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每週,64歲的委內瑞拉人芙羅絲(Babara Flores)都會跨過國境線,來到哥倫比亞購買一家五口日常的必需品——凌晨4點從邊境省份塔奇拉(Tachira)出發,大約7點跨越長達三百公尺長的國際陸橋,抵達哥倫比亞。
這座水泥陸橋位於哥倫比亞邊境城市庫庫塔(Cucúta)附近,夾在翠綠壯闊的安第斯東部山脈之間,以帶領拉丁美洲六國(包括委內瑞拉與哥倫比亞)脫離西班牙殖民的革命家玻利瓦爾命名(The Simón Bolívar International Bridge)。
橋上,人潮絡繹不絕。往委內瑞拉方向的人尤其大包小包:有人拎著幾打雞蛋,扛著幾捲衛生紙或尿布,或是用手推車載著幾公斤的麵粉或米袋。有的人身上掛著輪胎皮,袋子裏塞著布鞋和衣物。委內瑞拉自2012年開始陷入經濟危機到今日,十年間,邊境的很多人頻繁往返兩側,因應在全世界通貨膨脹最嚴重的國家生活時的基本所需。
三十幾度的高溫下,邊境上排隊的人龍在附近商店搶購囤貨,其他的人們試圖找尋各種可賺錢的機會。除了各式攤販和WIFI據點,有用木板搭建的露天髮廊,和鐵絲網簡易構成的看牙診間。有人站在路中央,販賣坐輪椅通橋的服務。一位委內瑞拉年輕人經過我們,對著我說:「你的馬尾拿去賣做假髮,大概值50,000比索(約80港幣),再留長一點,120,000比索。」
下午近六時,採購一整天的芙羅絲,捧著一袋衛生紙和兩大購物袋,準備返回委內瑞拉。「這些東西在那裏(委內瑞拉)比在這裏(哥倫比亞)要貴一些,所以來哥倫比亞這一側買,可以省一些錢…… 我幾乎在這裏買所有東西。」已經退休的芙羅絲和我們說。
她手上的衛生紙,在庫庫塔買約12,000比索(約17港幣),在委內瑞拉大約要15,000比索 (約23港幣)。為了每樣商品省下幾千比索,她說她每隔幾日,就會徒步從家裏走到庫庫塔採買,再沿路走回家。當天,除了衛生紙,她還買了咖啡粉、燕麥、咖啡杯和奇恰(Chicha, 一種濃烈、發酵過的玉米製酒精飲料)。
「那裏沒有工作機會,幾乎沒有。我很多親人都已經離開委內瑞拉,但我很愛我的國家,我可能唯一比較幸運地是,我還能時常跨越邊境來這買需要的東西。」芙羅絲苦笑著說。
這是拉丁美洲最危險的邊境之一
委內瑞拉作為石油與天然資源豐富的大國,曾經繁榮富饒。在2019到2021年擔任美國國務院負責委內瑞拉事務的代表艾布拉姆斯(Elliott Abrams)稱,四十年前的委內瑞拉,是拉丁美洲僅有的兩個民主國家之一,也是該地區最富有的國家。
但自委內瑞拉極具爭議的前總統烏戈·查韋斯(Hugo Chevez)1998年上任後,大舉實施號稱能扭轉委國經濟的社會主義計劃,將電信、銀行甚至是委內瑞拉的經濟命脈石油產業國有化,一代強人藉著高油價優勢,加強國內社會建設,提供教育、醫療等社會福利,同時力抗美國霸權,以石油大搞外交,聯合拉美國家成立南方銀行,並與專制國家如俄羅斯、中國以石油交換利益。他的革命性政策雖獲得不少中下階層人民支持,但其獨裁的作風也迎來反對派與國際社會的嚴厲批評。最重要的是,這些幫助窮人脫貧的計畫,是靠著石油美元與政府債務撐起。
隨著國際油價的崩跌,日益崩壞的政府官僚體制,重挫查維斯的政策,玻利維爾幣開始下跌,境內也出現糧食短缺問題,在查韋斯的晚年,幾乎已可預見一場世紀般的人道災難。直到2013年查韋斯罹癌病逝,現在仍掌實權的總統馬杜羅 (Nicolas Maduro) 上任後,一連串錯誤的政策,與國內長期結構性的貪腐,不只無力挽救查韋斯留下的爛局,更爆發國內史上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委內瑞拉也成為全球通膨最嚴重的國家。根據委國國民議會統計,惡性通膨在2018年飆升至1,698,488%。
通膨嚴重的程度,一位在哥倫比亞六年的委內瑞拉科技公司專員埃爾南德(Maria Hernández)和我形容:「幾年前,在委內瑞拉,三張一百萬,可以買一輛車。」事實上,當時根本還沒有一百萬的幣值。但當2022年我們在邊境上,換匯店舖的經營人則是直接從皮夾中抽出一張2020年一百萬的波利爾紙鈔送給我們,「這已經換不到一毛有值的錢。」
委內瑞拉金融觀察者 (Observatorio Venezolano de Finanzas, ovf)依據委國中央銀行發布資料,倘自2021年10月至2022年10月為計算基準,通膨率仍高達173%,委國官方表示,目標是明年的通膨率能降到二位數。英國今年歷經41年來最高通膨率,也只有11.1%。
「很少有國家在經歷了幾十年的民主和繁榮之後,會遭遇如此嚴重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災難。」艾布拉姆斯在2019年「大西洋理事會」(The Atlantic Council)的演說中說道。
經濟危機導致糧食和基本生活用品短缺,醫療資源匱乏,人們排隊數十小時可能還等不到燃油。
「全世界現在可能主要關注兩場重大危機,一個在敘利亞,一個在烏克蘭,但我們(委內瑞拉)仍有六百多萬的難民在世界各地。」委內瑞拉在庫庫塔基金會(la Fundación Venezolanos en Cúcuta)的負責人埃斯皮內爾(Eduardo Espinel),在距離西門玻利瓦橋400公尺處的辦公室和我們說,他強調這六百多萬中,有三百多萬是跨越這條邊境,其中,超過一半仍然停留在哥倫比亞。
「我們在談論的邊境,是拉丁美洲最危險的邊境之一,」埃斯皮內爾憂心忡忡地說。非法逃難路徑上,因黑道組織長期盤踞,規模化犯罪事業,因此走私毒品、性販運等問題層出不窮。但許多國際組織因資源不足或關注度轉移,紛紛撤離。只剩零星像他們一樣的組織,靠著14位志願者,持續工作。
「我們現在是唯一在邊境上的非政府組織,但是這場危機根本還沒有停。」
當時委內瑞拉之家正在發送午餐,許多老人、母親與小孩在門口排著隊領取餐食。埃斯皮內爾說,從委內瑞拉經濟危機爆發以來,幾乎每天都有約一千人像當天在外排隊等著領取食物,最多有達三四千人。
危機的延續,除了反映在仍不斷嘗試逃難的難民,還有約一百萬像芙羅絲這樣的「邊境居民」:住在委內瑞拉一側,頻繁到哥倫比亞搶物資、就醫、找工作和上課,在危機中尋找生存之道。
來回擺盪的「邊境居民」,在夾縫中尋醫、求學
今年四十歲的護士詹姆斯(Jenifer Jaimes),也是其中一位邊境居民。
她在2017年,承受不了經濟壓力離開委內瑞拉,在哥倫比亞的東部城市布卡拉曼加(Bucaramanga)生活。今年三月,仍留在委內瑞拉的68歲父親被診斷罹患直腸癌與前列腺癌,她決定返國照顧他,但因為國內醫護人員大量出走,以及醫療資源匱乏,她得帶父親到哥倫比亞就醫。
「醫院裏沒有注射針頭、沒有手套、沒有麻醉劑,幾乎什麼都要買,一間公立醫院應該要具備這些,但讓我難過地是,時常一個病人來到醫院,要進行一場手術,如果病人不自己買這些手術器材,我們幾乎幫不上忙。」詹姆斯在委國邊境上的醫院服務,她說許多專業醫護人員早就離開委內瑞拉,要不是家人罹癌,她也沒有打算回來。委國通膨嚴峻,幾乎所有開銷都是以美金或其他外幣交易,但她的薪資仍是以玻利爾幣支付,以當下的匯率計算,每月大約只有80到90美金。
「(薪資)非常非常低,幾乎不算什麼。我的大兒子在美國,每個月寄四五百美金給我們,我們才能撐得下去。」詹姆斯的長子,是近年隨著近百萬移民潮,翻過美墨邊境牆抵達美國的難民。「他跟許多這裏的年輕人一樣,為了支持他們的家庭,用非法的管道過去。」
但是,要送父親到哥倫比亞就診,並不只是開銷的問題。委哥兩國的政治僵化導致邊境長達七年禁止車輛通行,詹姆斯的父親因身體虛弱,無法自行徒步穿越陸橋,她只能奔波委哥兩地。
每一次都要靠兩台車,兩個人駕駛,通行兩座橋,總共六趟車程,才能順利送父親看診、檢查和做化療。
「有時邊境警察不開心,就不讓我們通過。開放邊境應該是委內瑞拉人和哥倫比亞人的權利,只要我們有合法的文件,我們就應該可以自由地來往兩側。」詹姆斯在邊境停下車和我們說,當時她正開車送父親到邊境底端,與另一側的車會合。「但到現在還是沒有開放。」
委國掌實權的總統馬杜羅,在2015年,以邊境上走私的氾濫與軍事組織的滲透為由,宣布關閉與哥倫比亞長達1400公里的邊境,禁止人以外的貨櫃車輛通行,外界認為這是委國對美國經濟制裁的反制動作之一。
2019年,反對派與多數西方政府批評馬杜羅在2018年的選舉舞弊,國民議會主席胡安·瓜伊多(Juan Guaidó)策動政變,於當年1月自立為「代理總統」,得到世界上五十多個國家的支持,包括美國以及哥倫比亞前總統依萬·杜克(Ivan Dunque Marquez) ,國家陷入政權危機,哥委兩國的外交關係直接破裂,馬杜羅更是拒絕人道救援物資從哥委邊境上進入,稱外國勢力以「援助」為名,介入委內瑞拉的「政治叛亂」。
加上雙方因為COVID-19疫情管控,哥委邊境一度完全關閉,蕭條慘淡。
庫庫塔政府社會部門的秘書長馬爾多納多(Sergio Maldonado) 直言,這七年邊境關閉,對兩邊共兩百萬的邊境居民來說,在各層面的影響確實非常大。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我們是一座沒有國界的城市。 我們一直以來的發展都是建立在兩國的來往。事實上,我們更多的發展是面向委內瑞拉,」馬爾多納多強調,因為庫庫塔有一個曾經富裕的鄰國,整體產業發展也受惠,有大量的私人企業,例如石油公司或農業進口商進駐,庫庫塔也成為重要的貿易據點,紡織、咖啡和農產業跟著發達。
兩邊長年互通有無,多數邊境居民因親屬關係,也有雙重國籍。委內瑞拉也在哥倫比亞歷經數十年的內戰時,敞開門收留哥倫比亞的難民。「近年因為政治導致兩國分離,但一直以來這裏都是一個相互融合的地方。」
2015年開始,數百萬委內瑞拉難移民,前仆後繼逃往哥倫比亞,或前往其他鄰近國家,庫庫塔一個約一百萬人口的城市,一瞬間被推上國際人道援助的前線。但委內瑞拉卻關閉邊境上經濟與人道的大門,不只讓國內危機更加嚴峻,也重創兩邊居民的生計。
根據委內瑞拉工商專利登記,2015年到2021年,在塔奇拉所在的邊境省份,近乎9成的公司關閉,喪失40,000多份工作機會。庫庫塔光是物流和交通產業,也關了近五十間,上千人丟了工作。
「這些決定(關閉商貨邊境)都沒有考慮到居住在邊境上的居民,還有因為這個決定而受影響的人。」馬爾多納多說,根據每天以合法與非法穿越邊境的人數,法令也無法阻止兩國人民的往來。
「即使(商貿)邊境關閉,每天大約也有七萬到八萬(徒步)抵達庫庫塔,他們來到這裏購買民生用品,取得醫療資源,在庫庫塔公立醫院出生的孩子,大約每十個中,就有九個的母親是委內瑞拉人。另外有約4000位住在委內瑞拉一側的學生,每天來到(哥倫比亞)這一側上學。」馬爾多納多說,庫庫塔在這場危機中,試著為這群「如鐘擺來回擺盪」的人口,提供民生、醫療和教育的資源。
Claudia 的8歲女兒,就是這4000人之一。清晨六點,她們坐在橋旁的空地一角,跟著一群穿著制服、背著書包的學生,等待著載往他們到學校的巴士。
哥倫比亞當地政府,從2015年底開始,每週一到五在委哥兩側提供共接駁巴士,讓住在委內瑞拉的小朋友,可以順利到學校上學。
Claudia 說,她住得比較遠,每天凌晨三點半起床梳洗準備,帶女兒上學。先轉兩班公車抵達邊境,再等巴士到學校。「我其實不希望這麼累,但我女兒跟我說:『媽媽,我不想要在委內瑞拉讀書。』」Claudia 無奈地說。「我能怎麼辦?」
「在委內瑞拉的公共服務已經多年沒有正常運作,拿邊境的公立學校舉例,可能一週只有一到兩天有課…… 那邊的老師薪資也很低,一個月只有十美金,許多不做了,甚至是罷工改當計程車司機,」邊境市政府教育部門負責國際人道走廊專案的馬丁內絲(Adriana Martinez)邊說,邊登記著當日上邊境巴士的學生人數。「我們(哥倫比亞)邊境學校現在80%的學生來自委內瑞拉…… 他們每天這樣來回,不是一兩年,而是好幾年。」
除了從橋上正式關口通過的,也有因沒有邊境通行證或委內瑞拉身分證,而從橋下通行的。我們在週二早上前往,在橋旁的停車場一個多小時,看到有至少三組的家長帶著小孩,從橋墩下爬上來搭乘巴士。
距離陸橋不到五分鐘車程的邊境小學校門口,上課鐘聲響起,搭乘巴士的孩子順利進到教室;校門口外,十幾位母親,因為回家再來耗費太多時間,直接在樹蔭下鋪上毛毯,坐等孩子下課。
40歲的委內瑞拉媽媽蘇亞蕾(Nancy Carolina Invada Suarez)邊吃著夾餡的玉米餅(Arepa)邊說,「我本來在市集賣甜食賺錢,但小女兒出生後,白天在這裏等,就沒辦法工作,家裏只靠76歲的爸爸在街上賣咖啡維生,」骨瘦如柴的蘇亞蕾說一說忽然激動了起來,她已經因過瘦健康出了狀況,但孩子的爸離家,留她一人扶養女兒。
「但哥倫比亞這裏的學校品質還是好太多了,所以我拋下我的人生,我的工作,因為我希望我沒有得到的,至少我的女兒可以得到。」
哥國選出首任左翼總統,兩國關係回暖?
2022年年六月,哥倫比亞選出過去七十年現代史上,第一任的左翼總統古斯塔沃·貝德羅(Gustavo Petro),他一上任,便承諾將正常化兩國關係。首先,雙邊先重新互派大使,設立使館,並重啟與委內瑞拉邊界的商貿往來。11月初,他與同為左翼的總統馬杜羅在兩國七年冷戰之後,歷史性的會面。
這不只意味著兩邊往來將回暖復甦,也讓在委內瑞拉仍生活在這場人道危機中的人們,能更順利從哥倫比亞取得民生物資與醫療資源。但重啟邊境的過程,似乎比預期中的緩慢許多。即使宣布開放過了一個月,仍未見有車輛通行。
「恢復七年關閉的邊境,需要時間正常化兩邊的關係,七年前的委內瑞拉,和現在的委內瑞拉已經是完全不一樣的光景。」馬爾多納多向我們解釋。官方數據統計,到十月中有約30輛貨櫃車通過,載往委內瑞拉的包括衛生紙、塑膠、陶瓷和醫療用品等,載往哥倫比亞的包括工業原料鐵和鋁。
關閉邊境前,一天有約150輛通過。而對於像詹姆斯和蘇亞蕾這樣的邊境居民,並沒有見到新政策實際對生活帶來的改變。
但多數非政府組織,對於貝德羅修復兩國關係的承諾,抱持正面看法。
「貝德羅上台後,最明顯的進展,就是兩國重新互設大使館與領事館,在這裏有委內瑞拉的代表能處理相關事務是必須的,還有邊境往來與航班重啟,都是短期可以期待的。」哥倫比亞委內瑞拉社群(Colonia Venezolana en Colombia)的理事長佩雷達(Arles Pereda)說。
他解釋,尤其委國人面臨最大問題是申請或更新護照,兩國因關係惡化沒有委國代表處,在委內瑞拉又因紙料缺乏,人民難以申請護照或價格飆漲難以負荷。對於在哥倫比亞出生的委內瑞拉孩子,也因無法申請身分證,成為無國籍的孩子。在貝德羅上台後,都期盼著這些問題能獲得改善。
當時佩雷達正在哥國第二大城麥德林(Medellín),參與一場聚集國內外非政府組織、學者、委內瑞拉移民代表與移民署的會議,他們討論如何協助政府,將184萬委內瑞拉難移民的安置,納入到貝德羅接下來任期四年的國家發展計畫。
「此刻確實也到了一個兩國必須正常化關係的時候。」佩雷達表示,「我們所面臨的是全球的油價上漲,物價飆升,這些經濟的壓力已經超越了兩國政治的差異,重啟兩國的往來,不只是委內瑞拉一方受惠,是振興兩國的經濟發展。」
「當然哥倫比亞有自己國內的問題待處理,但我們(委內瑞拉社群)也許能夠提供一種解決方案。」同樣來自委內瑞拉的佩雷達認為,來自委瑞內拉的這波移民潮,其實也為哥倫比亞帶來機會。除了兩國語言相通之外,委內瑞拉人在科技、醫療等產業專才的投入,或是經濟與文化上的貢獻,有助哥倫比亞整體國家的發展。
哥倫比亞雖然也有仇外主義,許多哥國居民抱怨委內瑞拉移民湧入,讓城市內的治安變差,但佩雷達認為,比起秘魯、智利、甚至墨西哥,哥倫比亞對待委內瑞拉人,相對友善很多。
最明顯的例子,在於過去七年,哥國政府提供各種居留許可,讓非正規抵達哥倫比亞的委內瑞拉人,可以申請短期庇護、兩年的特殊居留許可、或是更長期的勞動特殊居留許可等,以正常化委內瑞拉人在哥國的生活,保障他們就業、醫療與取得社會福利的權利。
佩雷達說,全世界只有極少數國家提供這樣的許可,幾年的努力,哥倫比亞也從境內約70%委內瑞拉人是非正規居留,到現在超過70%是正規居留或已申請居留許可。
移民署網站上給委內瑞拉人申請許可的頁面橫幅,大大地寫著「可見的(visibles)」,看出哥國對待委內瑞拉難移民,從一開始只從人道角度切入,現在已將其視為國家經濟發展重要的動力,而非僅是負擔。
然而,邊境上的人們,仍活在一個看不見好轉的人道危機裏。
危機持續,「沒有變好,只有更糟」
西門玻利瓦橋底下,是另一條不正規的通道,沒有合法文件的委內瑞拉人,從橋底下越過塔奇拉河床,穿過灌木叢,抵達哥倫比亞。邊境附近的停車場,提供水桶讓從橋下抵達的委內瑞拉人,可以用水桶清洗腳上的泥濘。沿著55號公路,看到帶著大包小包家當的委內瑞拉人,嘗試跨越非正規路徑,徒步前往哥倫比亞的其他城市。
「在那裏我們每天都很餓,沒有食物,沒有工作,什麼都沒有。」母親西門妮(Milagros Jiménez)說,整個城市都已經用美金交易,如果薪資是當地幣值,一百萬可能也買不起一袋麵粉。他們一家人正在聯合國難民署的物資中心外等待,最小的只有一歲,手裏捧著罐裝水和國際組織發放的食物,她說,他們已經花了三天從委內瑞拉到庫庫塔,中間行經茂密的叢林與湍急的河流,水位最高及腰。他們打算前往哥倫比亞的麥德林,從和他們相遇的點到目的地,他們估計還需要十七天。
「我們沒有錢買巴士票,所以只能用走的。」西門妮無奈地說。「委內瑞拉沒有變好,只有更糟。」
托爾托薩(Franklin Tortoza)是另一位徒步從委國跨越邊境的「旅人」。他扛著米袋裝的行李,穿著橡膠涼鞋,手持兩支木棍當作登山杖,走在時不時有大貨車駛過的柏油路旁。
「我媽媽得了COVID-19過世了,我回去辦喪,但實在生活不下去,所以又再上路。」
56歲的他說,上一趟離開委國是2017年,他也是用走的。這次他從委內瑞拉首都卡拉卡斯(Caracus)出發,走了快一個月。他目標是要前往700公里外的城市托立馬(Tolima)。他已經好幾週沒洗澡沒換衣。
我們放下紙筆,買了香皂與刮鬍刀,載他到附近的河邊擦澡更衣。那條河邊,也有幾家人在洗衣,或是生火煮飯,哥國記者說,他們八成也是在路上的委內瑞拉人。
天色漸暗,我們載他一小段路,並讓他打了通電話,和等待他的家人報平安。
他在車上唱著一首歌,歌名叫做《我的自由(Mi Libertad) 》。其中一段歌詞這樣唱:
「同樣悲傷的故事未停,同樣的故事沒有結局,願某一天,能聽見早晨的笑聲。」
Cristhian Rivera 對此文也有貢獻。
謝謝端。
多謝端。
感謝作者的報導~
感谢关注这样没有多少人关心的难民问题,看完很难过。
感謝。從來沒有這麼接近、了解委內瑞拉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