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黃哲翰：新媒介上的台灣民族夢——如何面對社群離散與身份政治的挑戰？

因應美中對抗局勢嚴峻、中國侵台的意圖白熱化，台灣民間對「全民防衛」的關注，在聯電前董事長曹興誠捐助黑熊學院「三年300萬人次黑熊勇士計畫」的帶動下，來到新一波高峰。要實現「全民防衛」，除了關於軍事／認知作戰、組織動員、急難醫護等項目的訓練推廣之外，不少論者也進而呼籲台灣社會必須建立面對威權侵逼的「韌性」（resilience）。

但是，何謂「韌性」？這卻不容易具體定義。近年來，「韌性」在西方知識界與輿論圈中成為熱門關鍵詞，起先是為了回應所謂後冷戰時期的「民主開放社會」結合「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主流建制，在複雜的全球化態勢下所遭遇的一連串挑戰，諸如：金融泡沫、貧富差距擴大、氣候變遷與生態浩劫、移民（或難民）潮、乃至於傳染病⋯⋯等。這些挑戰彼此環環相扣且跨越國界，讓個別國家的民主治理與代議制顯得失能，導致主流建制的合法性危機，並給予另類或極端化的民粹與身份政治（例如極端的宗教或種族身份認同）大量操作空間，最終加劇社會的離心力，不同群體間也因而日趨過敏、易碎化。

西方的「系統競爭對手」若要針對這種深深嵌入全球化互相依賴之網路中、過敏易碎的開放社會下手，套用英國學者蓋雷歐蒂（Mark Galeotti）的話說：「萬物皆可被武器化」（Galeotti, 2022）——除了傳統軍事威脅之外，威權敵人更可以利用經濟勒索、假消息、大外宣、間諜活動、賄賂滲透、結合在地犯罪組織等多元手段來造成各種非傳統侵略的、但複合效應難以評估的傷害。

面對這種與傳統軍事侵略之間的界線逐漸模糊的「無聲的侵略」，人們於是開始呼喚「韌性」。這個概念大約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理解：首先在技術的層面上，訴諸彈性化與分散風險的策略，增強自身的耐受程度（甚至找到操作餘裕，反過來利用互相依賴的關係來打擊威權對手）。其次，則是在更根本的認知層面上，透過政治溝通與擴大民主參與，建立抵抗認知作戰與顛覆滲透、甚至願意改變生活習慣（例如現時歐洲社會呼籲節用天然氣以反制俄羅斯）或耐受經濟損失的意志。

換言之，從更根本的層面來看，「韌性」是一種在民主國家力有未逮、處於合法性危機時，訴諸公民社會的參與來修補合法性、重新肯定民主生活之共識、形塑抵抗威權之共同意志的倡議——「韌性」最終依然指向一種「公民民族主義」的共同體，而這樣的共同體想像，現實上無法透過國家力量由上而下來強制動員，因為它更先於國家力量，是後者合法性的來源。

然而，我們卻可以進一步質問：如今台灣面對前所未有的中國軍事威脅，公民民族主義式的抵抗共同體——這種經常被批評者嘲諷為過度理想化之「學者愛國主義」的想像——是否還有運作的餘裕？它遭遇了哪些來自當前現實的新挑戰？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回顧近年來台灣公民民族主義的成形軌跡與現況。

台灣公民民族主義的成形軌跡

「天然」正是用來表示他們跳脫上一世代的身份認同框架、是橫空出世的一群現代公民，處於傳統台獨論述力所未及之處，但卻理所當然地主張台灣要成為正常的獨立國家。

台灣大約在第一次政黨輪替、民進黨首度執政的時期，開始在自身的特殊脈絡下遭遇全球化所引發的第一波民主合法性危機。台灣版的「全球化」問題其實就是本土資本外移中國（以及隨後的中資大舉入台）所伴隨的一連串現象，諸如：經濟衰退、金改失敗、企業大型化、貧富差距擴大、階級分化、世代衝突⋯⋯等，讓台灣從過去發展上的「奇蹟典範」淪為「衰退典範」的典型案例（李宗榮、林宗弘編，2017）。

在此一態勢下，中國更以「大國崛起」的態勢以商逼政，使得才剛完成民主化不久的台灣社會頓時開始懷疑民主治理的正當性，視國家主權問題為累贅、視公民意識為傲慢，乃至於產生認同威權統治「有效率」、「會拚經濟」等自視為「務實」的民情風向（這種經濟民粹、政治犬儒的潮流，隨後在2018年便被一則選舉口號所強勢代言：「經濟100分，政治0分」）。

台灣社會持續累積對民主化的自我懷疑，最後被陳水扁執政末期的密帳醜聞所引爆。2008年國民黨重返執政，民進黨聲望破產，而後者作為前此台灣民主化價值的主要代言者，這意味著台灣社會來到了第一波民主合法性危機的高峰——但也繼而促使了台灣公民民族主義的崛起。

根據中研院台史所吳叡人的見解，在2008到2016年之間，台灣民間的社會力量取代了民進黨，成為實質上的政治反對勢力。在野草莓、反旺中媒體壟斷、反大埔強拆、反美麗灣開發案、萬人送仲丘⋯⋯等遍地開花的抗爭過程中，先前遭遇民主合法性危機而一度政治冷感、犬儒化、並退縮回個人「小確幸」之私領域的台灣社會，開始藉著對財團壟斷、媒體操縱、貧富差距、青年低薪、環境破壞、制度不公等議題的關注，重新打造「公共領域」、召喚「公民社會」。

於是，一個新世代的共同體想像就這樣出現了，它的本質可以用「公民賦權」與「公平正義」兩個詞來概括。因此很自然地，護衛在地公民權力、抵抗中國透過兩岸政商集團與國民黨仲介買辦的滲透與收編——或者說「抗中保台」——就是這個共同體想像的一體兩面。

從這個脈絡來看，新世代抗中保台的身份認同在誕生之初，並沒有直接和前此台灣獨立運動／民族主義的系譜接軌。此種「台灣人」身份認同的核心，最初是對現代政治公民身份的想像，它跳脫了傳統藍綠與省籍族群的框架，而其所呼喚的共同體——台灣國家——則並非由特定歷史文化或族群所形構，而是在憲政與審議民主的實踐中，為公民賦權、實現公義，並同時反抗中國威權侵略及其仲介買辦所形成的命運共同體。

也因此，擁抱這種新台灣人認同的世代被稱做「天然獨」：「天然」正是用來表示他們跳脫上一世代的身份認同框架、是橫空出世的一群現代公民，處於傳統台獨論述力所未及之處，但卻理所當然地主張台灣要成為正常的獨立國家。

這種從一系列公民運動中匯聚出來的台灣新國家認同，即是吳叡人所稱之「台灣公民民族主義」，其於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達到成熟的高潮（吳叡人，2016）。

從太陽花運動所匯聚的各方勢力，我們可以看到，其中吸納的光譜相當多元：從基本教義左派、自由左派、自由保守派、到右翼民粹，從解殖派、國家正常化派、到所謂「華獨派」，甚至許多政經或統獨立場仍未明確者，皆能寄託（或暫時寓居）於「台灣公民民族主義」的共識下。

也正是在這場浩大集結的運動中，光譜多元紛呈的「天然獨」世代，開始回頭對接上傳統世代台灣民族主義的論述資源——史明在佔領立法院的現場受到年輕輩的熱情簇擁、並引發隨後的「史明熱」，即是最明顯的表徵。換言之，新一代的台灣認同在以公民民族主義的姿態崛起後，自然地發生「歷史著床」，並隨後延伸到歷史記憶（如2015年反課綱運動）、轉型正義等議題的關注上。

如今回顧這段歷程，我們可以說：在2008到2016年間，台灣確實透過社會力的動員，以公民民族主義重新為民主生活的共同體奠基，初步克服了民主合法性危機。相較於遭遇類似危機的西方社會，台灣此一堪稱成功的經歷的確罕見，這也側面說明了當年太陽花運動之所以備受西方矚目的一個緣由。從代表本土進步勢力的蔡英文上台、通過同婚法案、乃至如今「數位治理」、假新聞查核機制、抵抗中國威權⋯⋯等，這一系列歐美媒體至今尚存之「進步台灣」、「韌性之島」等理想化的敘事，多半都可追溯到當年太陽花運動與台灣公民民族主義遺留下的印象。

然而，台灣公民民族主義在2014年的成熟，卻不代表它隨後即健全運作，反之，其成熟也正是逐漸變質的開端。在談論這個後續發展之前，我們必須先分析一下公民民族主義究竟是怎麼運作的。

作者按：下文其實是以「憲政愛國主義」（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的內涵來解釋「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儘管這兩者並不能完全等同，但我認為前者更貼近太陽花運動所造就的台灣共同體想像。不過為了方便，我還是依照台灣多數論者的習慣，仍將之稱為「公民民族主義」。

公民民主主義作為「修復式」的共同體想像

公民民族主義仍是「修復式的」而並非「創建式的」，它是傳統民族認同陷入泥淖或失靈時，所發展出來之跳脫傳統民族框架的「升級版」共同體。

公民民族主義是一種「後民族主義式」的民族主義，它凝聚認同的方式相當違反一般人的直覺：其認同的對象並不是「民族」，而是民主憲政的價值和程序——人們並非先相信大家同屬一個民族才共同創建國家，而是先在既有國家的共同生活中，以合乎民主憲政價值的程序處理公共事務，例如公共溝通、審議民主、遵守程序正義等，並透過這種方式承諾公平實現眾人自由、財產、福利等權利，方才取信於眾人，使得人們不問血緣、族群、語言、文化等因素，而純粹以身為一個民主憲政社會下的公民為認同，進而願意捍衛這個民主憲政共同體的價值。

當然，我們很難想像，在現實中有哪個民族能光靠信仰民主憲政的價值，就可以從零開始完成民族建國運動，但我們也不該對公民民族主義抱持錯誤期待、進而對其產生錯誤的反對——因為它主要仍是「修復式的」而並非「創建式的」，它是傳統民族認同陷入泥淖或失靈時，所發展出來之跳脫傳統民族框架的「升級版」共同體。如前文所述，太陽花運動前後的台灣共同體想像，即是回應民主合法性危機與傳統台灣認同所遭遇之挫敗與泥淖的、修復／升級式的認同。此外，最為人熟知的實例該數當今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認同。

二戰後，為了修復犯下戰爭罪行所遺留的社會創傷與分裂，哲學家雅斯培（Karl Jaspers）乃呼籲放棄傳統德意志民族的認同，轉而以新成立之聯邦共和國的民主憲政文化作為新的認同對象。實現這種轉變的方式是，建立能讓所有人都能自由溝通的政治文化，並且舉國來以反思戰爭罪責、清算歷史，透過在民主憲政的政治文化下實踐關於歷史記憶的公共辯論，重新凝聚大家對新生德國的認同。

這種戰後德國療癒分裂創傷的認同方案，隨後也在哲學家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那裡被繼續發展。公共溝通與辯論可以從反思歷史延伸到一切政治議題上，並且哈伯瑪斯更加強調：在溝通辯論的過程中，不需要強迫大家形成共識，就能根據對民主憲政的信念，在各種歧見中依然形成共同體的認同，亦即所謂「歧見中的政治統一體」（politische Einheit im Dissens）。

太陽花運動前後的台灣公共領域亦曇花一現地呈現出某種「歧見中的政治統一體」：各種不同光譜的立場在當時剛普及不久的社群網路上，針對一波又一波的關鍵字進行溝通與辯論：從「公民不服從」、「審議式民主」、「法治國」、「分配正義」、「批判性思考」、「第四權」、「新自由主義」、「黨國資本主義」、「反動的修辭」⋯⋯直到「22K」、「小確幸」以及「賤民」。這些高頻率的公共討論觸及了大量政治素人，也使新媒體、新粉專、新KOL、新興政治團體的數量出現一波猛爆性成長，並在歧見紛呈與「網內互打」的爭吵中大抵維持一種呼喚公民社會、追求民主憲政價值、與建立台灣國家的共識（甚至連部分右翼民粹都暫時認同自由價值、拿當時仍光環耀眼的「左派」標籤來自我標榜）——用當時的話叫「分進合擊」。

除了以民主憲政為認同、透過公共辯論來維持共同體的紐帶之外，公民民族主義還有另一項同樣違反直覺的特徵：對民主憲政的認同，表面上看起來既生硬空洞又唱高調不接地氣（故有「學者愛國主義」的嘲諷），但實際運作起來卻完全不是「世界公民式的」、對抽象價值的普世認同。

反之，公民民族主義式認同必定只能著床在每個社會所處的特殊歷史脈絡裡，例如：聯邦德國的認同並不是空洞的「民主憲政」、「審議民主」、「普世人權」抑或康德哲學，而是歷經1970年代冷戰緩和與「東進政策」（Ostpolitik）、1980年代「史家大辯論」（Historikersteit）與「歷史清算」（Vergangenheitsaufarbeitung，台灣叫「轉型正義」）、1990年代兩德統一，一路辯論實踐而來的結果。

就如同在台灣經歷了太陽花運動前後所謂「公民覺醒」之政治啟蒙的一代，繞不開「歷史著床」的過程。台灣社會並不是在空白的試卷上回答民主憲政的考題，而是在外有中國侵略、內有認同長期分裂問題的具體歷史脈絡下作答的。公共辯論繞不開台灣特殊的歷史條件，而要處理認同為何分裂，從日治時代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直到後太陽花時代，一代代追索辯論民主憲政與自決的掙扎軌跡，都必然累積成共同體記憶的一部份。

每個新世代的實踐都將重新改變共同體的記憶與認同內容，站在當下探問民主憲政的實踐，並回顧這一切。而當人們站在當下回顧一代代的記憶、掙扎、衝突、辯論與成就，自然會產生切身在地的情感連結與認同感，使你成為「台灣人」，而不是抽象空洞的「民主憲政人」——換句話說，民主憲政實踐到最後，你想不接地氣也很困難。

簡短地總結公民民族主義運作的特徵：它能繞開傳統「民族」的某些包袱，不必強制求同、也不必刻意追求認同想像的正典，只需聚焦在民主憲政價值與程序正義的實踐上，透過爭辯溝通的過程，就能帶來原本「民族」所提供的情感連結與認同感——只要能維持健全之公共論域的話。

因此，在理論上，這種「修復／升級版」的、不必加糖就有甘甜味的民族主義，也被認為適合用來整合全球化潮流下多元化、碎片化、易脆化的新型社會，並回應「萬物皆可被武器化」的新時代下民主合法性危機與威權侵略的挑戰。

新媒介、半公共領域與公民民族主義的挑戰

公民民族主義相較於傳統民族主義，更加依賴傳播媒介所提供之公共溝通和辯論的品質——或者更確切地說，公民民族主義的共同體本身，正是傳播媒介所承載的「公共領域」。

但台灣公民民族主義並沒有就此一帆風順，而是在歷經太陽花運動前後的發展高峰後，接著又漸趨僵固化與質變。

此一發展的客觀因素當然就是公民社會完成階段性勝利後，在2016年將權力交付給勝選的蔡英文與完全執政的民進黨。此前動員的社會力迅速被民進黨政府收編，並進入休兵與離散的週期。共同運動的暫時消停與權力收編所帶來的衝突摩擦，讓原先聚集在台灣公民民族主義想像下多元組成的差異明顯化，「太陽花菁英」與「大腸花賤民」、自由派與保守右翼、公民與民粹、台獨與「華獨」、建制與反建制⋯⋯，新生台灣想像共同體的政治板塊，開始沿著各種縱橫交錯的界線分裂。

這與其說是衰落，不如說是卸下運動嘉年華式的華服、恢復現代公民社會的原貌。在多元嘈雜中秉持民主憲政的共同信念來彼此爭論碰撞，原本就是公民民族主義共同體日常實踐的特色。然而就在前一波公民運動催生的民主文化尚未在台灣社會穩固生根時，台灣公民民族主義隨即又遭遇了一場不容輕忽的結構性挑戰——新型態媒介帶來的政治效應。

我們知道，任何「想像共同體」的成形都必須以傳播媒介為基礎，塑造出一群透過共讀、共思、共感，進而能想像彼此共存的群眾。過去民族主義的基礎是印刷紙媒以及廣播電視等大眾媒介，而台灣公民民族主義的承載媒介則無疑是網路：社群網路、新媒體、影音平台、粉專、乃至於KOL自媒體等。

此外，又由於公民民族主義相較於傳統民族主義，更加依賴傳播媒介所提供之公共溝通和辯論的品質——或者更確切地說，公民民族主義的共同體本身，正是傳播媒介所承載的「公共領域」。那麼，網路媒介塑造出何種特性的社群？對溝通辯論的「公共領域」帶來了什麼改變？這些問題就至關重要。

哈伯瑪斯在今年9月中旬剛出版的新書裡，鑑於當前新媒介的發展回應了其60年前的成名作《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並對網路媒介在公共領域的效應深感擔憂。其主要論述為：由於每個網路媒介的使用者都能扮演「自媒體」，透過「過濾泡泡」與「回音室效應」，容許個人以直覺來匯聚同溫層抱團取暖，因此形成諸多彼此競爭、排他性的「半公共領域」（即一般俗稱的「平行世界」），傳統媒介守門人所維繫的公共領域因此被裂解。

坦白說，這位聯邦德國公民民族主義的國師級思想家，其對新媒介效應的分析顯得相當老調且平淡，不過其核心主張仍值得參考：網路媒介所造就的諸多「半公共領域」最大的特徵，就是將私人情感與旨趣膨脹成「虛假的公共意識」。哈伯瑪斯援引了當前德國備受矚目之社會學家雷克維茲（Andreas Reckwitz）的概念，稱這些「半公共領域」所追求的是滿足私人自我認同的「獨異性」（Singularität / singularity）——換言之，即追求所謂的「身份政治」。

總而言之：網路媒介傾向將原本的公共領域分裂成個人私密的身份政治，進而淘空公民民族主義的根基，使得對共同體的想像再次離散。

在此要特別強調的是，身份政治的內容並不限於台灣閱聽眾經常耳聞之美國學院主流各種進步派的「政治正確」，除此之外，宗教基要主義、右翼民粹種族主義（例如川普主義的白人至上）、乃至於狂熱的民族主義等（例如小粉紅和小粉綠），皆同樣屬於典型的身份政治。

香港反送中，助台灣跨過第二波民主危機

在公共領域被迷因梗圖懶人包與出征淹沒的趨勢下，原先台灣公民民族主義共同體的內部差異也迅速檯面化，轉為身份政治群體之間的壁壘。

台灣公民民族主義在2016年後所遭遇的挑戰，正是身份政治化的衝擊：先前公民運動之「網路嘉年華」的特徵，讓台灣公共領域中的溝通，在後太陽花時期繼續發展成官方小編、匿名側翼粉專與網紅KOL掀起的迷因梗圖政治、懶人包式溝通、乃至於出征文化，其立竿見影的宣傳效果，大幅取代了太陽花運動前後那種人多嘴雜又費力的公共溝通與辯論。在公共領域被迷因梗圖懶人包與出征淹沒的趨勢下，原先台灣公民民族主義共同體的內部差異也迅速檯面化，轉為身份政治群體之間的壁壘，在已逐漸教條化的「台灣認同」大旗之下，彷彿就要形成了將「政治正確」身份品牌化了的「覺青」，與反政治正確之右翼民粹的對立。

公民力量沉澱、公共意識退居後台、而執政者又自滿於掌握網路聲量此一「魔戒」，再加上2018年公投被當作政治對決的工具，對公共溝通與政策辯論的呼籲，頓時背負了「為敵遞刀」的原罪，繼而台灣社會又遭遇中國大舉滲透與認知作戰，並結合捲土重來之傳統「經濟民粹、政治犬儒」浪潮。最後，2018年11月24日，韓國瑜高雄市選戰的大勝、以及十項公投中進步與本土價值的全面潰敗，標示了第二波民主合法性危機的正式降臨。

「1124」這場民主憲政的創傷，進而讓「台灣認同」的內部分裂加劇：伴隨著「進步價值」被責難、「公民社會」被嘲諷為象牙塔，太陽花時期耀眼的「左派」與「覺醒青年」等身份品牌於是普遍被冠以負面意涵而落入敗部。同時，網路媒介檯面上輿論的風向則開始右翼民粹化。這樣的趨勢又在美中展開貿易戰後，與外部局勢相呼應，並將「挺台」的期望單方面投射到美國川普主義與宗教基要主義上，繼而模仿吸納其政治世界觀、回頭改造對台灣認同的想像，使後者更加身份政治化。

然而，儘管檯面上側翼粉專與KOL的聲浪往更加極端的右翼身份政治靠攏，但這種聚焦在辨識內敵的路線，並無力面對第二波民主合法性危機、再為台灣民族的共同體想像奠基——因為實際上讓台灣第二度跨越此危機的，是香港的犧牲。它重新喚起了退入檯面下的、遠超出網路身份政治受眾的大眾對公民民族主義的記憶。2019到2020年的「亡國感」與青年返鄉投票潮，幾乎復刻了太陽花運動前後「公民覺醒」動員的神韻。

2020年蔡英文以史上最高得票數連任，隨即國際局勢急轉直下：在中國武漢發現的首起疫情散播世界、美中對立加劇、中國戰狼外交與軍事擾台、乃至於2022年俄羅斯侵烏戰爭以及第四次台海危機。與此相應地，主導這將近三年來台灣共同體想像的最大因素，當然就是與狂熱化之中國民族主義及其在地協力者（如國民黨）的鏡像對抗，而不再像太陽花運動前後那時，還以「公民賦權」與「公平正義」的價值來對接「抗中」的論述。這也讓如今台灣共同體的想像處於一言難盡的狀態。

在檯面上，身份政治化的右翼民粹台灣認同佔據著最大的聲量，並廣為外溢，成為關注政治之群眾最方便的選項。人們在持這種想像對抗侵略性的中國民族主義時，卻也同時是民主合法性的隱性懷疑者、對公民社會的民主防衛能力抱持疑慮，成為構成新型態社會之「易脆性」的一項不穩定因素。當台灣開始必須面對香港流亡者、疫情中防守國門，以及俄羅斯侵烏戰爭爆發後，輿情急速朝向自保的孤立主義收縮，這亦加深了擁抱上述台灣認同的傾向。因此，台灣目前檯面上以認同民主憲政為原則的公共溝通，仍大體癱瘓僵持不前。

而在檯面的周邊，太陽花時期累積的公民民族主義認同依然存在於社會各處，以及部分積極參與公共討論的群眾。以公民民族主義的想像對抗威權民族主義侵略的公民力量，近年來在認知作戰與全民防衛的領域較為突出，例如台灣事實查核中心與黑熊學院。

共同體想像的最終答案

要對抗威權侵略，共同體想像的最終答案必然只能是民主憲政下的公民社會本身。這個最終答案，隨著台灣公民民族主義誕生的當下即在一波多折中遠離。

以上兩種台灣共同體的想像當然有彼此交疊互通的部分，然而更多時候也彼此推擠拉扯，至今仍未形成共識。在推擠拉扯的過程中，公共領域本身處於癱瘓的泥淖裡、無法扮演民族認同的對象，我們便看到台灣民族主義不斷在不同的臨時選項之間漂流摸索，例如先前的「防疫共同體」，以及近來的「護國神山晶片共同體」。而在這些選項上，我們同時都可以看到右翼民粹與公民民族主義式的論述在爭奪領地。

在一系列注定無法成功的臨時選項中，台灣人最有共識、最接近成功的認同想像，既非防疫、也非護國神山，而是「美食共同體」。正所謂「戰中國台灣我可以忍，戰到美食我不能忍」（從這角度來說，府城不但是綠營大本營，府城人也是台灣美食共同體戰力最強執念最深的選手）。只有在戰海鮮、看外國YouTuber逛夜市、報導日本人瘋珍奶時，台灣人才有一絲絲短暫如夏日戀愛煙火般的共同體體驗。

然而，要對抗威權侵略，共同體想像的最終答案必然只能是民主憲政下的公民社會本身。這個最終答案，隨著台灣公民民族主義誕生的當下即在一波多折中遠離，因而台灣公民民族主義彷彿成為奧德賽，在勝利之後隨即卻迷途漂流而遲遲未能返家。

因此我們始終都必須擔憂經濟民粹與政治犬儒的挑戰一波波的復返，不管以哪種形式、來自哪個世代——甚至連被認為必定是「天然獨」的新新世代也不必然免疫。例如近來有一些觀察認為，後太陽花的年輕世代普遍有某種去政治化的傾向，這使得與其說他們是「天然獨」，不如說是「天然的孤立主義」：中國不干我的事、也別來管我，但美國也一樣，最好也別來干涉我。這種政治無所謂的務實主義，讓他們也樂於擁抱抖音與小紅書，而較他們年長的世代往往卻只能把對這種去政治化孤立主義的隱然擔憂，模糊不精確地表達為「中國用語／中國娛樂文化侵略」的問題。

回到本文最初的話題：台灣若要成為真正的「韌性之島」，那麼民主防衛的概念就需要擴大到深化台灣公民民族主義的認同上。這一方面當然可以透過動員社會力參與「全民防衛」的各種討論與實踐，除了習得防衛、救護、組織等技能之外，也在相關公共領域的溝通與辯論中加深公民社會的互信，並重新確認民主憲政的合法性——這是最直接了當的方式。

另一方面，公民民族主義共同體的實踐，也要求台灣人重新反思自身共同體的認同史：不是為了佈道禱告、不是為了皈依正典，而是為了理解追求價值理念過程中的掙扎衝突與迷途漂流的奧德賽，理解一切複雜曖昧尷尬糾結，然後形成一種出於在地歷史脈絡、具有歷史情感的對民主憲政的認同。

當公民很麻煩，當一個台灣公民民族主義下的公民，更是需要在麻煩之中還能定下心來沉澱累積。史明在《台灣人四百年史》中曾描繪台灣人性格中的四個特徵：忍受性、衝動激情但氣短、孤立而不持久、以及突然一擊的爆發性。總結起來就是：「不寬闊不大方，同時帶有濃厚的順從性，但有時也會突然起來猛烈的反抗一番，然後又是氣短的忍受下去。」

台灣人初期的反抗史或許如此，但歷經四百年後，當下實踐台灣公民民族主義、克服民粹式認同的課題，或許是讓我們徹底走出那種歷史人設的最佳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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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文的完成，要特別感謝先前與吳叡人老師的長談所帶給我的知識與諸多啟發。然而本文所有內容、乃至於我對台灣公民民族主義的詮釋，應由作者自負一切文責。此外，這篇文章完稿前一天，陳信聰宣布卸任公視《有話好說》的製作人與主持人、向觀眾告別，我也願藉本文來向為台灣公共溝通與辯論貢獻最久的節目與媒體人致上個人最深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