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州富士康「逃疫」潮：工廠內外，被疫情撕裂的兩個世界

富士康鄭州港區見習生羅珊第一次感受到真正的恐慌，不是身邊陸續有工友感染，而是她聽到「小道消息」說，自己所在的鄭州富士康港區，將會變成降級Covid-19疫情的試驗田：「要把新冠疫情改成二級流感」，疫情爆發後，不停工、不停產的工人就是試驗品。

十月最後一週，越來越混亂、潦草的核酸檢測，越來越多拖着箱子往外走的工友，讓她感覺到，工廠與外面世界的一層隔離牆正在被人為打破。

用鐵皮築成的牆內，是被封鎖的疫情，是整個十月都「一切照舊」的工作。牆外，是自10月下旬起開始陸續自發徒步回家的「逃疫」潮，如果不從鐵皮圍牆逃出去，近500萬平方米的廠區內，儼然是另一個「無毒」世界。

10月29日，一些「富士康工人徒步返鄉」的視頻在網上流傳，視頻裏，鄭州富士康港區的一衆外地打工人正步行穿過高速公路、田野等地回家。一些員工在社交媒體平台爆料，由於公司隔離制度混亂，陰性陽性混住，後勤保障不力等等原因，恐慌之下，大批員工才選擇自行離開，徒步幾日、幾十公里返鄉。

同一天，35歲的返費工陳秋梅徒步走回了自己的老家，開封尉氏縣的一個村。陳秋梅家裏有兩個孩子，老公沒有工作，陳秋梅自己的學歷停留在初中。此前，她年年外出打工為生，今年夏天，她經人介紹來到富士康港區。在十月底之前，陳秋梅「很感謝富士康，給我們這種農村的家庭帶來穩定的收入」。

但現在，即便工作群裏已經散播出高價請返工人的政策，但她已感到疲憊不堪，選擇了辭職。

新增不斷，工作不停

羅珊和多數工友其實不怎麼擔憂病毒本身，她們真正擔憂的有兩點，一是「不敢病」，擔心「買不到藥」；二是她們得到小道消息：「鄭州富士康會被用來作為將新冠疫情改稱為『二級流感』的試驗田」。

富士康在鄭州一共擁有三個廠區，此次事件的主角鄭州航空港廠區位於鄭州新鄭綜合保稅區，是其中最大的一個廠區，佔地總面積近560萬平方米，近二十萬員工集中在周邊豫康、棗園、山頂等至少八個宿舍小區居住。

這樣一座規模龐大的電子帝國吸納了整個河南省數十萬勞動力，人群涵蓋從剛離開學校的「00後」到為養家餬口的周邊縣鎮居民。據財新報導，鄭州富士康港區員工人數目前約20萬，接近一個中國小型縣城規模。

十一國慶長假，富士康港區按慣例放了3天假，羅珊休完假後回去上班，發現廠區和住宿區都開始出現陽性患者，並且逐日增加。

她的發現是隱秘的。先是聽說別的區有工人感染，然後是自己的片區，自己這一棟，甚至隔壁宿舍就有工友感染了。那段時間，廠區實行的仍然是混管檢測（注：不超過10人的多人樣本混合入同一檢測管檢測）制度，一旦出現陽性，整個管子裏的人都會被拉到豫北某特定地點隔離。

富士康港區的員工宿舍分布在12個社區，每個社區至少有3棟公寓。據羅珊觀察，她所在的社區可能是十月以來感染人數最密集的一個。就在10月31日半夜12時30分左右，她親眼看見樓下拉走至少200人去隔離。

羅珊說，包括她在內的多數工友，其實都不怎麼擔憂病毒本身，「新冠疫情從2020年初到現在，我們自己感覺這個病毒嚴重性沒那麼大了。」她真正擔憂的有兩點，第一，是「不敢病」，因為「買不到藥」。

這來自羅珊被隔離的親身經歷。10月16日，她前往廠區做了核酸，卻不小心成了「同管異常」的密接，要被隔離半個月。

起初是在單獨的宿舍隔離，從10月24日開始，她們被轉移到恆大集團的一處安置房（注：安置房是政府為了拆遷用戶建造的房屋）隔離，每個房間12個人。當時，有人發燒生病在群裏求退燒藥，但工作人員的回覆，要麼是「拿不到藥」，要麼是讓等幾天。

自從10月14日全區閉環管理之後，所有藥店、商店就都關門了。「由於大家與外界是隔離的，基本只能靠自己挺過去，不敢病」，羅珊提起來忍不住哽咽。

羅珊的第二大擔憂，是她從工友們那裏得到小道消息：「鄭州富士康會被當做一個試驗區，用來試驗將新冠疫情改稱為『二級流感』的田地」。

10月31日，也就是在富士康工人返鄉潮已經引起大面積輿論轟動的時候，鄭州市衛生健康委員會官方微信公衆號發布了一篇題為《新冠肺炎不可怕，可防可治，鄭州權威專家來解答》的文章，專家呼籲，「新冠病毒感染是自限性疾病，大家不用過於驚慌。」文章還表示，目前，最好的預防辦法就是減少人員在公共空間的暴露時間，儘量避免人與人的接觸，在做好防護的前提下，新冠肺炎可防可治。

這與工人們過去一兩年感受到的官方對Covid-19病毒的科普宣傳並不一樣，有一些什麼東西，的確在水面下悄悄發生着改變。

入職三個月的小時工李曉楠感受到，情況變得嚴峻是從十月中旬那幾天開始的。

10月14號，上完白班後，李曉楠被通知常去開始封鎖，所有工人都必須收拾行李去宿舍住。當時，核酸檢測陽性的員工直接隔離、每日進行檢測監控，直到轉陰性之前都不能上工。

李曉楠原本在工廠外面租房子住，「當時蠻多人不願意回去，因為都聽說廠內很多人陽了，都不知道疫情多嚴重」，富士康的宿舍8人一間，一旦有人陽性，就是牽一發而動全身。

但李曉楠不怕，她還有三個月就可以拿到一筆「返費」，為了捱下去，她硬着頭皮回了宿舍。走在回去的路上，她看見從廠區到宿舍的道路兩側被圍擋了起來，只留下員工步行通道，工廠周圍區域一點點武裝起與外界隔離的鎧甲。

10月19日，廠區禁止了食堂用餐，工人只能回自己宿舍吃飯，但由於宿舍面積廣，步行時間長，工廠只好更改午飯時間，留給員工三個小時的時間回宿舍吃飯，晚上延長到八點半下班。李曉楠每天要花幾乎兩個半小時徒步走在宿舍與車間的路上，「上班時間感覺全都在走路」，晚上回到家幾乎都超過了十點。

緊接着，廠內疫情肉眼可見地變得愈發嚴重。「當時領導已經決定不做核酸了，因為不斷做不斷有異常，一有異常就有隔離，就改成做單採（注：單人單管採樣檢測）。根據「富士康鄭州科技園」官方微信發布，10月10日，富士康開始每天一輪全員核酸檢測；10月19日起在每個樓棟都設置了檢測點；10月21日起，開始實行「核酸+抗原」一天兩檢。

但富士康港區員工人數巨量，單採耗時久，每次深夜上完班還要再排一兩個小時做核酸，工人們不堪其倦，好幾次，室友回來時，李曉楠都已經睡了。

「沒有異常就上班，有異常也沒說具體要怎樣。」李曉楠覺得情況可能越來越亂，她所在車間裏也有幾個員工陽了，包括她自己身邊的工友。

10月26日，富士康官方發布聲明稱，網傳「鄭州園區約2萬人確診」為不實消息。

「趕快跑，跑吧」

富士康整個廠區四周大多已被鐵皮封鎖，陳秋梅「像小偷一樣四處尋找出口」，最後遇到一個好心人，將陳秋梅帶到了一個破洞的鐵網紗前。「好心人」用摩托車燈為她照亮，對她說：「趕快跑，跑吧。」

各式猜測和恐慌滿天飛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廠區的資訊不透明。

從十月初疫情擴散到十月底工人自發徒步回家，從始至終，工廠和領導都沒有對員工們透露任何病例資訊，也沒有任何正式通報。每天的新增、傳染鏈，大都是工人們口耳相傳的，「知道有陽性，但不知道身邊誰是陽性」，羅珊描述當時的心境「恐慌源於未知」。

日常工作照樣進行。自九月份入職以來，羅珊一直在做iPhone14pro的加工，平均每天都要做5000-6000個手機殼。上班時間是從早上7點到下午4點，通常還要加班2-2.5小時，身為見習生的她每個月拿到手大概5000元薪資。

鄭州的傳統產業是紡織、煤炭等工業，但大多都隨着時代發展與城市化逐漸沒落，後起之秀富士康工廠，則漸漸壯大成為帶領鄭州產業轉型與主導經濟體量的經濟命脈。

據《財經》旗下產業報道團隊《財經十一人》對一名資深分析師的採訪，富士康在中國的44個園區中，有二分之一可以用於生產iPhone，約三分之一有生產最新款iPhone的能力。且有超過80%的iPhone14系列手機在鄭州生產，這讓鄭州富士康具備了生產新機型及超高端機型的難替代性。另據鄭州海關統計，2021年，河南省進出口總額相較上年增長了83.1%，達到326.4億美元，而富士康集團進出口總額就有94.7億美元，佔到了全省近三成。

「說句不好聽的，整個鄭州的GDP都得依靠富士康。」羅珊說。從夏天到十月底，生產工作與從前一樣照常進行，但十月以前，羅珊每天上班的車間都有370個工人和她一塊兒幹活，到了十月下旬，越來越多人被拉去隔離，車間的人一天比一天少。十月最後一天，羅珊所在的車間只剩下50多人，手裏做的加工產品也幾乎都是昨天剩下的。

根據富士康的規定，連續曠工3個工作日就被視為自動離職，而對於這次自行回家的員工，「公司還沒有說明具體的處理措施」，羅珊和其他逃離的工友大多還不知道他們會不會被以曠工為由辭退。

富士康員工分為三種，返費工人、小時工和正式工。從性質上來說，前兩種都屬於派遣員工，根據「鄭州富工聯招聘」官方公衆號，小時工的薪資由24.5元的時薪費組成，返費工的薪資由2000元底薪+加班費+補貼構成，但這兩種都可以拿到「滿3個月出勤」的返費，即「幹滿3個月後得7000元返費」。

據羅珊得知，這次選擇徒步回家的，大多都是返費員工。「返費」，大致可理解為獎金，員工每在職90天，打卡55天，就可以領到一筆8000元至10000元不等的返費。「返費員工很大一部分是中介公司介紹來的，可能走了就不想回來了」，羅珊想，他們之中或許的確有蠻多人不大擔心被辭退的問題。

陳秋梅就是屬於「再也不願意回來了」的那一類。

10月29日，陳秋梅上完夜班回到宿舍，睡到下午3點左右，被家裏人的電話吵醒，讓她趕快回去，「再不回去就回不去了」。接着，員工群裏也炸了鍋，大家都在討論「怎麼走」「怎麼逃」。

陳秋梅趕緊爬起來收拾，來不及吃飯，把廠裏發的兩個麵包塞進她的紅色雙肩包，下樓在小賣部買了一袋速食面、一盒優酪乳、一瓶水和一袋火腿腸，為在路上禦寒還帶了一件羽絨服。

當時，富士康整個廠區四周大多已被鐵皮封鎖，「外面的人進不來，裏面的人出不去」，陳秋梅「像小偷一樣四處尋找出口」，翻越一處欄杆，繼續找了一個多小時，最後遇到一個好心人，將陳秋梅帶到了一個破洞的鐵網紗前，「好心人」用摩托車燈為她照亮，對她說：「趕快跑，跑吧。」

從十月中旬開始，陳秋梅所在的車間每天都有人因為陽性被拉走，她自己也經歷過一次隔離。十月中旬，她所在的那棟五層樓公寓出現了一個陽性患者，整棟樓都被拉走隔離了十天。回來後繼續開工，一切照舊，彷彿那十天並不存在，被從富士康工廠的整體時空裏抽出去了。

陳秋梅不理解的是，「疫情可以讓一個城市、一個村莊靜默，我們富士康卻可以繼續正常上班，集中到一起幹活，甚至有核酸陽性人員混進車間上班。搞得大家都挺害怕，心驚膽戰。」

陳秋梅與工友都在問，為何不放兩天假？「可是沒用，趕量永遠是放第一位的。」

整個十月，李曉楠連續上了21天班，每個週末都被安排加班，好像在趕進度，「具體是趕什麼也不說，不告訴我們為什麼。」

李曉楠原本沒想回家，直到10月30日晚上10點左右，她在上完晚班、做完核酸後回到宿舍，聽見大家都在傳，「說再不走就走不了了」。有的是擔心廠區疫情會變得更嚴重，有的聽聞軍隊要入駐，不管怎樣，富士康港區似乎都正在變成一個逐漸吸噬人的巨大黑洞，人人出逃的氛圍，也煽動了李曉楠。

那兩天，阿歡每天從早到晚都能看到有人拖着行李箱走出園區。她還在廠內流傳的一個視頻裏看到，其中有個公寓被封鎖了，但裏邊有個宿舍所有人都陽了，為了不被困在樓裏，其他工人試圖衝出重圍，發生了一次小規模的暴亂。

即便剛剛連續上了近十個小時班，李曉楠也二話不說，迅速打包收拾東西，在淩晨三點出發，踏上回家的路。

她原以為三更半夜的路上會孤零零的，但沒想到，一路都有人在自己前後同行，半夜三點熱鬧得像下午三點。

遊離於交通秩序之外

「不知道路在哪裏，全靠自己摸索。」一路上，大家的經驗和嘗試互相疊加，互相交換，主幹道在此時不管用了，大家只能撿遊離於交通秩序之外的罅隙，一點點摸出回家的路。

「高速卡點」，是從富士康逃出來的工人們在回家路程中遇到的一大主要障礙。

自回家潮爆發開始，從富士康港區向西南、西北方向，每隔5至6公里都設置了高速口卡點。想要通過卡點，必須擁有當地政府蓋章的通行證，就是有蓋章的通行證，最低職位也得是村書記。非本地工人通常沒有相關證明，下了高速後，在市區往往寸步難行，堵在關卡想辦法，或是倒回去重新找路。

任強在距離富士康港區約70公里的一處高速卡點執勤，他告訴端傳媒，河南的高速大多「依高而建，兩側有坡」，他估計，那些離開富士康的工人，極可能是攀爬附近的山坡或者圍欄進入高速的，堵在卡點，「我們也不想去攆他們，但是上面怎麼交代我們就怎麼辦事，出事了我們是承擔不了責任的。」

任強是10月28日晚上8點被調往高速路卡點做值班志願者的，當時，原本的高速值班人員被調去建方艙，雖然仍是六個人值班，但每人的輪值時長相當于此前的三倍。任強值了一天一夜的班，到次日下午四點才下班。

10月29日下午3點左右，任強開始看到有富士康的員工出現在高速路上，幾乎都是自港區那個方向而來的。「那個時候是高峰期，車挺多的，我們下去攔車，陸陸續續有人從車上下來，帶着大包小包的行李。我們當時也沒有反應過來，過了會反應過來後趕緊控制，走過去詢問他們，你是哪裏來的？」

但大部分員工都不會直接說自己是從富士康過來的，僅僅解釋自己是要回家，但任強他們也猜得到實情，「直接說實話（他們）可能會被勸返，各區也不會接受他們。但這兩天我們接收到的政策就是不管你是哪的，沒有相應的檔（通行證），一律勸返。」

任強想，這些人大致有幾種情況可能上高速：提前在市區聯繫好私家車，路上遇到順風車、搭大車混進去的，或是從高速路旁邊的柵欄徒步翻過來的。

任強其實很希望能設立一條通道，保障這些人的出行，一些人可能需要揹着大包小包走好幾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的路，「其實按本身原則來說也應該放行的，但如果我們放行，第一，我們不確定他們是不是陽性，不確定他現在的身體狀況，也不確定這個病的潛伏期多久。另外，下面地方官員為了防止大面積感染，或者是為了保住自己烏紗帽吧，就開始一刀切。不管你是陰是陽，不管你是綠碼紅碼，就是不能讓你直接過。第二，他們沒有市區的相關的通行檔，即便到了市區也是寸步難行，哪也去不了。」

也有人直接報警，任強所在的卡點旁邊就設有警衛室，到警衛室後工人們也會被告知不能放行，要村、區領導開證明，「隊長什麼的都不行，必須是村書記，你們的一把手給你簽字蓋章，然後才能找人來接你回去。」

李曉楠在路上一共遇到3次卡點，她都沒有通行證，只能倒回去再找路。但路況的全貌大多看不清楚，主幹道幾乎全都被用鐵皮擋住了。但偶爾也會遇到幾個被人工扒開的鐵皮豁口，供後來的人通過。

「很多人其實都不知道路在哪裏，全靠自己摸索，也有人在群裏約老鄉，或者問問從前面回頭來的走了彎路的人。」一路上，大家的經驗和嘗試互相疊加，互相交換，主幹道在此時不管用了，大家只能撿遊離於交通秩序之外的罅隙，一點點摸出回家的路。

陳秋梅不會用導航，也不知道家的方向，只能一路尋找自己的老鄉，因為擔心從疫區出來會給沿途村莊的人帶去麻煩，他們都儘量沿着高速路走。尉氏縣位於鄭州富士康港區東南，開封以南約45公里位置。除非累得受不了，陳秋梅儘量不在路上停歇，她的雙腳很快磨出了水泡，她看見一路上還有同行者撿樹枝支撐着往前走。

好在，一路幾乎都有人為工人們設置食物飲水供應點，有的是前面走過的人設置的，有的是沿途居民開設的，有方便食物，水和麵包，甚至有些卡點的檢疫人員也會主動給他們提供水和食物。

「河南各地老鄉基本上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一路盡我們的能力幫助這些回家的孩子們回家。」據任強陳述，一些大車司機甚至冒着可能有法律責任以及風險，拉着富士康離崗工人一路走。

約從11月1日開始，為了給工人遮風避雨，高速路一些卡點旁搭起了臨時帳篷，「讓沒有回家的孩子們有個地方遮風擋雨，這幾天天氣太冷了，怕他們凍壞了。」任強說。

工廠內外，兩個世界

「富士康的理念是：只要你不陽，就得繼續上班。」今年以來，陳怡看到一些城市將密接、次密接轉運隔離，但在富士康，看似更「松活」，實則是另一種隔離和麻痹。

10月31日下午2點，李曉楠終於到家。經歷連續21天上班、前一天10個小時不間斷的工作，她筋疲力盡，從下午7點一直睡到了第二天早上7點，「感覺終於活過來了」。

逃離富士康後，她發現自己已置身於一個與工廠截然不同的防疫環境。在富士康的最後幾天，關於病毒的信息被封鎖，離開前的最後幾天，檢測也變得混亂，幾乎每天只做抗原。回到家後，一切變得清晰明瞭，阿歡不僅被要求居家隔離七天，而且每天都要做核酸，要捅嗓子、做鼻拭子，上午下午各要彙報體溫，與這三年防疫力度最大的幾天沒什麼差別。

「富士康的理念是：只要你不陽，你就得繼續上班。」目前仍滯留港區宿舍的小時工陳怡看來，「事實上所有富士康員工都是密接、次密接。」今年以來，她也看到一些城市將密接、次密接被轉運隔離，但在富士康，看似更「松活」，但實則是另一種隔離和麻痹。

陳怡聽說園區內甚至有發燒的、跳樓的、宿舍沒吃了的，「都沒有人管，沒有人問，也都發生在這樣的防疫氛圍下。」逃離潮達到頂峰的10月30日，陳怡原本也打算徒步回家，但剛走出去沒多遠，她手機沒電了，「我不想凍死在外面」，於是她跑回了宿舍。

沒有人估算得出多少人逃離了富士康，留下來的人看見的富士康，也不再是以前的樣子。園區內變得空曠和髒亂。陳怡看到，封鎖後，不少保潔阿姨回家或被隔離，廠區無人打掃，堆積滿地的垃圾廢料。

與此同時，隨着工人的不斷流失，富士康開始推出「新政」，用「高薪」鼓勵大家返工復工。羅珊還收到鄭州防疫小組的一張宣傳單，明白地寫着針對「iDPBG（鄭州數字產品事業群，integrated Digital Product Business Group）鄭州廠區正常出勤之全體員工」，每人可獲400元/天的出勤補貼，10月26日至10月31日期間出錢按天折算為120元/天，而11月1日至11月30日累積出勤超過25天，還可獲得5000元全勤獎勵。

算下來，如果十一月份出滿勤，一名員工的總獎金可達到15000元，這是平時月工資三五千的羅珊他們平時想都不敢想的。

10月30日淩晨6點，徒步一天一夜的陳秋梅也終於到達尉氏縣防疫卡點，登記、做完核酸，在早上9點左右坐上了回鄉的大巴。後來車內40人中又檢測出一個異常，但陳秋梅一點也不害怕了，「在廠裏已經習慣了」。

新政出來後，陳秋梅在群裏看到通知，要求離開的員工「要麼回去上班，要麼離職」，陳秋梅沒猶豫，在村長的幫助下辦了離職，好在離開前她已經拿到了滿勤三個月的9000元返費，足足抵得上平時幹三個月的工資。

陳秋梅還沒考慮下一步可以做什麼養活家裏，「準備待一段時間等疫情過去了再看，反正現在待在家，舒坦很多。」

此時的富士康工廠內，包括陳怡在內的不少滯留員工都收到了通知：自10月31日開始，飯堂恢復堂食，宿舍生活區陸續開放。

而從富士康往外出逃的隊伍，依然人潮洶涌。

應受訪者要求，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