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進入地下鐵」：過去十年，莫斯科如何成為高科技監控城市？

【編者按】人臉識別不止在中俄等威權國家蓬勃發展，即使在民主社會，這種技術還是引起了許多關於私隱﹑人權的爭議，而且社會對個體的保障似乎遠沒有科技發展那麼迅速。端傳媒九月將刊出一系列專題報道，探討中國和俄羅斯成為監控社會之路。這篇文章是系列的第二篇，請按此閱讀第一篇：人臉識別到底是甚麼？演算法是不是無所不能？請持續留意端傳媒報道。

在九十多年前開始運作的莫斯科地鐵在2021年年底推出了「Face Pay」系統：市民坐地鐵再不用買票，甚至也不必用智能手機或信用卡來拍卡入閘。只要事先將自己的臉連上信用卡，那麼在莫斯科地鐵的二百多個車站，只要用兩三秒照一照臉就可以迅速入閘。莫斯科運輸局副局長誇下海口，指對於世上任何地方的乘客而言，配備了一流人臉識別演算法的Face Pay都是首屈一指的系統。當然，俄羅斯很多關注數字私隱的組織都覺得「方便」只是借口，當局的意圖始終還是安裝大量攝像頭，以便監控莫斯科這個有近一千二百萬人口的巨型都市。

2022年6月12日，俄羅斯全國都在慶祝國慶日（ 「俄羅斯日 」）－－即俄羅斯從蘇聯獨立出來的日子。當日全國有67人被警察無故拘留，其中超過一半的人，即43名莫斯科人，就是被地鐵站的攝像頭拍到，再被人臉識別系統「認」出來的。其中一個被認出來，然後被警察拘留的人，是科普作家和記者卡贊采娃（Asya Kazantseva）。她在沒有被起訴的情況下在警察局關押了兩個小時，而且警察也沒跟她解釋為甚麼要拘留她。警察逼卡贊采娃寫下口供，她這麼寫了：「我被警告了，說以前曾被拘留過的人，不應該在俄羅斯日進入地鐵站。」

過去十年，在64歲，自2010年起擔任莫斯科市長的索比亞寧（Sergei Sobyanin）的嚴格控制下，俄羅斯的首都變成了世界上監控技術最先進的地方之一。在今日的莫斯科，世界頂尖的，突破性的監控系統技術除了用來控制交通、抓捕罪犯之外，還用來監視批評克里姆林宮的異見者。現在莫斯科的17萬個天眼鏡頭和人臉識別系統都已運作成熟；在COVID-19疫情期間，莫斯科就在用這個系統來抓違反防疫規定的人。在疫情初期的2020年，索比亞寧就示範過如何追蹤自中國回國的俄羅斯人。

俄羅斯在2022年2月入侵烏克蘭後，國內所有異議聲音基本上都被打壓了。莫斯科跟全國其他地方一樣，逮捕了大多數反戰分子。根據《經濟學人》的報道，開戰不過兩星期，全國就抓捕了一萬五千名進行反戰活動的俄羅斯人。而在莫斯科地鐵系統中大量使用的面部識別程序「Sphere」，就容許警方監察像卡贊采娃這樣的，被認爲有可能在未來進行反戰抗議活動的普通莫斯科人。在之前的5月9日勝利日（俄羅斯慶祝蘇聯擊敗德國納粹的週年紀念日），爲了壓制反戰情緒，莫斯科警方已經連續兩天拘留了幾十個人：不作起訴，也不給任何解釋。而在8月22日慶祝的「旗幟日」，警方利用面部識別技術，拘留了近30名此前參與過反戰抗議的莫斯科人。

隨着俄羅斯從國際舞台上退縮並加大對反戰的俄羅斯人的政治壓力，參加反戰抗議活動的代價已經大大增加。因為嚴密的政治監控，跟蹤和識別政治異見者變得愈來愈容易，所以即使是匿名的、謹慎的異見形式也不再安全。這樣一來，即使那些沒有被當場拘留的人，幾天後也可能在家裏被捕。

要用面部識別和監視跟蹤這樣的戰術，就需要維持大量基礎設施。俄羅斯是每千人佔攝像頭數量第三多的國家，僅次於美國和中國。雖然安裝的攝像頭有三分之一以上屬於國家，但俄羅斯當局仍在積極發展監控能力，而莫斯科在這方面處於領先地位。而俄羅斯的首都是如何成爲一個監控中心的？監控如何被使用和濫用的？而在烏克蘭戰爭中，西方的制裁打擊了莫斯科的監控系統，莫斯科的未來是什麼？

誰控制了數據？

莫斯科在過去十年成為高科技監控城市，主要的推手就是自2010年始任市長的索比亞寧。

2010年9月28日，當時的總統梅德韋傑夫（Dmitry Medvedev）突然以「失去信任」為由，解僱了在三任總統手下工作了十八年的莫斯科第二任市長盧日科夫（Yury Luzhkov），而52歲的索比亞寧在一個月後被任命爲新市長。索比亞寧曾是克里姆林宮的參謀長，主要在西伯利亞和烏拉爾（Ural）工作，跟俄羅斯的首都沒有任何關係；所以梅德韋傑夫在解僱盧日科夫之後再任命他，被許多人認爲是克里姆林宮試圖對莫斯科加強控制的手段。也由於他在被任命之前完全不為莫斯科人所識，索比亞寧在首都的民望很低，媒體和莫斯科人對這個人也有點看不透。一方面，批評者將他描述爲「千人一面的官僚」，而其他人則希望他能比盧日科夫更有魄力一點。

這兩種預期，索比亞寧似乎都滿足到了。早期，索比亞寧的團隊啓動了大規模的改革：大舉改造市中心，將公共圖書館和醫院數碼化，解決交通問題，又大幅改進了莫斯科的監控系統。尤其在監控方面，跟盧日科夫時期相比，的確是邁進了一大步：在盧日科夫執政期間，莫斯科對120個群衆集會場都有進行錄影監控，但那是躁訊很多的黑白顆粒錄像監控。又因為錄像的存儲系統是分散的，警察要從錄像中找人的話，必須做出相當大的努力才能找到所需的存儲中心，然後要求提供錄像。而每台攝像機的安裝和維護費用，都算在市政府的帳上。在索比亞寧上台後的2011年，莫斯科當局轉向服務模式，將攝像機安裝和維護外包給電信供應商。城市監控部門指，現在市政府只需要支付五天的視頻存儲費用，將監控成本降低了40%。

索比亞寧也改善了視頻存儲系統。2012年，索比亞寧建立了「統一數據存儲和處理中心」（UCDC）。該中心不僅能向警方提供所需錄像，還能向任何提出要求的公職人員提供實時的視頻訪問權限。到2017年，大約有6000名安全服務人員獲得了這種實時訪問權。而控制並集中了數據存儲的不只是莫斯科。在國家層面上，新當選的國家議會杜馬在2016年推出了一項法律，迫使所有網絡公司將俄羅斯人的數據存儲在當局有權限的服務器上。安全部門可以通過法院命令來獲得這些數據。

同時，這項新法迫使所有主要網絡公司（例如擁有Vkontakte，即「俄羅斯Facebook」的VK公司）在當局可以訪問的服務器上存儲俄羅斯人的數據。這些數據包括用戶的假名、出生日期、家庭住址、姓名和父親名字、護照數據、用戶的短信和他們的親屬姓名。這些數據會在網絡公司的服務器上至少保存一年，而該法案指，為了「打擊恐怖主義」，網絡企業應該要向安全部門提供這些數據。這也證明莫斯科和聯邦當局在隱私和國家監控方面的立場是一致的。

最重要的是，以克里姆林宮的政治脈結，索比亞寧大舉發展科技，並將數據監控做到世界頂尖，也大大支持了他本人的仕途。有研究俄羅斯的學者就指出，在俄羅斯，資源的分配很多時候取決於官員能夠為政權消除多少威脅。於是，獲得巨量公民數據﹑而且能分析數據﹑預測未來，絕對是索比亞寧本人的政治資產。在COVID-19期間，由索比亞寧牽頭現代化的種種監控措施，就令他成為了俄羅斯的抗疫「明星」。

而Carnegie的研究亦指，相對於那些炫耀個人政治野心，充滿個人特色的政治人物，普京更喜歡能壓下自己的野心，實際解決問題的技術官僚。而索比亞寧的前任，被克里姆林宮棄掉的盧日科夫，就以率直甚至有點張揚聞名，個人特色也很強烈：他永遠頂著一頂鴨舌帽，是俄羅斯工人階級的象徵。而索比亞寧則不苟言笑，永遠都是一襲的深色西裝，經常問「數據說了甚麼」，跟盧日科夫形成強烈對比。這份報告也指出，現任國防部長紹伊古（Seigei Shoigu）﹑外交部長拉夫羅夫（Sergey Lavrov）﹑副總理別洛烏索夫（Andrey Belousov）等掌握俄羅斯政經大權的官員，跟索比亞寧一樣都是俄羅斯頂級的技術官僚，都是憑著專業攀上俄羅斯最高權力的位置的。對於普京而言，他們遠比像盧日科夫這樣的政治人物可靠。

能突然壞掉的攝像頭

莫斯科當局在2019年聲稱，有七成左右的罪案，警方都利用了監控錄像協助調查。但對跟克里姆林宮持不同意見的人來說，這座城市遠遠沒之前那麼安全了－－隨着莫斯科的攝像監控系統變得更加互聯互通，又實施了新的罪犯識別方法後，政治活動家和大規模反普京抗議活動的參與者被拘留的比例更高。

隨著地鐵中更精確的面部識別系統和政府記錄的廣泛使用，政治活動和大規模反普京抗議活動的參與者被拘留的比例比以前更高。過去六個月，俄羅斯作出逾一萬六千多次拘留和逮捕。這是在現代俄羅斯歷史上，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因政治原因被拘留的人數最多的一次。

不過，雖然攝像頭那麼無處不在，首都政府又用了那麼多的資源去改善系統，那些攝像頭在異見者和政治人物被謀殺的時候卻會突然「壞掉」。

2015年2月27日深夜，曾任政府第一副總理，國家杜馬副主席的反對派領袖涅姆佐夫（Boris Nemtsov）在克里姆林宮附近遇刺身亡。謀殺現場的三個監控片段，因爲聯邦安全局無法取得而沒有被納入案件，但聯邦安全局的設立目的，應該是保護聯邦級別的政治家。兩年後，2017年4月28日上午，涅姆佐夫的同伴、反對派領導人納瓦爾尼（Alexey Navalny）在莫斯科的商業中心外被一名男子襲擊。在納瓦爾尼上車時，一名戴藍色帽子的男子將綠色液體直接灑在他的臉上。商務中心室外的攝像頭本可以拍到襲擊者的臉，但攝像頭當天卻壞掉了。納瓦爾尼的眼睛被化學性燒傷，他不得不離開俄羅斯，接受緊急眼科手術以挽救視力。

2020年8月20日，納瓦爾尼在距離中俄邊境約860公里的西伯利亞城市託木斯克的酒店被下毒，中的毒是一種禁用的化學品諾維喬克（Novichok）。據媒體調查報道，安全部隊從來未將監控錄像交給納瓦爾尼的助手，並且就在襲擊發生的前兩天，整個酒店的安保團隊被替換，有可能是由聯邦安全局的官員取代的。

似乎一涉及到高關注度和跟政治有關的刑事案件，俄羅斯的監控系統就無法發揮作用。但相反的是，自2012年以來，監控攝像頭就已成爲針對抗議集會參與者的刑事調查的重要工具。後來的技術進步，如面部識別，也使追蹤和逮捕抗議者變得更加容易。而俄羅斯的確在大力發展本土的人工智能行業，在2017年，普京跟一群俄羅斯學生說，哪個國家能成為世界的人工智能科技龍頭，哪個國家就會成為「世界的統治者」。俄羅斯實際上也發展了自己的科技企業。美國國家標準技術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NIST）的全球演算法排名被視為行業標準，而這個榜上就有兩家俄羅斯企業：NTech Lab和VisionLabs，兩家企業都在「人面識別」範圍上榜。榜上只有美國﹑中國和俄國的企業。

2017年，莫斯科當局將能進行人面識別的「神經網絡」引入監控系統。根據城市當局的說法，「這個神經網絡每月會分析100多萬張來自監控攝像頭的圖像，以幫助城市服務部門保持秩序和清潔。」2018年夏天，在俄羅斯主辦世界杯期間，體育場館附近的大約500個攝像頭被連接到由NTech Lab開發的FindFace安全系統上（NTech Lab之前發布了一款流行的應用程序FindFace，後來被國營的Rostech公司收購）。在世界杯期間負責球場安保的警察，全部都配置了智能手機，一旦任何攝像頭識別到通緝犯，系統就會立刻通知他們。於是世界盃期間，有180名激進球迷被禁止參加現場的足球活動。這個系統也被用來抓球場內外的扒手。

根據BBC最近的調查，有四家公司爲莫斯科當局提供演算法，以識別每個莫斯科人的剪影、面孔甚至情緒。該系統可以通過上傳到網上的照片，或在錄像素材中針對特定的人來追蹤。

政府指新技術旨在使莫斯科人的生活更加安全，減少俄羅斯首都的犯罪。這似乎是成立的：從2010年到2020年的十年間，根據莫斯科警方的記錄，每10萬名公民的犯罪數量減少了27%。2017年莫斯科實施面部識別系統後，莫斯科的罪案數目也急劇下降。然而很難說大規模監視是否真的幫助莫斯科警方破案並找到肇事者。 俄羅斯調查機構 Proekt 分析了當地警方關於在破案中使用監控的報告。 事實證明，只有 13% 的罪案是通過監視鏡頭進行調查的。

不過，警方在識別和拘留參加反對派集會的人方面，的確變得更加有效率。 根據警察監督組織 OVD-Info 的說法，警方開始更廣泛地使用所謂的「事後拘留」——在抗議發生幾天、幾周或幾個月後才進行拘留。 他們多次使用面部識別來進行拘留。

納瓦爾尼在 2020 年夏天從中毒事件康復後，儘管俄羅斯當局對他提起了刑事訴訟，仍然於 2021 年 2 月回到俄羅斯。 納瓦爾尼在機場被捕，隨後被判處 2.5 年監禁，以及他釋出的揭露了爲普京建造的宮殿的影片，引發了全國範圍的憤怒。據路透社報道，1 月 23 日，莫斯科有 40,000 多人參加集會，支持被囚的納瓦爾尼。警察粗暴地拘捕了大批民衆，全國有創紀錄性的 3,181 人因抗議而被帶到警局。 隨後每週在 120 多個俄羅斯城市有固定集會舉行，一直到 2 月 14 日。

4 月 21 日，一些為了支持納瓦尼爾的額外集會在對他的判決提出上訴時舉行。 與冬天抗議期間發生的拘留相比，莫斯科警察的行爲沒有那麼暴力。 事實證明當局轉向了「事後拘留」，一些參與者在兩天後被帶到警察局，而有些是在集會結束五個月後。 正如警方報告顯示的那樣，許多事後拘留嚴重依賴面部識別來提供犯罪「證據」。

俄羅斯抗議政治逼害的獨立組織在OVD-Info 在報告指出，在 2021 年，至少有 454 宗事後拘留，其中有363 宗與 4 月 21 日支持納瓦爾尼的集會有關。也因此，許多反戰運動都無法再在俄羅斯國內運作。例如匿名反戰運動「女權主義者反戰組織」的協調員Daria Serenko在戰爭開始後就離國。

莫斯科的監視系統在解決犯罪問題和損害公民自由方面都受到質疑，但那些並不是系統的唯一問題。 安裝在街道上的攝像頭也沒有得到足夠的保護來免受網絡攻擊。 此外，警察和其他技術人員還會出售對攝像頭的訪問權限。 這樣一來，本應受到當局保護、爲人民利益服務的東西，開始爲當局的利益服務並且沒有任何防禦。

2021 年，新聞媒體 《生意人報》發現，俄羅斯有 6,300 多台閉路電視攝像機的 IP 地址並不安全，這使得它們極易受到黑客攻擊。 幾乎任何具有足夠技術技能的人都可以訪問監控記錄。 2021 年 1 月，一名黑客竟然猜出了鐵路系統的密碼。2020 年，一個名叫 Zpoint 的人出售了莫斯科攝像頭的權限，任何人都可以購買城市公寓樓、公園、診所和學校入口外的攝像頭的實時訪問權。俄羅斯非政府組織 Roskomsvoboda 發現只要 10,000 盧布（168 美元）就可以購買配備面部識別算法的攝像頭。

負責首都監視系統的莫斯科信息和技術部沒有否認這一事實，但強調「授予他人此類訪問權限是非法的」。然而，莫斯科當局並沒有停止或縮減面部識別程序的使用以確保其安全。 《生意人報》在 2021 年報道稱，莫斯科政府計劃花費 2.36 億盧布（近 400 萬美元）用於面部識別的「神經網絡」，該網絡可以通過政府服務網站上莫斯科市民的個人頁面照片進行訓練。專家認爲，此舉爲公務員在黑市上出售訪問權創造了另一個機會。

國際制裁下的監控

俄羅斯的監控系統，現在還面對一個大問題：在入侵鄰國烏克蘭後，許多大公司拒絕與俄羅斯開展業務。此外，西方的制裁也切斷了俄羅斯的主要銀行與SWIFT系統的聯繫，令這些銀行無法利用SWIFT來進行快速的國際轉賬，所以也等同切斷了許多俄羅斯企業的資金來源。

儘管有嚴重的通貨膨脹，商業系統的徹底轉型和不確定的未來，莫斯科並沒有改變其發展監控的計劃。與《生意人報》的報道相反，俄羅斯BBC寫道，城市當局計劃在未來兩年在面部識別算法上花費高達8000億盧布（130億美元），每年要增加60%。

而警察也沒有改變他們的工作方式。正如卡贊采娃的故事所展示的，警察在地鐵裏更加積極地使用面部識別系統，在沒有指控的情況下拘留有反對意見的人。由於俄羅斯的媒體受到類似戰爭時期的嚴厲審查，普通公民可以因爲稱發生在烏克蘭的戰鬥爲 「戰爭」而被監禁長達15年（根據俄羅斯的說法，這場戰爭不過是「特別軍事行動」），在合理使用面部識別技術和個人數據方面的人權記錄可能並不會改善。

即使面對國際制裁，俄羅斯還是在科技業中找到了商機。據英國經濟政策顧問公司CEPA，前述的俄羅斯人面識別巨頭，有艾巴莫域治（Roman Abramovich）的基金入股的NtechLab一直都為歐美大公司提供產品，客戶包括美國英特爾（Intel）﹑馬斯克的SpaceX﹑戴爾（Dell）等等。即使在2022年2月底之後，NtechLab仍然在全球範圍內發展，新客戶包括斯里蘭卡。另一家提供監控硬件的俄羅斯公司Protei，則在2022年3月跟巴基斯坦電訊商簽了合同。雖然如VisionLab這樣的公司已被國際列為制裁對象，俄羅斯的科技公司很多都跟歐美大公司成為了商業拍檔，並且因此避過了好些國際制裁。

不過，俄羅斯維護和購買新監控設備的能力是有限的。莫斯科各部門最後一次公開的政府採購表明，與俄烏戰前依靠亞洲和西方頂級大公司的俄羅斯相比，供應正在萎縮。而俄羅斯的確仍然依賴許多這些「不友好」的國家提供監控設備。中國的海康﹑大華等公司當然在設備供應商之列，但中國現時跟歐美國家關係嚴重惡化，中國的科技公司亦因包括新疆在內的各種原因受到國際制裁，即使北京堅持繼續和俄羅斯進行商業活動，也必然受到一定限制。

事實上，俄羅斯不是中國科技的出口大國，如果因俄羅斯而跟其他地方的芯片供應商關係惡化，對中國的科技巨頭而言是災難性的。2022年3月，中國對俄出口的智能手機和電腦減少了四成和六成以上，電信網絡的出口更加減少了98%。雖然北京表示不會切斷和俄羅斯的友誼，但中國的科技和金融巨頭還是很警惕被制裁的可能。俄羅斯監控的未來，還是懸在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