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這種地方化應急式的維穩策略目標在於壓制社會矛盾的影響，如減少上訪，避免輿情，並不能解決製造問題的結構性原因，結果就是無法在根本上消除群體性事件。因此在習近平時代，政府把矛頭指向了支持協助農民工人集體抗爭的維權律師、NGO和學生組織，通過大抓捕、電視認罪、判刑入獄等強硬手段阻絕不同社會主體的聯結與互助。

明顯的鎮壓行動的升級反映的是政府對群體性事件認知的根本變化，即從經濟利益衝突轉向意識形態鬥爭，主觀上認定公民維權有境外勢力的支持，有潛在的所謂顏色革命的威脅，因此每當群體性事件發生時，不管訴求爲何，抗爭者都容易被污名化，而且使用暴力手段也成爲常態。

用泛國家安全的概念來應對民衆的集體抗爭或社會運動是一個用起來有效的工具，對任何社會問題，只要升級到維護國家安全的層面，政府在處理的時候不但可以迴避真實的結構性的原因乃至背後的腐敗，又可以恣意使用鎮壓手段而逃避追責。但這種處理方式也會引發難以預料的後果，抽象地說就是對社會問題的處理脫離了法治的軌道而變得政治化，讓政府失去公信力；而在實踐中，政府變得更加依靠強力來控制抗爭者，導致矛盾激化。

群體性事件與國家安全

本質上是利益訴求的群體事件爲何頻繁被套上危害國家安全的帽子？

加拿大學者王惠玲的研究表明，爲了規避政府的責任和降低成本，外包鎮壓已經成爲地方政府慣用的方式來應對徵地過程中農民的反抗。她提出了兩種外包工具，即黑衣人（thug-for-hire）和群衆動員（mobilizing the mass）。所謂黑衣人是指在抗爭現場出現的身穿黑色保安服的不明身份人士，以每日言語騷擾、暴力騷擾、破壞公物、毆打甚至殺人的方式來逼迫釘子戶；而群衆動員有別於直接暴力，是訴諸於社會網絡中的關係壓力，利用基層黨員的思想工作以及社區有影響力的人士，比如朝陽群衆，來對釘子戶施加精神壓力。

7月10日數千名來自全國的村鎮銀行儲戶聚集在中國人民銀行鄭州支行外維權，打出的衆多標語中有兩條就是「反對權力任性，反對河南省政府聯合黑社會暴力毆打儲戶」，「抵制河南警察暴力對待儲戶，反壓迫，要求人權法治」，這是他們之前近一個月去河南銀保監局維權時被攔截、被軟禁的真實反映。

這次儲戶們維權現場同樣被一群「白衣人」圍住拳打腳踢，發生流血事件。這些人的身份成謎，但竟能在警方的默許下暴力拉扯，可見不一般，網上也有傳言說他們是來自警校的學生，提前學習執行維穩任務。這個案例有力證明在經濟社會危機愈發嚴重的時刻，暴力鎮壓已經成爲各地處理社會矛盾衝突的主要手段，背後折射出政府有效治理工具的不足，這與學術界鼓吹的社會治理創新形成鮮明對照。

本質上是利益訴求的群體事件爲何頻繁被套上危害國家安全的帽子？從政府的廣義解釋來看，政治安全是國家安全的根本，核心是政權安全和制度安全。群體性事件顧名思義是有很多人參與，需要形成一定的組織領導結構進行指揮和統一行動，僅這一點而言就是極權政府無法容忍的。以勞工抗爭爲例，上世紀80年代席捲波蘭的團結工會罷工運動是引發「蘇東劇變」的重要推手，這對中國來說是深刻的教訓，基於此，政府一直把農民工的集體行動和獨立工會視爲大敵。

過去幾年各級政府採取各種手段根除勞工NGO生存的土壤，包括切斷境內外資金資助，逼遷辦公室和活動場地，抓捕審判活躍的勞工活動家等，導致一批在廣東存在了二十多年，爲農民工維權作出很大貢獻的NGO被迫轉型關閉。此外，即使宣稱堅持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毛左青年也因爲聲援佳士工人組建工會的運動而遭受嚴酷鎮壓，根本原因是在一個本質上是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中，農民工的工業公民權並沒有實際的制度性保障，當他們拋棄官方的修正版馬克思主義而用毛主義來武裝頭腦，並試圖組建獨立工會時，這必然被政府視爲對政權安全構成挑戰。

健康碼與鄭州儲戶維權

在常規監控和疫情防控的雙重措施下，仍然有數千名儲戶出現在鄭州維權，做到這一點着實讓人驚訝，更讓人佩服的是他們表現出來的組織性，行動很有策略。

阻絕群體性事件中的政治動員能力是政府治理的命門所在，而不斷進化的數字監控技術提升了政府預判、介入、分化、瓦解群體性事件的能力。早在2003年，公安部門就啓動「金盾工程」來蒐集全國人口數據，隨後各地又大規模實施「天網」、「雪亮工程」、「平安城市」等計劃，讓監控攝像頭遍布每一條大街小巷，利用語音和人臉識別技術來掌握重點人群的動態。此外，公安部門強迫式要求個人安裝「國家反詐中心APP」，以防境外詐騙的名義接管手機上的隱私數據，使得個人的一舉一動都在掌控之下。

過去幾年，P2P暴雷引發的維權事件不在少數，對此政府內部也形成一套自動識別投資者，阻擋其上訪的響應系統。前些年有一位朋友從廣州去北京出差，在鳥巢國家體育場刷身份證時被攔下，因爲系統顯示其曾經投資暴雷的互聯網金融，存在上訪的風險，需要專門排查，等她回到廣州後又接到居住地派出所的電話，調查她去北京的目的。儘管她已經自認投資失敗，不再追究，但因爲她的名字一直存在在金融難民的維穩名單上，正常的出行生活一直受到干擾。

這次河南村鎮銀行暴雷的維穩方式也如出一轍，全國各地的儲戶們都接到屬地派出所的電話，要求他們不要串聯，不要聚集上訪，這是典型的對群體性事件的識別和預判，盡力掐斷任何溝通、串聯的意圖和行動。

健康碼的應用給政府提供了一個覆蓋全民的治理工具，以疫情防控的名義，紅黃碼起到了電子鐐銬的作用，令行禁止，有絕對的權力。面對如此誘惑，嚴重依賴監控治理的政府不可能不濫用這個機會，河南給各地的儲戶賦紅碼是一個很自然的事情，只是洶涌的反對聲音出乎他們的意料，因爲現在每一個人的行動都受到健康碼的約束，此例一開，人人自危。其實，中央政府也未必能抵擋健康碼的權力誘惑，只不過疫情還沒有結束，如果健康碼的公信力被削弱，會給疫情防控帶來壓力。但這種建立在民衆讓渡隱私基礎上的全方位監控體系會以其他的面目出現，比如廣東省今年3月就在強制性推廣粵居碼，由居委會和輔警上門蒐集所有常住和流動人口的信息，雖然不叫健康碼，但功能類似，沒有粵居碼不給租房，對每一個人都做到精準監控，又不受防疫的限制。

在常規監控和疫情防控的雙重措施下，仍然有數千名儲戶出現在鄭州維權，做到這一點着實讓人驚訝，更讓人佩服的是他們表現出來的組織性，行動很有策略。比如他們製作的標語是精心設計的，包括「樓陽生有通天關係就可以辦訓誡中心、無訪村、賦紅碼？」和「反對樓陽生掩耳盜鈴的三零政策：零上訪、零事故、零案件」。這兩條標語是把維權的訴求對象限定爲河南省委書記樓陽生，並現場呼籲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調查河南。這個策略背後的邏輯在中國的上訪維權運動中很常見，即辦壞事的是地方政府，請求中央政府主持公道。

此外，「反對河南政府腐敗、暴力，40萬儲戶在河南破滅了中國夢」、「反對河南省政府的迫害，要人權、自由、平等、法治」這兩條標語不但直接控訴河南政府鎮壓儲戶維權，而且用「中國夢」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來正當化他們的行動，這種隱晦的政治化表達目的同樣是激起中央政府的介入。最特別的是儲戶們打出了英文標語，這在群體性事件中非常罕見，在現在的輿論審查環境下，求助外國媒體算是絕境下的選擇，放手一搏。

儘管村鎮銀行儲戶遭到大批警察和穿黑白色便服的不明身份人士的共同鎮壓驅趕，甚至有的抗爭者被打傷流血，但這次精心組織、突破重圍的集體維權成功吸引了國內外輿論的支持和報道，現場圖片和視頻實時在不同的社交媒體傳播，給政府帶來巨大的壓力，當天警方就通報逮捕了一個犯罪團夥，之後幾天政府也宣布分批次墊付與提取存款的方案。由此可見，7月10日發生的儲戶第四次集體維權是一個轉折點，讓河南和中央政府認識到，強力鎮壓的邊際效用在遞減，一方面是涉及到的人數衆多，遍布全國，各個階層都有，維權的動員資源較多，另一方面存款是很多儲戶的身價性命，只能豁出去，維權的意志堅定。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讓這起群體性事件在重重圍困與控制之下發生。

經濟下行與維權高峰

製造業外遷和土地財政難以爲繼，打開了中國經濟社會危機的潘多拉魔盒，農民工討薪、大學生失業、金融難民討債，預示着更多群體性事件的發生。

相比於十年前，現在政府對社會的監控技術和手段都有了長足的進步，對任何有組織的抗爭行動的阻斷和打擊能力都大大增強。但是，即便如此，像儲戶維權這樣的群體性事件仍然有機會發生，這說明社會控制技術的進步並不能掩蓋社會危機的爆發。

儘管宣傳部門費盡心思鼓吹一派盛世景象，但眼下的中國已然開啓了一個下行週期，過去一度維持經濟發展的兩個支柱：人口紅利和房地產都開始急劇轉折，製造業外遷和土地財政難以爲繼，打開了中國經濟社會危機的潘多拉魔盒，農民工討薪、大學生失業、金融難民討債，預示着更多群體性事件的發生。中國勞工通訊的數據顯示，過去6個月全國各地共記錄到超過420例不同規模的抗爭，其中討薪罷工佔大多數，這也從側面反映出嚴格的清零措施導致企業訂單急劇下降，經營困難，朝不保夕。

由於高度的政治敏感性，這幾年對中國的集體抗爭和社會運動的研究明顯停滯，但在現實生活中，社會矛盾和衝突無法避免。儘管政府手中有非常豐富的鎮壓工具包，但這是建立在地方財政充盈的基礎上，無論是外包是鎮壓，還是維持人數高達400萬的輔警隊伍，都需要耗費不菲的成本。但是，受疫情防控的影響，中國地方財政狀況惡化的速度加快，公務員和國企事業單位開始普遍降薪，支撐維穩力量擴張的財力基礎也遇到瓶頸。或許在未來某個時刻，工資低、待遇差的輔警也會走上街頭討薪，畢竟防疫志願者「大白」討薪已經多次發生。在這種情況下，有理由相信中國的抗爭維權事件很快會迎來新一波高峰。

相比於無組織的泄憤和騷亂，有組織的抗爭運動更有社會進步意義，就這一點而言，總結、傳播成功的維權事件的經驗既有學術價值又有實踐關懷。因此，河南村鎮銀行儲戶維權是中國各地正在發生的各類抗爭維權事件的代表，證明中國看似嚴密的極權主義監控體系背後仍然潛藏着無窮的改變的力量，而如何凝聚更多改變的力量推動國家往正確的方向前進，避免墮入歷史的深淵，需要更多有識之士的思考與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