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肉的未來：

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正身處冰島。長年氣候寒冷，夏季溫度在十度上下的冰島有種「傳統美食」叫「Hákarl」，即發酵了的鯊魚肉，又有「冰島臭魚」之稱。冰島人切下小頭睡鯊身上的肉，發酵四﹑五個月去除尿素，之後再晾乾﹑保存，到了冬季長夜的時候就拿來宴客﹑下酒。在漁業發達的環北極國家，幾乎都有這種醃漬和發酵食物的文化，例如瑞典的「醃鯡魚」（Surströmming）﹑挪威的「醃鱒魚」（Rakfisk），都以奇臭無比聞名。慕名去試Hákarl的人很多，英國名廚Gordon Ramsey吃過後顧不得禮貌直接吐了。此行因同伴想要試試Hákarl，我們去了雷克雅未克一家傳統冰島菜餐廳，一進去就是滿室的腥臭味－－嗅起來像一家沒人沖廁的公共廁所。我坐下三分鐘，期間不斷噁心想吐；在隔壁桌的臭魚上桌後，我終於被臭味驅離了餐廳。

像我這樣被臭魚擊倒的遊客，本地人見慣不怪。我眼中的「廁所食物」，在冰島人眼中卻是人間美味，冬季節慶必不可少的美饌。他們還特意配搭一種能使發酵魚味變得更濃烈的酒，務必要讓吃臭魚充滿儀式感。愛噁心食物的不止冰島人－－蘇格蘭人的傳統菜「肉餡羊肚」（Haggis），做法是將羊的胃掏空，然後把羊的心肝脾肺腎，加上其他配菜，統統塞入胃袋裡。很多人不敢吃，但蘇格蘭人可是吃得津津有味。當然，很難說冰島人或蘇格蘭人味覺特別奇怪，因為在我眼裡（鼻子裡）芳香四溢，是果中之王的榴槤，冰島人和蘇格蘭人聞到了，難說不會像我一樣奪門而去。以上所有食物都在瑞典「噁心食物博物館」的清單裡，但我們對於甚麼好吃，甚麼噁心或不能吃，標準都不一樣。而我們為甚麼無肉不歡，以致－－即使我們清楚肉食工業的種種弊病，氣候暖化帶來的全球生態危機，仍然戒不掉對肉的迷戀？對於我們放進嘴裡的東西，基因和進化生物學只決定了一部份；另外很大，甚至更大的一部份，是文化﹑政治，還有性。

在美國教社會學入門課的時候，我常常讓學生去做些小型田野，例如去超級市場倉庫門口觀察小休抽煙的員工，去周六的酒吧觀察單身男女如何交友等等。曾經有個學生交出了一份很有趣的田野觀察報告：她跟男朋友去餐廳的時候，侍應總是假設味道濃烈的食物是男生點的。例如侍應會自動把黑咖啡放在男友面前，果汁給她；培根蛋麵（cabonara）也是自然地放在男友面前，水果沙拉給她。但其實這位學生的男友一家都是素食者，吃得相當清淡；味道濃烈的，有肉的食物其實都是她點的。

我們自小得到的各種文化暗示，都指向「肉是男人的食物」。美國人辦家庭烤肉派對的時候，家中的男性總是當上烤肉﹑分肉的那個角色，還有個語帶雙關的說法：「man the grill」。根據一個2018年的研究，只有不足兩成的美國女性是家中的「烤肉主廚」。芝大著名人類學家Richard Shweder在一篇叫《男人為甚麼要烤肉》的論文中指出，在人類由獵食社會進化到農耕社會時，就展開了一種男主外女主內，男人負責肉食，女人負責種菜的性別分工。而肉也是在公共生活中排除女性的象徵符號：在香港新界的原居民村落，春秋二祭後族中長老（即「太公」）會分配燒豬肉，但只分給年滿六十歲的年長男丁，以及之前一年出生的男嬰。豬肉代表宗族祖先的庇祐，也代表村內權力的分配；雖然已離村的男丁也能分到豬肉，但村裡的女性卻只能吃到「白肉」，即沒有燒的豬肉。狩獵社會的儀式，經過二百萬年，仍在現代社會找得到。

肉類不止像科學家說的那樣是蛋白質的來源，還是人類社會各種關於權力的信念的來源，或者最少強化了我們身處的社會環境。美國神學家和作家亞當斯（Carol J. Adams）在《男人愛吃肉﹑女人想吃素》（The Sexual Politics of Meat）中指出，我們對肉執著，不是因為我們特別需要吃肉，而是因為父權文化不止控制了女性，也同時在剝削和控制世上其他的生靈；動物與女性在父權社會中都是待宰的肉。男性消費了這個社會大部份的肉，女性出於種種社會原因或減少或放棄了肉食，而「低等人類」，例如有色人種，則長期被認為只配吃菜和穀物等「粗糧」。肉類跟男性氣質的關係根深蒂固，以至選擇吃素的男人會被視為不能上戰場的「娘娘腔」，因此肉食也同時合理化了戰爭的殘酷，強化了男性﹑肉食和暴力的循環。不過有趣的是，雖然人類相信吃肉能壯雄風，科學卻指出現代加工肉類能令男性精子減少，以至過去四十年，男性精子平均數量一直在下降。

而在人類社會大部份時期，肉食也一直是階級的符號。《禮記．王制》裡寫道：「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在古代，吃甚麼肉都有等級之分，而普通人，也即是絕大部份人－－日常飲食就是菜蔬，肉食是很可能一生都吃不上的奢侈品。而正如《Meathooked》（《肉食成癮》）作者薩拉斯卡（Marta Zaraska）所言，在遠古社會，容易腐壞﹑永遠都大批供應的肉食（例如一整隻的斑馬），本來就是一種適合在族群裡分享的食物。但既然要分配，政治問題就來了：誰要拿到最大份的？誰會一丁點都分不到？誰有權力決定以上的問題？而從地裡種出來的菜，就沒有獵食得回來的肉那樣，跟榮譽和權力密不可分，故也沒有「太公分菜心」之類的儀式。肉食和政治﹑社會制度不止息息相關，還容許了人類社會階級制度的出現。

現在素食常常被視為中產階級﹑高收入或高學歷人士的生活方式。但在肉食能大量供應，「吃肉」是所有人的選擇而不一定是貴族名流象徵的時期，選擇吃素才有新的階級象徵意義。而且，在許多仍在發展中的國家，肉食量仍然在增加－－例如俄羅斯2014年的肉食消費量，對比不過十四年前的2000年，幾乎翻了一倍。現在中國肉食量已經穩定下來，但由於人口數量龐大，中國的「肉食化」（meatification）始終是許多環保人士關注的議題，況且到了今天，中國的肉食量還一直在上升。

當然，我們對肉的執迷，也有進化生物學的原因：沒有肉，人類－－尤其是我們的大腦－－不會進化成今天這個樣子。非洲草原象是最大的陸上哺乳類動物，平均體重3000至6000公斤，是一般人類的40至80倍；但牠們的腦只重4.6公斤，不過人類的3倍左右。至於最大的海洋哺乳類動物藍鯨，雖然體重平均14萬公斤（140噸），但腦袋不足7公斤，連體重的百分之一都不夠。當然，腦袋夠大不一定就最聰明－－亞馬遜鸚鵡的腦袋只有十多克，但由於牠們大腦的神經元連接得特別緊密，牠們的認知能力比很多哺乳類動物更高。但人類的大腦仍是宇宙間所有已知結構中最複離的－－這個只有1.3公斤，由脂肪和蛋白質組成的，黏黏軟軟的組織裡，有近千億神經元和神經膠質細胞，這些神經元中間有著腦神經學家和電腦科學家至今仍未能有效描述的連接方式。這樣的大腦容許人類發現了萬有引力和相對論－－更厲害的是，人類還憑著這麼複雜的大腦，創造了《貝九交響曲》﹑《荷馬史詩》﹑《蒙娜麗莎的微笑》……

我們今天的科學發展，還不足以容許我們理解人類大腦實際如何運作，但有一點是古人類學家和科學家都有共識的：沒有肉，我們的大腦不可能進化到今天這個樣子。大概一百五十萬到二百萬年前，在早期人類開始食肉後，大腦在幾十萬年間擴大了70％。而雖然大腦重量只佔我們體重的百分之二，在靜止時卻消耗了我們體內四分一的能量。於是我們的腸胃縮小了，用來把能量都留給需要大量能量來正常運作的大腦。能夠促成人類這樣進化的，就是改變了的飲食習慣：人類再不能總是吃摘回來的野菜蔬果，因為我們要吃巨量蔬菜才能滿足這麼費能源的大腦，而且蔬菜中的纖維需要強大的腸胃才能消化。哪裡有容易消化，含有大量熱量﹑脂肪﹑蛋白質的食物？答案只有一個：肉（也有古人類學家認為是「煮過的肉」，但反正是肉了）。

最後，人類難以放棄食肉，大概也跟人對愛﹑記憶和傳統的需要有關。

在李安的《飲食男女》中，開場就是郎雄飾演的鰥夫老朱師傅準備家宴的畫面：辣椒起籽，蘿蔔切絲，一條白裡透紅的的五花肉放進有花椒﹑八角﹑大蔥﹑醬油的鍋裡慢燉，燉完再用滾油過肉，放進冰水裡保持肉質滑嫩。用冰水過好的肉，再切成厚片，跟薑片﹑蔥段，五香粉一起放入大碗裡，再放蒸籠裡用大火蒸。最後，在盆子邊上放上鮮蔬，把蒸好的扣肉放中間，淋上滾燙的芡汁，上桌。下一幕，三個女兒跟老朱圍在老家餐桌旁，桌上有肥美的蒸石斑﹑涼拌海蜇﹑菊花鍋（用鮮肉或鮮魚湯作湯底的火鍋）……飯桌上，喪妻十多年的老朱想要向三個女兒們吐露積鬱，但二女兒卻首先講了：自己在外面買了一套房子，要搬出去了。電影裡朱家一個老父三個女兒各懷心事和欲望，六場家宴和餐桌上的美味，象徵著傳統的家庭紐帶，把他們綑縛在一起。孔子說的「飲食男女，人之大欲」：人存在的最大欲望不過食慾和性慾，但我們對這些的追求，卻又總是社教化，規條化的。在電影裡，父女與姊妹間細微的猜忌﹑妒恨﹑依賴和愛－－都在桌上的一道又一道佳餚裡。

把老朱師傅的菜都換成人造肉或植物肉，難道就不行了嗎？傅爾（Jonathan Safrar Foer）在《噬食動物》（Eating Animals）裡就說，食的文化是社交行為，我們吃甚麼，跟誰吃，所有的氣味﹑味道﹑父母或祖父母在廚房裡切肉炒菜的聲音－－全部都深嵌在我們的文化基因裡。自人類有社群，有篝火和「圍爐取暖」的傳統起，就是靠著說故事（storytelling）來維繫人際紐帶，傳達包括愛和恨的所有訊息的。那些故事成為我們的記憶，而記憶也正是我們身份認同的來源。這可能是人造肉最難跨過的一道難關。

在中國作家余華的《活著》裡，主人公福貴跟小兒子有慶說，「我們家現在也就一隻小雞，雞長大了就變成了鵝，鵝長大了就變成了羊，羊再養大了，就變成牛啦。」

有慶天真地問：「牛以後呢？」

福貴想了想：「牛以後就是共產主義啦，就天天吃餃子，天天吃肉啦。」

在物質匱乏的六十年代中國，「肉」確實是只能想之望之的珍品。楊繼繩在《墓碑》中，揭露自1959年起的三年大飢荒餓死了近四千萬農村人口；即使是在北京，豬肉也要憑票供應，每月不得超過9兩（50克），即一個巴掌大小。於是在1960年代，一個普通的中國人每年的肉食量還不足5公斤，中國人的主糧仍然是素食。這個數字到了改革開放的1980年代就大幅增加：每年人均肉食量到達20公斤。到了2021年，每年每個中國居民平均就吃了63公斤的肉，總量甚至佔了全球肉食消費量近三成。共產主義不一定，但「天天吃肉」的日子的確有一些人過上了。

本來就是肉食大國的美國，每年人均肉食量也從1960年的76公斤，上升到2021年的101公斤。更不用說的是，從1960年到2022年，單是這兩個國家的人口加起來就漲了8億9千多萬人。漲了的不止人口，還有肉食的人均消費量——2000年，中國的肉食人均消費量是一年約37公斤，到了2021年已漲到每人近45公斤。至於本來就是肉食大國的美國，2000人均消費量是每年約63公斤，2021年也上升到70公斤。

但二戰後，就算地球人口急速膨脹，膳食金字塔的肉類推薦量也因各種科學或非科學原因愈來愈高，我們所有人，即使並不那麼富有的，也能相對輕易地吃到推薦的攝取量。一個麥當勞巨無霸就有45克的牛肉，幾乎是1960年代北京市民一個月才憑糧票分到的份量了－－而買一個巨無霸，在香港或台灣都不需3美元，在美國不需6美元。未處理的肉類更便宜：在物價高昂的倫敦，在貴價超市Waitrose買一盒10隻的雞翼，很多時候只需要一英鎊。即使在2020年開始，COVID-19帶來的物流問題，和烏克蘭戰爭帶來的通脹令物價顯著上升，相比起人類歷史上絕大部份時候，肉食還是家常食品，而不是奢侈品。許多人說，現代肉食工業令所有人都吃得起肉，似乎不是假話。

但肉食真的有那麼便宜？現代肉食工業容許我們用幾十塊錢就買到鮮嫩多汁的莎朗牛扒，但我們最後真正付出的代價，卻遠遠高於信用卡單上那筆不起眼的小帳。現代肉食工業成本效益其實出奇地低：我們的肉食那麼便宜，一直都是肉食生產商將隱蔽成本或外部成本（externalities）轉移到工人﹑肉食消費者﹑發展中國家和其他弱勢社群身上的結果。

舉個例：如果你要獲得約120克的蛋白質（每日的建議攝取量是50至175克），你可以選擇吃1磅牛肉，或1.25磅大豆；不過製造前者比後者要多用20倍的土地資源﹑在生產過程中排放多20倍的溫室氣體。肉牛和乳牛還是現時大氣層中甲烷（methane）的主要來源：牛和羊等反芻動物會在打嗝或排氣時產生大量甲烷，一種比二氧化碳粒子在大氣層停留的時間短，但暖化力更強的溫室氣體。而且，動物需要吃東西來長肉：要在身上加一磅肉，雞需要2.3磅的飼料﹑豬需要5.9磅飼料﹑牛需要13磅。你沒看錯－－肉食工業消耗的糧食，遠高於他們能夠製造的糧食。早在2006年，聯合國糧農署就在正式報告這樣寫了：「從簡單的數字上來看，牲畜供應的食物比牠們消耗的要少得多。」同一份報告中指出，牲畜提供的蛋白質有5千8百萬噸，但－－牠們吃了的蛋白質達到7千7百萬噸。

而且，為了種植玉米和大豆等牲畜飼料，許多發展中地區水土和農地大量流失－－中國自1990年代起，對於牲畜飼料的需求急增，直接令拉丁美洲地區的森林大規模消失，當地許多小農戶也因此被逼放棄生計。而因為肉食工業用水量高，中國水土資源也因此瀕臨枯竭，全國九成草原正在退化或流失。肉食工廠對山川河流的污染還沒算在內－－美國面積最大的河口灣乞沙比克灣（Chesapeake Bay）一度是美東漁業重地，但因為鄰近養豬場排出的豬糞便有大量氮（nitrogen）和磷（phosphorus），許多曾經在那裡棲息的魚類都瀕臨絕種。2013年，上海黃埔江上也打撈出的近萬具發臭的，浙江養豬場棄置在河流裡的死豬。清理水資源的代價，當然是納稅人負擔的，但卻沒有算進買莎朗牛扒的十元八塊裡。

同樣沒有被算進價錢牌的，還有肉食工業對我們健康的影響。製造雞肉排放的溫室氣體可能比牛羊少，但不代表吃雞肉就沒問題了：肉食工廠為了防止在極度擠逼，幾乎沒有活動空間的活雞養殖場發生大型感染，又為了令動物在「應該長肉」的地方（例如腿）長肉，經常在動物身上用上極大量抗生素（antibiotics）。在美國，百分之八十的抗生素是使用在工業動物，而不是人類身上。而人類吃下這些長期使用抗生素的雞，結果就是對抗生素產生抗藥性－－美國疾控中心（CDC）就警告：每15分鐘，就有一個美國人因抗生素無法有效對抗的疾病而死。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FDA）亦在2012年宣布嚴格管理肉食工廠濫用抗生素；聯合國的報告也指出，如果我們現在不改變肉食濫用抗生素的問題，到了2050年，每年就有千萬人死於抗生素原本能夠醫治的疾病。除此以外，過量食肉引起的心血管疾病和癌症風險，還有社會提供醫保的成本，也沒有被納入肉價考慮中。

以上的代價都暫時不會出現在帳單上，聽起來似乎還不那麼切身。然而，氣候變化和肉食生產的關係是雙向的：地球升溫2度﹑海洋上升近半米，降雨模式會改變，熱帶地區的作物生產和海洋漁獲都會大幅減少－－意味著肉食生產也會受到威脅，很可能不再保證穩定供應。事實上，最近兩年，我們已經開始感受到「吃不起肉」的滋味。COVID-19疫情暴露了大規模肉食生產的許多問題：餐廳因封城而關門，意味著農場不能把動物賣掉，中美貿易戰也令美國豬肉少了一個大市場（中國是全球最大豬肉消費國）；但飼料愈來愈昂貴，運輸成本又高，養殖動物開始變得沒那麼吸引了。一旦許多農場主決定停止養殖動物，肉食產量減少，肉價也會愈來愈昂貴。

事實上，一直都有學者和環保團體提出設立「肉食稅」，一來是為了鼓勵少食肉，二來也是因為要彌補肉食工業對環境﹑人類和動物造成的巨大危害。例如2022年初，牛津大學的學者就提出要將牛肉價格提高35-56%，雞肉價格提高25%，羊肉和豬肉價格提高19%，而這些數字也還沒有考慮肉食對生物多樣性以及人類健康的損害。而每次經濟衰退，肉價相對昂貴時，人們似乎真的會少吃點肉。例如2008年的金融風暴，就令美國人多從蛋和堅果等食物吸收蛋白質；就算是吃肉，吃的也是較便宜的雞肉，而非較昂貴的牛肉或豬肉。結果，相比2005年，2014年美國因生產肉食而造成的碳排減少了百分之十。

那是不是鼓吹全人類戒肉就有用了？情況就似乎沒那麼簡單。有學者做過研究，模擬從美國人的飲食中剔除所有肉食的情況，發現雖然植物農業能夠生產較多食物，但滿足美國人營養需求的能力遠遠比不上肉類，所以人類必須吃得更多－－所以將肉食從美國農業中移除，雖然會減少農業溫室氣體排放，但食品供應將無法支持美國人口的營養需求。因為肉食的卡路里含量高，肉食仍然是美國，甚至全球糧食安全的一大部份。也有研究表明，減少肉類消費帶來的環境效益，可能會被其他相對高影響的食物的消費增加所抵消。

這項由卡奈基梅隆大學的學者撰寫的研究，還提出了非常重要的一點：少油少糖維持公共健康，跟環保很可能是互相矛盾的。要少吃牛油和肉類但同時維持營養攝取，就一定要更多吃奶製品和蔬菜，但以每卡路里計，這些食物的碳排放並不少－－未必就完全能代替肉類。況且肉不是唯一對生態有重大影響的食物，發達國家人們每天吃喝的咖啡﹑巧克力和糖果，都在大幅減少雨林面積，同樣對於生物多樣性和氣候變化有重大影響。如果不吃肉類，卻從其他高排放的食物攝取營養，未必就真的對減排有多大作用。

過去幾年，我在美國威斯康辛州攻讀博士。在以白人佔絕大多數的威斯康辛州，卻有著不少的苗族（Hmong）人口－－越戰期間，東南亞山區的苗族人受美軍徵召，加入遊擊隊對抗越共；戰後美國給受越共清算的苗族人發了難民簽證，他們當中絕大部份都去了加州﹑明尼蘇達州和威斯康辛州。在威斯康辛州，苗族人從山區帶來的，傳統薩滿教的儀式，常常把苗人和美國本地人的文化距離拉得更闊。苗族人家中有人生病，他們的解決方法是請巫師作法，殺一頭牛，把牛的靈魂獻給惡靈和遊魂野鬼，以換取家人健康平安。因苗人相信祖靈住在家裡，所以殺牛殺雞的儀式總在家裡進行，有時還把牛頭放在家門口。這種「野蠻」的行為常常引起他們的美國白人鄰居不滿，投訴聲音不少，甚至常有報警指控他們殘忍﹑虐待動物的。

現代肉食工業容許我們買一包十二隻雞腿時，完全不需要想到十二隻雞腿即是多少隻雞，那些被分屍的雞原本長甚麼樣子，是甚麼品種和顏色－－還有，牠們在哪裡死，怎麼死？在肉食工場，肉雞在達到足磅應市的重量後，就會從擠逼的籠子被送到屠場，被浸到水中集體電暈後再被割喉。在美國的一般屠場，工人在一小時內就能用這種方法殺上千隻雞。然後雞的內臟和腸子會被掏空，雞腿被拔掉，屠體被洗淨後再化驗（保證沒有沙門氏菌之類的病菌）﹑冷藏。最後，在肉食包裝工場，雞的屠體會被分成雞翅膀﹑雞搥﹑雞腿肉﹑雞胸肉－－包裝工人根據大型超級市場的規格，把雞的身體部份分裝成大包小包，然後送到我們熟悉的，乾淨﹑現代化﹑方便的超級市場，讓我們悠閒地推著購物車選購。我們沒有少殺動物，真要說起來，在美的苗族人還奉行著多菜少肉的傳統－－只是現代社會容許我們不參與養殖和屠殺動物的過程，並且能夠在吃著動物的皮肉時，完全不需要想到自己在吃動物。

在威斯康辛州，只要開車出了城市的範圍，舉目可見就是大片大片的農場，幾層樓高的筒倉，搖下車窗會聞到動物糞便的氣味。在二戰以前，美國中西部的農場還都是家族世代經營的小型農場，農夫會在收成後，飼料廉宜時才把牲口養肥去賣，所以肉食供應是有季節性的。但在大型超市出現後，這樣的模式滿足不了追求高「轉換率」的肉食批發商－－他們要求每個農場養出來的動物都是一模一樣的，有同樣的脂肪比例，打一樣的抗生素，重量和長肉的位置也要統一。在六十年代開始，中西部的家庭農場漸漸消失，許多都開始工廠化管理，建成了可以安置幾千隻禽畜的穀倉，並根據「超市標準」來養動物。而許多農場主是在負債的情況下擴大農場產能的。他們要麼跟隨規則，要麼就是失去家業。

動保運動家和記者伊姆霍夫（David Imhoff）在《The CAFO Reader》中，寫了這樣的一個故事：有個在大型養豬場工作的年輕人發現有隻豬生病了，而他自小在農場長大，對於豬隻的病很熟悉，於是利用工餘時間把豬治好了。而僱主的反應不是感謝他，而是想要即時解僱他，因為病了的豬要不殺掉，要不放著留到能賣就好。在傳統的小型農場，動物的福祉跟牠們的產能是掛勾的－－健康的母雞會產的雞蛋更多，健康的豬長得更肥美。伊姆霍夫指出，現代肉食工業的問題，是把「產能」與動物福祉完全脫勾了。為了讓母雞下更多蛋，養雞場一天到晚都亮著燈模擬白天；為了縮減成本和增加產能，餵給草食動物的飼料不時還混了報紙﹑肉製品﹑以及其他動物的糞便。在虐待動物的同時，鄉村社群在肉食工業的產能壓力下也分崩離析，大型肉食廠商為利潤加快垂直整合，代表小型家庭農場再也沒有生存的空間。

所以我們或無意或刻意地視而不見的，遠遠不止動物。肉食加工（meat processing）業長期被列為最危險，對健康最大危害的工種之一。工人長期接觸動物身上用上的大量化學品，例如具有高度刺激性，能磨損眼睛﹑鼻子和喉嚨的過氧乙酸（peracetic acid）；美國勞工部亦指肉食包裝工人長期接觸生物製劑，容易患上胃腸道感染﹑皮膚感染，甚至肺炎﹑腦膜炎和血液感染，患肺癌的風險也更高。為了保證穩定的肉食供應，即使在COVID-19期間，多個加工場因環境惡劣而爆發疫情，美國的肉食加工業不止沒有停運，還獲准加速生產線運作。而這些危險﹑骯髒﹑薪水低﹑工時高的工作，從事的絕大部份都是非白人和新移民。

那些無疑不單單是肉食工業的問題。我們用的電子產品很可能是血汗工廠生產的，每天吃的雪糕﹑薯片﹑糖果，都可能含有棕櫚油，而棕櫚油的過量採集，正在令東南亞的雨林大片大片地消失。社會學家和地理學家可以舉大量類似例子，並侃侃而談全球資本主義之惡，而他們一點都沒有錯：但唯有現代肉食工業，是長期以一種系統性的手段，將大量生命長期置於極不人道的惡劣環境，且每天屠宰量數以億計。肉食工業不止定義了甚麼是動物，更重要的是，它定義了甚麼是人類：畢竟這部進行大規模屠殺的，幾乎自動運作永不停歇的機器，正是號稱「唯一會因為良心而拒食」的動物－－你和我－－創造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