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中期大選前瞻之五：淺談選舉民調－為何大眾對民調機構出現「信心危機」？

【編者按】美國2022年度中期選舉將於11月8日舉行，屆時將有35個參議員﹑435個眾議員和36個州長席位面臨改選。這是拜登上任以來最重大的一次考驗，同時也將對美國下一階段內政外交政策的走向產生重大影響。端傳媒將在10月至11月初刊登「中期選舉前瞻」系列，試圖為讀者整理兩黨在各州的具體選情﹑民調走向﹑親台議員選情等。這篇為前瞻系列的第五篇，將分析自2016年起就困擾了不少民調研究學人的問題－民調還可信嗎？。

（陳嘉銘，選舉研究學者。）

2016年對從事選舉研究的學者來說，是難以忘卻的一年。這一年先有英國的脫歐公投，後有美國的總統大選。這兩場選舉震盪(electoral shocks)自然為學院帶來不少研究契機。前幾年，研究生單是分析脫歐或特朗普勝出後的餘波，就足以交畢業論文。但伴隨這兩場選舉震盪而來的，不僅僅是研究契機，還包括對民調機構的「信心危機」。不少有威望的民調機構在預測這兩場改寫歷史的選舉時出現滑鐵盧，對結果的預測完全錯訣。在往後的日子，不少人都質疑選舉的民調預測，甚至嗤之以鼻。即使來到2022年的美國中期選舉，這些爭議仍未結束。本文希望拆解一些關於民調的迷思，與及淺介民調研究的最新發展。

選舉結果越來越難測？

自英國脫歐公投及特朗普當選總統後，圍繞學界及民間的一大疑惑，無可否定是「民調誤差有否上升？」要回答這疑問，就不得不提2018年在《自然人類行為(Nature Human Behaviour)》刊登的文章〈不同時間和地方的選舉投票誤差〉。文章作者Will Jennings及Christopher Wlezien皆是選舉研究泰斗。他們首先闡述民調誤差的幾個可能，諸如網上民調 (online polling) 的興起、民調回應率下降、傳統社會結構難再規範選民投票意向等等。以上種種原因，皆令坊間認為民調誤差有上升的可能。

但事實是否如此？為回答這個問題，他們收集了1942年至2017年四十五個國家的選舉民調，總共有三萬多個樣本。他們用了好幾種計算民調誤差的方法，其中之一是計算選舉結果跟民調的「絕對誤差」(absolute error)。他們的發現跟坊間的理解恰好相反：民調跟選舉結果的絕對誤差，在過去六七十年並沒有上升趨勢。另一種計算誤差方法，則聚焦在競選期間到投票日的絕對誤差，分析競選期的絕對誤差在過去幾十年有否顯著上升。然而，作者的答案亦是否定的。他們只發現總統制的絕對誤差比國會制大，但這差距亦隨著競選期收窄。

另一篇值得提及的文章，則在《政治科學研究及方法(Political Science Research and Methods)》發表，題為《選舉結果更難以預測了嗎？》，牽頭人物是蒙特利爾大學教授Richard Nadeau。他們用的方法是所謂結構模型 (structural models)：即用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及投票日三個月前的投票意向做變量，預測六個西方國家（澳洲、加拿大、丹麥、德國、英國和美國）從1955年到2017年的選舉結果。儘管Nadeau團隊的方法學跟上一篇文章有別，但研究結果卻是一致：結構模型預測的偏差並沒有隨年度增長。換言之，選舉結果並沒有越來越難估計。

為何民調機構的「信心危機」仍在？

那問題就來了：既然民調的絕對誤差沒有上升趨勢、選舉結果並非越來越難測，那民調機構的「信心危機」為何仍然存在？這大概可歸咎於至三個原因。第一是關於誤差跟選舉制度的關係。值得留意的是，上述兩篇文章所指的「選舉結果」，是指某候選人／黨／選舉聯盟的得票率（vote share）。然而，一般市民關心的「選舉結果」，很多時是哪一個候選人勝出，或是哪個政黨執政。那民調的誤差就多了一重：第一重是民調跟得票率的差距，第二重是民調能否準確預測哪個候選人、政黨、或選項獲勝。就以脫歐公投為例，脫歐選項得票是51.9%，而留歐的得票率為 48.1%，兩個選項相差不足4個百分點。當時民調機構 YouGov在投票日前三天的預測是49.3%（脫歐）對50.8%（留歐），絕對差距大概是5.3個百分點。這個差距在民調歷史上遠遠不是最高的。但正因為公投是用多數決原則，即使得票率的絕對差距相對微小，民調仍難以確定哪個選項能夠獲勝。

第二個原因是民調的方差（variance）上升。回到Jennings及 Wlezien的研究，他們發現選舉結果跟民調的絕對誤差並沒有上升趨勢，但這不代表民調的方差不變。事實上，他們發現自六十年代中，民調的方差確有輕微上揚的情況。須知道絕對誤差，只是計算諸多民調的平均值跟選舉結果的差異。當特定民調結果偏離選舉結果很多，方差自然有所上升。不難想像，若果市民集中留意這些偏離選舉結果相對多的民調，就難免認為民調不可信。

第三是負面偏見（Negativity bias），這跟第二個原因有莫大關聯。負面偏見應用到傳理學上，可指市民傾向聚焦在負面的新聞。當有一兩個民調跟選舉結果差距甚遠，傳媒就容易大書特書這些選舉震盪，因而這些失敗就容易印在市民的腦海。反之，當民調跟選舉結果差距不大，傳媒就沒有太大誘因報導，繼而市民就難以察覺準確的民調。

從反映民意到影響民意

由此可見，民調機構的「信心危機」在將來

不會輕易消失。更為重要的是，從上述討論，我們可看到民調不再單是反映民意，同時亦會影響民意。套個比喻，按傳統的理解，民調的角色理應是上帝視角，務求得知所有人的意志（will of all）。但與此同時，民調的結果卻可以像回力鏢一樣，反過來模塑民意，影響市民對不同政治議題的取態，與及各候選人或政黨的支持。

要理解民調如何影響選民，就不得不提 Jason Roy, Shane P. Singh和 Patrick Fournier合著的新作《民調的力量？(Power of polls?)》。他們在多個民主國家進行問卷實驗，分析民調在哪些情況下模塑選民的投票意向。其中一個研究焦點，是學界爭論已久的「從眾效應」(Bandwagon effect)。所謂的從眾效應，是指民調報導某位候選人遙遙領先，選民就會跟大隊支持這位候選人。但研究結果顯示，從眾效應只在獨立選民(non-partisan)出現，卻不適用在政黨支持者身上。

三位作者在書的標題打了個問號，無疑是詰問民調能多大程度影響人的政治取態和行為。事實上，近年不少研究皆顯示，市民並不會「照單全收」民調，視民調為客觀數字。恰恰相反，民調只是眾多政治資訊的一種。若果市民支持特定政黨，他們的政治取態是會過濾這些資訊。假如民調結果跟政黨支持者的取態相錯，他們就會質疑民調。

民調影響選舉結果真偽？

在筆者讀博期間，老師曾指出研究西方民主選舉有個好處：研究員總可以用實際選舉結果做基準(Benchmark)，甚至視之為真相，繼而用它來衡量民調的偏差。這觀點在學界已是多年的定見。可是，在民主倒退的潮流下，我們可否反過來理解這學術觀點－－即是說，市民視民調為基準，來檢視選舉結果的真偽？
事實上，當政黨支持者是戴著政治有色眼鏡看市面眾多民調，這就會帶出一個有趣的問題：一旦選民支持的候選人落敗，支持者會否訴諸對陣營有利的民調，繼而指控選舉結果造假？回到即將舉行的中期大選，這情況絕非天方夜譚。經過2021年美國國會大廈遭衝擊事件，已有共和黨候選人表示不一定會接受中期大選的選舉結果。若果候選人「輸打贏要」，用有利自己的民調作「證據」去質疑選舉結果，這對民調機構來說必然是另一場重大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