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趙子朋第一次一個人在北京過年。春節起，北京所有小區都需憑紙質出入證進出。他每週出門採買一次物資，戴着當時幾度脫銷的N95口罩，在超市跟每個人保持距離，結完賬匆忙離開。乘坐地鐵，不敢碰座椅，不敢扶把手，讓自己整個人和外物隔離。每次外出歸來的當晚，趙子朋會焦慮失眠，擔心自己被感染，第二天發現自己沒有發燒或者其他不適的症狀，才能鬆口氣。

那時，沒人能預料到，防疫政策和工具會經由健康碼和核酸常態化的發明，如今天那樣嵌入人們的生活。

2022年9月下旬，內蒙古赤峰一個小區響起了爆裂的鞭炮聲，聲響令人產生過年的錯覺。王芳望向身旁熟睡的兩個女兒，幾個月前丈夫前往省會打工後，兩個上小學的女兒喜歡跟媽媽擠在大床上。

王芳不知道爲什麼有人突然點燃鞭炮，聽着窗外的聲響，20多分鐘後她也睡了。第二天一早，女兒驚喜地發現小區的大鐵門開了，不用再走一旁的側門。原來，當地政府昨夜宣布9月21日凌晨起，解除主城區的靜默狀態，恢復正常生產生活秩序。但王芳看到，街上還是靜悄悄的。

內蒙古是今年下半年以來，大陸疫情的「重災區」之一。靜默的近一個月裏，四線城市赤峰的夜晚，亮着的多數只有路燈。除了陽光，白日跟黑夜沒有太大差別，人們困在家裏，街上無人，店面關張。

解封的自由並沒有持續多久。10月3日，赤峰再一次靜默，直至15日鞭炮聲才再次響起。晚上9點多，此起彼伏的鞭炮聲在小區迴盪。王芳家的窗戶被小區附近那家洗浴中心的煙火照得發亮。裝修早已完工的這家洗浴中心，在慶祝終於可以開業了。

3月、5月、9月和10月，赤峰這一年已經長長短短實施了4次靜默。

被封在家裏，王芳最擔心的是兩個孩子的精神狀態和學業成績。10歲的大女兒這樣描述自己被封在家裏的感受：「就像一隻鳥不能飛，一直待在巢裏。」7歲的妹妹則覺得，只要跟姐姐和媽媽在一起，自己就是快樂的。爲了讓兩個孩子有一些活動時間，王芳利用每次下樓排隊核酸排隊的間隙，在小區空地跟他們一起做做運動。但每次不過十來分鐘，就會被社區工作人員喊着催上樓。

網課讓家庭成爲戰場。今年剛上一年級的二女兒要上網課，王芳丈夫新買了一部手機寄回家裏，憑添一筆額外開銷。家裏適合上課的空間有限，除了僅有的一張書桌，就只有飯桌，都在客廳。姐妹倆的上課時間基本重合，老師又要求能在鏡頭裏看到孩子「小手放好」。王芳只能把兩部手機的音量都調低一點。「只能相互遷就着點。家裏條件就是這樣，不可能給她們創造一個安靜空間。就算有，我也得看着她們（學習）。」

同爲母親的付麗，發現疫情已經不可避免地影響了二女兒的性格。跟哥哥相比，二女兒內向膽怯許多。武漢疫情爆發前三個月，孩子出生，到今年馬上滿三歲。三年間，付麗和丈夫只帶她和哥哥回過一次潮汕老家。離開深圳市，仍在廣東省，這是他們認爲最遠的安全距離。

但她無能爲力。在小區這個孩子最常去的地方，付麗也會保持警惕。發現女兒玩伴的家長沒戴口罩，付麗會藉口把女兒支開，不願孩子們玩在一塊兒。「同一個小區樓下跟其他小朋友一起玩，家長都不敢讓孩子太接近。」在付麗家，她要求所有人出門必須戴口罩。「現在不戴口罩出門，就像少了件東西，怪怪的。」

被衝垮的生計

頻繁的封控讓王芳的神經緊繃。王芳在一所特殊學校擔任教師，這份收入對王芳一家來說很重要。靜默期間，爲了兼顧工作和家務，她常常感到分身乏術。

10月封控前，學校新招聘了一位在王芳看來能力出衆、經驗豐富的老師。封控快要結束時，新老師沒出現在線上會議裏。王芳從校長那得知，因爲疫情耽誤招生，學校無力承擔新老師的費用，她被辭退了。現在，王芳不得不更加緊張這份工作。

付麗和老公的生意也陷入了困境。深圳水貝國際珠寶交易中心是中國交易量最大的珠寶交易市場，有「中國珠寶看深圳，深圳珠寶看水貝」之譽。付麗和丈夫在水貝做了8年珠寶批發生意，過去她從沒見過水貝珠寶店鋪大量空置。

「空置店鋪非常多，以前需要轉讓費才能讓出來一間空鋪，現在降價了也沒人願意來。」因爲沒客流。付麗說，水貝市場以批發爲主，靠的是外地來水貝進貨的珠寶經營者。2021年商場中位置不太好的櫃檯店面，一平方米轉讓費也要16萬元，到了2022年一路下跌至現在的10萬元左右。轉讓費僅一兩萬元的普通位置店鋪更是無人問津。

生意是慢慢變差的。疫情爆發後，線下實體店受到重創，加上各地防疫政策壁壘，跨省流動受到嚴格限制。依賴線上業務，付麗的珠寶生意才看到生機。2020年是近三年生意最好的一年，付麗回憶，那一年營業額還能跟2019年持平。但從2021年開始，尤其是今年，生意越來越差。離2022年結束只有兩個多月，店鋪一年的營業額還不及2019年的三成。

付麗家的線上業務主要通過微信聯繫，幾乎都是老客戶。她說，從2020年開始就基本沒有新客戶了。因爲疫情，全國各地的老客戶拿貨數量也大不如前。爲了拓展銷售渠道，付麗也嘗試請人運營抖音、小紅書的賬號，但效果不佳。「2020年大家有點報復性消費，但誰也沒想到疫情和防疫持續到今天。」付麗說。

「2020年封控在家，對飾品有需求的人還是很多。但珠寶黃金畢竟不是剛需，後來失業的人越來越多，生意也做不下去了，大家都有經濟危機，不敢隨便亂花錢了。」依靠往年積累的客戶資源，付麗一家仍能維持正常生計。這兩年看到不少同行轉行，付麗動過心思但顧慮重重，「現在經濟形勢不好，其他行業也不是說轉就能轉，大家都很難。」

在重慶上大學，即將畢業的李詩詩，出國留學的計劃也差一點被疫情阻斷。父親的工作需要全國各地出差，因爲防疫，項目越來越難順利推進，收入也大幅縮水。母親在湖南長沙一家中小企業上班，今年降了薪水，公司也和其他公司一樣着手裁員，甚至面臨倒閉風險。

因爲家裏的經濟條件每況愈下，父母不再支持她出國讀書，母親勸她「能不能就別讀了」。最後，父母讓步決定賣房籌資，但這套「地段不錯」的房子有價無市。

已經大學畢業9年的趙子朋，早已察覺到寒意。2021年9月入職現在的這份運營工作之前，他已經待業半年。上一家公司因爲業務調整裁員，趙子朋拿到一筆還算不錯的賠償金後，在2021年3月離職。他原本計劃，休息一段時間後再找新工作。但沒想到往年的「金三銀四」（注：中國大陸每年三四月是求職招聘的高峰期）消失了。好幾次進入最後一輪面試，甚至反饋甚好的公司，最後都杳無音訊。

趙子朋現在這份工作也岌岌可危。他加入的數字化業務部門原本被公司期待能帶來新的業務增長，但事與願違，招兵買馬一年多就不得不大規模裁員，被視爲棄子。他所在部門原有近40人，裁員後不足20人。爲了節省辦公成本，剩下的員工被要求搬到位於北京遠郊縣的總部辦公室。從趙子朋租住的小區搭乘公交、地鐵到總部，單程兩個半小時。趙子朋以爲其他同事會因爲距離主動辭職，沒想到大家都表示同意。「現在工作有多難找，你知道嗎？」

上午8點30分打卡，晚上10點踏入家門，每天5個小時的通勤時間耗盡了趙子朋的精力。最近，他終於決定搬到總部所在的郊區，即使自己的名字可能今天或明天就出現在裁員名單上。「顧不了那麼多了，距離打敗一切。馬上又有人離職了，會更少人。」

也有好消息，上個月趙子朋通過了健康管理師資格證考試。他想提高自己的競爭力，同時還在準備另一個資格證考試，想通過這些考試穩定自己的狀態。同部門98、99年出生的年輕同事，有人一邊工作一邊準備家鄉的公務員考試。「大家都需要活下去。現在逼迫年輕人逐漸意識到，老一輩讓考事業單位公務員是對的。爲啥看重『鐵飯碗』，因爲現在其他飯碗太容易碎了。」

暴力的核酸常態化

爲了維持最基本的生活和生計，人們不情願地服從於核酸常態化的暴力之下。

在北上廣深四座一線城市中，深圳是最早執行、也是最嚴執行核酸檢測常態化的城市，核酸陰性的時限要求從72小時甚至縮短至24小時。付麗的小區和深圳其他小區一樣，對本社區居民實行刷身份證、白名單准入的管控，即非小區門禁系統錄入的居民，和已錄入但核酸超時的居民不能進入小區。

9月底的一天早上，付麗去小區門口取快遞，返回時卻掃不開門禁，因爲核酸檢測結果超過了48小時。好在當時管控較爲寬鬆，她被門衛放行。

如今，路過核酸檢測亭就去排隊檢測，已經成爲付麗一家的「生存智慧」。「有備無患。核酸已經成了跟一日三餐一樣重要的事情了。你怕有啥急事，一定要保持24小時核酸（陰性），不然很多地方去不了。」

從重慶返回湖南長沙的途中，李詩詩就因忘做核酸被賦黃碼（注：黃碼是嚴重程度僅次於紅碼的一種防疫級別）。9月5日，李詩詩在重慶參加完雅思考試後回到長沙，按照當地防疫要求，她需要三天兩檢。李詩詩落地後在機場排長隊完成了第一次核酸檢測。隔天因爲上課，等李詩詩想起來，家附近的核酸檢測點已經關門。她計劃第二天下午沒課時再去，也就是返回長沙的第三天。

臨近中午，李詩詩接連收到五通電話，來電者之間彼此似乎沒有任何溝通，他們重複着基本一樣的問題，要求她立刻去做核酸。等她回過神來檢查自己的健康碼，已經由綠變黃。李詩詩被提醒，只能乘坐私家車到指定醫院做核酸檢測，不能乘坐公共交通。陰性檢測結果出來後，李詩詩的健康碼才恢復了綠色。而在重慶登機之前，她已經有48小時核酸陰性結果。

讓李詩詩更憤怒的是，在家期間，父母也會不斷提醒她去做核酸，好像做了才安心。「全民核酸弄一兩回就夠了，每天都來或者經常這麼做，甚至是長沙這種無病例地區也這麼做，我不知道到底想幹什麼。」

即使有核酸陰性證明，身在北京的趙子朋也回不去老家黑龍江佳木斯。趙子朋原計劃今年國慶假期回家看望母親。但9月底佳木斯突然宣布靜默，一直持續至今。媽媽告訴他，自己可以在小區裏活動，每戶有一個小時時間外出採買物資。如果在佳木斯市內跨區流動，則需要隔離三天。她的一位鄰居，從兒子家前往居住在另一個區的女兒家就被居家隔離了三天。

十分荒誕，但趙子朋並不驚訝。過去兩年，佳木斯的防疫政策一直很極端。去年春節前後，他被老家社區告知不論從哪兒來、不論出發地是否有確診病例，只要是外地返回，一律集中隔離14天。今年國慶假期前，進出京高鐵、航班被「刻意」控票；假期臨結束時，返京居民健康寶被隨機彈窗限制返京。爲了減少進出京的麻煩，趙子朋像大多數常住北京的人們一樣，「就地過節」。

到今年，他已經快3年沒見到獨居的母親。

二十大是藉口還是窗口？

和多數人一樣，趙子朋原以爲2022年清零政策會逐漸退出。行至10月，他無奈地感嘆：「現在來看，不知道是疫情先過去，還是整個社會好的（東西）先過去。」在老家鐵路系統宣傳部門工作的同學告訴他，現在宣傳口徑已經從突出爲人民做了什麼事情，變成了爲了疫情做了什麼事情，「每天都在歌功頌德。」

10月13日，在中共二十大召開前三天，中國國家衛健委疫情應對處置工作領導小組專家組組長梁萬年再次表態：中國具備「動態清零」的條件和「動態清零」的能力……因爲國家有強大組織動員能力，有制度優勢，中國老百姓有利他主義、集體主義精神……中國衛生健康系統相應的防控和救治能力得到了錘鍊，有強大的基礎。

事實是，被疫情劫持三年的醫療系統和基層公務員系統，已經被嚴重透支。

在一家省會城市頂級醫院工作的護士告訴端傳媒，她所在醫院今年的離職人員特別多。這名護士曾在武漢疫情爆發時支援當地重症監護室，並被多次派出支援疫情爆發後緊急進行全員核酸的城市。「我知道的一個病區走了6個護士。每個月每個星期都有人辭職，不僅是護士，也有醫生，甚至行政人員。」據她所知，有護士離職後去社會面的核酸檢測點擔任檢測員，因爲壓力小、賺錢多。而她自己，隨着科室收入下降，工資和獎金也逐年減少。

各地社區層面的基層防疫，多由各級公務員抽調組成。西北省份一名基層衛生官員說：「人員流失在很多基層已經出現了。如果再繼續這樣防疫，基層系統將會癱瘓和崩塌。現在被折騰最多的就是體制內的幹部、職工。」

「像是跳入一個慣性裏出不來了。」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全球健康高級研究員、西東大學（Seton Hall University）外交與國際關係學院教授黃嚴忠這樣描述中國的防疫處境：強調病毒的危險性和已經取得的成果，就要不惜一切代價清零。但越是清零，中國與全球的免疫鴻溝就會繼續存在；國內外免疫鴻溝繼續存在，就意味着必須繼續清零 。「（中國）還是面臨一個長痛短痛的問題。不願意忍受短痛，那麼就是長痛綿綿無絕期了。」

在黃嚴忠看來，中國已經具備比此前更多的條件來調整防疫政策。比如，Omicron病死率已經顯著下降；中國國內全人群疫苗接種率已經達到90%左右；感染者絕大多數爲輕症和無症狀。通過一系列公共政策干預，病毒風險可以降得更低，其成本比清零更小。他說：「中國本身的國家能力這麼強，所以它能夠堅持快三年，這已經是一個很大的『成就』了。但是不是還要這樣繼續，如果病毒一直不走，能挺多久，特別是對經濟的影響，對社會的影響。這就是要權衡的問題。」

黃嚴忠認爲，中共二十大召開也許爲中國的防疫政策調整提供了一個新的窗口。「問題不在於是否調整，而是怎麼調整。我傾向於它會漸進式地放開。但我也只能說它提供了一個改變的政治窗口，會不會有大的改變，怎樣改變？我現在沒有答案。能夠做的一個邏輯推斷是，如果一直不惜代價堅持動態清零，最終導致的結果，可能會是經濟崩潰。」

尾聲

現在，趙子朋還保持着隨身攜帶免洗消毒液的習慣。但他早已不再害怕病毒。不論是從官方媒體還是自媒體博主，趙子朋看到的都是病毒幾經變異，毒力早已不如從前的信息。「不再像剛開始『我要弄死你』的狀態，而是『我要跟你持久共生』了」。然而，防疫政策卻未見任何改變，「我們的生活還是極其受影響」。

過去兩年，趙子朋時常處於焦慮狀態，偶爾享受一刻坐在窗前看着樓下行人發呆的閒適。「現在即使我安靜地待在家裏，大腦還是在不停地胡思亂想，總是在思考一些事情，總是在擔心一些事情。」

曾對防疫冷感的李詩詩，形容自己像從一個懵懂小白的狀態中醒了過來。去年，李詩詩忙於學業，8月卸載微博後，她甚至覺得「疫情好像結束了」。直到2022年4月上海疫情爆發，跟她合作一個項目的上海同學被封控。李詩詩記得，那位男同學開始還有吃有喝，但漸漸憔悴起來，頭髮和鬍子越來越長。「上海當時那麼瘋狂和變態，我是非常後知後覺的。」

回到家鄉長沙後，父母不再掩飾家中的窘況，她才看清，防疫是如此深刻地左右着所有人的生活。她感到難過與憤怒。

一個月前發生轉運大巴側翻事故的貴陽，在國慶假期前解除了靜默狀態。核酸檢測頻次從解封時的一天一次，到兩天一次、三天一次，慢慢放鬆至現在的五天一次。

與側翻事故殞命的27名居民所在小區向陽大院僅一街之隔的艾託，每天通勤路過時，她感覺，好像一切如常。10月15日夜間，距離艾託不遠的白雲區又新增了3例確診感染者。艾託說，結果公布當天，白雲區開始了新一輪的靜默。第二天，市民們又討論起了搶菜囤貨。

端傳媒實習記者Nancy對此文亦有貢獻

應受訪者要求，除黃嚴忠外均爲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