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給當時的你（一）】每一天，該怎麼過？

端傳媒七歲了。七年，挺久的。七年前，你在哪裏呢？這些年，你有過怎樣的故事？一路來，端珍藏了許多讀者寄來的留言，這次的週年編讀活動「寫給當時的你」，我們的編輯記者們找回了許多當時的困惑或情感，並會試著與你隔空對話：時至今日，舊時的存疑是否尋得解答，未來又會怎樣呢？這是第一篇，回給來自2020年和2021年三位讀者的留言：

「一個人應該如何自處？我們可以怎樣理解當前的局勢？每一天怎麼過？」

2020年，讀者Jacky留言：

認識這個世界真的很艱難，作為香港人，這一年真的被各種衝擊打散。面對日益稀薄的自由空氣，一個人應該如何自處？更重要的是，我們可以怎樣理解當前的局勢？有人形容現在是自由與專制的對壘，真的這麼簡單嗎？總感覺這個框架有所不足，但又沒有能力建構一個更好的。或許最切身的是，每一天怎麼過？

2020年，讀者KK_Sugarman留言：

我的朋友們有的在考研，有的在考公務員，有的在準備回家鄉做教師，有的在找工作，而一線城市的工作機會競爭激烈，停擺的2020像是突然攔在我們面前，使得本就艱難的求職雪上加霜。

大家的選擇裏公務員是一個穩定出路，哪怕他們根本不瞭解黨，不瞭解政治，不瞭解政府機構的運行機制，將公務員作為優先選擇僅僅是因為「鐵飯碗」、「無須擔心失業」、「有油水撈」。記得之前上一位外聘教授北大社會學鄭也夫老師的課，他說當國家經濟表現越差越不穩定，人們對於公務員的狂熱也越甚。身在內卷漩渦的我們，在官方「樂觀」話語下，為自己的艱難就業現狀找不到結構性困境的歸因，只好歸因於自己能力不足，因而將自己理想收起，回到三四線城市的老家去工作，成為「小鎮青年」。而我，也還在掙扎，想在北京覓一生計，先找到工作活下去。

2021年，許姓讀者留言：

猶記得一名時事評論員提及，「政治是道德、勇氣與比對方更高的政治智慧」。 我認為，這句說話能夠很好地回應當今錯縱複雜的政治環境；回應近年本港政治「大整頓」；回應民眾對於執政者的訴求，有批評、有讚賞、有譴責、有建議。 體制，本來就不是常人能夠參與的政治遊戲，你要玩得起，同時亦要輸得起！縱然如此，我們依舊活在體制中，避不了亦無法逃避，所謂你不找政治，政治也會來找你。 活在體制之中，我們應該多問問自己，到底應順從抑或抗衡？在雲譎波詭的社會，我們應當如何自處，甚至尋找活着的中庸之道，選擇被「內捲」還是主動「躺平」？

以下是來自端傳媒編輯部的三封回信：

正是在這樣壞的時候，在這樣壓抑而充滿恐懼的環境，普通人也變得舉足輕重，可以輕易借助環境傷害別人，可以輕易成為惡行的同謀。我們的日常選擇因此變得具有政治能量，也具有不可推卸的道德責任。

Re:

2020年的Jacky，你好。慶幸我是在2022年讀到你的信，於是可以用討人嫌的過來人的口吻回覆你：這兩年幫助我度過每一天的不是理解世界的新「框架」，而是忍耐。想必你也忍耐得很辛苦。和你一樣，我極依賴框架，在一樁又一樁癲狂、冤屈、指鹿為馬、偶語棄市的事件發生時，我都想搞清楚，他們這麼做的理由是什麼。

大部分時候，這些理由儘管令人悲憤，可是並非不能理解。但最近兩年，有的事件發生，即便站在權力者的角度去思考，也想不出非這麼做不可的理由，或者理由實在荒謬到無法成立。我上次感到信息過載、框架潰散是在2021年8月左右，當時中國大陸的教培行業被全面掃除，剛剛在美國上市的滴滴公司遭遇中國網絡安全審查，當紅明星因「政治不雅照」被封禁，阿富汗塔利班政權在中國被接見，輿論場稱塔利班恐怖份子為阿富汗的「人民子弟兵」。與此同時，在香港有5個人因為出版了一些繪本而被逮捕，據稱他們破壞了「國家安全」。我至今沒有辦法完全理解這一切。

這些甚至還不算什麼，後來又發生了更多事情，大部分讓人難以消化。烏克蘭戰爭迄今沒有結束，上海封城兩個月造成的大量慘劇讓許多人悲憤地說「我們是最後一代」，而香港也在移民潮中進入了新時代，台灣則數日前還在被軍演包圍。好多事情發生的時候，我們都不免覺得自己在見證歷史，可是稍微拉長一點時間看，所謂見證歷史，不是看煙花炸開，而是日復一日忍耐灼人的高溫。我想澄清，我不把「忍耐」看作一種值得嘉許的品格，只是相當悲觀地認為，自由跟和平的失去，不像颱風一樣幾日就會過境，在這樣紛亂的日子裡，也許有平順內心的法門，但歸根結底，我們都在具體地承受不自由和戰爭，這實在是一種煎熬。

2020年的KK_Sugarman，謝謝你指出「結構性」的重要。結構性的目光幫助我們穿透重重謊言，讓我們清楚自己的痛苦並非全因自己太軟弱，憤怒並非全因自己不懂節制情緒，失敗也並非全因自己不夠努力，而是其來有自。我想，這幾年公共生活給我們最大的鼓舞，是越來越多女性清楚看見了加諸自己身上的「結構性」的壓迫，同時最大的憤怒，也是「結構」的反作用力太強大，只是體制的保守慣性就已經令進步主義者精疲力盡。

KK_Sugarman，你在2020年的時候說中國大陸朋友們都在考研、考公務員、回鄉下做老師，因為經濟環境太差。想必你已經看見，到了2022年，情況沒有任何改變，甚至經濟環境更差了，連前面提到的這些「鐵飯碗」工作也出現降薪、停薪的狀況。我的感受是，「結構」越來越讓人無法迴避，哪怕是希望躲進體制內自成一統的朋友，也不得不正視「結構」動盪對他們的影響。

又要回到那個老生常談的問題，結構性的目光會讓我們更輕鬆或者更快樂嗎，大概是相反，只會讓我們更痛苦。可是我堅定地認為保持這種目光是必要的，一個社會需要有人捍衛常識、公義，沒有對結構的批判，這些公共價值就無從談起。我從歷史學家羅新那裡學到，用歷史的目光看，黑暗年代終將會過去的，這些價值終將會發光，這是歷史承諾我們的樂觀。而歷史同時給我們開的玩笑是，它的目光看得好遠，轉機會到來，但也許是100年後。

儘管如此啊，讓我們回到「許姓讀者」在2021年的來信，你說，「縱然如此，我們依舊活在體制中，避不了亦無法逃避，所謂你不找政治，政治也會來找你」，你還說，我們應該多問問自己，如何自處。謝謝你把我們帶到這裡，我完全同意你說的，我們無法逃避。正是在這樣壞的時候，在這樣壓抑而充滿恐懼的環境，普通人也變得舉足輕重，可以輕易借助環境傷害別人，可以輕易成為惡行的同謀。我們的日常選擇因此變得具有政治能量，也具有不可推卸的道德責任。所以我想，壞時代給我們的問題大概不僅是如何自處，如何度過自己的每一天，而且是如何跟他人共處，如何共同忍耐過黑夜。

——記者F

誰是怪胎？我是怪胎！我是怪胎又如何？「主流」和「正常」難道不是怪胎嗎？三元、四元不可以嗎？

Re:

Jacky、KK_Sugarman和許姓讀者你們好：

艱難的感覺，我也有同感。在香港人的認知裏，此刻的政治抑鬱是嶄新的感受，我時常想和大陸親自由的/自由派的朋友釐清，要放開大陸自己過去十數年遭遇的政治抑鬱的「習慣」、去感受香港，因為香港在經歷的是從十到零的過程，那跌落的錯愕和迷茫，並不比慢火煎熬更不沉重和尖銳，並且我們需要清醒地認知：香港某些方面的嚴峻，可能比大陸更甚。有過不安的人，應該能理解香港的不安，而非小看這不安。

但與此同時，我有時也忍不住和一些心灰意冷的香港朋友說，如果要毫無同理心地「比慘」，香港比起很多地方，還是好很多。除了物質條件的宜人，至少，香港人知道自己喜歡什麼、不喜歡什麼，能夠有明確的自我意志，並且能夠通過言語或行動（比如努力留下或離開）去表達這種自我意志，並能找到同類——與大陸很多人在物質勝利法中感受到的精神空虛、以及在結構性暴雷和治理中完全失效的自我掌控相比，這實在可以算作一種堅固的「實體」。

但我不喜歡這樣子比較，這是一種不得已的策略。我希望人們首先要理解彼此，能互相看見，並且明白大家的共同點：難以改變的是結構，我們既不盲目樂觀相信結構還留給人很多的氣孔，但我們確認的是，不論在哪裏，不少人都有意識去尋找自由。

現狀只能用「專制vs自由」去解讀嗎？是也不是的。對於個人來說，這可能是感受最強烈的一種解讀框架——我的意思是，這樣解讀有其自然而然的合理性——但它們不是唯一成立的二元敵人。自由的反面，還可以是極右、極左、帝國中心論、種族中心論、父權、人類中心論；專制所要壓制的，還有平等、多元、開放的價值——而自由和平等兩種價值本身，也一直內含著經典的矛盾；中庸，可能被視為沒有立場，而沒有立場，是否也是沒有對待世界的方式？

甚至，把一切衝突用二元框架去框定，也是正在被顛覆和挑戰的——酷兒理論就一直在顛覆具有「中心-邊緣」論述特色的視角，誰是怪胎？我是怪胎！我是怪胎又如何？「主流」和「正常」難道不是怪胎嗎？三元、四元不可以嗎？規則是制度的產物，那麼你是否支持用制度來維持某種秩序（那很可能是自由的秩序），還是說你認為無政府無市場才應該是人類社會的理想型態，你又是否享受挑戰已有的社會秩序的樂趣？

抽離一點說，我們期待一個政治上能保障自由的民主制度，但在我們的公共輿論場中，在我們和其他人的關係中、我們和自己的相處中、在我們仍然具有掌控力的領域，我們是否也做到了民主、是否也給予了有關方面足夠的尊重和自由？如果我們在可以掌控的領域都還沒能改變，又怎麼能期待一蹴而就地改變難以掌控的領域呢？

老生常談的是，政治不僅僅是政治制度，政治就在我們的生活裏、表達裏、行動裏。但是，我們必須互相體諒，體諒結構如何設限，深淵如何升級，而林林總總的個人生命史中存在怎樣的侷限。

這並不意味著我們要放棄修正制度和結構，而是，如果我們拆分「專制」到底是個什麼東西——它可以是膨脹的自我、單一的價值觀、虛偽的操演、暴力的鎮壓等等——那麼對抗它，我們需要同理、謙卑、多元、坦率、真誠和光明磊落。我認為在思考所有具體的「活下去」的困惑和方法之前，我們需要明確這樣一個前提：不必追求一種統一的論述（我現在在說的也是可以反駁的呢！）相反，我們需要摒棄相信總有一種最好的價值、最好的政治制度、最好的制度安排，試試問自己這個問題：我所選擇和相信的是什麼？它們不是最好的，但我為什麼相信它？而這些東西，和我的生活是什麼關係，和其他人是什麼關係，和社群又是什麼關係？

自由和這些選擇相關，自由就在這些選擇的答案裏。

回到具體的生存及生存策略的困境，你們的提問都很有價值，我們也必須看到，這是一種共享的困境，無論是什麼地域、什麼年代的人，都沒有離開過這些存在危機。在這裏和大家分享三篇對談文章，它們紀錄了中港台當代人一致的困惑：威權時代要如何過活？躺平是什麼，一定要往前走嗎？我們該如何看待政治、和被政治定義的自己？最後，對抗專制，多元和真誠為何重要，這個社會還有多少被低估了的框架和價值呈現？

一起活出真我，讓真我改變社會吧。

——一想到「人類」就想閉關的編輯F

廢木之廢，可是那廢木近看，卻是正在發生一萬種生機的大世界。

Re:

「我既沒有愁苦到足以成為詩人，又沒有冷漠到像個哲學家，但我清醒到足以成為一個廢人。」

在齊奧朗（Emil Cioran，1911-1995，又譯蕭沆）的《眼淚與聖徒》（沙湄譯）裡讀到這一句。齊奧朗對人世磨難殊為敏銳，而他對自己是兇狠的。

不兇狠，開不出花來。這是波德萊爾很多詩意之來源，齊奧朗很喜歡，他引用說「波德萊爾教導過，生命是蠕蟲在太陽中忘形狂喜，幸福是它們的群舞搖曳。」

何種時代是好時代？能回答這個問題的人不多，但對壞時代，壞環境，許多人都能道出一二。我們在經受的，就是構成我們自身的。而每個環境裡「壞」之來源、組成、質感不同，導致我們自身的差異。差異之存在不為了比較或排隊，而僅僅是，能夠定位自己，定位自身與環境之間的關係，定位無力感，齊奧朗清醒於自己是一位廢人，眼見種種纏繞旋入自己身體的我們，是否也有過同樣的感受？

⋯⋯這之後，就可以開始有所作為了。

有所作為的方式有許多種。

其中之一是栽種幽默的力量，「栽種」的意思是，根鬚可以隨縫隙蔓延，它不需要一個死板而無趣的花盆，一個唾手可得的花園。栽種是一種游擊方式，正好適合我們稱之為「日常」的這種東西的型態。

其中之二是養育己身。「養育」的意思是，當惡劣、粗鄙、暴力、磨難⋯足以令到一個睜開眼睛的人形容枯槁，自溺泉池，悉心的對自己的「養育」，卻可以避開這些雖然清醒、但尚未掌握如何處身於清醒需要的技巧之時的不當後果。齊奧朗自認是廢人，但並為說我因為清醒把自己弄成了一個死人，所以我們也可以廢但好好地活著⋯廢木之廢，可是那廢木近看，卻是正在發生一萬種生機的大世界。小事如飲水、健身、讀書⋯這些都是保持「神智」清醒的重要。

創作是對自己至關重要的養育，無需成為藝術家或詩人，但可以用自己覺得可以的方式來「創作」，甚至不是藝術的方式，可能是發明一種態度，發明一種應對長輩的方法，發明一句精準表達惡劣環境的說法。這類似每日一項小功課或智力瑜珈⋯可以啟動細胞於死水。

那水真的越來越糟糕⋯⋯而且無處不蔓延，我們能身處的地方（大陸、香港還是即使身處台灣，抑或作為華人而身在什麼國家），幾乎無一倖免，都被它襲來，捲向某種它想要的既定的方向⋯⋯在這情況下，我想說第三種可能就是，繼續尋求連結，與發明連結的各種可能方式。找到對的人，在身邊或是在遠方，對的媒體，分享，思考⋯在這方面，經歷社會運動與疫情連年打擊的香港，反而有許多新鮮的主意與發明。

還有許多不同的方式⋯⋯例如出於對環境的精準觀察找到一個很契入的方式，例如通過衣與食來發明一種新的態度並給身邊人看，例如真的寫詩。

太空從來都因功用性與無因由，而是險惡與暴力（把置身其中者強行捲入），我們會是那塊漂流萬世的太空垃圾？我們會可以發明自己小小的太空艙？我們會可以在太空艙裡種出一些哪怕僅是隱喻的花朵⋯？我們可以不被吞噬，通過與這些隱喻同在。

——編輯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