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每周,64岁的委内瑞拉人芙罗丝(Babara Flores)都会跨过国境线,来到哥伦比亚购买一家五口日常的必需品——凌晨4点从边境省份塔奇拉(Tachira)出发,大约7点跨越长达三百公尺长的国际陆桥,抵达哥伦比亚。
这座水泥陆桥位于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Cucúta)附近,夹在翠绿壮阔的安第斯东部山脉之间,以带领拉丁美洲六国(包括委内瑞拉与哥伦比亚)脱离西班牙殖民的革命家玻利瓦尔命名(The Simón Bolívar International Bridge)。
桥上,人潮络绎不绝。往委内瑞拉方向的人尤其大包小包:有人拎著几打鸡蛋,扛著几卷卫生纸或尿布,或是用手推车载著几公斤的面粉或米袋。有的人身上挂著轮胎皮,袋子里塞著布鞋和衣物。委内瑞拉自2012年开始陷入经济危机到今日,十年间,边境的很多人频繁往返两侧,因应在全世界通货膨胀最严重的国家生活时的基本所需。
三十几度的高温下,边境上排队的人龙在附近商店抢购囤货,其他的人们试图找寻各种可赚钱的机会。除了各式摊贩和WIFI据点,有用木板搭建的露天发廊,和铁丝网简易构成的看牙诊间。有人站在路中央,贩卖坐轮椅通桥的服务。一位委内瑞拉年轻人经过我们,对著我说:“你的马尾拿去卖做假发,大概值50,000比索(约80港币),再留长一点,120,000比索。”
下午近六时,采购一整天的芙罗丝,捧著一袋卫生纸和两大购物袋,准备返回委内瑞拉。“这些东西在那里(委内瑞拉)比在这里(哥伦比亚)要贵一些,所以来哥伦比亚这一侧买,可以省一些钱...... 我几乎在这里买所有东西。”已经退休的芙罗丝和我们说。
她手上的卫生纸,在库库塔买约12,000比索(约17港币),在委内瑞拉大约要15,000比索 (约23港币)。为了每样商品省下几千比索,她说她每隔几日,就会徒步从家里走到库库塔采买,再沿路走回家。当天,除了卫生纸,她还买了咖啡粉、燕麦、咖啡杯和奇恰(Chicha, 一种浓烈、发酵过的玉米制酒精饮料)。
“那里没有工作机会,几乎没有。我很多亲人都已经离开委内瑞拉,但我很爱我的国家,我可能唯一比较幸运地是,我还能时常跨越边境来这买需要的东西。”芙罗丝苦笑著说。
这是拉丁美洲最危险的边境之一
委内瑞拉作为石油与天然资源丰富的大国,曾经繁荣富饶。在2019到2021年担任美国国务院负责委内瑞拉事务的代表艾布拉姆斯(Elliott Abrams)称,四十年前的委内瑞拉,是拉丁美洲仅有的两个民主国家之一,也是该地区最富有的国家。
但自委内瑞拉极具争议的前总统乌戈·查韦斯(Hugo Chevez)1998年上任后,大举实施号称能扭转委国经济的社会主义计划,将电信、银行甚至是委内瑞拉的经济命脉石油产业国有化,一代强人藉著高油价优势,加强国内社会建设,提供教育、医疗等社会福利,同时力抗美国霸权,以石油大搞外交,联合拉美国家成立南方银行,并与专制国家如俄罗斯、中国以石油交换利益。他的革命性政策虽获得不少中下阶层人民支持,但其独裁的作风也迎来反对派与国际社会的严厉批评。最重要的是,这些帮助穷人脱贫的计划,是靠著石油美元与政府债务撑起。
随著国际油价的崩跌,日益崩坏的政府官僚体制,重挫查维斯的政策,玻利维尔币开始下跌,境内也出现粮食短缺问题,在查韦斯的晚年,几乎已可预见一场世纪般的人道灾难。直到2013年查韦斯罹癌病逝,现在仍掌实权的总统马杜罗 (Nicolas Maduro) 上任后,一连串错误的政策,与国内长期结构性的贪腐,不只无力挽救查韦斯留下的烂局,更爆发国内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委内瑞拉也成为全球通膨最严重的国家。根据委国国民议会统计,恶性通膨在2018年飙升至1,698,488%。
通膨严重的程度,一位在哥伦比亚六年的委内瑞拉科技公司专员埃尔南德(Maria Hernández)和我形容:“几年前,在委内瑞拉,三张一百万,可以买一辆车。”事实上,当时根本还没有一百万的币值。但当2022年我们在边境上,换汇店舖的经营人则是直接从皮夹中抽出一张2020年一百万的波利尔纸钞送给我们,“这已经换不到一毛有值的钱。”
委内瑞拉金融观察者 (Observatorio Venezolano de Finanzas, ovf)依据委国中央银行发布资料,倘自2021年10月至2022年10月为计算基准,通膨率仍高达173%,委国官方表示,目标是明年的通膨率能降到二位数。英国今年历经41年来最高通膨率,也只有11.1%。
“很少有国家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民主和繁荣之后,会遭遇如此严重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灾难。”艾布拉姆斯在2019年“大西洋理事会”(The Atlantic Council)的演说中说道。
经济危机导致粮食和基本生活用品短缺,医疗资源匮乏,人们排队数十小时可能还等不到燃油。
“全世界现在可能主要关注两场重大危机,一个在叙利亚,一个在乌克兰,但我们(委内瑞拉)仍有六百多万的难民在世界各地。”委内瑞拉在库库塔基金会(la Fundación Venezolanos en Cúcuta)的负责人埃斯皮内尔(Eduardo Espinel),在距离西门玻利瓦桥400公尺处的办公室和我们说,他强调这六百多万中,有三百多万是跨越这条边境,其中,超过一半仍然停留在哥伦比亚。
“我们在谈论的边境,是拉丁美洲最危险的边境之一,”埃斯皮内尔忧心忡忡地说。非法逃难路径上,因黑道组织长期盘踞,规模化犯罪事业,因此走私毒品、性贩运等问题层出不穷。但许多国际组织因资源不足或关注度转移,纷纷撤离。只剩零星像他们一样的组织,靠著14位志愿者,持续工作。
“我们现在是唯一在边境上的非政府组织,但是这场危机根本还没有停。”
当时委内瑞拉之家正在发送午餐,许多老人、母亲与小孩在门口排著队领取餐食。埃斯皮内尔说,从委内瑞拉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几乎每天都有约一千人像当天在外排队等著领取食物,最多有达三四千人。
危机的延续,除了反映在仍不断尝试逃难的难民,还有约一百万像芙罗丝这样的“边境居民”:住在委内瑞拉一侧,频繁到哥伦比亚抢物资、就医、找工作和上课,在危机中寻找生存之道。
来回摆荡的“边境居民”,在夹缝中寻医、求学
今年四十岁的护士詹姆斯(Jenifer Jaimes),也是其中一位边境居民。
她在2017年,承受不了经济压力离开委内瑞拉,在哥伦比亚的东部城市布卡拉曼加(Bucaramanga)生活。今年三月,仍留在委内瑞拉的68岁父亲被诊断罹患直肠癌与前列腺癌,她决定返国照顾他,但因为国内医护人员大量出走,以及医疗资源匮乏,她得带父亲到哥伦比亚就医。
“医院里没有注射针头、没有手套、没有麻醉剂,几乎什么都要买,一间公立医院应该要具备这些,但让我难过地是,时常一个病人来到医院,要进行一场手术,如果病人不自己买这些手术器材,我们几乎帮不上忙。”詹姆斯在委国边境上的医院服务,她说许多专业医护人员早就离开委内瑞拉,要不是家人罹癌,她也没有打算回来。委国通膨严峻,几乎所有开销都是以美金或其他外币交易,但她的薪资仍是以玻利尔币支付,以当下的汇率计算,每月大约只有80到90美金。
“(薪资)非常非常低,几乎不算什么。我的大儿子在美国,每个月寄四五百美金给我们,我们才能撑得下去。”詹姆斯的长子,是近年随著近百万移民潮,翻过美墨边境墙抵达美国的难民。“他跟许多这里的年轻人一样,为了支持他们的家庭,用非法的管道过去。”
但是,要送父亲到哥伦比亚就诊,并不只是开销的问题。委哥两国的政治僵化导致边境长达七年禁止车辆通行,詹姆斯的父亲因身体虚弱,无法自行徒步穿越陆桥,她只能奔波委哥两地。
每一次都要靠两台车,两个人驾驶,通行两座桥,总共六趟车程,才能顺利送父亲看诊、检查和做化疗。
“有时边境警察不开心,就不让我们通过。开放边境应该是委内瑞拉人和哥伦比亚人的权利,只要我们有合法的文件,我们就应该可以自由地来往两侧。”詹姆斯在边境停下车和我们说,当时她正开车送父亲到边境底端,与另一侧的车会合。“但到现在还是没有开放。”
委国掌实权的总统马杜罗,在2015年,以边境上走私的泛滥与军事组织的渗透为由,宣布关闭与哥伦比亚长达1400公里的边境,禁止人以外的货柜车辆通行,外界认为这是委国对美国经济制裁的反制动作之一。
2019年,反对派与多数西方政府批评马杜罗在2018年的选举舞弊,国民议会主席胡安·瓜伊多(Juan Guaidó)策动政变,于当年1月自立为“代理总统”,得到世界上五十多个国家的支持,包括美国以及哥伦比亚前总统依万·杜克(Ivan Dunque Marquez) ,国家陷入政权危机,哥委两国的外交关系直接破裂,马杜罗更是拒绝人道救援物资从哥委边境上进入,称外国势力以“援助”为名,介入委内瑞拉的“政治叛乱”。
加上双方因为COVID-19疫情管控,哥委边境一度完全关闭,萧条惨淡。
库库塔政府社会部门的秘书长马尔多纳多(Sergio Maldonado) 直言,这七年边境关闭,对两边共两百万的边境居民来说,在各层面的影响确实非常大。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是一座没有国界的城市。 我们一直以来的发展都是建立在两国的来往。事实上,我们更多的发展是面向委内瑞拉,”马尔多纳多强调,因为库库塔有一个曾经富裕的邻国,整体产业发展也受惠,有大量的私人企业,例如石油公司或农业进口商进驻,库库塔也成为重要的贸易据点,纺织、咖啡和农产业跟著发达。
两边长年互通有无,多数边境居民因亲属关系,也有双重国籍。委内瑞拉也在哥伦比亚历经数十年的内战时,敞开门收留哥伦比亚的难民。“近年因为政治导致两国分离,但一直以来这里都是一个相互融合的地方。”
2015年开始,数百万委内瑞拉难移民,前仆后继逃往哥伦比亚,或前往其他邻近国家,库库塔一个约一百万人口的城市,一瞬间被推上国际人道援助的前线。但委内瑞拉却关闭边境上经济与人道的大门,不只让国内危机更加严峻,也重创两边居民的生计。
根据委内瑞拉工商专利登记,2015年到2021年,在塔奇拉所在的边境省份,近乎9成的公司关闭,丧失40,000多份工作机会。库库塔光是物流和交通产业,也关了近五十间,上千人丢了工作。
“这些决定(关闭商货边境)都没有考虑到居住在边境上的居民,还有因为这个决定而受影响的人。”马尔多纳多说,根据每天以合法与非法穿越边境的人数,法令也无法阻止两国人民的往来。
“即使(商贸)边境关闭,每天大约也有七万到八万(徒步)抵达库库塔,他们来到这里购买民生用品,取得医疗资源,在库库塔公立医院出生的孩子,大约每十个中,就有九个的母亲是委内瑞拉人。另外有约4000位住在委内瑞拉一侧的学生,每天来到(哥伦比亚)这一侧上学。”马尔多纳多说,库库塔在这场危机中,试著为这群“如钟摆来回摆荡”的人口,提供民生、医疗和教育的资源。
Claudia 的8岁女儿,就是这4000人之一。清晨六点,她们坐在桥旁的空地一角,跟著一群穿著制服、背著书包的学生,等待著载往他们到学校的巴士。
哥伦比亚当地政府,从2015年底开始,每周一到五在委哥两侧提供共接驳巴士,让住在委内瑞拉的小朋友,可以顺利到学校上学。
Claudia 说,她住得比较远,每天凌晨三点半起床梳洗准备,带女儿上学。先转两班公车抵达边境,再等巴士到学校。“我其实不希望这么累,但我女儿跟我说:‘妈妈,我不想要在委内瑞拉读书。’”Claudia 无奈地说。“我能怎么办?”
“在委内瑞拉的公共服务已经多年没有正常运作,拿边境的公立学校举例,可能一周只有一到两天有课...... 那边的老师薪资也很低,一个月只有十美金,许多不做了,甚至是罢工改当计程车司机,”边境市政府教育部门负责国际人道走廊专案的马丁内丝(Adriana Martinez)边说,边登记著当日上边境巴士的学生人数。“我们(哥伦比亚)边境学校现在80%的学生来自委内瑞拉...... 他们每天这样来回,不是一两年,而是好几年。”
除了从桥上正式关口通过的,也有因没有边境通行证或委内瑞拉身分证,而从桥下通行的。我们在周二早上前往,在桥旁的停车场一个多小时,看到有至少三组的家长带著小孩,从桥墩下爬上来搭乘巴士。
距离陆桥不到五分钟车程的边境小学校门口,上课钟声响起,搭乘巴士的孩子顺利进到教室;校门口外,十几位母亲,因为回家再来耗费太多时间,直接在树荫下铺上毛毯,坐等孩子下课。
40岁的委内瑞拉妈妈苏亚蕾(Nancy Carolina Invada Suarez)边吃著夹馅的玉米饼(Arepa)边说,“我本来在市集卖甜食赚钱,但小女儿出生后,白天在这里等,就没办法工作,家里只靠76岁的爸爸在街上卖咖啡维生,”骨瘦如柴的苏亚蕾说一说忽然激动了起来,她已经因过瘦健康出了状况,但孩子的爸离家,留她一人扶养女儿。
“但哥伦比亚这里的学校品质还是好太多了,所以我抛下我的人生,我的工作,因为我希望我没有得到的,至少我的女儿可以得到。”
哥国选出首任左翼总统,两国关系回暖?
2022年年六月,哥伦比亚选出过去七十年现代史上,第一任的左翼总统古斯塔沃·贝德罗(Gustavo Petro),他一上任,便承诺将正常化两国关系。首先,双边先重新互派大使,设立使馆,并重启与委内瑞拉边界的商贸往来。11月初,他与同为左翼的总统马杜罗在两国七年冷战之后,历史性的会面。
这不只意味著两边往来将回暖复苏,也让在委内瑞拉仍生活在这场人道危机中的人们,能更顺利从哥伦比亚取得民生物资与医疗资源。但重启边境的过程,似乎比预期中的缓慢许多。即使宣布开放过了一个月,仍未见有车辆通行。
“恢复七年关闭的边境,需要时间正常化两边的关系,七年前的委内瑞拉,和现在的委内瑞拉已经是完全不一样的光景。”马尔多纳多向我们解释。官方数据统计,到十月中有约30辆货柜车通过,载往委内瑞拉的包括卫生纸、塑胶、陶瓷和医疗用品等,载往哥伦比亚的包括工业原料铁和铝。
关闭边境前,一天有约150辆通过。而对于像詹姆斯和苏亚蕾这样的边境居民,并没有见到新政策实际对生活带来的改变。
但多数非政府组织,对于贝德罗修复两国关系的承诺,抱持正面看法。
“贝德罗上台后,最明显的进展,就是两国重新互设大使馆与领事馆,在这里有委内瑞拉的代表能处理相关事务是必须的,还有边境往来与航班重启,都是短期可以期待的。”哥伦比亚委内瑞拉社群(Colonia Venezolana en Colombia)的理事长佩雷达(Arles Pereda)说。
他解释,尤其委国人面临最大问题是申请或更新护照,两国因关系恶化没有委国代表处,在委内瑞拉又因纸料缺乏,人民难以申请护照或价格飙涨难以负荷。对于在哥伦比亚出生的委内瑞拉孩子,也因无法申请身分证,成为无国籍的孩子。在贝德罗上台后,都期盼著这些问题能获得改善。
当时佩雷达正在哥国第二大城麦德林(Medellín),参与一场聚集国内外非政府组织、学者、委内瑞拉移民代表与移民署的会议,他们讨论如何协助政府,将184万委内瑞拉难移民的安置,纳入到贝德罗接下来任期四年的国家发展计划。
“此刻确实也到了一个两国必须正常化关系的时候。”佩雷达表示,“我们所面临的是全球的油价上涨,物价飙升,这些经济的压力已经超越了两国政治的差异,重启两国的往来,不只是委内瑞拉一方受惠,是振兴两国的经济发展。”
“当然哥伦比亚有自己国内的问题待处理,但我们(委内瑞拉社群)也许能够提供一种解决方案。”同样来自委内瑞拉的佩雷达认为,来自委瑞内拉的这波移民潮,其实也为哥伦比亚带来机会。除了两国语言相通之外,委内瑞拉人在科技、医疗等产业专才的投入,或是经济与文化上的贡献,有助哥伦比亚整体国家的发展。
哥伦比亚虽然也有仇外主义,许多哥国居民抱怨委内瑞拉移民涌入,让城市内的治安变差,但佩雷达认为,比起秘鲁、智利、甚至墨西哥,哥伦比亚对待委内瑞拉人,相对友善很多。
最明显的例子,在于过去七年,哥国政府提供各种居留许可,让非正规抵达哥伦比亚的委内瑞拉人,可以申请短期庇护、两年的特殊居留许可、或是更长期的劳动特殊居留许可等,以正常化委内瑞拉人在哥国的生活,保障他们就业、医疗与取得社会福利的权利。
佩雷达说,全世界只有极少数国家提供这样的许可,几年的努力,哥伦比亚也从境内约70%委内瑞拉人是非正规居留,到现在超过70%是正规居留或已申请居留许可。
移民署网站上给委内瑞拉人申请许可的页面横幅,大大地写著“可见的(visibles)”,看出哥国对待委内瑞拉难移民,从一开始只从人道角度切入,现在已将其视为国家经济发展重要的动力,而非仅是负担。
然而,边境上的人们,仍活在一个看不见好转的人道危机里。
危机持续,“没有变好,只有更糟”
西门玻利瓦桥底下,是另一条不正规的通道,没有合法文件的委内瑞拉人,从桥底下越过塔奇拉河床,穿过灌木丛,抵达哥伦比亚。边境附近的停车场,提供水桶让从桥下抵达的委内瑞拉人,可以用水桶清洗脚上的泥泞。沿著55号公路,看到带著大包小包家当的委内瑞拉人,尝试跨越非正规路径,徒步前往哥伦比亚的其他城市。
“在那里我们每天都很饿,没有食物,没有工作,什么都没有。”母亲西门妮(Milagros Jiménez)说,整个城市都已经用美金交易,如果薪资是当地币值,一百万可能也买不起一袋面粉。他们一家人正在联合国难民署的物资中心外等待,最小的只有一岁,手里捧著罐装水和国际组织发放的食物,她说,他们已经花了三天从委内瑞拉到库库塔,中间行经茂密的丛林与湍急的河流,水位最高及腰。他们打算前往哥伦比亚的麦德林,从和他们相遇的点到目的地,他们估计还需要十七天。
“我们没有钱买巴士票,所以只能用走的。”西门妮无奈地说。“委内瑞拉没有变好,只有更糟。”
托尔托萨(Franklin Tortoza)是另一位徒步从委国跨越边境的“旅人”。他扛著米袋装的行李,穿著橡胶凉鞋,手持两支木棍当作登山杖,走在时不时有大货车驶过的柏油路旁。
“我妈妈得了COVID-19过世了,我回去办丧,但实在生活不下去,所以又再上路。”
56岁的他说,上一趟离开委国是2017年,他也是用走的。这次他从委内瑞拉首都卡拉卡斯(Caracus)出发,走了快一个月。他目标是要前往700公里外的城市托立马(Tolima)。他已经好几周没洗澡没换衣。
我们放下纸笔,买了香皂与刮胡刀,载他到附近的河边擦澡更衣。那条河边,也有几家人在洗衣,或是生火煮饭,哥国记者说,他们八成也是在路上的委内瑞拉人。
天色渐暗,我们载他一小段路,并让他打了通电话,和等待他的家人报平安。
他在车上唱著一首歌,歌名叫做《我的自由(Mi Libertad) 》。其中一段歌词这样唱:
“同样悲伤的故事未停,同样的故事没有结局,愿某一天,能听见早晨的笑声。”
Cristhian Rivera 对此文也有贡献。
謝謝端。
多謝端。
感謝作者的報導~
感谢关注这样没有多少人关心的难民问题,看完很难过。
感謝。從來沒有這麼接近、了解委內瑞拉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