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對中國母女的避孕選擇：當身體自主遇到國家規訓

【編者按】「我的身體，我的選擇」，一句來自1960年代末的口號，萬未料到，會在半個多世紀的未來，再次撞到一堵堵令人心寒的高牆，還是那一堵父權、還是那一堵暴力。這個系列的故事，來自2022年，她們——我們——時而被視作生育機器、時而被道德甚至法律綁架，時而奮力維護自主權、時而被同為女性的至親質疑⋯⋯想問未來，這些故事還要重演多久？本文來自端傳媒七週年專題報導「Not My Choice」，歡迎點擊閱讀更多關於生育與身體的故事。

2018年8月的某個下午，21歲的李虞躺在N縣婦幼保健院的手術床上，左臂被綠色布簾遮擋，她把頭僵硬地偏在右側，緊閉雙眼，一動也不敢動。

N縣是中國東南內陸的一座小縣城，李虞的出生地。這座縣城的婦幼保健院保留着上世紀事業單位建築的所有特徵——窗戶排列整齊森嚴的三四層樓，方正，老舊，李虞所在的二層手術室甚至簡陋得像舊教室，嚴實的窗簾更塑造出一種恐怖片的氛圍。

「我當時真的超級無敵害怕，」李虞回憶，那是她第一次皮埋，整個過程不過10分鐘；但她腦海裏已閃過武俠電影中手腳經脈被挑斷，再也無法動彈的片段，「我沒有做過什麼『大』的手術，又很怕痛，上一次需要打麻藥躺在手術床上，還是拔牙。」

「她覺得很害怕，但我覺得沒什麼。」李虞的媽媽陳慧是一名醫務工作者，50出頭，對醫院和手術器具早已見慣不怪，她平靜地站在手術室外等待著。

皮埋是皮下埋植避孕法的簡稱，將含孕激素的埋植劑放在女性手臂皮下組織中，向人體緩慢釋放孕激素，以停止排卵、宮頸粘液變稠阻礙精子的方式實現避孕，有效期可達3-5年。除了用於高效、可逆的避孕，皮埋也是有效緩解痛經的方式之一，部分國家或地區還會用於子宮內膜異位症的治療。不過，因需到期更換，部分人會出現不規律的突破性出血、月經延長等後續影響，持續問診概率高，因而在中國大陸未被普及。

與此同時，放置時間更長、成本更小、避孕效率同樣高的宮頸內節育環（IUD），尤其是銅製節育環，則成為中國計劃生育時期執政者推行強制節育的首選。但與皮埋一樣，節育環也非人人適用，除宮頸型態可能導致脱環、不匹配等，同樣可能引起經期延長、血量增多、或痛經加劇等症狀。

陳慧就因月經時間過長、出血量過多，40歲時在醫生的建議下摘掉了節育環。

李虞與陳慧，是諸多站在不同世代路口的中國母女的縮影：她們一面對於性、婚姻、生育、甚至女性的身體，有不同的理解，做不同的選擇，一面又在中國人口生育政策的變動裏共同顛簸，共享或見證著一些相似的生命體驗。

皮埋

難忍痛經，是李虞提出做皮埋時，對陳慧擺出的最主要、最有說服力的理由。

幾乎每次來月經的頭兩三日，李虞都是靠吃布洛芬渡過的。某次年底回家恰逢月經週期，半夜12點痛到無法入睡的李虞，哭喊著要吃布洛芬，陳慧一面覺得心疼勸她早點睡，一面總擔心「是藥三分毒」，於是安慰說第二日早上去買。

「不！我現在就要吃！」李虞怒氣沖沖地拿起手機搜索外賣，並立刻下了單。

布洛芬是一種常用來止痛、退燒、消炎的口服藥，可用於治療痛經和偏頭痛等。作為醫務工作者，陳慧雖了解布洛芬的藥效原理，卻仍擔心產生「依賴性」，總覺得痛經這種「小事」用不到「吃藥」。但同時，同樣飽受痛經困擾的她深知生理期的不好過，因此在李虞提到皮埋可以緩解痛經時，陳慧就被說動了一半。

找尋手術醫院時，李虞特意查看了市區兩家大型醫院的婦產科網站，確定寫有皮埋手術後才致電詢問，然而，對方甚至沒有詢問李虞的個人情況，除了「這個手術我們不做了」的回覆，沒有更多信息。無奈的李虞只好求助在醫務系統工作的母親和外婆，二人得知這一情形反而有些「逆反心態」，在「這有什麼不能做的」心理驅使下，在縣城婦幼保健院找到了願意「操刀」的熟人醫師。

躺在手術床上的李虞，因為打了局部麻藥，觸覺變得很遲鈍。

她隱隱感到左上臂內側被劃開一個小小的切口，但沒有痛感，兩根4釐米左右如火柴棒一樣的物體，順著切口被緩緩推入。醫生一邊很快纏緊繃帶，一邊交代前三天她洗澡時留意不要打濕傷口。為了防止瘀青，醫生將繃帶纏得很緊，即使麻藥藥效未過，李虞仍有明顯的束縛感。

雖然早知道皮埋後可能會停經，但李虞並沒有充分的心理準備，甚至在最初的幾個月裏，她還是有幾分不習慣。

事實上，斯坦福大學兒科副教授Sophia Yen在2020年曾推動 #PeriodsOptional 的運動，試圖倡導女性通過服用短效避孕藥停止月經，她已停經11年。北京和睦家醫院婦產科的張珮醫生也曾在科普平台丁香園中撰文提到，月經只是生理現象，並不是所謂「排毒」的方式，不來月經不會影響健康，反而避免了經前症候群、緩解痛經、改善貧血，月經過多才是婦產科醫生關注的問題。

不過，也有學者如新澤西學院心理學系的 Jessica Barnack-Tavlaris 提出，這樣的運動可能會強化月經恥辱感，讓人們過度關注月經週期的消極方面。有學者則提醒激素類避孕藥具與情緒波動之間的關係，不過由於其引起的情緒波動有負面也有積極，目前也尚未有研究可以確定，因而避孕方式對情緒的影響被普遍認為個體差異很大，需與醫生討論。

皮埋之後，李虞倒沒有感受到任何情緒困擾，反而因擺脫了痛經而輕鬆起來。每4個月到半年，她會經歷一次斷斷續續的突破性出血，但沒有痛感，只需護墊便可應對。

相對於皮埋帶來的身體變化，第二次到醫院更換埋植劑時的遭遇，更讓她覺得不適。「這個經歷帶有很強烈的性別刻板印象，」李虞嘆了一口氣。

2021年年末，月經再次造訪，李虞預約了第二年年初的更換手術。兩次為她做皮埋的都是男醫生，他們在老舊的婦幼保健院裏代表著技術和權威，手術過程中或沈默，或只是談及手術相關信息。但第二次她沒有熟人醫生領路，獨自經過掛號、簽同意書等道道手續時，普遍是女性的行政人員與護士們，看到年輕的李虞很驚訝，一遍遍問到：「你怎麼來做這個東西？」

李虞說，類似的羞辱感在看婦科疾病時也會出現，尤其是非一線城市，很難期待婦科檢查時可以被當作一個無性別、不被審視的身體，最好的情況是對方保持沈默，而沈默的往往是男醫生，遭受的羞辱卻多來自女性，例如「不乾淨」、「味道好大」等。「我覺得很不是滋味，憑什麼好人讓男醫生去當。」李虞有些忿忿不平。

而面對行政與護士們問題，李虞只好一遍遍搬出聽起來最容易被信服的理由：「我痛經太難受了。」

「痛經生了孩子就好了，結婚後老公會要你取出來的。」雖然仍被這樣七嘴八舌地回覆著，但還算是個過得去的理由。李虞說，無論是那些行政護士，還是搪塞她們的自己，都在這場對話裏有意無意地迴避了避孕中與性有關的那一部分

值得一提的是，李虞第一次皮埋並未花費任何手術費用，2018年恰逢計劃生育體系退場的最後一年，使用國產的避孕器具可以填表報銷。此前，中國曾每年花費數億元採購避孕藥具免費發放。2022年更換埋植劑時，國內沒有醫保的李虞便需要自行支付200元的手術費用。

性

其實21歲時，出於性生活避孕的需要，才是她做皮埋最主要的原因。

和很多處於穩定異性戀愛關係的女性一樣，李虞最初是使用避孕套和服用短效避孕藥。短效避孕藥需要在一個月的21天中連續每日同一時間服用，發生過多次避孕套中途滑落、忘記吃短效的時間後，李虞開始找尋更長效、便捷的避孕法。

她原本的打算是鼓勵當時的男友去做輸精管結紮。在李虞模糊的印象裏，社區計劃生育宣傳欄上曾見過不同避孕方式統計數據的科普，其中，男性輸精管結紮避孕效率很高，且復通率高達95%。

「能復通，效率還這麼高，那不是想怎麼樣就怎麼樣！」興奮的李虞將這一信息告知當時的男友，沒想到一向不喜歡小孩的男友，卻頓時顧慮起自己是沒成功、卻在40歲忽然想要孩子的5%。

需要指出的是，男性結紮的復通率與個體差異、結紮時長、醫生及技術水平有關，並沒有非常明確復通數據；即使是無法復通的男性，仍然可以通過試管嬰兒（IVF）的方式進行生育。

不過，在父權文化的影響下，人們往往會將男性結紮等同於閹割，認為此舉會影響男性氣質，因而即使是中國計劃生育時期，平均每年男性輸精管結紮在總計劃生育手術中所佔比也不足3%。其他計劃生育手術還包括放置與取出節育器、輸卵管結紮和人工流產。

「我身邊沒有男性去做結紮的，」陳慧回憶，她的前夫、李虞的父親也沒有考慮過，「大家好像順理成章理所當然地認為節育是女性的事情，雖然學醫的都知道男性可以結紮，但沒有人會主動提出這個想法。」

大多數避孕措施都是針對女性的，也因此，不少女權主義者提出，生育的風險不應只由女性承擔。例如，Holly Grigg-Spall就在其《美化避孕藥：我們如何對荷爾蒙避孕着迷》一書中寫到，要求每個月只有6天可能懷孕的女性，替每天都可能使得女性懷孕的男性承擔避孕責任，這本身已是性別歧視。

由於存在性慾減弱、增加心血管疾病風險等副作用，及市場可接受度低等種種原因，過去男性口服避孕藥一直未有太多進展。2022年3月，明尼蘇達大學的學者研制出非荷爾蒙的男性口服避孕藥，動物實驗已通過，預計下半年將會進行人體實驗。在此之前，針對男性的避孕藥具只有男用避孕套和輸精管結紮。

在當時的男友想著自己可能是無法復通的5%時，李虞卻在為避孕套失效、可能意外懷孕需要墮胎的概率擔心。

「高中的時候，聽到一個小學同學在初三時懷孕了，並把孩子生了下來，」在李虞的成長過程中，意外懷孕，墮胎，未成年結婚，是不時就會衝入耳朵裏的關鍵詞：某年寒假回老家，午休時偷聽到上大學的表姐與朋友講電話，說準備陪閨蜜打胎；表哥在聽到她有男友後，提到有前女友因為自己而流產，並特別囑咐李虞「保護好自己，做好避孕」；而李虞做皮埋時的男友，也曾在高中時與女友發生性關係致對方意外懷孕並引產。

一直以來，避孕作為中國大陸人口管制措施的一種，其普及和服務對象往往是已婚者，因而，中國呈現出高避孕率與高人工流產率同在的特殊情形。

據學者顧嚮應、車焱在2018年發表的《人工流產和避孕大數據對生育政策放寬後我國計劃生育工作的啓示》，2015年，中國已婚育齡婦女避孕率高達86%，但同年人工流產數高達1千萬，約佔世界總人工流產數的1/4。其中，青少年人工流產數接近400萬人，19%甚至有多次流產的經驗。

顧嚮應等人援引數據提到，中國發達水平越高的城市，短效避孕措施使用率也越高，但人工流產率也隨之呈現上升的趨勢——這與世界其他國家的趨勢相反，避孕率越高，往往人工流產率越低。他們認為，這可能與發達地區短效避孕措施易於獲得、婚前性行為發生率較高、但長效可逆的避孕措施宣傳不夠、青少年性教育乏力有關。

自2016年全面二孩、2021年放開三孩後，面對老齡化、少子化等人口壓力，曾經中國的計劃生育部門，目標已從節育轉為促進生育，有關避孕的教育和知識普及更丟給了沒有動力實現的教育部門。而爲了防治HIV、HPV等性傳播疾病，避孕教育也往往以避孕套等短效避孕方式為主，幾乎沒有留給長效避孕普及的縫隙。

李虞的性教育，是從知道縣城髮廊和按摩店裏穿吊帶睡衣的姐姐是在做什麼開始的。

對陳慧來說，性是一個私密、羞恥的話題，婚前有關避孕的知識都是從醫學書上學來的，朋友們也從來不會討論。雖然她和李虞的母女關係一直很親近，但聊起這個話題仍然會覺得尷尬，往往只有一句「到了一定年紀，女孩子要自我保護」這樣小心的提醒，不會談及更多細節。

「初中時發生過很尷尬的事，」李虞說，「那時的男朋友放學後到我們家，我們在臥室做一些親密舉動的時候，我媽恰好回來撞見了，但她就裝作沒看到，還坐在客廳說：『某某同學來了啊！』」

在男生整理離開後，陳慧小心翼翼隱晦地問李虞是否發生了性關係，李虞說沒有，她才放下心。

節育環

網絡上瀏覽到皮埋的科普之前，李虞對於長效避孕的了解只有節育環，但與之相連的還有強制、落後、發炎等詞語。

2020年，李虞在網上看到藝術家周雯靜的節育環展覽採訪，才意識到媽媽身體裏的銅環，於是匆忙問陳慧有沒有取出來。陳慧則覺得李虞有些大驚小怪，淡淡地說自己40歲就取了，沒有繼續聊更多細節。

生於1989年的周雯靜曾多次製作女性議題的藝術作品，包括節育環、避孕藥、手術刀及女性身體等。2011年，周雯靜陪同母親摘取節育環時，母親出現大出血及併發症，於是她開始關注中國的節育環歷程。周雯靜按1:1的比例，用銅絲復刻了300多件節育環的樣子，圓形、三角、M形、U形、T形等形態各異的節育環排列在一張藍色絲絨布上——每一件都曾在歷史上真實出現過。

據《2020中國衛生健康統計年鑑》，1975年至2015年，在全面二孩前的计划生育40年间，近3.5億女性被安裝了節育環。而展覽中節育環奇形怪狀的樣子，大多是為防止脫落、或增加自行取出的難度，而被改造出的。

宮內節育器（IUD）在同一時間的世界其他地區，呈現出不同的樣子。事實上，不同類型的銅製宮內節育期主要發明於20世紀60年代期間，70年代在女權主義浪潮的影響下，宮內節育器一度在美國被當作解放女性身體、女性自主控制生育的象徵，有女性配戴T形節育器樣子的耳環，也有不少女性主動選擇在身體內置入節育器避孕。但同時，由於節育器剛剛興起，醫生培訓不佳，沒有放置正確或沒有在放置前篩查相關疾病，可能導致盆腔炎、宮外孕甚至膿流性流產等概率的增加，相關報導也在這一時期頻繁出現。

不過，在技術進步及材料改良後，銅製或含荷爾蒙的宮內節育器，仍是美國婦產科醫師學會（ACOG）目前推薦的安全、長效的避孕方式之一。

不知是醫務工作者的緣故，還是時代使然，在陳慧的描述裏，無論是上節育環還是獨自去摘環，都是「小事」，是過去生命經歷裏，極平凡甚至回憶不起來的一天。

李虞出生後，陳慧為了避免意外懷孕帶來不必要的麻煩，主動到婦幼保健部門上了節育環。在她的回憶裏，整個過程很簡單，操作手術的是醫療系統裏的熟人，也沒有很痛苦，上環後有一些脹痛，但在可承受的範圍內。

「其實我出生之後，我爸那邊特別想再要一個男孩。」李虞插嘴補充。

「計劃生育對很多同齡人來說是殘忍的，只是剛好和我的想法不衝突，還給了我絕佳的理由拒絕二胎，」陳慧回憶，前夫及夫家曾多次明示暗示她可以偷偷再生一個男孩，她都以會丟工作、代價太大拒絕了。

在陳慧的朋友中，如她一樣只有獨生子且並不想再生的人很少，有的朋友在計劃生育期間用盡方法躲著偷偷生產，也有在2016年開放二孩後高齡生產，高齡生產的朋友有的成功，有的帶著遺憾流產了。

避孕藥具甚至人工流產被當作執政者限制女性生育能力的一部分，在歷史上各個地區不斷上演。一方面，在美國提出「避孕（Birth Control）」一詞、提倡女性主動控制生育的瑪格麗特·桑格（Margaret Higgins Sanger）曾險些被控罪；二戰時期，納粹政府禁止避孕藥具的售賣和相關醫療服務的提供，墮胎者則會被起訴甚至死刑；日本曾拘捕其國內避孕節育運動的先驅加藤志津繪。然而另一邊，在人口大國印度和中國，節育則成為國家強制干預人口增長的主要手段，中國更是以國家意志實施計劃生育時間最長的國家。

除了節育環等避孕措施，隨處可見的「只生一個好」宣傳標語、同樣荒謬的「准生證」也是陳慧對於計劃生育時代的記憶拼圖之一。

准生證是計劃生育服務證的俗稱，也是中國計生政策控制生育的主要方式之一，夫妻雙方需攜帶身分證、結婚證等相關證件及未懷孕的驗孕證明，到相關部門申請。若無准生證懷孕生育，則將面臨罰款等懲罰。年輕時的陳慧起先並不了解這些規定，婚後自然懷孕，被提醒後便只好請朋友幫忙「作弊」，在驗孕時調換了兩者的檢驗尿樣，取得未孕的證明，才順利拿到准生證。

「而且放開二孩之前有個要求：單位上的育齡婦女每個季度都要去計生部門打B超，上交透環證明。」陳慧補充。

「我很能理解那些想要多生的人，所以我一直覺得節育環和計劃生育很不人道，」陳慧強調，「生不生，生幾個，本來都是每個人的自由，但生育的權利就這樣被國家機器野蠻地剝奪了，個人的力量真的很渺小。」

尾聲

「走在路上就算被強姦了也不用太擔心，」經歷過兩次皮埋手術的李虞，這樣形容皮埋帶給她對身體掌控的安全感，「並且更確定以後不想要小孩，之後還會繼續換下去。」

很早之前，李虞就曾與陳慧聊起不想生育、只會領養的想法，陳慧表示尊重。「生活沒有固定的模式要遵守，」陳慧說，她離婚後也曾交往過一些男友，並因此面對過流言蜚語撲面而來的時候，「不管你選擇什麼，都會有閒話的，做自己就好。」

8月底，中國國家衛健委等共計17個部門發布新政以促進生育率的提升，包括住房、職工育兒友好環境、托兒等方面。事實上，自2021年放開三胎政策以來，中央及地方政府已出台多項試圖促進生育的舉措。截至8月1日，已有超過30個省市發布有關延長產假與男性陪產假的規定。此外，中國關於生育的宣傳也從節育變為鼓勵生育，例如小學《道德與法治》課本中將計劃生育時的「三口之家」封面，添為「四口之家」。

在陳慧看來，中國生育政策的開放相較於此前計劃生育的強制，是一點點的進步。但在層出不窮的生育鼓勵政策與生育宣傳裏，李虞卻覺得不寒而慄。在她看來，只是從逼迫墮胎、上環的國家顯性暴力，轉變成了隱性的家庭暴力，她也憂慮，之後可能會有稅收更高等單身懲罰的政策出現。

「拒絕婆家和男方多生要求可能會付出很高的代價，」李虞說，「無非是被大爹还是小爹rape的区别。」

依受訪者意願，李虞、陳慧均為化名，N縣為匿名地。

參考資料：

胡桂香，《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與農村婦女——湖南西村歷史變遷（1950-1980）》

王存同-《中國計劃生育下的避孕節育: 1970- 2010》

MARTYNA KRYSTYNA NOWAK-《GENDER ANALYSIS OF THE ONE-CHILD POLICY – THE IMPACT ON GENDER INEQUALITIES IN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