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華（化名）那天意外地出現在社工督導鍾佩怡面前。他身材高大，因為務農的關係，身上還有些工作時留下的髒汙，腳上穿著藍白拖鞋，露出粗糙的腳皮，因著鍾佩怡的問候，他不好意思地將手伸向前，臉上露出驚訝又開心的神情。
小華是鍾佩怡的性侵加害者個案，曾犯下對近親兒童性侵害的案件，當時，他正接受司法處遇（註：在司法上，對犯罪者進行矯正，透過教育訓練等方式讓犯罪者回歸社會），不過，他已經多次無故缺席。
以司法角度來看，小華患有輕度智能障礙，又有戀童、性侵兒童的紀錄，無故缺席處遇，得依法對小華開罰。而對進行危險性評估的社工人員來說，上述條件的加總，則是危險因子提升的徵兆。
鍾佩怡問他，為什麼沒來「上課」（指接受處遇），小華這才說，平時帶他上課的家生病了，沒人可帶他出門、便要他不要去上課，並交代他「沒有人帶、不能隨便外出」。
這不是鍾佩怡第一次遇到無故未出席處遇的案例，像小華這樣的未出席理由，其實也顛覆了許多人的刻板印象，以為小華是故意不出席、沒有悔意、或是藐視法律。她說，就像小華，他依照家人的指示受到約束，反而是屬於安全的類型，但如果人們不就探究，就只是再次強化了既有的偏見而已。
不過，不是每個人都能抱持善意與加害者互動，在既定的刻板印象下，許多關於加害人的劇本早已深植人們心中。鐘佩怡告訴端傳媒，你得讓加害者知道你沒有敵意、與他們建立關係，才有機會得知他們真正的想法，「司法系統可以更細膩的處理，不是只有處罰而已」。
台灣衛福部統計，性侵害事件通報中，近五年的年均件數約在一萬件左右，而加害與被害人的關係中，陌生人性侵的比例非常少。根據司法官學院進行的性侵犯罪統計中，進入司法程序的性侵案件多以熟人犯罪為主，陌生人的性侵大約只有一至兩成。
不過，台灣社會卻對加害者普遍存有錯誤迷思——也就是陌生或隨機性侵等刻板印象。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系特聘教授／紐約大學法學院Hauser Global Professor陳昭如指出，台灣社會對於性侵犯有著根深蒂固的想像，性侵害事件更容易成為「倒霉鬼遇上變態」。她強調，「許多性侵犯其實是所謂的『正常人』，而不是人們想像中色狼的形象」。
端傳媒曾深入追蹤林于仙疑似遭遇主管權勢性侵後墜樓事件，在採訪中發現，除了受害者陷入「完美被害人」的困境，加害者也落入「變態、色狼」的刻板形象，然而在林于仙的案例中，涉嫌加害的前主管有著良好形象，亦是一名成功的長照界領袖。許多分析指出，在多數性侵案中，加害者擁有受社會主流認可的外在表現，例如是名認真教學的好老師、是體恤部屬的溫柔主管，與傳統所認知的加害者形象差異甚巨，為什麼會有如此歧異？
加害者為什麼這麼做？
有些加害者不只想滿足性慾，更核心的是權力支配的問題。
根據司法官學院對於性侵害的相關研究指出，無論從衛福部性侵害事件通報，還是地檢署、法院的司法統計數據上皆可顯示幾個趨勢：女性受害者為八到九成、男性加害者為九成；性侵案件多為「熟人性侵」，最高的關係比例是朋友、男女朋友，接著是網友與親屬；地點多發生在住居所；不起訴人數高於起訴。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執行長王玥好也表示，在一線服務的婦女團體也觀察到，陌生人性侵在實務上少於一成，大多數的性侵案件是「熟人性侵」。
女性主義學者蘇珊·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在1975年時提出「強暴迷思」（rape myth）理論，她認為在父權社會下，人們對女性遭受性侵害存有普遍的誤解。學者瑪莎·柏特（Martha R. Burt）進一步將強暴迷思定義爲：「一套對被害人、加害人與強暴行為錯誤的想法、刻板印象或偏見。」
《性侵報導的強暴迷思與轉變》分析台灣三大報在2002年到2013年間的性侵報導，研究者蔡雁雯與蘇蘅發現，台灣報導中一直存在強暴迷思，將加害者描繪為「可怕和怪獸般的存在」，並強調被害者的「順從性」。研究結果符合學者布朗米勒所稱，為鞏固父權體制的「強暴支持文化」，也就是愈強調女性被性暴力攻擊，愈容易引起女性恐慌，但男性較少恐慌。且在《性侵害犯罪防治法》通過後，基於對受害者的保護，隱去受害者的姓名，但卻更加詳細描述案件過程，並強化加害者的獸性與心理不正常。
簡言之，「對幼性交」與「隨機性侵」成為性侵報導中的多數類型，但並非實際最多數的性侵案件。
利伯他茲台北心理諮商所所長、心理師才煒民，曾入監所進行性侵害受刑人的心理評估。才煒民指出，心理師對加害者的再犯因子、心理評估將影響司法處遇及後續治療的模式，他認為，加害者的樣貌十分多元，只從心理評估去判斷加害者是否再犯、治療是否有效，他認為雖有爭議，但仍是目前被廣為採用的方式——因為「再犯與否」以及「治療有沒有效」是社會最關心的部分。
才煒民說，性侵加害者的犯罪因素大致可分為兩個層面：一是身體因素，如因老化、退化造成腦部狀況，或是反社會人格；另一則是環境因素，像是經歷人生低潮期、飲酒、用藥等。才煒民強調，這兩個因素也會同時發生。
至於性侵犯罪如何從念頭到付諸行動？才煒民指出，有些加害者會在腦海中演練過無數次性侵，最後身體自動化實施犯罪行為，成為一種犯罪的模式。他曾在監所進行加害者評估時，一名女性社工經過，加害者問他，女社工是誰？什麼名字？他認為，想認識感興趣的對象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性幻想也不代表一定會著手性犯罪，但某些加害者明知將觸法但還是會下手，像是那名監所的加害者，在他腦海中已經浮現與對方性交的畫面，對這類的加害者而言，「女性就是可以發生性行為的對象」。
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社工督導顏莉璟認為，加害者除了有性侵的動機，還可能失去自制力，因而突破了外在的保護以及被害人的防線。她也說，有些加害者不只想滿足性慾，更核心的是權力支配的問題。
受訪社工與心理師均指出，許多性侵加害者的共通點，在於缺乏同理心與良好社交能力，像是加害者在犯後會極小化被害人的痛苦、合理化自己的行為。他們同樣認為，這也是台灣教育常年不足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