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大下的中国防疫：静默之下，“体谅”正被“愤怒”取代

封城常态化成为中国当下防疫的新特点。但官方绝口不提封城，而是代之以静态管理/静默管控这一温和的新说辞。

进入2022年下半年，特别是在中共二十大召开前的9月，中国大陆不少城市因疫情进入静态管理。据端传媒统计，“十一”国庆假期前一个月，大陆至少有13省总计24城宣布实施、延长或者解除静态管理。静态管理少则一天，多则数月，全中国的人似乎都加入了一场“一二三木头人”的游戏。

根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信息，截至10月14日，中国大陆新增（境外输入和本土感染）Covid-19感染者1294人，涉及31个省份中的28个。在下半年以来的新一轮疫情中，新疆、内蒙古、西藏等省份因感染人数增长迅速、封控时间超出期限、各项配套不足成为新的疫情与舆论风暴眼。

经历过年初封城和两次静默的深圳居民、个体经营者付丽告诉端传媒：“感觉政府现在就把封城当成一件不是事的事，当成一种可以常态使用的手段，不管对人们的生活或工作会有什么影响。”她曾经十分认可中国此前的防疫措施，但现在，她说，“大部分人跟我的心态转变差不多，大家都反对这样的过度防疫。”

端传媒与中国9个不同省份、不同职业的人们交谈，试图了解大陆公众在新一轮疫情管控下的真实心态。我们发现，表面“静默”之下，越来越多人意识到，清零政策已经严重侵犯普通人的正常生活，曾经认为政府是在保护民众而配合和体谅防疫的心情，正在转变为无法原谅的愤怒。

静默下的人们

视频中的母亲，白发和皱纹都增加了不少，和赵子朋记忆中的不太一样。虽然人生有许多个三年，但被疫情和清零掌控的这三年，在赵子朋的感受里，是被夺走的三年。

今年中秋节假期，母亲在电话里提及家中一位长辈突发心梗在中秋节当晚去世了，“坐在那儿摘菜，一起身就倒过去了，再也没有醒来。”

上一次见到这位突然离世的长辈，是在2019年12月18日姥姥的葬礼上。葬礼结束后，赵子朋匆匆赶回北京。不久便是2020年春节，彼时被称为不明原因肺炎的Covid-19在武汉爆发，此后蔓延至全国多地。

那是赵子朋第一次一个人在北京过年。春节起，北京所有小区都需凭纸质出入证进出。他每周出门采买一次物资，戴着当时几度脱销的N95口罩，在超市跟每个人保持距离，结完账匆忙离开。乘坐地铁，不敢碰座椅，不敢扶把手，让自己整个人和外物隔离。每次外出归来的当晚，赵子朋会焦虑失眠，担心自己被感染，第二天发现自己没有发烧或者其他不适的症状，才能松口气。

那时，没人能预料到，防疫政策和工具会经由健康码和核酸常态化的发明，如今天那样嵌入人们的生活。

2022年9月下旬，内蒙古赤峰一个小区响起了爆裂的鞭炮声，声响令人产生过年的错觉。王芳望向身旁熟睡的两个女儿，几个月前丈夫前往省会打工后，两个上小学的女儿喜欢跟妈妈挤在大床上。

王芳不知道为什么有人突然点燃鞭炮，听着窗外的声响，20多分钟后她也睡了。第二天一早，女儿惊喜地发现小区的大铁门开了，不用再走一旁的侧门。原来，当地政府昨夜宣布9月21日凌晨起，解除主城区的静默状态，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但王芳看到，街上还是静悄悄的。

内蒙古是今年下半年以来，大陆疫情的“重灾区”之一。静默的近一个月里，四线城市赤峰的夜晚，亮着的多数只有路灯。除了阳光，白日跟黑夜没有太大差别，人们困在家里，街上无人，店面关张。

解封的自由并没有持续多久。10月3日，赤峰再一次静默，直至15日鞭炮声才再次响起。晚上9点多，此起彼伏的鞭炮声在小区回荡。王芳家的窗户被小区附近那家洗浴中心的烟火照得发亮。装修早已完工的这家洗浴中心，在庆祝终于可以开业了。

3月、5月、9月和10月，赤峰这一年已经长长短短实施了4次静默。

被封在家里，王芳最担心的是两个孩子的精神状态和学业成绩。10岁的大女儿这样描述自己被封在家里的感受：“就像一只鸟不能飞，一直待在巢里。”7岁的妹妹则觉得，只要跟姐姐和妈妈在一起，自己就是快乐的。为了让两个孩子有一些活动时间，王芳利用每次下楼排队核酸排队的间隙，在小区空地跟他们一起做做运动。但每次不过十来分钟，就会被社区工作人员喊着催上楼。

网课让家庭成为战场。今年刚上一年级的二女儿要上网课，王芳丈夫新买了一部手机寄回家里，凭添一笔额外开销。家里适合上课的空间有限，除了仅有的一张书桌，就只有饭桌，都在客厅。姐妹俩的上课时间基本重合，老师又要求能在镜头里看到孩子“小手放好”。王芳只能把两部手机的音量都调低一点。“只能相互迁就着点。家里条件就是这样，不可能给她们创造一个安静空间。就算有，我也得看着她们（学习）。”

同为母亲的付丽，发现疫情已经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二女儿的性格。跟哥哥相比，二女儿内向胆怯许多。武汉疫情爆发前三个月，孩子出生，到今年马上满三岁。三年间，付丽和丈夫只带她和哥哥回过一次潮汕老家。离开深圳市，仍在广东省，这是他们认为最远的安全距离。

但她无能为力。在小区这个孩子最常去的地方，付丽也会保持警惕。发现女儿玩伴的家长没戴口罩，付丽会借口把女儿支开，不愿孩子们玩在一块儿。“同一个小区楼下跟其他小朋友一起玩，家长都不敢让孩子太接近。”在付丽家，她要求所有人出门必须戴口罩。“现在不戴口罩出门，就像少了件东西，怪怪的。”

被冲垮的生计

频繁的封控让王芳的神经紧绷。王芳在一所特殊学校担任教师，这份收入对王芳一家来说很重要。静默期间，为了兼顾工作和家务，她常常感到分身乏术。

10月封控前，学校新招聘了一位在王芳看来能力出众、经验丰富的老师。封控快要结束时，新老师没出现在线上会议里。王芳从校长那得知，因为疫情耽误招生，学校无力承担新老师的费用，她被辞退了。现在，王芳不得不更加紧张这份工作。

付丽和老公的生意也陷入了困境。深圳水贝国际珠宝交易中心是中国交易量最大的珠宝交易市场，有“中国珠宝看深圳，深圳珠宝看水贝”之誉。付丽和丈夫在水贝做了8年珠宝批发生意，过去她从没见过水贝珠宝店铺大量空置。

“空置店铺非常多，以前需要转让费才能让出来一间空铺，现在降价了也没人愿意来。”因为没客流。付丽说，水贝市场以批发为主，靠的是外地来水贝进货的珠宝经营者。2021年商场中位置不太好的柜台店面，一平方米转让费也要16万元，到了2022年一路下跌至现在的10万元左右。转让费仅一两万元的普通位置店铺更是无人问津。

生意是慢慢变差的。疫情爆发后，线下实体店受到重创，加上各地防疫政策壁垒，跨省流动受到严格限制。依赖线上业务，付丽的珠宝生意才看到生机。2020年是近三年生意最好的一年，付丽回忆，那一年营业额还能跟2019年持平。但从2021年开始，尤其是今年，生意越来越差。离2022年结束只有两个多月，店铺一年的营业额还不及2019年的三成。

付丽家的线上业务主要通过微信联系，几乎都是老客户。她说，从2020年开始就基本没有新客户了。因为疫情，全国各地的老客户拿货数量也大不如前。为了拓展销售渠道，付丽也尝试请人运营抖音、小红书的账号，但效果不佳。“2020年大家有点报复性消费，但谁也没想到疫情和防疫持续到今天。”付丽说。

“2020年封控在家，对饰品有需求的人还是很多。但珠宝黄金毕竟不是刚需，后来失业的人越来越多，生意也做不下去了，大家都有经济危机，不敢随便乱花钱了。”依靠往年积累的客户资源，付丽一家仍能维持正常生计。这两年看到不少同行转行，付丽动过心思但顾虑重重，“现在经济形势不好，其他行业也不是说转就能转，大家都很难。”

在重庆上大学，即将毕业的李诗诗，出国留学的计划也差一点被疫情阻断。父亲的工作需要全国各地出差，因为防疫，项目越来越难顺利推进，收入也大幅缩水。母亲在湖南长沙一家中小企业上班，今年降了薪水，公司也和其他公司一样着手裁员，甚至面临倒闭风险。

因为家里的经济条件每况愈下，父母不再支持她出国读书，母亲劝她“能不能就别读了”。最后，父母让步决定卖房筹资，但这套“地段不错”的房子有价无市。

已经大学毕业9年的赵子朋，早已察觉到寒意。2021年9月入职现在的这份运营工作之前，他已经待业半年。上一家公司因为业务调整裁员，赵子朋拿到一笔还算不错的赔偿金后，在2021年3月离职。他原本计划，休息一段时间后再找新工作。但没想到往年的“金三银四”（注：中国大陆每年三四月是求职招聘的高峰期）消失了。好几次进入最后一轮面试，甚至反馈甚好的公司，最后都杳无音讯。

赵子朋现在这份工作也岌岌可危。他加入的数字化业务部门原本被公司期待能带来新的业务增长，但事与愿违，招兵买马一年多就不得不大规模裁员，被视为弃子。他所在部门原有近40人，裁员后不足20人。为了节省办公成本，剩下的员工被要求搬到位于北京远郊县的总部办公室。从赵子朋租住的小区搭乘公交、地铁到总部，单程两个半小时。赵子朋以为其他同事会因为距离主动辞职，没想到大家都表示同意。“现在工作有多难找，你知道吗？”

上午8点30分打卡，晚上10点踏入家门，每天5个小时的通勤时间耗尽了赵子朋的精力。最近，他终于决定搬到总部所在的郊区，即使自己的名字可能今天或明天就出现在裁员名单上。“顾不了那么多了，距离打败一切。马上又有人离职了，会更少人。”

也有好消息，上个月赵子朋通过了健康管理师资格证考试。他想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同时还在准备另一个资格证考试，想通过这些考试稳定自己的状态。同部门98、99年出生的年轻同事，有人一边工作一边准备家乡的公务员考试。“大家都需要活下去。现在逼迫年轻人逐渐意识到，老一辈让考事业单位公务员是对的。为啥看重‘铁饭碗’，因为现在其他饭碗太容易碎了。”

暴力的核酸常态化

为了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和生计，人们不情愿地服从于核酸常态化的暴力之下。

在北上广深四座一线城市中，深圳是最早执行、也是最严执行核酸检测常态化的城市，核酸阴性的时限要求从72小时甚至缩短至24小时。付丽的小区和深圳其他小区一样，对本社区居民实行刷身份证、白名单准入的管控，即非小区门禁系统录入的居民，和已录入但核酸超时的居民不能进入小区。

9月底的一天早上，付丽去小区门口取快递，返回时却扫不开门禁，因为核酸检测结果超过了48小时。好在当时管控较为宽松，她被门卫放行。

如今，路过核酸检测亭就去排队检测，已经成为付丽一家的“生存智慧”。“有备无患。核酸已经成了跟一日三餐一样重要的事情了。你怕有啥急事，一定要保持24小时核酸（阴性），不然很多地方去不了。”

从重庆返回湖南长沙的途中，李诗诗就因忘做核酸被赋黄码（注：黄码是严重程度仅次于红码的一种防疫级别）。9月5日，李诗诗在重庆参加完雅思考试后回到长沙，按照当地防疫要求，她需要三天两检。李诗诗落地后在机场排长队完成了第一次核酸检测。隔天因为上课，等李诗诗想起来，家附近的核酸检测点已经关门。她计划第二天下午没课时再去，也就是返回长沙的第三天。

临近中午，李诗诗接连收到五通电话，来电者之间彼此似乎没有任何沟通，他们重复着基本一样的问题，要求她立刻去做核酸。等她回过神来检查自己的健康码，已经由绿变黄。李诗诗被提醒，只能乘坐私家车到指定医院做核酸检测，不能乘坐公共交通。阴性检测结果出来后，李诗诗的健康码才恢复了绿色。而在重庆登机之前，她已经有48小时核酸阴性结果。

让李诗诗更愤怒的是，在家期间，父母也会不断提醒她去做核酸，好像做了才安心。“全民核酸弄一两回就够了，每天都来或者经常这么做，甚至是长沙这种无病例地区也这么做，我不知道到底想干什么。”

即使有核酸阴性证明，身在北京的赵子朋也回不去老家黑龙江佳木斯。赵子朋原计划今年国庆假期回家看望母亲。但9月底佳木斯突然宣布静默，一直持续至今。妈妈告诉他，自己可以在小区里活动，每户有一个小时时间外出采买物资。如果在佳木斯市内跨区流动，则需要隔离三天。她的一位邻居，从儿子家前往居住在另一个区的女儿家就被居家隔离了三天。

十分荒诞，但赵子朋并不惊讶。过去两年，佳木斯的防疫政策一直很极端。去年春节前后，他被老家社区告知不论从哪儿来、不论出发地是否有确诊病例，只要是外地返回，一律集中隔离14天。今年国庆假期前，进出京高铁、航班被“刻意”控票；假期临结束时，返京居民健康宝被随机弹窗限制返京。为了减少进出京的麻烦，赵子朋像大多数常住北京的人们一样，“就地过节”。

到今年，他已经快3年没见到独居的母亲。

二十大是借口还是窗口？

和多数人一样，赵子朋原以为2022年清零政策会逐渐退出。行至10月，他无奈地感叹：“现在来看，不知道是疫情先过去，还是整个社会好的（东西）先过去。”在老家铁路系统宣传部门工作的同学告诉他，现在宣传口径已经从突出为人民做了什么事情，变成了为了疫情做了什么事情，“每天都在歌功颂德。”

10月13日，在中共二十大召开前三天，中国国家卫健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再次表态：中国具备“动态清零”的条件和“动态清零”的能力……因为国家有强大组织动员能力，有制度优势，中国老百姓有利他主义、集体主义精神……中国卫生健康系统相应的防控和救治能力得到了锤炼，有强大的基础。

事实是，被疫情劫持三年的医疗系统和基层公务员系统，已经被严重透支。

在一家省会城市顶级医院工作的护士告诉端传媒，她所在医院今年的离职人员特别多。这名护士曾在武汉疫情爆发时支援当地重症监护室，并被多次派出支援疫情爆发后紧急进行全员核酸的城市。“我知道的一个病区走了6个护士。每个月每个星期都有人辞职，不仅是护士，也有医生，甚至行政人员。”据她所知，有护士离职后去社会面的核酸检测点担任检测员，因为压力小、赚钱多。而她自己，随着科室收入下降，工资和奖金也逐年减少。

各地社区层面的基层防疫，多由各级公务员抽调组成。西北省份一名基层卫生官员说：“人员流失在很多基层已经出现了。如果再继续这样防疫，基层系统将会瘫痪和崩塌。现在被折腾最多的就是体制内的干部、职工。”

“像是跳入一个惯性里出不来了。”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健康高级研究员、西东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黄严忠这样描述中国的防疫处境：强调病毒的危险性和已经取得的成果，就要不惜一切代价清零。但越是清零，中国与全球的免疫鸿沟就会继续存在；国内外免疫鸿沟继续存在，就意味着必须继续清零 。“（中国）还是面临一个长痛短痛的问题。不愿意忍受短痛，那么就是长痛绵绵无绝期了。”

在黄严忠看来，中国已经具备比此前更多的条件来调整防疫政策。比如，Omicron病死率已经显著下降；中国国内全人群疫苗接种率已经达到90%左右；感染者绝大多数为轻症和无症状。通过一系列公共政策干预，病毒风险可以降得更低，其成本比清零更小。他说：“中国本身的国家能力这么强，所以它能够坚持快三年，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成就’了。但是不是还要这样继续，如果病毒一直不走，能挺多久，特别是对经济的影响，对社会的影响。这就是要权衡的问题。”

黄严忠认为，中共二十大召开也许为中国的防疫政策调整提供了一个新的窗口。“问题不在于是否调整，而是怎么调整。我倾向于它会渐进式地放开。但我也只能说它提供了一个改变的政治窗口，会不会有大的改变？怎样改变？我现在没有答案。能够做的一个逻辑推断是，如果一直不惜代价坚持动态清零，最终导致的结果，可能会是经济崩溃。”

尾声

现在，赵子朋还保持着随身携带免洗消毒液的习惯。但他早已不再害怕病毒。不论是从官方媒体还是自媒体博主，赵子朋看到的都是病毒几经变异，毒力早已不如从前的信息。“不再像刚开始‘我要弄死你’的状态，而是‘我要跟你持久共生’了”。然而，防疫政策却未见任何改变，“我们的生活还是极其受影响”。

过去两年，赵子朋时常处于焦虑状态，偶尔享受一刻坐在窗前看着楼下行人发呆的闲适。“现在即使我安静地待在家里，大脑还是在不停地胡思乱想，总是在思考一些事情，总是在担心一些事情。”

曾对防疫冷感的李诗诗，形容自己像从一个懵懂小白的状态中醒了过来。去年，李诗诗忙于学业，8月卸载微博后，她甚至觉得“疫情好像结束了”。直到2022年4月上海疫情爆发，跟她合作一个项目的上海同学被封控。李诗诗记得，那位男同学开始还有吃有喝，但渐渐憔悴起来，头发和胡子越来越长。“上海当时那么疯狂和变态，我是非常后知后觉的。”

回到家乡长沙后，父母不再掩饰家中的窘况，她才看清，防疫是如此深刻地左右着所有人的生活。她感到难过与愤怒。

一个月前发生转运大巴侧翻事故的贵阳，在国庆假期前解除了静默状态。核酸检测频次从解封时的一天一次，到两天一次、三天一次，慢慢放松至现在的五天一次。

与侧翻事故殒命的27名居民所在小区向阳大院仅一街之隔的艾托，每天通勤路过时，她感觉，好像一切如常。10月15日夜间，距离艾托不远的白云区又新增了3例确诊感染者。艾托说，结果公布当天，白云区开始了新一轮的静默。第二天，市民们又讨论起了抢菜囤货。

端传媒实习记者Nancy对此文亦有贡献

应受访者要求，除黄严忠外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