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場】委哥邊境七年後再次開放：邊境上逃離、返家、維生的委內瑞拉人

幾乎每週，64歲的委內瑞拉人芙羅絲（Babara Flores）都會跨過國境線，來到哥倫比亞購買一家五口日常的必需品——凌晨4點從邊境省份塔奇拉（Tachira）出發，大約7點跨越長達三百公尺長的國際陸橋，抵達哥倫比亞。

這座水泥陸橋位於哥倫比亞邊境城市庫庫塔（Cucúta）附近，夾在翠綠壯闊的安第斯東部山脈之間，以帶領拉丁美洲六國（包括委內瑞拉與哥倫比亞）脫離西班牙殖民的革命家玻利瓦爾命名（The Simón Bolívar International Bridge）。

橋上，人潮絡繹不絕。往委內瑞拉方向的人尤其大包小包：有人拎著幾打雞蛋，扛著幾捲衛生紙或尿布，或是用手推車載著幾公斤的麵粉或米袋。有的人身上掛著輪胎皮，袋子裏塞著布鞋和衣物。委內瑞拉自2012年開始陷入經濟危機到今日，十年間，邊境的很多人頻繁往返兩側，因應在全世界通貨膨脹最嚴重的國家生活時的基本所需。

三十幾度的高溫下，邊境上排隊的人龍在附近商店搶購囤貨，其他的人們試圖找尋各種可賺錢的機會。除了各式攤販和WIFI據點，有用木板搭建的露天髮廊，和鐵絲網簡易構成的看牙診間。有人站在路中央，販賣坐輪椅通橋的服務。一位委內瑞拉年輕人經過我們，對著我說：「你的馬尾拿去賣做假髮，大概值50,000比索（約80港幣），再留長一點，120,000比索。」

下午近六時，採購一整天的芙羅絲，捧著一袋衛生紙和兩大購物袋，準備返回委內瑞拉。「這些東西在那裏（委內瑞拉）比在這裏（哥倫比亞）要貴一些，所以來哥倫比亞這一側買，可以省一些錢...... 我幾乎在這裏買所有東西。」已經退休的芙羅絲和我們說。

她手上的衛生紙，在庫庫塔買約12,000比索（約17港幣），在委內瑞拉大約要15,000比索 (約23港幣）。為了每樣商品省下幾千比索，她說她每隔幾日，就會徒步從家裏走到庫庫塔採買，再沿路走回家。當天，除了衛生紙，她還買了咖啡粉、燕麥、咖啡杯和奇恰（Chicha， 一種濃烈、發酵過的玉米製酒精飲料）。

「那裏沒有工作機會，幾乎沒有。我很多親人都已經離開委內瑞拉，但我很愛我的國家，我可能唯一比較幸運地是，我還能時常跨越邊境來這買需要的東西。」芙羅絲苦笑著說。

這是拉丁美洲最危險的邊境之一

委內瑞拉作為石油與天然資源豐富的大國，曾經繁榮富饒。在2019到2021年擔任美國國務院負責委內瑞拉事務的代表艾布拉姆斯（Elliott Abrams）稱，四十年前的委內瑞拉，是拉丁美洲僅有的兩個民主國家之一，也是該地區最富有的國家。

但自委內瑞拉極具爭議的前總統烏戈·查韋斯（Hugo Chevez）1998年上任後，大舉實施號稱能扭轉委國經濟的社會主義計劃，將電信、銀行甚至是委內瑞拉的經濟命脈石油產業國有化，一代強人藉著高油價優勢，加強國內社會建設，提供教育、醫療等社會福利，同時力抗美國霸權，以石油大搞外交，聯合拉美國家成立南方銀行，並與專制國家如俄羅斯、中國以石油交換利益。他的革命性政策雖獲得不少中下階層人民支持，但其獨裁的作風也迎來反對派與國際社會的嚴厲批評。最重要的是，這些幫助窮人脫貧的計畫，是靠著石油美元與政府債務撐起。

隨著國際油價的崩跌，日益崩壞的政府官僚體制，重挫查維斯的政策，玻利維爾幣開始下跌，境內也出現糧食短缺問題，在查韋斯的晚年，幾乎已可預見一場世紀般的人道災難。直到2013年查韋斯罹癌病逝，現在仍掌實權的總統馬杜羅 (Nicolas Maduro) 上任後，一連串錯誤的政策，與國內長期結構性的貪腐，不只無力挽救查韋斯留下的爛局，更爆發國內史上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委內瑞拉也成為全球通膨最嚴重的國家。根據委國國民議會統計，惡性通膨在2018年飆升至1,698,488％。

通膨嚴重的程度，一位在哥倫比亞六年的委內瑞拉科技公司專員埃爾南德（Maria Hernández）和我形容：「幾年前，在委內瑞拉，三張一百萬，可以買一輛車。」事實上，當時根本還沒有一百萬的幣值。但當2022年我們在邊境上，換匯店舖的經營人則是直接從皮夾中抽出一張2020年一百萬的波利爾紙鈔送給我們，「這已經換不到一毛有值的錢。」

委內瑞拉金融觀察者 （Observatorio Venezolano de Finanzas, ovf）依據委國中央銀行發布資料，倘自2021年10月至2022年10月為計算基準，通膨率仍高達173%，委國官方表示，目標是明年的通膨率能降到二位數。英國今年歷經41年來最高通膨率，也只有11.1%。

「很少有國家在經歷了幾十年的民主和繁榮之後，會遭遇如此嚴重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災難。」艾布拉姆斯在2019年「大西洋理事會」（The Atlantic Council）的演說中說道。

經濟危機導致糧食和基本生活用品短缺，醫療資源匱乏，人們排隊數十小時可能還等不到燃油。

「全世界現在可能主要關注兩場重大危機，一個在敘利亞，一個在烏克蘭，但我們（委內瑞拉）仍有六百多萬的難民在世界各地。」委內瑞拉在庫庫塔基金會（la Fundación Venezolanos en Cúcuta）的負責人埃斯皮內爾（Eduardo Espinel），在距離西門玻利瓦橋400公尺處的辦公室和我們說，他強調這六百多萬中，有三百多萬是跨越這條邊境，其中，超過一半仍然停留在哥倫比亞。

「我們在談論的邊境，是拉丁美洲最危險的邊境之一，」埃斯皮內爾憂心忡忡地說。非法逃難路徑上，因黑道組織長期盤踞，規模化犯罪事業，因此走私毒品、性販運等問題層出不窮。但許多國際組織因資源不足或關注度轉移，紛紛撤離。只剩零星像他們一樣的組織，靠著14位志願者，持續工作。

「我們現在是唯一在邊境上的非政府組織，但是這場危機根本還沒有停。」

當時委內瑞拉之家正在發送午餐，許多老人、母親與小孩在門口排著隊領取餐食。埃斯皮內爾說，從委內瑞拉經濟危機爆發以來，幾乎每天都有約一千人像當天在外排隊等著領取食物，最多有達三四千人。

危機的延續，除了反映在仍不斷嘗試逃難的難民，還有約一百萬像芙羅絲這樣的「邊境居民」：住在委內瑞拉一側，頻繁到哥倫比亞搶物資、就醫、找工作和上課，在危機中尋找生存之道。

來回擺盪的「邊境居民」，在夾縫中尋醫、求學

今年四十歲的護士詹姆斯（Jenifer Jaimes），也是其中一位邊境居民。

她在2017年，承受不了經濟壓力離開委內瑞拉，在哥倫比亞的東部城市布卡拉曼加（Bucaramanga）生活。今年三月，仍留在委內瑞拉的68歲父親被診斷罹患直腸癌與前列腺癌，她決定返國照顧他，但因為國內醫護人員大量出走，以及醫療資源匱乏，她得帶父親到哥倫比亞就醫。

「醫院裏沒有注射針頭、沒有手套、沒有麻醉劑，幾乎什麼都要買，一間公立醫院應該要具備這些，但讓我難過地是，時常一個病人來到醫院，要進行一場手術，如果病人不自己買這些手術器材，我們幾乎幫不上忙。」詹姆斯在委國邊境上的醫院服務，她說許多專業醫護人員早就離開委內瑞拉，要不是家人罹癌，她也沒有打算回來。委國通膨嚴峻，幾乎所有開銷都是以美金或其他外幣交易，但她的薪資仍是以玻利爾幣支付，以當下的匯率計算，每月大約只有80到90美金。

「（薪資）非常非常低，幾乎不算什麼。我的大兒子在美國，每個月寄四五百美金給我們，我們才能撐得下去。」詹姆斯的長子，是近年隨著近百萬移民潮，翻過美墨邊境牆抵達美國的難民。「他跟許多這裏的年輕人一樣，為了支持他們的家庭，用非法的管道過去。」

但是，要送父親到哥倫比亞就診，並不只是開銷的問題。委哥兩國的政治僵化導致邊境長達七年禁止車輛通行，詹姆斯的父親因身體虛弱，無法自行徒步穿越陸橋，她只能奔波委哥兩地。

每一次都要靠兩台車，兩個人駕駛，通行兩座橋，總共六趟車程，才能順利送父親看診、檢查和做化療。

「有時邊境警察不開心，就不讓我們通過。開放邊境應該是委內瑞拉人和哥倫比亞人的權利，只要我們有合法的文件，我們就應該可以自由地來往兩側。」詹姆斯在邊境停下車和我們說，當時她正開車送父親到邊境底端，與另一側的車會合。「但到現在還是沒有開放。」

委國掌實權的總統馬杜羅，在2015年，以邊境上走私的氾濫與軍事組織的滲透為由，宣布關閉與哥倫比亞長達1400公里的邊境，禁止人以外的貨櫃車輛通行，外界認為這是委國對美國經濟制裁的反制動作之一。

2019年，反對派與多數西方政府批評馬杜羅在2018年的選舉舞弊，國民議會主席胡安·瓜伊多（Juan Guaidó）策動政變，於當年1月自立為「代理總統」，得到世界上五十多個國家的支持，包括美國以及哥倫比亞前總統依萬·杜克（Ivan Dunque Marquez) ，國家陷入政權危機，哥委兩國的外交關係直接破裂，馬杜羅更是拒絕人道救援物資從哥委邊境上進入，稱外國勢力以「援助」為名，介入委內瑞拉的「政治叛亂」。

加上雙方因為COVID-19疫情管控，哥委邊境一度完全關閉，蕭條慘淡。

庫庫塔政府社會部門的秘書長馬爾多納多（Sergio Maldonado） 直言，這七年邊境關閉，對兩邊共兩百萬的邊境居民來說，在各層面的影響確實非常大。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我們是一座沒有國界的城市。 我們一直以來的發展都是建立在兩國的來往。事實上，我們更多的發展是面向委內瑞拉，」馬爾多納多強調，因為庫庫塔有一個曾經富裕的鄰國，整體產業發展也受惠，有大量的私人企業，例如石油公司或農業進口商進駐，庫庫塔也成為重要的貿易據點，紡織、咖啡和農產業跟著發達。

兩邊長年互通有無，多數邊境居民因親屬關係，也有雙重國籍。委內瑞拉也在哥倫比亞歷經數十年的內戰時，敞開門收留哥倫比亞的難民。「近年因為政治導致兩國分離，但一直以來這裏都是一個相互融合的地方。」

2015年開始，數百萬委內瑞拉難移民，前仆後繼逃往哥倫比亞，或前往其他鄰近國家，庫庫塔一個約一百萬人口的城市，一瞬間被推上國際人道援助的前線。但委內瑞拉卻關閉邊境上經濟與人道的大門，不只讓國內危機更加嚴峻，也重創兩邊居民的生計。

根據委內瑞拉工商專利登記，2015年到2021年，在塔奇拉所在的邊境省份，近乎9成的公司關閉，喪失40,000多份工作機會。庫庫塔光是物流和交通產業，也關了近五十間，上千人丟了工作。

「這些決定（關閉商貨邊境）都沒有考慮到居住在邊境上的居民，還有因為這個決定而受影響的人。」馬爾多納多說，根據每天以合法與非法穿越邊境的人數，法令也無法阻止兩國人民的往來。

「即使（商貿）邊境關閉，每天大約也有七萬到八萬（徒步）抵達庫庫塔，他們來到這裏購買民生用品，取得醫療資源，在庫庫塔公立醫院出生的孩子，大約每十個中，就有九個的母親是委內瑞拉人。另外有約4000位住在委內瑞拉一側的學生，每天來到（哥倫比亞）這一側上學。」馬爾多納多說，庫庫塔在這場危機中，試著為這群「如鐘擺來回擺盪」的人口，提供民生、醫療和教育的資源。

Claudia 的8歲女兒，就是這4000人之一。清晨六點，她們坐在橋旁的空地一角，跟著一群穿著制服、背著書包的學生，等待著載往他們到學校的巴士。

哥倫比亞當地政府，從2015年底開始，每週一到五在委哥兩側提供共接駁巴士，讓住在委內瑞拉的小朋友，可以順利到學校上學。

Claudia 說，她住得比較遠，每天凌晨三點半起床梳洗準備，帶女兒上學。先轉兩班公車抵達邊境，再等巴士到學校。「我其實不希望這麼累，但我女兒跟我說：『媽媽，我不想要在委內瑞拉讀書。』」Claudia 無奈地說。「我能怎麼辦？」

「在委內瑞拉的公共服務已經多年沒有正常運作，拿邊境的公立學校舉例，可能一週只有一到兩天有課...... 那邊的老師薪資也很低，一個月只有十美金，許多不做了，甚至是罷工改當計程車司機，」邊境市政府教育部門負責國際人道走廊專案的馬丁內絲（Adriana Martinez）邊說，邊登記著當日上邊境巴士的學生人數。「我們（哥倫比亞）邊境學校現在80%的學生來自委內瑞拉...... 他們每天這樣來回，不是一兩年，而是好幾年。」

除了從橋上正式關口通過的，也有因沒有邊境通行證或委內瑞拉身分證，而從橋下通行的。我們在週二早上前往，在橋旁的停車場一個多小時，看到有至少三組的家長帶著小孩，從橋墩下爬上來搭乘巴士。

距離陸橋不到五分鐘車程的邊境小學校門口，上課鐘聲響起，搭乘巴士的孩子順利進到教室；校門口外，十幾位母親，因為回家再來耗費太多時間，直接在樹蔭下鋪上毛毯，坐等孩子下課。

40歲的委內瑞拉媽媽蘇亞蕾（Nancy Carolina Invada Suarez）邊吃著夾餡的玉米餅（Arepa）邊說，「我本來在市集賣甜食賺錢，但小女兒出生後，白天在這裏等，就沒辦法工作，家裏只靠76歲的爸爸在街上賣咖啡維生，」骨瘦如柴的蘇亞蕾說一說忽然激動了起來，她已經因過瘦健康出了狀況，但孩子的爸離家，留她一人扶養女兒。

「但哥倫比亞這裏的學校品質還是好太多了，所以我拋下我的人生，我的工作，因為我希望我沒有得到的，至少我的女兒可以得到。」

哥國選出首任左翼總統，兩國關係回暖？

2022年年六月，哥倫比亞選出過去七十年現代史上，第一任的左翼總統古斯塔沃·貝德羅（Gustavo Petro），他一上任，便承諾將正常化兩國關係。首先，雙邊先重新互派大使，設立使館，並重啟與委內瑞拉邊界的商貿往來。11月初，他與同為左翼的總統馬杜羅在兩國七年冷戰之後，歷史性的會面。

這不只意味著兩邊往來將回暖復甦，也讓在委內瑞拉仍生活在這場人道危機中的人們，能更順利從哥倫比亞取得民生物資與醫療資源。但重啟邊境的過程，似乎比預期中的緩慢許多。即使宣布開放過了一個月，仍未見有車輛通行。

「恢復七年關閉的邊境，需要時間正常化兩邊的關係，七年前的委內瑞拉，和現在的委內瑞拉已經是完全不一樣的光景。」馬爾多納多向我們解釋。官方數據統計，到十月中有約30輛貨櫃車通過，載往委內瑞拉的包括衛生紙、塑膠、陶瓷和醫療用品等，載往哥倫比亞的包括工業原料鐵和鋁。

關閉邊境前，一天有約150輛通過。而對於像詹姆斯和蘇亞蕾這樣的邊境居民，並沒有見到新政策實際對生活帶來的改變。

但多數非政府組織，對於貝德羅修復兩國關係的承諾，抱持正面看法。

「貝德羅上台後，最明顯的進展，就是兩國重新互設大使館與領事館，在這裏有委內瑞拉的代表能處理相關事務是必須的，還有邊境往來與航班重啟，都是短期可以期待的。」哥倫比亞委內瑞拉社群（Colonia Venezolana en Colombia）的理事長佩雷達（Arles Pereda）說。

他解釋，尤其委國人面臨最大問題是申請或更新護照，兩國因關係惡化沒有委國代表處，在委內瑞拉又因紙料缺乏，人民難以申請護照或價格飆漲難以負荷。對於在哥倫比亞出生的委內瑞拉孩子，也因無法申請身分證，成為無國籍的孩子。在貝德羅上台後，都期盼著這些問題能獲得改善。

當時佩雷達正在哥國第二大城麥德林（Medellín），參與一場聚集國內外非政府組織、學者、委內瑞拉移民代表與移民署的會議，他們討論如何協助政府，將184萬委內瑞拉難移民的安置，納入到貝德羅接下來任期四年的國家發展計畫。

「此刻確實也到了一個兩國必須正常化關係的時候。」佩雷達表示，「我們所面臨的是全球的油價上漲，物價飆升，這些經濟的壓力已經超越了兩國政治的差異，重啟兩國的往來，不只是委內瑞拉一方受惠，是振興兩國的經濟發展。」

「當然哥倫比亞有自己國內的問題待處理，但我們（委內瑞拉社群）也許能夠提供一種解決方案。」同樣來自委內瑞拉的佩雷達認為，來自委瑞內拉的這波移民潮，其實也為哥倫比亞帶來機會。除了兩國語言相通之外，委內瑞拉人在科技、醫療等產業專才的投入，或是經濟與文化上的貢獻，有助哥倫比亞整體國家的發展。

哥倫比亞雖然也有仇外主義，許多哥國居民抱怨委內瑞拉移民湧入，讓城市內的治安變差，但佩雷達認為，比起秘魯、智利、甚至墨西哥，哥倫比亞對待委內瑞拉人，相對友善很多。

最明顯的例子，在於過去七年，哥國政府提供各種居留許可，讓非正規抵達哥倫比亞的委內瑞拉人，可以申請短期庇護、兩年的特殊居留許可、或是更長期的勞動特殊居留許可等，以正常化委內瑞拉人在哥國的生活，保障他們就業、醫療與取得社會福利的權利。

佩雷達說，全世界只有極少數國家提供這樣的許可，幾年的努力，哥倫比亞也從境內約70%委內瑞拉人是非正規居留，到現在超過70%是正規居留或已申請居留許可。

移民署網站上給委內瑞拉人申請許可的頁面橫幅，大大地寫著「可見的（visibles)」，看出哥國對待委內瑞拉難移民，從一開始只從人道角度切入，現在已將其視為國家經濟發展重要的動力，而非僅是負擔。

然而，邊境上的人們，仍活在一個看不見好轉的人道危機裏。

危機持續，「沒有變好，只有更糟」

西門玻利瓦橋底下，是另一條不正規的通道，沒有合法文件的委內瑞拉人，從橋底下越過塔奇拉河床，穿過灌木叢，抵達哥倫比亞。邊境附近的停車場，提供水桶讓從橋下抵達的委內瑞拉人，可以用水桶清洗腳上的泥濘。沿著55號公路，看到帶著大包小包家當的委內瑞拉人，嘗試跨越非正規路徑，徒步前往哥倫比亞的其他城市。

「在那裏我們每天都很餓，沒有食物，沒有工作，什麼都沒有。」母親西門妮（Milagros Jiménez）說，整個城市都已經用美金交易，如果薪資是當地幣值，一百萬可能也買不起一袋麵粉。他們一家人正在聯合國難民署的物資中心外等待，最小的只有一歲，手裏捧著罐裝水和國際組織發放的食物，她說，他們已經花了三天從委內瑞拉到庫庫塔，中間行經茂密的叢林與湍急的河流，水位最高及腰。他們打算前往哥倫比亞的麥德林，從和他們相遇的點到目的地，他們估計還需要十七天。

「我們沒有錢買巴士票，所以只能用走的。」西門妮無奈地說。「委內瑞拉沒有變好，只有更糟。」

托爾托薩（Franklin Tortoza）是另一位徒步從委國跨越邊境的「旅人」。他扛著米袋裝的行李，穿著橡膠涼鞋，手持兩支木棍當作登山杖，走在時不時有大貨車駛過的柏油路旁。

「我媽媽得了COVID-19過世了，我回去辦喪，但實在生活不下去，所以又再上路。」

56歲的他說，上一趟離開委國是2017年，他也是用走的。這次他從委內瑞拉首都卡拉卡斯（Caracus）出發，走了快一個月。他目標是要前往700公里外的城市托立馬（Tolima）。他已經好幾週沒洗澡沒換衣。

我們放下紙筆，買了香皂與刮鬍刀，載他到附近的河邊擦澡更衣。那條河邊，也有幾家人在洗衣，或是生火煮飯，哥國記者說，他們八成也是在路上的委內瑞拉人。

天色漸暗，我們載他一小段路，並讓他打了通電話，和等待他的家人報平安。

他在車上唱著一首歌，歌名叫做《我的自由（Mi Libertad) 》。其中一段歌詞這樣唱：

「同樣悲傷的故事未停，同樣的故事沒有結局，願某一天，能聽見早晨的笑聲。」

Cristhian Rivera 對此文也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