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台灣

誰是性侵加害者?性犯罪事件的「色狼」迷思

問題不在變態與否、偏差與否,而是在於性別中的權力關係。


2020年3月6日,台北車站。 攝:陳焯煇/端傳媒
2020年3月6日,台北車站。 攝:陳焯煇/端傳媒

「小華(化名)是一名180公分的高大男子,平常務農,有輕度智能障礙。他是性侵害兒童的個案,無故不出席處遇。我通知他到場那天,他身上有些髒汙,穿著藍白拖鞋,腳皮粗糙。我伸出手跟他說:『嗨小華,我是跟你聯絡的鍾小姐』,他臉上出現驚訝又有點開心的表情,並害羞地跟我握手。」東海大學社工系講師、社工督導鍾佩怡問小華怎麼沒來「上課」(接受處遇)?小華才說,平常帶他上課的家人生病了,家人要他先不要去上課,也囑咐他,沒有人帶、不能隨便外出。

依照台灣法律規定,當加害者無故不出席評估、治療或教育輔導等司法處遇時,得依法開罰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對進行危險性評估的社工人員來說,無故不出席處遇為危險因子提升之徵兆。

鍾佩怡在過往進行處遇時,遇到經常無故不出席的個案,而在通知個案前往說明後,往往會翻轉她原先的想像。

鍾佩怡說,如像戀童、輕微智障等個案無故不出席處遇,已構成危險度上升的理由,但釐清原因後,如小華反而屬於安全的類型,若無細緻理解,就會得到完全相反的結果。她說,從事加害者服務時,要讓加害者知道她沒有敵意,才有機會得知他們真正的想法。她強調,司法處遇應該做更細緻的處理,而不只是處罰。

台灣衛福部統計,性侵害事件通報中,近五年的年均件數約在一萬件左右,而加害與被害人的關係中,陌生人性侵的比例非常少。根據司法官學院進行的性侵犯罪統計中,進入司法程序的性侵案件多以熟人犯罪為主,陌生人的性侵大約只有一至兩成。

不過,台灣社會卻對加害者普遍存有錯誤迷思——也就是陌生或隨機性侵等刻板印象。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系特聘教授/紐約大學法學院Hauser Global Professor陳昭如指出,台灣社會對於性侵犯有著根深蒂固的想像,性侵害事件更容易成為「倒霉鬼遇上變態」。她強調,「許多性侵犯其實是所謂的『正常人』,而不是人們想像中色狼的形象」。

端傳媒曾深入追蹤林于仙疑似遭遇主管權勢性侵後墜樓事件,在採訪中發現,除了受害者陷入「完美被害人」的困境,加害者也落入「變態、色狼」的刻板形象,然而在林于仙的案例中,涉嫌加害的前主管有著良好形象,亦是一名成功的長照界領袖。許多分析指出,在多數性侵案中,加害者擁有受社會主流認可的外在表現,例如是名認真教學的好老師、是體恤部屬的溫柔主管,與傳統所認知的加害者形象差異甚巨,為什麼會有如此歧異?

林于仙的照片。
林于仙的照片。攝:陳焯煇/端傳媒

加害者為什麼這麼做?

有些加害者不只想滿足性慾,更核心的是權力支配的問題。

根據司法官學院對於性侵害的相關研究指出,無論從衛福部性侵害事件通報,還是地檢署、法院的司法統計數據上皆可顯示幾個趨勢:女性受害者為八到九成、男性加害者為九成;性侵案件多為「熟人性侵」,最高的關係比例是朋友、男女朋友,接著是網友與親屬;地點多發生在住居所;不起訴人數高於起訴。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執行長王玥好也表示,在一線服務的婦女團體也觀察到,陌生人性侵在實務上少於一成,大多數的性侵案件是「熟人性侵」。

女性主義學者蘇珊·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在1975年時提出「強暴迷思」(rape myth)理論,她認為在父權社會下,人們對女性遭受性侵害存有普遍的誤解。學者瑪莎·柏特(Martha R. Burt)進一步將強暴迷思定義爲:「一套對被害人、加害人與強暴行為錯誤的想法、刻板印象或偏見。」

《性侵報導的強暴迷思與轉變》分析台灣三大報在2002年到2013年間的性侵報導,研究者蔡雁雯與蘇蘅發現,台灣報導中一直存在強暴迷思,將加害者描繪為「可怕和怪獸般的存在」,並強調被害者的「順從性」。研究結果符合學者布朗米勒所稱,為鞏固父權體制的「強暴支持文化」,也就是愈強調女性被性暴力攻擊,愈容易引起女性恐慌,但男性較少恐慌。且在《性侵害犯罪防治法》通過後,基於對受害者的保護,隱去受害者的姓名,但卻更加詳細描述案件過程,並強化加害者的獸性與心理不正常。

簡言之,「對幼性交」與「隨機性侵」成為性侵報導中的多數類型,但並非實際最多數的性侵案件。

利伯他茲台北心理諮商所所長、心理師才煒民,曾入監所進行性侵害受刑人的心理評估。才煒民指出,心理師對加害者的再犯因子、心理評估將影響司法處遇及後續治療的模式,他認為,加害者的樣貌十分多元,只從心理評估去判斷加害者是否再犯、治療是否有效,他認為雖有爭議,但仍是目前被廣為採用的方式——因為「再犯與否」以及「治療有沒有效」是社會最關心的部分。

才煒民說,性侵加害者的犯罪因素大致可分為兩個層面:一是身體因素,如因老化、退化造成腦部狀況,或是反社會人格;另一則是環境因素,像是經歷人生低潮期、飲酒、用藥等。才煒民強調,這兩個因素也會同時發生。

至於性侵犯罪如何從念頭到付諸行動?才煒民指出,有些加害者會在腦海中演練過無數次性侵,最後身體自動化實施犯罪行為,成為一種犯罪的模式。他曾在監所進行加害者評估時,一名女性社工經過,加害者問他,女社工是誰?什麼名字?他認為,想認識感興趣的對象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性幻想也不代表一定會著手性犯罪,但某些加害者明知將觸法但還是會下手,像是那名監所的加害者,在他腦海中已經浮現與對方性交的畫面,對這類的加害者而言,「女性就是可以發生性行為的對象」。

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社工督導顏莉璟認為,加害者除了有性侵的動機,還可能失去自制力,因而突破了外在的保護以及被害人的防線。她也說,有些加害者不只想滿足性慾,更核心的是權力支配的問題。

受訪社工與心理師均指出,許多性侵加害者的共通點,在於缺乏同理心與良好社交能力,像是加害者在犯後會極小化被害人的痛苦、合理化自己的行為。他們同樣認為,這也是台灣教育常年不足之處。

「多數加害者第一時間皆否認犯行,就像小孩子做錯事一樣,」鍾佩怡反問,「他們真的不知道自己做錯事嗎?我認為不是,就是因為知道犯錯,感到羞愧才否認。」

張妙如則說,過去陪伴受害者上法庭時,所觀察到的是加害人一味否認自己的犯行,或是為了獲得減刑才道歉。「但是,加害人誠心道歉對多數被害者而言,才是至關重要的部分。」

性侵案件中的權力支配問題

加害者並非如刻板印象多為底層與弱勢族群,不乏在上位者利用權力傷害下屬。

權勢性侵大多是對社會角色的混淆,才煒民舉例,「社會大眾一般認為在父女、師生等的身份關係中,不會發生性行為,但對某些加害者來說,對身份界限的認知模糊,甚至享受在這樣的權力關係中。」他認為,有些加害者甚至會合理化自己的行為,從自己的角度出發,已經超越辯解的程度;也有些加害者活在自己的世界,這類型的加害者傾向歸屬於人格問題、缺乏同理心。

分析性侵加害者的群像,才煒民以過往承接的案例經驗提醒,加害者並非如刻板印象多為底層與弱勢族群,不乏在上位者利用權力傷害下屬,屬於利用權勢施以性犯罪的範疇。

才煒民說,受到環境因素而犯罪的加害者,犯後不乏展現出懊悔並願意道歉的案例,他們普遍也較容易改變。他舉例,曾有加害者遭逢人生低潮,在酒精的催化下,侵犯了一起飲酒的女性友人,犯後,這名加害者坦承犯錯,再犯的機率也較低。他說,在藥物、酒精的作用下侵犯他人,若是初犯,多為一時失控;然而若是再犯,便是拿藥物、酒精來助興,成為一種犯罪工具。

不過,若屬於人格的問題則難以改變,才煒民指出,除非當事人經歷重大事件,對他自己造成傷害,為了降低自己的痛苦,才願意做出改變。

權勢性侵的案例上,顏莉璟以師生案件為例,也就是形象良好的男老師挑選女學生下手。她說,一名國中女生因家庭因素經常曠課,在校與其他同學連結薄弱,這名老師則利用這樣的處境,對女學生特別關心,並約她多次出遊。女學生雖感到一絲怪異,但也說服自己,老師是基於關心,不可能對她做出不好的事。直到她長大成人,回頭檢視那份詭異的感受,逐漸走出自我懷疑,才確信當時被老師侵犯了。她找上勵馨後仍害怕「有人會相信我嗎?」

這樣的案例不斷出現,今年8月,人本教育基金會召開記者會,揭發一名資優生A女在25年前遭到國中數學老師性侵,該名老師以單獨輔導為由,將她帶到教室、保健室甚至旅館發生性行為長達四年。期間,A女曾想從這段關係脫離,卻遭到老師利誘威脅,甚至到她就讀的大學跟蹤監視。讓A女飽受焦慮症之苦。

人本指出,該名老師形象良好,曾任校主任、校長,並曾獲資深優良教育行政人員。直到A女也成為教職人員,才意識到自己曾是校園性侵受害者,她認為自己的遭遇並非個案,決定向台中市性平教育委員會舉發這名教師,並呼籲其他可能的受害者出面。台中市教育局表示,今年4月已收到舉發,召開性平會議後,決議暫緩這名老師的退休申請,待調查後決定行政處分。

直到9月2日,台中市教育局召開性平會審議調查小組報告,性平會同意調查報告及懲處建議,該教師遭解聘、永不錄用且失去退休金。教育局指出,已主動告發,除了行政懲處外,後續該教師也將面對司法偵辦。人本曾表達A女因法律追溯期已過,不願面臨司法程序的壓力,不願提告,但台中市府還是向地檢署舉發。

2020年2月9日,一列新北市的火車。

2020年2月9日,一列新北市的火車。攝:陳焯煇/端傳媒

家內性侵的特殊性與「關係修復」之難

修復不代表原諒,也不代表傷害會消失。但對於受害者來說,聽到道歉後,他們才能去面對創傷,決定如何與創傷共存。

北部一處市府家防中心的社工呂庭歡表示,家防中心承接的權勢性侵加害者案件中,集中在家內性侵的案件以及未成年人。而這些案件又以「父對女」最多,手足之間的數量也逐漸增加,年齡也有下降的趨勢。

而家內性侵的主因為家庭功能的缺乏。「夫妻吵架、女兒太像前妻、控制不了自己、過去曾被性侵,」這是鍾佩怡看到最多的犯後理由,她分析,有些父親因為人際、社交功能的缺乏,無法得到同齡的交往對象,因此將性慾發洩在他能掌控的孩子上。而手足之間的性侵,則多在成長的性探索階段,想透過A片等方式模仿,卻缺乏對象,因此朝家內年幼的弟妹下手。

家內性侵案件涉及親屬關係,有些受害者並不完全希望關係破裂,失去親情。因此,當家內性侵案件由社工介入處理後,他們會詢問當事人是否有意願進行「關係修復」。

道歉、關係修復通常是被害人需要的,但能走到這一步的案例少之又少,有些加害者在案情曝光後,畏罪自盡;即便如此,仍有成功修復的案例可循。

鍾佩怡提及,一名少女被通報疑似為性侵個案,並受到政府安置,她的法定代理人是單親爸爸,同時也是加害人,這名父親收到通知的同時,作為社工的鍾佩怡問他是否知曉孩子遭安置,這名父親哭著坦承犯行,鍾佩怡說服他去投案。他是少數坦承犯案,也向女兒道歉的案例,卻遭重判7年徒刑確定。

「就算嘴上不直接承認,但加害人願意跟我們配合,來到輔導的現場就是一種承認,」呂庭歡曾遇到已遭司法判決確定入監服刑還打死不承認的加害人,直到出獄那天,他才跟請呂庭歡向孩子轉達歉意,「孩子聽完,在電話另一頭大哭。」

曾擔任社工,現為心理師的王鈺婷承接政府轉介的權勢性侵加、被害者服務,她說:「願意自主進到諮商室,就有機會。」但她也表示,成功修復關係或願意道歉的加害者,她至今只見過一例。

雖然這些案例很少,但仍是支撐社工與心理師不斷服務的動力。

現代婦女基金會受政府委託,每年大概會進行300名左右的性犯罪受害者服務,在加害者服務部分,大多是雙方希望修復關係,才會由基金會協助。不過,現代婦女基金會社工督導張妙如表示,這樣的案例非常少。

家內性侵不只讓加害與被害者的關係破裂,也會影響到其他親屬的關係。近年讓張妙如印象深刻的案例,是一件親屬間的性侵,受害者小妍(化名)在未成年時,遭長輩侵害,小妍曾告訴媽媽,卻遭到苛責。小妍憎恨該名長輩,也埋怨媽媽,但她不知道,媽媽當時冒著與家族決裂的風險,為她出面處理性侵案件。

多年後,小妍尋求民間團體的協助進行關係修復,加害者在修復過程道歉、賠償,小妍才知道媽媽曾為她出面,她們的母女關係才逐漸修復。成人後的小妍因當年的創傷,嚴重影響到生活及工作,但母女倆衝突化解,也互相扶持生活。

張妙如強調,修復不代表原諒,也不代表傷害會消失。但對於受害者來說,重要性在於,聽到道歉後,他們才能去面對創傷,決定如何與創傷共存。

2021年12月20日,台北信義區。

2021年12月20日,台北信義區。攝:陳焯煇/端傳媒

yes means yes!我說好,你才可以碰我

「老司機被認為是一種能力,也就是男人可以取用女人的性是常態,加害者不認為自己做錯事,反而是受害者做錯了哪些事,才導致了負面的後果。」

當提到如何預防下一起悲劇再發生,民間團體與專家學者告訴端傳媒,「只有加害者知道他們會做出什麼事」。

在台灣傳統的性別框架下,陳昭如指出如果台灣社會普遍瀰漫的氛圍是,男人可以取用女人的性——像是夜店撿屍,男性認為錯在對方,妳自己要去夜店還喝醉——便難有根本翻轉的可能,加害者不會意識到犯錯。

陳昭如強調,我們不能期待有一天台灣社會就突然改變,除了從體制進行改革外,社會意識與個人的轉變也很重要。她說,每一名受害者的發聲都是改變社會文化與認知的契機,當人們「聽見」這樣的聲音,也才能進一步從被害者的視角,看見她眼中的世界;有些加害者可能也才發現,他的認知與對方的感受完全不同——他以為的「兩情相悅」,甚或是性互動的「欲拒還迎」,原來是自己主觀的想法,而不是客觀的情境。

特別是這樣的性別文化已經滲透到各式日常互動與對話情境,進而如「迷因」般快速傳播、甚至成為一套得以共享的「時代經驗」。陳昭如語重心長的說,「老司機被認為是一種能力,也就是男人可以取用女人的性是常態,加害者不認為自己做錯事,反而是受害者做錯了哪些事,才導致了負面的後果。」

老司機

依據台灣鄉民百科解釋,老司機一詞最早來自一首中國雲南歌曲《老司機帶帶我》,該曲演唱者眾多且版本多元,歌詞大多以兩名女性為搭便車而挑逗男性「老司機」。在各類二創中,老司機一曲從最早的司機單純助人,演變為充斥各種露骨與性暗示的內容,此後,老司機一詞成為在網路上發布色情圖文影片等網友之稱號,「開車」指稱發布此類資源,「求上車」則指想要獲得此類資源。老司機一詞亦有男性在各類性互動上,擁有熟練技巧與豐富經驗之含意。

陳昭如強調,一旦我們將性犯罪加害者當作身心有問題的人,因為「疾病」導致「變態」行為,人們就會想治療他們的疾病,而忽略實際上許多加害者是透過「權力」控制對方、利用與受害者之間的不平等來施加傷害,問題不在變態與否、偏差與否,而是在於性別中的權力關係。

「我們的文本不應該出現霸道總裁這類內容,強調女性喜歡被強勢的男性壁咚,進而強化性別刻板印象,讓不尊重他人身體的行為,成為合理且帥氣的男子氣概,」鍾佩怡說,這樣的內容不斷潛移默化閱聽人,導致男性認為侵犯別人、不尊重他人是一種正確的追求方式。

鍾佩怡認為,面對不愉快的性接觸,許多人也許還不敢說不,是因為社會文化並未讓他們夠勇敢,人們應該認知到「yes means yes」的意涵,「我說好,你才可以碰我。」

2022年9月3日,台北車站。

2022年9月3日,台北車站。攝:陳焯煇/端傳媒

在追問「加害者會不會再犯」以外

「如果有時光機,可以回到一個人變糟前,或許我們就有機會預防。」

史丹佛大學心理系學者菲利普·金巴多(Philip Zimbardo)在《路西法效應》(The Lucifer Effect)一書中,揭示1971年他主導下的一場「史丹佛監獄實驗」的發現。

這場實驗,由大學生各自擔任監所管理員以及犯人,一開始,雙方都努力扮演角色框架,不過隨著實驗的發展這些學生卻逐漸失控,學生轉變為殘暴的監所管理員,另一方則是情緒崩潰的犯人。金巴多及其他觀察者也沈浸其中,直到他們發現不對勁才緊急喊卡。

金巴多認為,在情境框架與權力關係的引導下,這些受試者因而做出某些逾越角色規範與道德的事。也有不少研究以「路西法效應」來解釋納粹,才煒民指出,這也可以解釋權勢性侵,在師生關係中,學生基於對老師的信任,老師則利用角色的權力去侵害學生。也有人指出,在性犯罪中,應該改變權力關係、社會氛圍,像是職場氛圍、父權壓迫、苛責被害人等,才能降低性犯罪。

才煒民認為,職場中應建立倫理規範訓練,讓每個職位的人都理解關係界線並尊重他人,而非利用上司的職權來霸凌、侵犯下屬。

從事婦女運動、服務性侵被害人多年的王玥好也反省,過去社會多強調對於被害人的「自我保護」,一旦事件發生,就好像是被害人做錯什麼,才導致這樣的憾事,而此便落入了譴責被害人的迷思中。她強調,有性慾很自然,但人們要懂得管理自己的性慾。回到問題的根源,應該是加強性別意識,從小建立起「尊重他人」的想法;最重要的,是看見加害者的需求,不要戴著有色眼鏡看待他們。

事實上,台灣社會對於性侵加害者的服務資源不足且限制重重,人們只關注治療幾年後,他會不會再犯?治療時間多長「才夠」?加害者「會不會好」?鍾佩怡認為上述都是大哉問,實際上目前沒有良好的環境能夠服務加害者。

任何一個大的關卡都可能是轉捩點,因為有機會讓加害者「改變」。

在許多案例中,才煒民看著加害者如何走上犯罪、生病的路,大多都是遇到了無法解決發生在自己身上不好的事,進而產生憤怒、負面、反社會的歷程。如果早期介入、輔導,有很大的機會可以避免一個人犯罪,也可以為國家、為社會省下很多資源。他在治療時經常會想,「如果有時光機,可以回到一個人變糟前,或許我們就有機會預防。」

(為尊重受訪者意願,呂庭歡為化名)

觸摸世界的政經脈搏
你觀察時代的可靠伙伴

已是端會員?請 登入賬號

端傳媒
深度時政報導

華爾街日報
實時財訊

全球端會員
智識社群

每週精選
專題推送

了解更多
深度 權勢性侵 性別平權 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