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十年，我們目睹中國在習時代下進入兩重「新常態」。一方面，中國經濟在後金融海嘯時期增長放緩，但中國經濟已達到的體量帶來西方世界的懷疑和反制；另一方面，中國政治回歸列寧式黨國體制的傳統，加強黨的全面領導，重新強調組織工作和意識形態。
在這種局面下，私人企業和私人企業家——一種被原教旨共產黨厭惡和敵視的階級，和當今世界上最大的執政共產黨有著怎樣的關係？這種關係和過去有何異同，未來將邁向何方？這些問題，觸及習時代中共的政治特質，以及中國政商關係的核心。本文從「利用、限制、改造」的角度切入，以最新學術研究、黨和政府領導人講話、政策文件、經濟数據和重大政經事件為基礎，梳理習時代下的黨和私企關係的發展軌迹和新生事物，並展望之後的走向。
團結+利用：「五六七八九」
在後天安門事件的三十多年以來，中共和私人企業的基本關係是，黨放手讓私人企業蓬勃發展，高度依靠其在國民經濟的作用，而壯大的私人企業亦鞏固中共以經濟增長為支柱的績效合法性。在習時代，儘管「民營企業退場論」一度甚囂塵上，但習近平大抵延續和深化，而不是割裂了過去黨國「團結+利用」私營企業的策略，以此滿足黨國的現實需要。
在政治表述上，習近平高舉「兩個毫不動搖」，即「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製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製經濟發展」，又稱「民營經濟是我國經濟制度的內在要素，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是我們自己人」，以此重申黨接受和支持民營企業的態度。在2018年高規格的民營企業家座談會上，習近平更引用經濟數據，高調反駁「民營經濟離場論」，肯定私營企業的成就：民營經濟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徵，即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