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風物

中國「老幹部體」文藝同溫層如何形成?寫過《難忘今宵》之後的喬羽

這個同溫層因有各級官媒官刊為發表平台,又有龐大黨組織,一年到頭都有參加不完的活動,雖與外界脫節卻可一直運轉下去


2014年12月21日,一名身著軍裝的婦女在北京的一個公園聚會期間帶領人們唱共產黨愛國歌曲和傳統音樂。 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2014年12月21日,一名身著軍裝的婦女在北京的一個公園聚會期間帶領人們唱共產黨愛國歌曲和傳統音樂。 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胡又天:台灣大學歷史系學士、北京大學歷史系碩士、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博士,師從朱耀偉及周耀輝教授研究華語流行歌詞。關注兩岸三地時局、思潮與文風。

編者按:在「局裡局氣」「廳裡廳氣」成為中國當下審美主流類型之一的時候,文本上難免讓人想起盛行多年的「老幹部體」。這一以中共老幹部做人、講話風格為基準來創作詩詞的中國本土流派,有其自身特色。本文續接上篇《中共紅歌推手喬羽的秘密:〈讓我們蕩起雙槳〉的好聽是例外嗎?》,是為下篇,藉由這位中共治下成就最高的詞作家入手,解析老幹部體由來、存在、流行之時空次元。

當中共在1980年代打開國門,喬羽一輩人也迎著改革春風,老懷安慰地拾起本領再出發。彼時,世界上以歐美為首的流行音樂,已經在這二三十年裡締造了數以千計的傳奇,生發了百來種新思想、新樂種。即便是只融匯了其中一小部份的港、台歌曲,一旦湧入神州大地,也已足夠令人耳目一新再新。相對於港台歌曲的多彩多姿和譜系更多、功法更繁的西洋音樂,中國共產黨文藝界「廣大創作隊伍」(他們的常用詞)仍須格於黨性的些許創新,自是有限得很。

老幹部次元vs「通俗歌曲」

新中國自建政起便長年存在一種被稱為「老幹部體」的文風,來源就是源源不絕的老幹部,其表現多為意態諄諄、語重心長的老生長談,或感恩載德、傻樂傻樂的大小確幸,作詩則往往套話連篇、語言粗疏,甚至逢迎諂媚、貽笑大方。

1986年,崔健〈一無所有〉橫空出世,掀起「中國搖滾」潮流,下至普羅大眾、上至思想界專家學者,皆不乏為之狂熱迷醉的共鳴者。那麼,對於這樣一種,及其背後更多種幾乎完全不同,深具挑戰性和顛覆性的音樂和思想,居於「正統」的喬羽如何看待呢?

我沒查到。

新華出版社出版於2003年12月的《喬羽文集》,分文章、詩詞二卷,文章卷大多都是為人作序、會議致詞等應酬文字,其中涉及到「體制外」音樂界的,只有〈《通俗歌曲卡拉OK演唱技法》序言〉一篇。喬羽很克制地從客觀形勢上肯定了「通俗歌曲」(這是體制內為迴避「流行歌曲」一詞的資本主義氣息而定出的叫法)的存在「不是少數人的喜愛問題,而是多數人的需要問題」,然而完全不評論具體的哪種論調或哪首歌,只講一些普通的道理,也不好猜那底下有他什麼不便明言的真實意見。

在此之外,對80至90年代已能輕易接觸到的各種來勢洶洶的外國音樂,對中國搖滾,喬羽完全不談。也許談過,但文集裡沒有一篇提到。我只在他和高中生的演講記錄中看到他自承「外語沒有學好」,這可以部份解釋對外國音樂的沉默:不亂批評不懂的事物。而對本國的新潮也沉默、克制,那除了才性上的不相通、政治上的謹慎,還有什麼可能的緣故呢?

或許可以用一張圖表輔助解釋:

「老幹部次元」疊加、漂浮在神州大地的塵囂之上,不像現役幹部和困難群眾不能不直面淋漓的現實,所以通常都有一股氣定神閒的餘裕,但同時又特別注重人情、顧忌影響,故往往傾向迴避敏感議題。

我把「中共體制內文藝工作者的認知界限與認可範圍」或曰「體制內文藝工作者能寫、能談的範圍」命名為「老幹部次元」(Laoganbu Dimension)。新中國自建政起便長年存在一種被稱為「老幹部體」的文風,來源就是源源不絕的老幹部,其表現多為意態諄諄、語重心長的老生長談,或感恩載德、傻樂傻樂的大小確幸(比小確幸多一個「大」是因為他們缺不了政治上的大局觀),作詩則往往套話連篇、語言粗疏,甚至逢迎諂媚、貽笑大方。

然而這個同溫層、舒適圈,因為有各級官媒、官刊為發表平台,又有龐大的黨組織,包你想玩的話一年到頭都有參加不完的活動,故可在與外界脫節的情況下一直運轉下去。常有一句罵人、損人的話「活在自己的世界」,但如果那個「自己」人數龐大、基礎穩固,人就沒什麼辦法了。就像日本動畫、漫畫、遊戲及其受眾發展出來的一些舒適圈,在十幾年前得到了一個諢號式的統稱「二次元」(相對於現實的「三次元」),「老幹部次元」也疊加、漂浮在神州大地的塵囂之上,不像現役幹部和困難群眾不能不直面淋漓的現實,所以通常都有一股氣定神閒的餘裕,但同時又特別注重人情、顧忌影響,故往往傾向迴避敏感議題。

「老幹部次元」除了自己樂呵,也往往在相對封閉的圈子如學術界、中央電視台起到制約作用。我查閱各種新中國音樂、文藝的相關論著時,就看到了大量在問題意識上不敢越雷池一步、對紅色經典和老前輩則充斥必要的諛詞之水貨。你到中國知網檢索「喬羽」的相關論文,絕大多數都是這樣千篇一律的讚美、讚美、再讚美;就算要講問題,推給外部環境,說句「非戰之罪」,結論「我們仍然任重道遠」也就是了。還可以查到2006年有一本十數萬言的《喬羽論》,我能在網上讀到的內容片段也是如此。在電視台和報紙,就更可一言以蔽之:你好、我好、大家好。

2013年2月22日,北京日落後的中央商務區天際線全景。

2013年2月22日,北京日落後的中央商務區天際線全景。攝:Feng Li/Getty Images

「詞壇三傑」:黃霑也並列?

1990年代以後,隨著改革開放市場化潮流的繼續推進,當然也包括1989民運後許多人不再對體制內的文藝抱有期望,中國大陸流行樂壇的風尚和相關書寫,已經幾乎完全和「老幹部次元」割裂了開來。而根基在於「意識型態國家機器」的老幹部們,也沒有改變自己的需求與動機。

如圖所示,音樂上,「老幹部次元」能接受的歌單大概是:

「傳統領域」-雅化(經文藝工作者整理改編)的民歌、部份原生態民歌,〈人說山西好風光〉和《劉三姐》之類;
「商業市場」-不違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流行歌曲、兒歌,如喬羽2003年寫的動畫主題歌〈少年英雄小哪吒〉;
「政治神壇」-他們最熟悉的革命歌曲,如〈我的祖國〉;
「內心世界」-〈思念〉、〈夕陽紅〉(詳後文)。

你把這界限之外的東西拿給他們聽,即便不反感,大概也要抓瞎,他們長年侷於黨性的習慣思維和語言裡面,就沒有或者說早被去除了能夠欣賞那些異質的審美神經。近年央視為了「與時俱進」,偶爾也刻意安排老輩歌唱家和新世代流行歌手同台演出,結果就經常顯得尷尬。

大陸媒體流傳過一個「詞壇三傑」的說法:大陸喬羽、香港黃霑(1941-2004)、台灣莊奴(1921-2016)。同意這講法的人很少,但它怎麼來的呢?把「老幹部次元」的口味套進來一看就明朗了:首先,喬羽毋庸贅論。黃霑是因為寫過〈我的中國心〉,這首歌在1983年春晚大大提振了彼時內地匱乏的民族自信,此外很多武俠劇、時裝劇主題曲也寫得很有古風,這兩點就足以忽略黃霑其他比較時尚、放蕩,和黨性不太相容的部份。

莊奴則首先是因為鄧麗君,再來他的才性與思想的確和喬羽一輩差不多,甚至可說除了不是共產黨以外,就是一樣的。莊奴也本就出身大陸(生於北京,祖籍河南),1992年續弦後也回到了大陸定居重慶,也給大陸的電視劇寫了歌詞,也出席各種活動,從統戰角度來看完全就是一個完美的「久別重逢的兄弟」。2005年中秋,莊奴和喬羽也在央視安排下聯句合作了一首〈月兒圓〉,又是一段佳話。至於羅大佑、崔健之類以及其他更離經叛道的,您就別拿來擾亂和氣了。

喬羽在「內索」的向度上有著比這個界限深邃一些的才性,但他始終是這個圈子裡的人,從來沒有脫離過,自亦不免受其制約。

或者可以說,除了有著遠高於一般水平的素養與成就之外,喬羽就是一個典型的老幹部──參與過一些大事,經歷過一些風浪,而一直沒什麼實權,如今雲淡風輕,偶爾再寫寫東西。《喬羽文集》文章卷收了很多給體制內同輩、後輩的歌詞集、論集所寫的序文,除了少部份名人之外,還有很多名字我都沒聽過,找了其中一些來看,水準實在不怎麼樣。詩詞卷中,也有許多並未譜成歌曲、內容也和尋常「老幹部體」讚美詩差不多的平凡之作。

黃霑是因為寫過〈我的中國心〉,這首歌在1983年春晚大大提振了彼時內地匱乏的民族自信,此外很多武俠劇、時裝劇主題曲也寫得很有古風,這兩點就足以忽略黃霑其他比較時尚、放蕩,和黨性不太相容的部份。

以喬羽的資歷和地位,如果他願意正面回應時潮對固守一隅的「社會主義藝術」和「黨性」構成的挑戰,或藉「中國歌詞研究會」等組織的名頭催動一下,應該多少可以帶動一些同志打破「老幹部次元」對自己視野和耳界的遮蔽,也給新中國音樂史留下更多時移勢易之際的智慧指引。然而,從結果來看是沒有。

1990年代以後,隨著改革開放市場化潮流的繼續推進,當然也包括1989民運後許多人不再對體制內的文藝抱有期望,中國大陸流行樂壇的風尚和相關書寫,已經幾乎完全和「老幹部次元」割裂了開來。新一輩創作者和樂評人有著太多更夠勁的東西可學、可談,也能直接依循「文化工業」的機理,在市場上面對聽眾見真章,再不必與體制內的那一套等量齊觀,也不必去求取那些老幹部的認可、庇護了。相對的,根基在於「意識型態國家機器」的老幹部們,也沒有改變自己的需求與動機。

我讀過一本出版於1991年的崔健歌曲論集,作者中亦不乏老幹部,藉「中國搖滾」現象反思過去各種錯誤和現仍存在的問題,寫得很深刻,我想可以說那是央視尚且一統天下,體制內作品還和港台流行共用著「通俗歌曲」這一名堂,從而使歌曲尚且具有高度政治風向標意義的1980年代的最後迴響。再之後,就各玩各的了。一直要到近十年的移動互聯網時代,漸有「都聽」的普通網友或自媒體會在華語歌曲的話題下把兩者放在一起來談,或拿經典紅歌來貶斥當前娛樂圈的劣作與亂象,我才越來越常警覺到,喬羽一輩的影響確實仍然深深存在,並不只有黨媒和老幹部的自說自話。

1997年10月31日,中國著名的搖滾歌手崔健在北京演出。

1997年10月31日,中國著名的搖滾歌手崔健在北京演出。攝:David J. Coulson/AP/達志影像

「最怕過於含蓄,也最怕沒有含蓄」

這「五寓」之說,顯是脫胎於傳統詩學,而輔以「對立統一」這些共產黨人在馬克思主義中學來的辨證思考法,歷經長年的「通俗化」實踐而成立。

然而,回到喬羽所熟悉而能說得上話的領域,他還是很有一些能穿越不同時空而普遍適用的智慧結晶。且看他的歌詞創作經驗談:

根據我的藝術經驗,音樂文學創作有如下幾條規律:

第一,寓深刻於淺顯,即把深厚的情感或思想用一種極其淺顯的語言表達出來。
第二,寓隱約於明朗。比如「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句話一聽就明白,所以才能產生力量。
第三,寓曲折於直白。歌詞必須直白,讓人一聽就懂。其曲折是在直白中自然表現出來的。
第四,寓文於野。藝術有文、野之分,但歌詞必須是通俗的,並且要寓雅於俗,把很「文」的東西用一種「俗」的方式表現出來。

雅與俗、文與野、曲折與直白、明朗與隱約、深刻與淺顯是幾對辨證關係。它們相互對立。而一旦幾個對立得到了統一,好歌詞就寫出來了。一些好歌有味道,越琢磨越有意思,就是因為詞作家做到了以上幾方面的對立統一,在制約中創造了美。以上關係處理不好的歌很難成為好歌。太文雅讓人聽不懂,太粗野顯得沒有美感。

這「五寓」之說,顯是脫胎於傳統詩學,而輔以「對立統一」這些共產黨人在馬克思主義中學來的辨證思考法,歷經長年的「通俗化」實踐而成立。我也寫了很多年歌詞,可以負責任地說:這的確是可以輔助創作的真知灼見,決非空話。

喬羽又說:

如果一首歌只有能夠說出來的東西,它一定是單薄、空洞、沒有意境的。寫歌詞最怕過於含蓄,也最怕沒有含蓄。如果問我為什麼每個時代都能寫出讓人接受的歌,我想那只是因為我在每個時代都在用自己的心來寫作,所表達的都是自己的切身感受。我不會脫離所處的時代,直到現在也是如此。

結合時代、挖掘深意,雖說這是很普通的心法,但喬羽明言了「最怕過於含蓄,也最怕沒有含蓄」,也就說明他是有意識地在以這些原則來寫作,大家可以來索隱。只是,如果是牆內、體制內的同學、作家來索,索來索去,都還得投合「老幹部次元」的口味,結果也無非又是連篇累牘的讚美和崇敬。而體制外和牆外人士,又有什麼動機去索他一個畢生都是忠貞黨員的隱呢?除非你還有一些溝通兩岸三地的志願,或者還有一些儒家情懷。

1990年代,山東開始搞「國際孔子節」,也請喬羽寫詞,喬羽寫了〈孔子贊歌-活在眾生之間〉:

百年千年萬年 昨天今天明天
多少亂世英雄 總想把你打翻在地
多少在位君主 卻愛把你捧上九天
你仍舊是你
你是一位善解人意的朋友
你是一位通情達理的長者
你永遠活在眾生之間

歷史上除了太平天國和中共,沒有多少政權、軍閥會特意針對「孔家店」的,喬羽在此故意無視這點,或曰賣個破綻,結合後句來看,便可說是暗諷那些藉由祭孔來刷政績、堆虛榮、招觀光、銷預算的地方政府了;後文再把孔子從神壇拉回人間,提示大家去關注人家的本質、本相,一方面消解千年來的道統之爭,一方面報答了自己的舊學傳承,再一方面,喬羽應該也有些自況的意味,希望大家不要神化自己,拱去做招牌。我只找到這首歌的曲譜,不知具體唱起來怎麼樣(我試用電子琴彈了一下,不太好聽),不過提到這詞的文章,也沒有一篇在談音樂,今後治儒學和思想史的同學應該也不會。音樂在此的確不是重點。

這裡又可提到喬羽作品相對於商業流行歌曲一項較大的差異:他是「詞先曲後」居多。通常是人家先請喬羽寫好歌詞,再去請作曲家(或請喬羽連繫)譜曲。業界則通常是「曲先詞後」,少數能包辦者亦可「詞曲並進」。三種方法都可以出好歌,一人包辦詞曲也未必優於二人分工,但在不那麼理想的情況下,曲遷就詞、詞遷就曲,會有不同的沙石。以「詞先曲後」來說,像「你是一位善解人意的朋友」這種語句就很難譜得好聽,作品和作者的才性也決定他們不會出什麼奇招,何況這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政治任務,所以成品從音樂上看來就很乏味。

但話說回來,這一回喬羽是用「人性」領導了事實上處於混亂狀態的「黨性」,亦可謂回歸了儒家的「善頌」傳統,做了個球。台上致詞的人願意順著這個思路往下講的話,即可做到「善禱」。官方具體是怎麼做的我就不考察了,然而在2000年代以後的「國學熱」中,確有不少講孔子的,是努力將他放回「常人」的視野來考察,包括他和弟子是如何謀生(如李碩《孔子大歷史》),這也便算是一種和喬羽「心同理同」的呼應,從「黨性」來說也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精神。

1997年7月1日,香港政權交接儀式會場。

1997年7月1日,香港政權交接儀式會場。攝:Torsten Blackwood / AFP

當老幹部寫「香港回歸」

「老幹部次元」在1990年代以後是愈趨「離地」的。1997年時內地媒體報導香港回歸,又當然是一水的愛國主義敘事,儘管那幾年香港公眾關注的主要是生活方式和法治制度的延續問題;至於什麼國族情感、雪恥揚眉,你若一味高唱此調,人家只會覺得你「黐線」。

1997年,香港回歸前,廣州市委組織了一場「97大合唱」創作活動,也請到喬羽。喬羽寫了序歌後的第一首〈問國恥誰雪〉:

山垂淚,水嗚咽,國門破,金甌缺。
朝廷怯懦,訂下了一款款賣國條約,
列強猖獗,將我神州聖土一塊塊分割,
坐使我黎民百姓,蒙屈受辱,水深火熱。
中華民族記著,五千年歷史途程,有光輝燦爛也有悲壯慘烈。
問湛湛蒼天,國恥誰雪?
問沉沉大地,國恥誰雪?
問舉國兄弟姐妹,國恥誰雪?國恥誰雪?

我見此詞,大為傻眼:這也是喬羽?「朝廷怯懦,訂下了一款款賣國條約」這種句子,根本不適合譜曲吧?當然也是可以硬幹,但那就只能讓歌唱家在台上表演,別想流行了。檢索到一個2012年的演唱版本,果如所料,是央視音樂台常見的那種交響樂伴奏的藝術歌曲。他們的確很有一套硬功夫,再生硬的口號、教條都能認真處理到宏大、激昂,你如果願意沉浸到他們那個情境裡去,興許還真能有所觸動。但你願意嗎?

就文辭來看,這也完全沒有做到喬羽自己提出的「五寓」。更嚴重的問題是,這場創作活動顯然是為迎接香港回歸而辦,那「中港融合」就是最重要的政治課題,是不是應該考慮港人的想法和反應?那幾年只要在香港待過一段時間,或看過一些影劇、報刊,就知道公眾關注的主要是生活方式和法治制度的延續問題;至於什麼國族情感、雪恥揚眉,當然也不是無人在乎,但你若一味高唱此調,人家只會覺得你「黐線」(粵語「神經病」)。

喬羽不瞭解這些嗎?我查閱資料,又輾轉詢問了一下喬羽在「九七」前有沒有去過香港,答案是沒有。《喬羽文集》裡有云「我得寫我自己的感受」,亦有一篇〈國恥我們雪〉講述了這詞的由來:他回憶起自己的童年是在國家民族的危亡中度過的,而今天新一代青少年已有不識雷鋒者,「看來我們的愛國主義教育」,於是秉持著責任感寫下了〈問國恥誰雪〉。

讀過此文,結合喬羽沒去過香港這點,我推測:他是真的不瞭解當時的香港輿情。

他平日的生活圈,所讀所見,大抵都在內地的「老幹部次元」中,而當年內地媒體報導香港回歸又當然是一水的愛國主義敘事,那麼,講究從生活經驗來創作的喬羽,寫出這樣一首缺了香港和港人視角的歌詞,也就不足為怪。他是真誠的從自己的經驗出發,認為應該寫這些;而後來直到今天,中共和內地愛國群眾對於香港人的離心離德,也仍是「還必須大大加強愛國主義教育」的意見佔絕對主流。

喬羽說「我不會脫離所處的時代」,但從實情來看,只能說,他沒有脫離「老幹部次元」,而「老幹部次元」在1990年代以後是愈趨「離地」的,所以如果地上人和異地人拿喬羽晚年作品來對照這一番話,大概也只能搖搖頭。

我沒查到香港人對這首歌以及「97大合唱」的其他曲目有什麼評論、迴響,原因我想也很簡單:黨八股,不值一談,自動屏蔽了。如今「愛國者治港」新特首上任,加強愛國主義教育是板上釘釘的事,此類逢五逢十都可以翻出來再演幾遍的大作,可能也會被收入將來的音樂課本,同時介紹喬羽先生是一位多麼偉大的作詞家。所以,為讓將來的同學多一點全面的了解,不要因為被搞壞了胃口就一意牴觸,本文的寫作應該還是有些必要的。

黨要靠「老幹部次元」來撐場

在中國,人們懷念50年代和80年代,愛國主義教育和實際作為尚能自洽,後來發生的事還沒發生的那幾年。過來人有記憶,新生代也透過歷史與音像來嚮往,喬羽一輩遂有了無可替代的地位,而沉迷「老幹部次元」無法自拔的黨,也就要反覆乞靈於他們來撐場,在年復一年富麗堂皇的迴響中,暫時忘卻今之廣大隊伍在此分眾時代的文藝戰線上,從認知到答題的全面脫節。

最美不過夕陽紅(1993) 詞:喬羽 曲:張丕基

最美不過夕陽紅
溫馨又從容
夕陽是晚開的花
夕陽是陳年的酒
夕陽是遲到的愛
夕陽是未了的情
有多少情愛化作一片夕陽紅

網路上不時有人為喜愛的動畫歌曲角逐「二次元國歌」的名頭;如果「老幹部次元」也要來評個幾首「國歌」的話,那就應該算上喬羽這首〈最美不過夕陽紅〉了,它也真是央視一檔老年人專題欄目《夕陽紅》從1993到2010年的主題曲。

晚年的喬羽,與世無爭,溫馨從容;偶爾受訪,上上電視,也維持著小心謹慎、謙退自守的作風。他在訪談中曾表示希望墓志銘上就寫「這裡埋葬著一個寫過幾首歌詞的人」,那他事實上寫了幾首呢?有報導說是一千多首。然則確切的數量是多少?有譜曲配唱的成品佔多少,只有歌詞的又佔多少?這是個很容易在「老幹部次元」討好的課題,應該不用擔心無人整理。

中國大陸詞作家喬羽,於2022年6月20日逝世,享壽95歲。

中國大陸詞作家喬羽,於2022年6月20日逝世,享壽95歲。 網上圖片

體制內音樂家、電視台所能給予的裝配和演繹,風格是缺少變化的,精神上也或許從根本就未能領略喬羽的隱約之處。

2003年,喬羽在文集卷末寫了兩句座右銘:「不為積習所蔽,不為時尚所惑」,幾年後又加了一句:「不為浮名所累」。表面看,這些只是很尋常的警句;結合作者的生平和他本應能再多做一點的事情,反過來看,或許就可以說,這積習之蔽、時尚之惑、浮名之累,正是他難以克服的困擾。難以克服,那怎麼辦呢?按最近的流行語來說,他是「躺平」和「共存」了。

積習之蔽,即「老幹部次元」從藝術到學術上的各種侷限與自我侷限;時尚之惑,即中國持續「走資」到新世紀「入世」後層出不窮的各種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的老矛盾新難題;浮名之累,組織還需要他,積極方面是指望他繼續發揮餘熱,消極方面是別添麻煩。儘管喬羽的黨性一直都很好,但若如果這等已有歷史地位的大老真要槓上什麼,那對首當其衝的單位來說就是很恐怖的事。便如崔健在2002年發起「真唱運動」劍指從央視到各等現場表演的對嘴假唱風氣,造成了很大的麻煩;當時如果喬羽這些老同志也加進來一起施壓,面子就會更難看。

喬羽也不是沒有發過異議。《文集》中可見他不只一次地對當前的「民族聲樂家」養成體制提出了批評:「⋯⋯真正民族的東西應該有民族的靈魂,民族自己的語言,他的語言作為他的靈魂的一種表現,形成他自己的一種品格。我們現在光是在鋼琴房裡培養的歌唱家,就缺這個東西。」他呼籲:學院應該多從民間發掘、吸收原生態民歌的傳承者,請他們來做老師,矯正體制內各種唯技術論、公式化、與群眾脫節的傾向。

很多人都發過這樣的議論,有些人到現在還在講(如果還健在),現在的年輕人看到後也有不少跟著講,可見講了也是白講。但既然講了白講,那就不講白不講。講了要不要力推呢?或許也有推過一點吧,但畢竟已經退下來了,抵不過生態決定的趨勢。或許也因為懂政治,看得清趨勢,也就沒去逆勢。

人們懷念50年代和80年代,愛國主義教育和實際作為尚能自洽,後來發生的事還沒發生的那幾年。過來人有記憶,新生代也透過歷史與音像來嚮往,喬羽一輩遂有了無可替代的地位,而沉迷「老幹部次元」無法自拔的黨,也就要反覆乞靈於他們來撐場,在年復一年富麗堂皇的迴響中,暫時忘卻今之廣大隊伍在此分眾時代的文藝戰線上,從認知到答題的全面脫節。

喬羽的生平,有很多潛能未得充分發揮。喬羽的作品,他本人曾說,是有賴作曲家給歌詞插上了翅膀才得以流行;他沒說的是,在翅膀之外,還有編曲、演唱可以比作機殼和引擎,能否飛好又要看這整個機體適不適合當下的天氣,而體制內音樂家、電視台所能給予的裝配和演繹,風格是缺少變化的,精神上也或許從根本就未能領略喬羽的隱約之處。

常有人說,還是得寄望於民間。或許,將來的華語樂壇會出現真從當代民間情感出發的,喬羽歌詞的重新演繹,甚至重新譜曲;也或許,作出這樣歌曲的,可以是在牆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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