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性侵加害者？性犯罪事件的「色狼」迷思

小華（化名）那天意外地出現在社工督導鍾佩怡面前。他身材高大，因為務農的關係，身上還有些工作時留下的髒汙，腳上穿著藍白拖鞋，露出粗糙的腳皮，因著鍾佩怡的問候，他不好意思地將手伸向前，臉上露出驚訝又開心的神情。

小華是鍾佩怡的性侵加害者個案，曾犯下對近親兒童性侵害的案件，當時，他正接受司法處遇（註：在司法上，對犯罪者進行矯正，透過教育訓練等方式讓犯罪者回歸社會），不過，他已經多次無故缺席。

以司法角度來看，小華患有輕度智能障礙，又有戀童、性侵兒童的紀錄，無故缺席處遇，得依法對小華開罰。而對進行危險性評估的社工人員來說，上述條件的加總，則是危險因子提升的徵兆。

鍾佩怡問他，為什麼沒來「上課」（指接受處遇），小華這才說，平時帶他上課的家生病了，沒人可帶他出門、便要他不要去上課，並交代他「沒有人帶、不能隨便外出」。

這不是鍾佩怡第一次遇到無故未出席處遇的案例，像小華這樣的未出席理由，其實也顛覆了許多人的刻板印象，以為小華是故意不出席、沒有悔意、或是藐視法律。她說，就像小華，他依照家人的指示受到約束，反而是屬於安全的類型，但如果人們不就探究，就只是再次強化了既有的偏見而已。

不過，不是每個人都能抱持善意與加害者互動，在既定的刻板印象下，許多關於加害人的劇本早已深植人們心中。鐘佩怡告訴端傳媒，你得讓加害者知道你沒有敵意、與他們建立關係，才有機會得知他們真正的想法，「司法系統可以更細膩的處理，不是只有處罰而已」。

台灣衛福部統計，性侵害事件通報中，近五年的年均件數約在一萬件左右，而加害與被害人的關係中，陌生人性侵的比例非常少。根據司法官學院進行的性侵犯罪統計中，進入司法程序的性侵案件多以熟人犯罪為主，陌生人的性侵大約只有一至兩成。

不過，台灣社會卻對加害者普遍存有錯誤迷思——也就是陌生或隨機性侵等刻板印象。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系特聘教授／紐約大學法學院Hauser Global Professor陳昭如指出，台灣社會對於性侵犯有著根深蒂固的想像，性侵害事件更容易成為「倒霉鬼遇上變態」。她強調，「許多性侵犯其實是所謂的『正常人』，而不是人們想像中色狼的形象」。

端傳媒曾深入追蹤林于仙疑似遭遇主管權勢性侵後墜樓事件，在採訪中發現，除了受害者陷入「完美被害人」的困境，加害者也落入「變態、色狼」的刻板形象，然而在林于仙的案例中，涉嫌加害的前主管有著良好形象，亦是一名成功的長照界領袖。許多分析指出，在多數性侵案中，加害者擁有受社會主流認可的外在表現，例如是名認真教學的好老師、是體恤部屬的溫柔主管，與傳統所認知的加害者形象差異甚巨，為什麼會有如此歧異？

加害者為什麼這麼做？

有些加害者不只想滿足性慾，更核心的是權力支配的問題。

根據司法官學院對於性侵害的相關研究指出，無論從衛福部性侵害事件通報，還是地檢署、法院的司法統計數據上皆可顯示幾個趨勢：女性受害者為八到九成、男性加害者為九成；性侵案件多為「熟人性侵」，最高的關係比例是朋友、男女朋友，接著是網友與親屬；地點多發生在住居所；不起訴人數高於起訴。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執行長王玥好也表示，在一線服務的婦女團體也觀察到，陌生人性侵在實務上少於一成，大多數的性侵案件是「熟人性侵」。

女性主義學者蘇珊·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在1975年時提出「強暴迷思」（rape myth）理論，她認為在父權社會下，人們對女性遭受性侵害存有普遍的誤解。學者瑪莎·柏特（Martha R. Burt）進一步將強暴迷思定義爲：「一套對被害人、加害人與強暴行為錯誤的想法、刻板印象或偏見。」

《性侵報導的強暴迷思與轉變》分析台灣三大報在2002年到2013年間的性侵報導，研究者蔡雁雯與蘇蘅發現，台灣報導中一直存在強暴迷思，將加害者描繪為「可怕和怪獸般的存在」，並強調被害者的「順從性」。研究結果符合學者布朗米勒所稱，為鞏固父權體制的「強暴支持文化」，也就是愈強調女性被性暴力攻擊，愈容易引起女性恐慌，但男性較少恐慌。且在《性侵害犯罪防治法》通過後，基於對受害者的保護，隱去受害者的姓名，但卻更加詳細描述案件過程，並強化加害者的獸性與心理不正常。

簡言之，「對幼性交」與「隨機性侵」成為性侵報導中的多數類型，但並非實際最多數的性侵案件。

利伯他茲台北心理諮商所所長、心理師才煒民，曾入監所進行性侵害受刑人的心理評估。才煒民指出，心理師對加害者的再犯因子、心理評估將影響司法處遇及後續治療的模式，他認為，加害者的樣貌十分多元，只從心理評估去判斷加害者是否再犯、治療是否有效，他認為雖有爭議，但仍是目前被廣為採用的方式——因為「再犯與否」以及「治療有沒有效」是社會最關心的部分。

才煒民說，性侵加害者的犯罪因素大致可分為兩個層面：一是身體因素，如因老化、退化造成腦部狀況，或是反社會人格；另一則是環境因素，像是經歷人生低潮期、飲酒、用藥等。才煒民強調，這兩個因素也會同時發生。

至於性侵犯罪如何從念頭到付諸行動？才煒民指出，有些加害者會在腦海中演練過無數次性侵，最後身體自動化實施犯罪行為，成為一種犯罪的模式。他曾在監所進行加害者評估時，一名女性社工經過，加害者問他，女社工是誰？什麼名字？他認為，想認識感興趣的對象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性幻想也不代表一定會著手性犯罪，但某些加害者明知將觸法但還是會下手，像是那名監所的加害者，在他腦海中已經浮現與對方性交的畫面，對這類的加害者而言，「女性就是可以發生性行為的對象」。

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社工督導顏莉璟認為，加害者除了有性侵的動機，還可能失去自制力，因而突破了外在的保護以及被害人的防線。她也說，有些加害者不只想滿足性慾，更核心的是權力支配的問題。

受訪社工與心理師均指出，許多性侵加害者的共通點，在於缺乏同理心與良好社交能力，像是加害者在犯後會極小化被害人的痛苦、合理化自己的行為。他們同樣認為，這也是台灣教育常年不足之處。

「多數加害者第一時間皆否認犯行，就像小孩子做錯事一樣，」鍾佩怡反問，「他們真的不知道自己做錯事嗎？我認為不是，就是因為知道犯錯，感到羞愧才否認。」

張妙如則說，過去陪伴受害者上法庭時，所觀察到的是加害人一味否認自己的犯行，或是為了獲得減刑才道歉。「但是，加害人誠心道歉對多數被害者而言，才是至關重要的部分。」

性侵案件中的權力支配問題

加害者並非如刻板印象多為底層與弱勢族群，不乏在上位者利用權力傷害下屬。

權勢性侵大多是對社會角色的混淆，才煒民舉例，「社會大眾一般認為在父女、師生等的身份關係中，不會發生性行為，但對某些加害者來說，對身份界限的認知模糊，甚至享受在這樣的權力關係中。」他認為，有些加害者甚至會合理化自己的行為，從自己的角度出發，已經超越辯解的程度；也有些加害者活在自己的世界，這類型的加害者傾向歸屬於人格問題、缺乏同理心。

分析性侵加害者的群像，才煒民以過往承接的案例經驗提醒，加害者並非如刻板印象多為底層與弱勢族群，不乏在上位者利用權力傷害下屬，屬於利用權勢施以性犯罪的範疇。

才煒民說，受到環境因素而犯罪的加害者，犯後不乏展現出懊悔並願意道歉的案例，他們普遍也較容易改變。他舉例，曾有加害者遭逢人生低潮，在酒精的催化下，侵犯了一起飲酒的女性友人，犯後，這名加害者坦承犯錯，再犯的機率也較低。他說，在藥物、酒精的作用下侵犯他人，若是初犯，多為一時失控；然而若是再犯，便是拿藥物、酒精來助興，成為一種犯罪工具。

不過，若屬於人格的問題則難以改變，才煒民指出，除非當事人經歷重大事件，對他自己造成傷害，為了降低自己的痛苦，才願意做出改變。

權勢性侵的案例上，顏莉璟以師生案件為例，也就是形象良好的男老師挑選女學生下手。她說，一名國中女生因家庭因素經常曠課，在校與其他同學連結薄弱，這名老師則利用這樣的處境，對女學生特別關心，並約她多次出遊。女學生雖感到一絲怪異，但也說服自己，老師是基於關心，不可能對她做出不好的事。直到她長大成人，回頭檢視那份詭異的感受，逐漸走出自我懷疑，才確信當時被老師侵犯了。她找上勵馨後仍害怕「有人會相信我嗎？」

這樣的案例不斷出現，今年8月，人本教育基金會召開記者會，揭發一名資優生A女在25年前遭到國中數學老師性侵，該名老師以單獨輔導為由，將她帶到教室、保健室甚至旅館發生性行為長達四年。期間，A女曾想從這段關係脫離，卻遭到老師利誘威脅，甚至到她就讀的大學跟蹤監視。讓A女飽受焦慮症之苦。

人本指出，該名老師形象良好，曾任校主任、校長，並曾獲資深優良教育行政人員。直到A女也成為教職人員，才意識到自己曾是校園性侵受害者，她認為自己的遭遇並非個案，決定向台中市性平教育委員會舉發這名教師，並呼籲其他可能的受害者出面。台中市教育局表示，今年4月已收到舉發，召開性平會議後，決議暫緩這名老師的退休申請，待調查後決定行政處分。

直到9月2日，台中市教育局召開性平會審議調查小組報告，性平會同意調查報告及懲處建議，該教師遭解聘、永不錄用且失去退休金。教育局指出，已主動告發，除了行政懲處外，後續該教師也將面對司法偵辦。人本曾表達A女因法律追溯期已過，不願面臨司法程序的壓力，不願提告，但台中市府還是向地檢署舉發。

家內性侵的特殊性與「關係修復」之難

修復不代表原諒，也不代表傷害會消失。但對於受害者來說，聽到道歉後，他們才能去面對創傷，決定如何與創傷共存。

北部一處市府家防中心的社工呂庭歡表示，家防中心承接的權勢性侵加害者案件中，集中在家內性侵的案件以及未成年人。而這些案件又以「父對女」最多，手足之間的數量也逐漸增加，年齡也有下降的趨勢。

而家內性侵的主因為家庭功能的缺乏。「夫妻吵架、女兒太像前妻、控制不了自己、過去曾被性侵，」這是鍾佩怡看到最多的犯後理由，她分析，有些父親因為人際、社交功能的缺乏，無法得到同齡的交往對象，因此將性慾發洩在他能掌控的孩子上。而手足之間的性侵，則多在成長的性探索階段，想透過A片等方式模仿，卻缺乏對象，因此朝家內年幼的弟妹下手。

家內性侵案件涉及親屬關係，有些受害者並不完全希望關係破裂，失去親情。因此，當家內性侵案件由社工介入處理後，他們會詢問當事人是否有意願進行「關係修復」。

道歉、關係修復通常是被害人需要的，但能走到這一步的案例少之又少，有些加害者在案情曝光後，畏罪自盡；即便如此，仍有成功修復的案例可循。

鍾佩怡提及，一名少女被通報疑似為性侵個案，並受到政府安置，她的法定代理人是單親爸爸，同時也是加害人，這名父親收到通知的同時，作為社工的鍾佩怡問他是否知曉孩子遭安置，這名父親哭著坦承犯行，鍾佩怡說服他去投案。他是少數坦承犯案，也向女兒道歉的案例，卻遭重判7年徒刑確定。

「就算嘴上不直接承認，但加害人願意跟我們配合，來到輔導的現場就是一種承認，」呂庭歡曾遇到已遭司法判決確定入監服刑還打死不承認的加害人，直到出獄那天，他才跟請呂庭歡向孩子轉達歉意，「孩子聽完，在電話另一頭大哭。」

曾擔任社工，現為心理師的王鈺婷承接政府轉介的權勢性侵加、被害者服務，她說：「願意自主進到諮商室，就有機會。」但她也表示，成功修復關係或願意道歉的加害者，她至今只見過一例。

雖然這些案例很少，但仍是支撐社工與心理師不斷服務的動力。

現代婦女基金會受政府委託，每年大概會進行300名左右的性犯罪受害者服務，在加害者服務部分，大多是雙方希望修復關係，才會由基金會協助。不過，現代婦女基金會社工督導張妙如表示，這樣的案例非常少。

家內性侵不只讓加害與被害者的關係破裂，也會影響到其他親屬的關係。近年讓張妙如印象深刻的案例，是一件親屬間的性侵，受害者小妍（化名）在未成年時，遭長輩侵害，小妍曾告訴媽媽，卻遭到苛責。小妍憎恨該名長輩，也埋怨媽媽，但她不知道，媽媽當時冒著與家族決裂的風險，為她出面處理性侵案件。

多年後，小妍尋求民間團體的協助進行關係修復，加害者在修復過程道歉、賠償，小妍才知道媽媽曾為她出面，她們的母女關係才逐漸修復。成人後的小妍因當年的創傷，嚴重影響到生活及工作，但母女倆衝突化解，也互相扶持生活。

張妙如強調，修復不代表原諒，也不代表傷害會消失。但對於受害者來說，重要性在於，聽到道歉後，他們才能去面對創傷，決定如何與創傷共存。

yes means yes！我說好，你才可以碰我

「老司機被認為是一種能力，也就是男人可以取用女人的性是常態，加害者不認為自己做錯事，反而是受害者做錯了哪些事，才導致了負面的後果。」

當提到如何預防下一起悲劇再發生，民間團體與專家學者告訴端傳媒，「只有加害者知道他們會做出什麼事」。

在台灣傳統的性別框架下，陳昭如指出如果台灣社會普遍瀰漫的氛圍是，男人可以取用女人的性——像是夜店撿屍，男性認為錯在對方，妳自己要去夜店還喝醉——便難有根本翻轉的可能，加害者不會意識到犯錯。

陳昭如強調，我們不能期待有一天台灣社會就突然改變，除了從體制進行改革外，社會意識與個人的轉變也很重要。她說，每一名受害者的發聲都是改變社會文化與認知的契機，當人們「聽見」這樣的聲音，也才能進一步從被害者的視角，看見她眼中的世界；有些加害者可能也才發現，他的認知與對方的感受完全不同——他以為的「兩情相悅」，甚或是性互動的「欲拒還迎」，原來是自己主觀的想法，而不是客觀的情境。

特別是這樣的性別文化已經滲透到各式日常互動與對話情境，進而如「迷因」般快速傳播、甚至成為一套得以共享的「時代經驗」。陳昭如語重心長的說，「老司機被認為是一種能力，也就是男人可以取用女人的性是常態，加害者不認為自己做錯事，反而是受害者做錯了哪些事，才導致了負面的後果。」

老司機

陳昭如強調，一旦我們將性犯罪加害者當作身心有問題的人，因為「疾病」導致「變態」行為，人們就會想治療他們的疾病，而忽略實際上許多加害者是透過「權力」控制對方、利用與受害者之間的不平等來施加傷害，問題不在變態與否、偏差與否，而是在於性別中的權力關係。

「我們的文本不應該出現霸道總裁這類內容，強調女性喜歡被強勢的男性壁咚，進而強化性別刻板印象，讓不尊重他人身體的行為，成為合理且帥氣的男子氣概，」鍾佩怡說，這樣的內容不斷潛移默化閱聽人，導致男性認為侵犯別人、不尊重他人是一種正確的追求方式。

鍾佩怡認為，面對不愉快的性接觸，許多人也許還不敢說不，是因為社會文化並未讓他們夠勇敢，人們應該認知到「yes means yes」的意涵，「我說好，你才可以碰我。」

在追問「加害者會不會再犯」以外

「如果有時光機，可以回到一個人變糟前，或許我們就有機會預防。」

史丹佛大學心理系學者菲利普·金巴多（Philip Zimbardo）在《路西法效應》（The Lucifer Effect）一書中，揭示1971年他主導下的一場「史丹佛監獄實驗」的發現。

這場實驗，由大學生各自擔任監所管理員以及犯人，一開始，雙方都努力扮演角色框架，不過隨著實驗的發展這些學生卻逐漸失控，學生轉變為殘暴的監所管理員，另一方則是情緒崩潰的犯人。金巴多及其他觀察者也沈浸其中，直到他們發現不對勁才緊急喊卡。

金巴多認為，在情境框架與權力關係的引導下，這些受試者因而做出某些逾越角色規範與道德的事。也有不少研究以「路西法效應」來解釋納粹，才煒民指出，這也可以解釋權勢性侵，在師生關係中，學生基於對老師的信任，老師則利用角色的權力去侵害學生。也有人指出，在性犯罪中，應該改變權力關係、社會氛圍，像是職場氛圍、父權壓迫、苛責被害人等，才能降低性犯罪。

才煒民認為，職場中應建立倫理規範訓練，讓每個職位的人都理解關係界線並尊重他人，而非利用上司的職權來霸凌、侵犯下屬。

從事婦女運動、服務性侵被害人多年的王玥好也反省，過去社會多強調對於被害人的「自我保護」，一旦事件發生，就好像是被害人做錯什麼，才導致這樣的憾事，而此便落入了譴責被害人的迷思中。她強調，有性慾很自然，但人們要懂得管理自己的性慾。回到問題的根源，應該是加強性別意識，從小建立起「尊重他人」的想法；最重要的，是看見加害者的需求，不要戴著有色眼鏡看待他們。

事實上，台灣社會對於性侵加害者的服務資源不足且限制重重，人們只關注治療幾年後，他會不會再犯？治療時間多長「才夠」？加害者「會不會好」？鍾佩怡認為上述都是大哉問，實際上目前沒有良好的環境能夠服務加害者。

任何一個大的關卡都可能是轉捩點，因為有機會讓加害者「改變」。

在許多案例中，才煒民看著加害者如何走上犯罪、生病的路，大多都是遇到了無法解決發生在自己身上不好的事，進而產生憤怒、負面、反社會的歷程。如果早期介入、輔導，有很大的機會可以避免一個人犯罪，也可以為國家、為社會省下很多資源。他在治療時經常會想，「如果有時光機，可以回到一個人變糟前，或許我們就有機會預防。」

（為尊重受訪者意願，呂庭歡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