夠的。Griffin說明，在上世紀廣泛的民族獨立運動中，女性為反抗殖民主義而在性別身份上讓步，是為了使自身民族擺脫殖民主義的控制、國家獨立之後，建立更加廣泛的性別平等政策。但是很多現實的例子卻表明，即使一些國家取得主權獨立，女性的境遇也沒有獲得多大的改善。

因為民族、國家這些概念本身就是帶有父權性質的，因而女性很有可能受到民族國家系統性的性別壓榨。如上野千鶴子指出，在二戰時，日本女性多承擔生產或慰安的責任，這實則是對女性權益的剝奪和女性生存空間的擠壓，然而這卻在戰時被當作是愛國主義的體現。當國家主義或者民族主義的訴求與其他的身份認同相悖時，國家主義或民族主義往往會取得上風。它們把人套在一個宏大敘事的袋子裏，並且號召所有人為更廣大深遠的目標做出犧牲。因而無論是戰爭時期被迫承擔生產和慰安工作的女性，還是拒絕為國家統一而戰的和平主義者，在國家主義的敘事之下，都有可能面臨艱難與複雜的身份困境。

同樣的情況是否會發生在伊朗，我們暫時不得而知。但是顯然，由於宗教文化的浸染，和歷史上根深蒂固的厭女觀念，伊朗女性想要獲得更大程度的平等和自由，仍有很長的路需要走。在許多民主國家例如日本、印度、韓國等，民主的實現也並未給女性的地位帶來多大的提升。不過在這類國家，女性群體便可以有更多選擇。例如她們可以選擇在現代國家的框架之下繼續通過女權運動來爭取更加平等的地位，更加廣闊的權利——在一些女權主義者們眼裏，關注弱勢群體與具體的人並不與現代國家的概念衝突，人們依舊可以在國家範圍內為更廣泛的平等做出努力；也同樣可以拋卻民族國家敘事，以更廣闊的身份，如女性身份，或者人類群體的這個身份來做更加廣泛的追求。

不過，這似乎不是當前的伊朗需要考慮的方向。厭女的極權社會是無法繞過極權只談性別的，對性別秩序的撼動必須通過對獨裁體制的撼動來實現，達不到這一點，就無從談更加深遠和長久的性別抗爭。

伊朗的女性運動是否可以超越國家敘事？

即便我們不將自己定義為民族主義者或國家主義者，我們的抗爭也仍舊暫時無法跳出民族國家的敘事。為什麼？

極權國家的政治語境與民主國家不同，極權國家更加缺乏超越國家敘事的條件。儘管疫情讓我們看到了全球治理體系的崩潰，以及絕大部分政府的低效與無能，但是目前尚沒有空間建立一種新的、非主權國家或無政府主義的國際秩序。在這裏我們要尤其注意的一點是，當我們分析政治事件，包括國際格局的走向時，要注意到這是一個多方共同作用的過程。既然是過程，就一定在變動。因此筆者在這裏得出上述的結論，也是由於此時此地的因果作用至此，如果未來相互作用的各條件發生改變，當然也會搖動結果。

但這是否說明極權國家的人一定要作為一個民族主義者或國家主義者才能爭取自由？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從身份認同哲學的角度來看，身份認同皆是被構建起來的，沒有一個人生下來就有美國人或者埃及人的認同，也沒有一個人生下來就知道自己是個女權主義者。人們需要在跟世界廣泛的交互中發展出自己的身份認同，而且這些身份一定具有流動性。一個人當然可以選擇成為一個女性主義者或自由主義者，而不成為一個國家主義者或民族主義者。這關乎內部身份認同，而且人可以秉持這樣的認同進行活動。

但是從身份認同哲學來講，一個人的身份認同無法脫離社會而存在，無論我們如何定義自己，我們的身份還是紮根於當前社會的語境。雖然國家的概念也是被發明出來的，但是當前的國際政治秩序是依據主權國家建立的，這是歷史現實，也是政治歷史對我們的生活世界的塑造。一個伊朗人走向世界時攜帶的身份首先是伊朗人，即便這個人不認同自己伊朗人的身份。她可能更願意以一個女權主義者來定義自己，但身份認同不僅關乎於自己如何定義自己，還關乎外界如何回應她，只要她擁有伊朗護照，或長大在伊朗，她便還是會在某種程度上屬於伊朗人、伊朗裔群體，那麼這個國家的記憶、血淚、印象和衝突便都會涌向她。這是一個令人遺憾的局面，那就是直到現在我們還是以國籍來給人區分，一種更為根本和廣泛的群體概念至今還沒能形成，但除非有深遠的觀念或全球格局的轉變，這種體系就仍然會留存。在這種秩序之下，只有一個國家自己的人民可以決定這個國家未來的走向，對於極權國家或受極權威脅的國家——例如烏克蘭來說，這更是他們的必經之路。

或許我們可以考慮的，是在人們爭來了更有自由、尊嚴和福祉的生活之後，弱化某國人，或者某個種族人的這種身份認同，而作為更廣泛的人，為人類這個群體的福祉，以及全球環境做出更多的努力。

有人會說伊朗的這場革命並不只是關乎於伊朗的。例如它實則是在給全世界受獨裁統治的人民賦權，給所有受欺壓的女性群體賦權，也給所有渴望和珍視民主和自由的人賦權。的確，就像樹葉撼動樹葉一樣，伊朗女性的勇敢感染着我們每個人的心靈，也啓發、賦予我們更多的行動空間，這使得全球範圍內的受壓制者們有機會廣泛地聯合起來，形成一個新的群體概念。但這種概念將會容納什麼，在何種程度下可以超越目前的國際政治秩序，卻實則很難預測。不過我們可以思考的是，當世界上所有的國家都分享一些共同的價值，例如自由、平等、人權之後，是否可以建立一種新的國際秩序。

例如屆時是否還需要政府，是否仍要維持以主權國家為單位的國際政治體系，就會成為更值得思考的問題；回到每個國家來說，可以思考是否在爭取完自由之後要更謹慎地使用民族主義。或許我們可以考慮的，是在人們爭來了更有自由、尊嚴和福祉的生活之後，弱化某國人，或者某個種族人的這種身份認同，而作為更廣泛的人，為人類這個群體的福祉，以及全球環境做出更多的努力。在很多情況下，民族主義只會使未來的圖景趨於狹隘，因為它的發明實則是在製造割裂和分離，在這種敘事之下，必須要有一個敵人被創造出來，若缺乏這種對比，對自身範圍的劃定也就失去意義。而在狹隘與廣闊之間，我們當然應該選擇後者。但這一點的實現也並不容易，我們需要考慮如何完成這種轉變，也需要在避免更大規模的戰爭的情況下來達到這一點。

但也許有人也會問，民族國家體系是否是堅不可摧的呢？答案是否定的。沒有任何東西是一成不變的。國家作為一種被創造出的概念，當然也是如此。女性群體當然可以廣泛聯結起來超越民族國家敘事，實際上共產主義、世界無政府主義、新時代運動等，都一直在做類似的嘗試，雖然他們的實踐並沒有能夠在歷史上成功，但卻仍能在某些時刻成為鼓動人心的圖景。但如何將理想有計劃性地變成歷史現實，是這些理想主義者們需要進一步考慮的方向。為了避免誤解，筆者也要在這裏對以國家為單位的國際體系與愛國主義做出區分。筆者的分析均建立在當前的國際政治秩序以及歷史現實之上，而不涉及到情感價值的選擇。一個人在國家敘事之下追求自由，與選擇愛國主義是兩個層面的事。更重要的問題是，民族國家體系不難超越，難的是我們超越之後要走向哪裏？是否能夠行之有效的理論來作為新秩序建立的指引？這些問題都需要仔細和審慎地考慮，同時也需要進行更加深刻而行之有效的哲學思考。不過，我期待有這樣深遠的改變可以發生，屆時，也許飽受極權折磨的人們不必再階段性地通向自由的境地，而人類之間的分裂和差異也將會更大程度地被消弭。

女性主義理論與國際政治

女權主義理論要求除卻注重國家安全、公共領域之外，還要看到私人領域、權力結構的差異，她採取一種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質疑「國家」在國際政治中的中心地位，將「人」置於國際政治舞台的中心。但這會使我們進一步思考：這些人發出了聲音，然後呢？

女性主義國際關係理論已經對以男性氣質主導的現實主義國際秩序提出了質疑，她們旨在質疑國家、主權、安全等概念。衆所周知，女權主義理論要求除卻注重國家安全、公共領域之外，還要看到私人領域、權力結構的差異，她採取一種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質疑「國家」在國際政治中的中心地位，將「人」置於國際政治舞台的中心。這個提議是如此的深刻，並且已經深遠地影響了其他的政治哲學領域，自由主義者們也提出「關懷具體的人」的口號，我想一些無政府主義者或者宗教活動家們也是這樣想的。對於尚未實現人文啓蒙的地方來說，這種口號無疑是更有力的。當大家把目光轉移至「人」身上的時候，一種更廣闊的、無差別的平等概念就開始形成，弱勢群體，因性別、宗教、種族、文化、經濟或國籍等問題飽受折磨的人也終於可以發出聲音。

但這會使我們進一步思考：這些人發出了聲音，然後呢？我們所追求的平等和自由是何種意義上的平等和自由，如何定義這些概念？使這些人獲得平等和自由，是否一定要衝破現代國家的概念？如果要打破這種秩序，用何種方式，如果還是通過暴力和衝突，這是否又會與女性主義對和平的追求相悖？另外就是，這種使每個人站在陽光下被看到的願景，是否一定要通過政治手段來實現？一些人或許認為這是不必要的，他們期待人類能完成一種深遠的內在轉化，最大程度自然地放下自私、分裂、競爭、好戰這些人性中的常見性質，通過一種自發自治的形式使人們更好地生活在一起；屆時，政府、國家、國界這些概念將會被消解，但實現這種理想並不容易。此外，我們也要明白「關懷人」指代的是什麼，明白我們關懷的是人的哪些方面。當人們內部的訴求有所差別，我們是否要選擇優先某些群體，這種優先權的決定有什麼政治哲學基礎？這些都將是我們需要思考的方向。

任何理想的實現都要穩紮於生活世界與歷史現實，我們的願景可以高遠，但是理想的實現卻需要很多人共同發力，需要藉助觀念的力量，也要結合因果、條件的互相作用，在紮根於現實語境的基礎上做出行動。目前國際關係女性主義雖然已經深遠地影響了全球社會政治的諸多方面，例如一些女性主義者已經在試圖重新定義國家主義，這是一個非常有前景的嘗試。

女性主義理論顯然已經不再僅僅止步於性別，她將性少數群體、受種族和宗教文化欺壓的人、窮人、殘障人士等也都納入到了敘事之中，同樣為他們爭取自由。

女性主義理論顯然已經不再僅僅止步於性別，她將性少數群體、受種族和宗教文化欺壓的人、窮人、殘障人士等也都納入到了敘事之中，同樣為他們爭取自由。或許女性主義學者們可以考慮的，是廣泛地與其他有着相似願景的群體合作，並嘗試提出進一步的行動綱領——如果只停留在質疑主流國關理論的層面卻無法在行動上建立切實可行的綱領，會讓我們陷入兩個困境，一是我們會因無可奈何、缺乏明確的行動目標而加深痛苦；二是當我們回歸到現實時，仍然發現我們無法跳脫出歷史塑造的精密而又龐大的國際政治結構。用海德格爾的話來說，我們是被扔進世界的，而生活世界的諸多體系是由歷史觀念塑造的，並且持續性地被這個星球上的人塑造着。但正如本文一直想強調的，這並不意味着我們應當接受這種現實。我們依舊可以懷揣更為終極的理想，只是這種理想的實現需要邁出更為紮實的腳步。女性主義者們已經在很多方面做出了深遠的改革，而我相信未來我們還有更加廣大的思考與行動空間。

參考書目：

Michele Mchugh Griffin, 「As a Woman I Have No Country,」 Peace Review; Abingdon (Abingdon, United Kingdom, Abingdon: Taylor & Francis Ltd., June 19, 1998)

上野千鶴子，《國家主義與社會性別》，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