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中期大选前瞻之五：浅谈选举民调－为何大众对民调机构出现“信心危机”？

【编者按】美国2022年度中期选举将于11月8日举行，届时将有35个参议员﹑435个众议员和36个州长席位面临改选。这是拜登上任以来最重大的一次考验，同时也将对美国下一阶段内政外交政策的走向产生重大影响。端传媒将在10月至11月初刊登“中期选举前瞻”系列，试图为读者整理两党在各州的具体选情﹑民调走向﹑亲台议员选情等。这篇为前瞻系列的第五篇，将分析自2016年起就困扰了不少民调研究学人的问题－民调还可信吗？。

（陈嘉铭，选举研究学者。）

2016年对从事选举研究的学者来说，是难以忘却的一年。这一年先有英国的脱欧公投，后有美国的总统大选。这两场选举震荡(electoral shocks)自然为学院带来不少研究契机。前几年，研究生单是分析脱欧或特朗普胜出后的余波，就足以交毕业论文。但伴随这两场选举震荡而来的，不仅仅是研究契机，还包括对民调机构的“信心危机”。不少有威望的民调机构在预测这两场改写历史的选举时出现滑铁卢，对结果的预测完全错诀。在往后的日子，不少人都质疑选举的民调预测，甚至嗤之以鼻。即使来到2022年的美国中期选举，这些争议仍未结束。本文希望拆解一些关于民调的迷思，与及浅介民调研究的最新发展。

选举结果越来越难测？

自英国脱欧公投及特朗普当选总统后，围绕学界及民间的一大疑惑，无可否定是“民调误差有否上升？”要回答这疑问，就不得不提2018年在《自然人类行为(Nature Human Behaviour)》刊登的文章〈不同时间和地方的选举投票误差〉。文章作者Will Jennings及Christopher Wlezien皆是选举研究泰斗。他们首先阐述民调误差的几个可能，诸如网上民调 (online polling) 的兴起、民调回应率下降、传统社会结构难再规范选民投票意向等等。以上种种原因，皆令坊间认为民调误差有上升的可能。

但事实是否如此？为回答这个问题，他们收集了1942年至2017年四十五个国家的选举民调，总共有三万多个样本。他们用了好几种计算民调误差的方法，其中之一是计算选举结果跟民调的“绝对误差”(absolute error)。他们的发现跟坊间的理解恰好相反：民调跟选举结果的绝对误差，在过去六七十年并没有上升趋势。另一种计算误差方法，则聚焦在竞选期间到投票日的绝对误差，分析竞选期的绝对误差在过去几十年有否显著上升。然而，作者的答案亦是否定的。他们只发现总统制的绝对误差比国会制大，但这差距亦随著竞选期收窄。

另一篇值得提及的文章，则在《政治科学研究及方法(Political Science Research and Methods)》发表，题为《选举结果更难以预测了吗？》，牵头人物是蒙特利尔大学教授Richard Nadeau。他们用的方法是所谓结构模型 (structural models)：即用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及投票日三个月前的投票意向做变量，预测六个西方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丹麦、德国、英国和美国）从1955年到2017年的选举结果。尽管Nadeau团队的方法学跟上一篇文章有别，但研究结果却是一致：结构模型预测的偏差并没有随年度增长。换言之，选举结果并没有越来越难估计。

为何民调机构的“信心危机”仍在？

那问题就来了：既然民调的绝对误差没有上升趋势、选举结果并非越来越难测，那民调机构的“信心危机”为何仍然存在？这大概可归咎于至三个原因。第一是关于误差跟选举制度的关系。值得留意的是，上述两篇文章所指的“选举结果”，是指某候选人／党／选举联盟的得票率（vote share）。然而，一般市民关心的“选举结果”，很多时是哪一个候选人胜出，或是哪个政党执政。那民调的误差就多了一重：第一重是民调跟得票率的差距，第二重是民调能否准确预测哪个候选人、政党、或选项获胜。就以脱欧公投为例，脱欧选项得票是51.9%，而留欧的得票率为 48.1%，两个选项相差不足4个百分点。当时民调机构 YouGov在投票日前三天的预测是49.3%（脱欧）对50.8%（留欧），绝对差距大概是5.3个百分点。这个差距在民调历史上远远不是最高的。但正因为公投是用多数决原则，即使得票率的绝对差距相对微小，民调仍难以确定哪个选项能够获胜。

第二个原因是民调的方差（variance）上升。回到Jennings及 Wlezien的研究，他们发现选举结果跟民调的绝对误差并没有上升趋势，但这不代表民调的方差不变。事实上，他们发现自六十年代中，民调的方差确有轻微上扬的情况。须知道绝对误差，只是计算诸多民调的平均值跟选举结果的差异。当特定民调结果偏离选举结果很多，方差自然有所上升。不难想像，若果市民集中留意这些偏离选举结果相对多的民调，就难免认为民调不可信。

第三是负面偏见（Negativity bias），这跟第二个原因有莫大关联。负面偏见应用到传理学上，可指市民倾向聚焦在负面的新闻。当有一两个民调跟选举结果差距甚远，传媒就容易大书特书这些选举震荡，因而这些失败就容易印在市民的脑海。反之，当民调跟选举结果差距不大，传媒就没有太大诱因报导，继而市民就难以察觉准确的民调。

从反映民意到影响民意

由此可见，民调机构的“信心危机”在将来不会轻易消失。更为重要的是，从上述讨论，我们可看到民调不再单是反映民意，同时亦会影响民意。套个比喻，按传统的理解，民调的角色理应是上帝视角，务求得知所有人的意志（will of all）。但与此同时，民调的结果却可以像回力镖一样，反过来模塑民意，影响市民对不同政治议题的取态，与及各候选人或政党的支持。

要理解民调如何影响选民，就不得不提 Jason Roy, Shane P. Singh和 Patrick Fournier合著的新作《民调的力量？(Power of polls?)》。他们在多个民主国家进行问卷实验，分析民调在哪些情况下模塑选民的投票意向。其中一个研究焦点，是学界争论已久的“从众效应”(Bandwagon effect)。所谓的从众效应，是指民调报导某位候选人遥遥领先，选民就会跟大队支持这位候选人。但研究结果显示，从众效应只在独立选民(non-partisan)出现，却不适用在政党支持者身上。

三位作者在书的标题打了个问号，无疑是诘问民调能多大程度影响人的政治取态和行为。事实上，近年不少研究皆显示，市民并不会“照单全收”民调，视民调为客观数字。恰恰相反，民调只是众多政治资讯的一种。若果市民支持特定政党，他们的政治取态是会过滤这些资讯。假如民调结果跟政党支持者的取态相错，他们就会质疑民调。

民调影响选举结果真伪？

在笔者读博期间，老师曾指出研究西方民主选举有个好处：研究员总可以用实际选举结果做基准(Benchmark)，甚至视之为真相，继而用它来衡量民调的偏差。这观点在学界已是多年的定见。可是，在民主倒退的潮流下，我们可否反过来理解这学术观点－－即是说，市民视民调为基准，来检视选举结果的真伪？
事实上，当政党支持者是戴著政治有色眼镜看市面众多民调，这就会带出一个有趣的问题：一旦选民支持的候选人落败，支持者会否诉诸对阵营有利的民调，继而指控选举结果造假？回到即将举行的中期大选，这情况绝非天方夜谭。经过2021年美国国会大厦遭冲击事件，已有共和党候选人表示不一定会接受中期大选的选举结果。若果候选人“输打赢要”，用有利自己的民调作“证据”去质疑选举结果，这对民调机构来说必然是另一场重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