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兩次北京奧運改變命運的鋼廠，和它的百年復興夢

6月，在首鋼園負責商場招商的婁澤終於復工了。

具有103年歷史的中國領軍鋼鐵企業——首都鋼鐵集團（下稱「首鋼」），曾為了保證2008北京夏季奧運會的空氣質量而遷出京城；14年後，其老園區又成為冬奧會比賽場地。

因冬奧會的舉辦，婁澤停工3個月。他在微信朋友圈轉發了谷愛淩和蘇翊鳴的奪金賽況，同時不忘藉此宣傳商鋪招租。冬奧會結束後的3月下旬婁澤才復工，不久後又因疫情膠著，於5月13日起停工，直到6月初。

像婁澤這樣在首鋼工作的普通人，曾一次次被捲進時代的洪流、被改變命運。而對這家鋼鐵巨頭影響更深的，是政治管理。它從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是國家意志的產物。它走過的每一步，都是國家發展歷程的刻度。

一、北洋政府的「大躍進 」

從北京地鐵一號線最西端倒數第二站出來，順著石景山路向西徒步2.5公里，便到達首鋼園北區的南門。進入園區，站在群明湖大街，向西觀望，是古香古色的群明湖和永定河。北京冬奧會的網紅景點——滑雪大跳台矗立在群明湖南邊不遠處，其設計創意取自中國敦煌藝術的飛天形象，旁邊挨著曾經煉鐵的冷卻塔。

古色湖山和工業遺跡拼接在一起，好似時空倒流，從現實踏入百年前。

1919年4月19日，43歲的北洋政府交通次長、中國駐日全權公使陸宗輿 ，被總統徐世昌任命為龍煙鐵礦公司督辦。一戰前，中國僅有一家成規模的鋼鐵廠——由清末盛宣懷督辦的漢冶萍公司。

陸宗輿多方勘察後，決定在北京西郊的石景山，為龍煙鐵礦公司建一個煉鐵廠。這便是今日首鋼園的前身。

北洋政府建鋼鐵廠的想法，可追溯至1913年-1914年，清末狀元實業家張謇任北洋政府農商總長，制定了「棉鐵主義」。他認為，在棉花和鋼鐵方面進行投資和鼓勵，能使中國在這些產業上獲得比較優勢，並具備國際競爭力。

兩個事件觸發了北洋政府加快建國營鋼鐵廠的步伐：原材料緊缺、價格高漲，以及日本試圖與中國簽訂《二十一條》不平等條約。

1914年7月一戰的爆發，刺激了全球對軍火武器原料——鋼鐵的需求。鐵礦價格暴漲，甚至連年虧損的漢冶萍公司也盈了利。中國的鐵路建設亦急需大量鋼鐵。此時籌建鋼鐵廠，具備「天時」。

一戰爆發後，日本對德宣戰，出兵佔領德國在中國的勢力範圍——山東半島。大隈重信內閣對袁世凱政府提出簽訂有損中國主權利益的「二十一條」，其中一項是「擬改漢冶萍公司為中日合營企業」。中國的決策者猛醒，想要擺脫日本的控制，建立一個國立鋼鐵廠。

自1913年起，北洋政府農商部礦政司下設置的地質調查所在全國進行地質調查勘探。未幾，民黨系（狹義指國民黨）和北洋軍閥黨爭慘烈，然後袁世凱稱帝、張勳復闢、皖系軍閥段祺瑞「再造共和」，接連不斷的政治動盪令地礦事業一再被擱置。終於在1917年，段祺瑞政府根據地質調查所提交的一份報告，甄選出兩個適合建煉鋼廠的地方：北京的龍門，以及南京的浦口。「地利」也有了。

據農商部存留的《中國鐵業計畫書》，浦口製鐵廠曾被寄予厚望，擬打造成模範樣本，成為中華民國第一國立製鐵廠。結果，浦口鋼鐵廠在「人和」上產生極大分歧。

彼時的農商總長張國淦傾向於從美國借款建廠。這個打算在1917年11月落了空：美國和日本簽訂石井-藍辛協議，承認日本在華的特殊利益。建鋼廠的美援希望泡湯。

軍費開支龐大、財政緊張的北洋政府能夠選擇的就是向日本借款。但似乎懼怕英美勢力的張國淦堅決反對向日借款，也向他的繼任者田文烈如此建議。田文烈剛好很討厭盛宣懷借外債辦企業的手段。拖延到1918年9月，由於資金一直不到位，浦口鋼鐵廠項目擱淺。

原定為浦口煉鐵廠督辦的陸宗輿並沒閒著。在中國北方，他與袁世凱政府交通系要員梁士詒進行著一種既競爭又合作的較量。陸梁二人各成立一家礦業公司，均欲取得位於河北宣化車站附近十餘里處的煙筒山鐵礦。後來兩家公司合併，成立察哈爾龍煙鐵礦公司，作為當政的安福政權新交通系要員，陸宗與爭得了該公司督辦的位子。

為降低成本，陸宗與選擇在石景山建煉鐵廠。他用5萬餘元買了大致4平方公里的土地。

這地有一半是普濟寺和天空寺的廟產香火地，約有16%屬於一個叫薛厚田的地主，剩下33%是自耕農的田產。每畝43元的價格讓土地所有者覺得太低，最為吃虧的自耕農們甚至鬧到城裏，但最後不了了之。他們遷走之後，生計和命運如何，再無記載。

「最早的廠子，就在現在最北邊的冬奧廣場那兒。」築境設計總建築師、首鋼冬奧廣場片區總設計師薄宏濤對端傳媒說，以前這裏還有段鐵路，專門運輸煤炭、礦石等原料。

北洋政府打算為龍煙鐵礦公司投資500萬銀洋，官股和商股參半，採取「官督商辦」模式。官股由交通部和農商部出繳，商股由陸宗輿創設的中日合資銀行中華匯業銀行募資。中華匯業銀行正是1917年8月為運用日本的西原借款而成立。交通部和農商部拿不出這麼多錢，官股中亦有一半出自「西原借款」。

陸宗輿作為早稻田大學畢業的中國駐日公使，天然會利用和日本的關係來興辦實業。

西原龜三是彼時日本寺內正毅內閣對華政策的操盤手。與之前倒台的大隈重信內閣相比，寺內內閣採取一種相對平等和積極的對華發展政策，這一時期的對華貸款被稱為「西原借款」。

青年學者梁明德在《安福體制-發展型國家的建構與挫折（1917-1920）》（下稱《安福體制》，本書尚未出版，獲得作者授權使用書稿內容）的書稿中提到，「西原借款」 背後，是作為經濟先導機關的農商部技術官僚就戰時原料需要和戰後競爭而擬定的各產業發展 「四年計劃」，堪稱「北洋政府的大躍進」。

西原借款擬用於興建鐵路、銀行，發展棉、毛、鐵及其他金屬礦產等，共計1.45億日圓。根據統計，中國參加一戰花去0.45億日圓，剩下的1億日圓，28.9%用在軍費上，過半用在償還內外債上，行政部門薪水支出佔9.8%，用於建設的只有6.2%。內外債榨乾了西原借款，唯一活下來的只有石景山鐵廠項目。

1919年1月巴黎和會之後，中國反日輿情四起，陸宗輿留日的同僚章宗祥、曹汝霖在5月4日被遊行的學生們打破了頭、燒了宅第，陸本人躲起來才免遭厄運，但中日之間難以討論經濟合作。

一戰後鐵價跌落，石景山鐵廠還未建起已負債百萬餘元，已然不復戰爭初期年盈利三百萬元的樂觀設想。壯志難酬的陸宗輿於1922年年底提出辭職。

歷經軍閥派系戰爭和政權更迭，本就資金匱乏的石景山鐵廠一直停擺，到1928年國民政府接手時，設備老化，零件被拆賣，再加上國民政府準備啟動先前被擱置的浦口煉鐵廠，「龍煙鐵礦復興計劃」像個皮球一樣被各司局踢來踢去，一停就是10年。

陸宗輿一直掛心龍煙鐵礦公司。這位張謇的浙江海寧門生，於1937年重新成為龍煙鐵礦復興委員會督辦，力圖重振旗鼓。然而時不我待，1937年7月，日本武力佔領中國。

石景山煉鐵廠處在最先被佔領的地區。日軍搬來了自己的高爐，煉出鐵水作軍需原料。

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後，鐵廠設備先是被接管的駐軍盜賣，後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接收，發現高爐設備老化，故障難修，無法運轉，直到1949年中共建政，石景山煉鐵廠滴鐵未出。陸宗輿在日本侵華四年後，頂著「親日」的污名病逝於北京。

在戰火中存留下來的首鋼，現在是中國鋼鐵領軍企業。它是安福政權在一戰期間追趕現代性的經濟嘗試。

民國史中所謂 「安福政權」，廣義指北洋政府在1917-1920年受政團 「安福俱樂部」 及皖系軍人段祺瑞、徐樹錚等，以及舊北洋官僚徐世昌、梁士詒等支配的時期。

《安福體制》的作者梁明德認為，北洋政府於1917-1918年依靠西原借款的產業大開發構想，抑或國民黨與納粹德國合作的 「三年計劃」（1936年）和毛澤東時代五年計劃及 「大躍進」，都類近乃至符合「經濟大噴涌」 客觀規律。

「經濟大噴涌」 是俄裔美國經濟史家亞歷山大·格申克龍 (Alexander Gerschenkron)的觀點。他認為，經濟發展滯後的國家有負責經濟趕超的重擔，進行計劃性產業開發的可能性高。這類國家往往會在集中時段採取有計劃的大規模重點投資方案進行趕超，在幾年或者十幾年內，走完別國用幾十年甚至上百年走完的過程。這也就是所謂的經濟發展 「大噴涌」 (Great Spurt)。

《安福體制》指，安福時期最早奠定了中國現代政治和經濟發展模式的基本面貌。拋卻安福政權是否是個好政府，在技術官僚化、黨國制、工業計劃等方面，安福政權時期已經出現一些預示日後中國發展面貌的朦朧意識。

濃縮了這些特點的首鋼的後續發展，印證了這一論述。

二、中共「大煉鋼鐵」

與滑雪大跳台呈西南-東北走向、隔群明湖斜相望的，是經典的三號高爐，被稱為三高爐。作為首鋼冬奧廣場片區總設計師，薄宏濤在改造具有標誌性意義的三高爐之前，在上面爬上爬下，他記不清做了多少次踏勘。

三高爐是中共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後期發動「大躍進」運動的工業遺存。

1958年—1960年，毛澤東發起「大躍進」，試圖在農業和工業上擺脫落後面貌。工業上自1958年開展全民「大煉鋼鐵」運動，以圖用十五年時間趕上英國。鋼鐵生產成為壓倒一切的政治任務。

1949年，中國的鋼產量只有15.8萬噸， 勉強能夠修復生產的只有7座高爐、12座平爐、22 座小電爐。到1952年，中共接管了包括鞍鋼、首鋼在內的30多家鋼企，接著開始實施計劃經濟，1953-1957年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就確定了「以鋼爲綱」的工業方向。

即使大力催產，到1957年年底，中國的鋼鐵產量只有535萬噸，大約是英國的1/4，美國的1/20。這點產量不足以支撐其他工業製造和國防生產。毛澤東覺得太慢了，決定擺脫計劃官僚，進行產業大發展。

1958年8月，中共政治局在北戴河會議上做出決議，要求當年生產1070萬噸鋼，產量翻一番。 於是千家萬戶開始「土洋結合，大煉鋼鐵」。

「全民煉鋼」成為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出生人的集體回憶。很多親歷者回憶，幾乎所有人都陷入了政治狂熱，為了顯得「不落後」，大家毀家式地砸鍋卸鐵，甚至把家裏的鎖片砸下來，拿到自建的土高爐裏煉鋼。

首鋼也不例外。1957年，經過中國國務院批準，首鋼進行大規模擴建，在原有的石景山煉鐵廠之外，新上三高爐、三號焦爐，新建燒結廠、特殊鋼廠、耐火材料廠等產業鏈上下遊企業。以首鋼為中心，北京建成了從煉鐵到軋鋼的鋼鐵基地。

三高爐開工於1958年5月，一年之後投產。在運動式命令下倉促趕出來的幾百座高爐中，三高爐倒是保證了質量，一直運轉到11年後才進行大修，成為首鋼破10年大修紀錄的第一座高爐，2010年12月冶煉出最後一爐鐵水後停產，也是中國最長壽的高爐之一。

現在，三高爐被薄宏濤團隊改造成一家名為「全民閱讀」的書店，以及全球首發中心。小米公司的新品發佈廳就在一樓。書店內的角落，一位名叫瀋敬東的藝術家展示了毛時代的人偶和搪瓷茶缸：一個模子刻出來的穿軍裝的年輕人揮手敬軍禮，分辨不出個體面貌，展現對領袖的絕對忠誠。

「毛主席曾在天安門城樓上說，將來從這裏望過去，要看到到處都是煙囪。」談及三高爐和「超英趕美」，薄宏濤引用了建築系老前輩梁思成的話。

這意味著北京的城市定位將被改變。民國時代，北平是古色古香的消費城市，1957年北京市委決定將它變為生產城市和工業基地，以符合「服務工農群眾」的政治口號。

作為六大工業區之一的首鋼，在原來約4平方公里的石景山煉鐵廠基礎上，向東向南擴至25.5公里，擬打造成為冶金和重工業帶。1954年首鋼擬擴至8.3平方公里，接近現在的8.63平方公里。

1957年，在北京最終城市規劃版本中，以首鋼為中心的工業帶面積有所壓縮。但「大煉鋼鐵」動員之後，包括首鋼在內的鋼企擴地擴產成了不可遏止的趨勢。一座座聳立的高爐和煙囪，劃破了古城的天際線。

「1958年首鋼也有群眾性煉鋼，現在看根本是個浪費，絕對得不償失，但當時大家都奔著超英趕美，想方設法達到目標。」據新華社報導，曾任首鋼總經理的徐永起在2009年回顧中共建政60年鋼鐵發展時如是說。

1958年煉成的1073萬噸鋼中，合格的鋼只有800萬噸，其餘的土鋼根本無法使用。

當時各類小高爐、土高爐達幾百萬座。在佚名的《畫說大煉鋼鐵》一文中，親歷者稱，農民們的「土高爐」煉出的鋼，基本是豆腐渣鐵，沒法使用。而鋼廠上馬的小高爐，成本高，遠高於國家的採購價格150元/噸（後上調至200元/噸）。中共決定用財政補貼虧損的鋼廠，當年補貼40億元，超過財政收入的十分之一。

這場運動式煉鋼，保守估計致使全國損失200億元，尚不包括人們為了煉鋼毀壞森林、拆除文物這些無法用金錢估量的生態和人文損失。

到1958年底，包括農村青壯年勞力在內的1億人投入到大煉鋼鐵中，佔全國人口的1/6，無人收割莊稼，1959年糧食減產15%。再加上農業生產浮誇宣傳「畝產上萬斤」，少種少收，導致1959-1962餓殍遍野的「三年大飢荒」。

至今，由於官方統計數據失實，大饑荒死亡人數成謎。根據官方公布以及海外學者研究，不少於1500萬人、或超過4000萬中國人在此期間非正常死亡。

毛對現代性的追趕，對經濟進行政治運動式的躍進，與北洋政府技術性官僚主導產業發展不同，是個人主張壓倒一切。

轉機出現在1960年。年初，中共對工業發展進行整體反思與重新規劃，試圖把零散的國有企業組織成為按產業分類的國營托拉斯（指由國家控制的企業或機構來兼併、控股某個行業的大量企業）。《安福體制》稱，這其實是退回到以建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為恢復國民經濟的途徑。

但這一計劃因1966年文革到來被打斷。

關於文革浩劫，年屆90的前首鋼地質勘探隊員丁復禮避而不語。他更願意談論自己和隊友們如何突破野外生存的極限，為首鋼勘礦。另一位年近花甲的前首鋼工會宣傳幹部一聽到關於這段歲月的探問，即刻拒絕採訪。

首鋼對他們來說是身份認同和政治驕傲。作為中共北京的「工業長子」，首鋼具有獨特的政治地位和優越感。丁復禮大學一畢業就分配到首鋼工作，妻小們留在東北家鄉。首鋼曾是冶金部的部轄企業。某日冶金部的領導向地方政府問及丁妻的情況，當地宣傳部馬上派人開車奔波15個小時，把丁的妻小們送至北京，丁妻遂調至首鋼工作。這讓丁復禮既吃驚又自豪。

據《北京晨報》報導，在按照不同年齡、不同職業分配糧食的糧票時代（1955-1993年），北京市民每人每月的口糧，被分成100多個等級，最高的是首鋼爐前工，每月60斤。首鋼的民兵還作為一個單獨隊列參加過1949年中共的開國大典。這些都顯示毛時代產業工人優越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

文革前期，「造反派」以學生和產業工人為主。首鋼在文革中的公開資料不多，這大概是由於北京是學生造反中心、上海是工人造反典型的緣故。馬小六成為屈指可數和文革有關被記載的首鋼人。

馬小六原是首鋼的高爐工，文革時期被中共提調，作為產業工人代表直接升至中央委員會，進入中共最高權力機關，賣力地為最高權力效忠。1976年4月5日市民們去天安門廣場悼念總理周恩來逝世，並表達對四人幫的不滿。按照毛的要求，馬小六作為北京民兵總指揮，帶著首鋼工人民兵隊，綑綁毆打市民，現場多人受傷一片狼藉，這便是臭名昭著的「四五事件」。這事以後，首鋼民兵聲名狼藉，北京老百姓管他們叫「棒子隊」。

據自稱是首鋼子弟的網友「f86」回憶，文革結束後，馬小六被貶回首鋼當工人，在鑄造廠給管道刷油漆，一直到1993年首鋼工資改革，其他人加薪，馬小六月薪依然是56元，尚不如資歷淺的青年工人470元。沒過幾年，馬小六鬱鬱而終。他只是殘酷時代的一粒沙和犧牲品。

三、農業看鳳陽，工業看首鋼

到1978年年底改革開放前夕，中國財政只有800億元，銀行可用儲蓄100億元。同期鋼鐵產量只有3178萬噸，遠低於美國、前蘇聯和日本平均1億噸以上。首鋼的鋼鐵產量為117萬噸，偌大的廠區，只有一個煉鋼的高爐在運轉。

這一年，丁復禮結束了二十多年風餐露宿的野外勘探生活，調回北京，晉升為坐辦公室的領導。夫妻二人作為首鋼的「雙職工」，加起來月薪過百元，勉強夠養活四個孩子。

中共建政後，逐漸消滅了私有制，將土地、人力、物資，從生產、流通到消費的所有環節，都控制在自己手中。

用首鋼松南機械廠原廠長吳長山的話說，「企業生產什麼，生產多少，由國家決定，生產出來後由國家統購包銷，多幹了不多得，少幹了也不少拿，所有權與經營權高度集中。」

企業每花一分錢都需要審批，連修建一個廁所的權限都沒有。

作為中共執政經濟基礎的大中型國有企業，在國家財政吃緊的情況下，如何盈利為國庫貢獻稅收，成為首要任務。1949-1989年，國有大中型企業為中國財政收入貢獻了1.5萬億元，佔財政稅收總額的49%。

也因此，鄧小平自1978年底重啟現代化建設，「對內改革、對外開放」，對內著力點一是抓農業基礎，另一個是「搞活大型骨幹企業」。

技術官僚們都明白，必須讓企業擴大或者擁有經營權才能實現經濟建設目標。1978年10月，四川省的一些企業嘗試擴大企業自主權限，申請作為改革試點。

時任首鋼總經理兼黨委書記的周冠五看到這個機會，於1979年申請擴大企業自主權。和安徽省鳳陽縣梨園公社小崗村18個村民發起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一樣，首鋼成為中國最早實行承包制的大型改革試點企業，當時有「農業看鳳陽、工業看首鋼」之譽。

如果說沒有陸宗與就沒有首鋼的誕生，那麼沒有周冠五就沒有首鋼的現在。兩位掌舵者均致力於在政治集權的統合體制內，在有限的騰挪中尋找機會，塑造現代性的中國鋼鐵企業。從某種程度上，周冠五後來在首鋼的改革，仍有陸宗輿時代「官督商辦」的影子。

已經61歲的山東大漢周冠五原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俗稱「二野」）江西貴溪軍分區的副參謀長，1949年隨著中共接管石景山煉鐵廠入職。丁建形容周「是濃眉大眼、目光深邃的帥哥，身高估計有1.85米，愛梳一個光亮的大背頭，走路帶龍虎氣，極具個人魅力，很有領袖氣質。 」

以首鋼為典型的全民所有制企業，所創造的純收入要分成三部分上繳國庫，繳完之後企業基本上被吃乾榨淨。承包制度則類似現代商業的對賭協議，承諾每年向國家上繳指定的利潤，剩下的歸企業，用於再生產和員工福利。

首鋼承諾1981年給中央上繳2.7億元利潤，在此基礎上以後每年遞增7.2%（1983年由於兼併其他企業提高至3.9億元），一直延續到1995年。

1981年，中國出現超百億元的財政赤字，開始壓縮基礎建設，對鋼鐵實行限產。在宏觀經濟環境極其不利的情況下，承包制使得首鋼逆勢盈利3.16億元，完成上繳2.7億元的「包幹」指標。

軍人出身的周冠五採用了全員承包制的軍事化生產方式。1981年7月，他用一個月時間將2.7億元的包幹任務層層分解，落實到每個人頭上。超過12萬的首鋼員工立下軍令狀。由於完成生產指標和工資總額掛鉤的獎勵機制，每個人的工作積極性被調動起來。

承包制紓解了國家財政困難。1978-1988年，中央從首鋼徵繳逾70億元。而改革開放前30年，中央從首鋼收上來的利稅總額僅為15.57億元。

但承包制即使創造了利潤，也是國家拿大頭、企業佔中頭、個人得小頭，對個人的惠及有限。首鋼的留利分配比例是6：2：2，即60%用於生產，20%用於集體福利，另外20%作為獎勵基金，工資總額與實現利潤按照0:8 ：1的比例浮動。

首鋼公司原總經理趙長白曾算過一筆帳，首鋼改革10年所創利稅98億元，上繳國家財政70.14億元，企業留用27.86億元，其中大部分用來發展生產，用於職工福利和獎勵的消費行資金只有7.2億元。

出生於上世紀60年代末的丁建回憶，雖然外人看首鋼很有優越感，但他覺得日子並不好過，青少年時期吃不飽，總是撿哥哥們的舊衣穿。他對端傳媒回憶道，首鋼員工都住在古城附近，房子是分的，丁家有44平方米，一家六口擠在一起，轉個身都難。他很羨慕在糧店工作的人，「糧店是事業單位，在那兒工作的人分了好多房。」

儘管周冠五想讓首鋼人過得很自豪，實施「企業辦社會」，專門有生活委員會負責給員工發放羊肉片、白菜、洗衣粉、香皂、雪糕等社會上匱乏的生活物資，但按照行政等級的配給制還是無法解決個人實際消費需求，而且容易滋生腐敗和尋租。

丁建記憶最深的事情，是母親用雙層屜鍋蒸的饅頭，一揭開鍋蓋，父母還沒來得及吃，四個孩子一哄而上搶來全吃光。

丁復禮夫婦發了工資，第一件事情是去買米。然後全家排隊，按人頭拿著肉票去買肉。排在後面的丁建衝著前頭排隊的哥哥喊道：「哥哥，媽說了都買肥的！」不寬裕的家庭選擇買肥肉，榨油後存起來炒菜用。

具有行政級別的官僚待遇就大不一樣了。丁建憶及，他們家每年春節都會帶著禮物去房管處處長家裏「寒暄問候」，希望能調整一下住房面積。丁建見到處長的孩子們都穿著毛衣，還拉手風琴。「我小時候沒有穿過毛衣。覺得我們的生活是截然不同的兩個天地。」後來，這位房管處處長因涉嫌貪污被查處。

雖然這場改革的首要目的是增加國庫收入，但周冠五考慮得更長遠。他提出「藏富於企業」的理念，為首鋼爭取了投資立項權、外貿自主權以及資金融通權（興辦華夏銀行）。首鋼在1992年永久購買了秘魯最大的鐵礦石公司——秘魯鐵礦公司，成為中國最早海外投資的礦產資源項目之一。這個決定很有遠見，為首鋼保障了原料供給，自此以後不受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波動影響利潤，受惠至今。

參考當時的日韓財團，周冠五將首鋼締造成為具有生產、外貿、金融、保險等多元化業務的企業集團，完成了從工廠制到日韓式的現代企業制度的轉變。

首鋼成為石景山區以及北京市的稅收支柱。對首鋼歷史做足功課的薄宏濤記得，1994年是首鋼的高光時刻。這一年首鋼為北京市貢獻了1/5的稅收，產量達824萬噸，成為中國最大的鋼鐵聯合企業。

丁建覺得那兩年首鋼廠區的變化很大，平房廠房被拆遷，很多氣派的高樓聳立起來。從前不被北京城區市民待見的「鄉下」石景山，因首鋼而變得洋氣起來，甚至成為消費流行的風向標。

一個綽號叫「章哥」的北京房地產圈網紅說，首鋼在那個時代是絕對的「富人區」，進去一次能吹半年的牛。「章哥」十幾歲的時候第一次去首鋼，發現工廠大到居然要坐公交車，沒人領著都找不到路。

「章哥」說，首鋼人的消費比市區都貴，買紮啤酒還要配兩三個涼菜，普通人喝不起。就連創始於門頭溝區、風靡全北京城的羊蠍子，也是由首鋼的消費能力帶動才火起來的。

彼時已在首鋼工作五年的丁建月薪550元，比剛工作時候的126元漲了不少。他買了當時最流行的十佳牌運動服，「深藍色帶兩條白槓那樣的。那會兒都看香港影視，港風流行，大家都模仿，穿白色革製旅遊鞋配牛仔褲，特潮。」丁建說。

首鋼的承包制在1995年到期。這一年，掌舵首鋼長達40年的周冠五，以77歲高齡退休。

首鋼的老員工們均認為周冠五是「被退休」——因負責首鋼海外業務的兒子周北方貪污被連累。老員工們甚至認為周北方被抓也是一次政治安排，目的是讓周冠五騰出話事人交椅。

周冠五既是冶金部副部長，又是首鋼掌門人，這位官員企業家具有非凡的經營能力，同時在政治上也很強勢。他的強勢多少讓組織不滿。

時任國務委員、北京市市委書記兼市長的陳希同視察首鋼。按官場慣例，企業「一把手」需陪同地方黨政「一把手」視察。但周冠五沒有露面，只派了黨委副書記王耀武來陪同。陳希同覺得受到了侮辱。

北京市組織部派趙玉吉（華裔導演趙婷的父親）任首鋼總經理，趙視察首鋼廠區時，非常不客氣地批評了一位老廠長，說「人不行的話換人，設備不行的話換設備」。

然後，丁建記得工廠委員會全員簽字要求罷免趙玉吉。趙玉吉遂離開了首鋼。1949年中共入駐石景山煉鐵廠時，保留了工廠委員會。首鋼除了黨委委員會之外，在承包制期間實行以工廠委員會為主的職工代表大會制度，以保證廠長負責制。廠長負責制意味著周冠五具有不可撼動的話事人地位。

周冠五讓人愛恨交加。首鋼的工廠制度像軍隊一樣嚴格。「廠門口處有兩個方柱子，掛著兩個鐘表，專門記錄遲到者。」丁建說，員工們想回家卻不敢早退，所以出現下班時間一到、萬把自行車一齊沖出廠的壯觀場面。

「但是他又極有遠見和魄力。」採訪中，丁建反復提及這句。周冠五曾打算在山東兗州建一座年產500萬噸鋼的鋼廠。山東省一開始態度積極，提出免費提供土地，後又變卦，要求收租。首鋼算了一筆賬，覺得照此要求不劃算，已投資2億元的異地建廠計劃就此作罷。

「現在看來他的眼光太獨到。」丁建感慨，周冠五似乎預料到首鋼要遷出北京城。

如果首鋼在山東建起一座大鋼廠，日後也就不至於被動地執行一場傷筋動骨的大搬遷。

四、大搬遷

2001年7月13日，前國際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Juan Antonio Samaranch）在俄羅斯首都莫斯科宣布，北京成為2008年夏季奧運會的承辦城市。守在電視機前的千家萬戶跳起來振臂高呼，北京更有40萬民眾涌上天安門廣場狂歡。

取得這項世界最高等級的國際綜合體育賽事的舉辦權，帶有濃厚的政治寓意。在某種程度上，這意味著中國在承辦現代大型賽事上獲得了國際認可。

辦好奧運會，成為壓倒一切的政治任務。北京的城市定位和產業結構借著奧運之機也作了改變，強調生態，注重科技、高端製造和金融服務業。為了確保奧運會期間的空氣質量，一批工業企業必須在2008年之前遷出北京。「工業長子」首鋼也在搬遷之列。

其實早在1954年，北京重新進行城市規劃時，國家計委曾反對北京市委「強大的工業基地」的定位。1960年，中共反思「大躍進」運動時，北京市已經意識到膨脹的工業巨獸首鋼對水源、空氣等環境污染問題。首鋼是北京市總耗能及萬元產值耗能最高的企業。1973年文革後半期，北京市提出遷出「三廢」危害工廠的想法。

直到足夠重要的政治任務——北京承辦2008年夏季奧運會敲定，首鋼8.3萬人的命運路線才發生大轉折。自2002年開始了歷時五年的大搬遷，離開盤據了八十多年的京城。

對於地方政府而言，首鋼是一塊大肥肉。這類動輒十數萬員工的大型國有企業，不僅能帶來稅收，還可增加就業。各地為爭奪首鋼而角力。

中國鋼鐵重鎮河北省唐山市為吸引首鋼落地提供了一系列土地優惠政策，包括極低的造地成本，每畝地8-9萬元，大概不到市場價格的一半。

唐山市一位政府官員對端傳媒稱，當時山東省青島市給的政策條件更優厚。但唐山市原市長張和更「給力」，通過有私交的一位「老領導」，在2005年將首鋼爭取到了自己碗裏。

今年42歲的劉力平是最早一批到唐山市曹妃甸的首鋼京籍員工。二十出頭就進首鋼的劉力平工作了7年後，因為大搬遷面臨著留京還是去河北的選擇。那時距離北京夏季奧運會開幕，只剩一年半。

根據新華社的報導，首鋼在中國大陸有13.4萬名員工，8.3萬名是京籍員工，需要重新安置的有6.47萬人。

劉力平說，有點兒「門路」的人留在北京，去了首鋼其他非鋼業務部門，比如建築施工、房地產等；還有的買斷了工齡，離開首鋼，自謀生路。不想離開首鋼的，就轉移到河北省。

首鋼在河北建了三個公司，分別是2003年在秦皇島成立的首秦公司、2004年在唐山市遷安成立的首鋼股份公司遷安鋼鐵公司、2007年在唐山市曹妃甸區成立的首鋼京唐公司。後首秦的所有生產產能，移換到首鋼京唐，首秦不再生產鋼鐵。

千禧年前後，中國的市場經濟已發展起來，大大小小的「倒爺」（個體批發商）率先用上「大哥大」電話機和BP傳呼機，甚至開的士的「的哥」收入都高過鋼鐵工人。隨著市場經濟逐漸被中共承認，工人的政治和社會地位直線殞落。丁建離開了首鋼，南下去了上海一家貿易公司闖蕩。

劉力平說，專業技能決定了他只能留在鋼鐵行業。2007年，他和1.6萬名同事來到距離京城220公里外的唐山市唐海縣（後升級更名為曹妃甸區）。

曹妃甸區原是一片灘塗。首鋼集團在此吹沙造地，建起一座20多平方公里的城中城。

劉力平和同事們乘坐公司班車，經過半天時間駛到唐海縣的九洲賓館，四人一間。頭兩年，他們就在這看新建的廠房，掃沙子，上12天班，再坐班車回京休息四天。「那時候唐海縣街道上除了首鋼一排排的班車，幾乎沒什麼人。」劉力平說。

之所以能忍受這樣的奔波，是因為首鋼京籍員工的薪水和福利待遇都按北京標準發放，高過河北本地員工。劉力平對記者說，首秦公司給的是雙倍月薪，京唐每個月有2000元補貼，河北籍員工只有800元。算下來稅前月薪有1.2萬元，在唐山市屬於高收入，和金融業差不多。

2010年6月，首鋼京唐一期項目正式投產，5年後的2014年，開始盈利。首鋼能撐過「斷血」的五年，與它的政治地位有關。作為北京市政府（國資委）管轄的廳級官階的首鋼，在搬遷伊始就得到了以工商銀行為主的國有銀團的支持。

前述唐山市官員說，2005年，國家開始限制污染重、耗能高的鋼鐵行業，銀行對鋼鐵企業的貸款亦進行限制，但對首鋼實行敞口支持。首鋼為建京唐公司斥資668億元，當時有消息稱曹妃甸每天的建設資金高達1億元。銀團提供了約250億元的貸款支持。

另外，造地項目期間首鋼還有建設資金存款利息收入，這意味著造地並不是純投入。國家還通過首鋼的上市公司實行「債轉股」來減輕其債務負擔。

雖然名義上是廳級，但首鋼明顯還保留著周冠五時期副部級的政治地位。

在首鋼遷至曹妃甸後，該官員稱，官階為副廳級的唐山市市委副書記曾想趁著春節團拜會去視察首鋼京唐，請董事長總經理到首鋼大門口接待一下，以示當地對首鋼的重視。結果首鋼辦公室回話稱「接待不了」，稱只有副部級以上的領導視察才會去門口迎接，跟當初周冠五不陪同陳希同如出一轍。

前述唐山市官員笑稱，北京人牛氣，跟首鋼的人不太容易接近。不過在和首鋼高層長達數十年打交道的年歲中，這位官員並沒有被刁難或冷待。「他們對我挺客氣的。他們看人，不看官銜，在他們眼裏區長和局長沒什麼區別，一把手去了也不一定好使。」

在京唐公司的人事安排上，北京方面顯示出了強勢。唐山想要分一杯羹的心思，被北京拿捏得死死的，最終北京掌握了絕對主導權。

京唐公司的前身是一家過度性質的造地公司，大概成立於2002年，首鋼持股51%，唐山本地的唐山鋼鐵集團有限公司（下稱「唐鋼」）佔股49%。在造地公司，所有崗位不論大小，除了運輸部之外，首鋼人員一律任正職，唐鋼人員任副職。

隨後首鋼增資擴股，唐鋼拿不出額外的資金，於是股權被稀釋至30%。唐鋼欲將30%的股權轉讓給當地一家企業，但銀行貸款未到位，首鋼收購了唐鋼剩餘的股份，將遷安的一個礦山置換給唐鋼，唐鋼撤出，至此京唐公司100%歸入首鋼集團。

京唐公司的1萬多名員工中，只有1/3是京籍。年紀大一點的師傅們，曾經糾結自己到底是「北京的河北人」還是「河北的北京人」，覺得兩頭都融不進去，既不完全屬於北京，也不完全屬於河北。

劉力平的一個好友被分去了距京190多公里遠的遷安鋼鐵公司。好友硬是認為遷安不屬於河北，屬於北京，是北京的一塊飛地。「他們說自己是北京人，就在北京。你要是說遷安是河北的他們跟你急。」劉力平說。

相對年輕的劉力平承認，從首都西大門到鄰省偏僻的灘塗小縣城，心理會有落差。曹妃甸像一個荒島，每次坐班車過來，大家便稱之為「上島」。不過他對是北京人還是河北人的身份認同沒什麼執念。「我來就為了掙錢。」曾經的熟人社會已經瓦解，往昔工廠制度形成的親密的師徒關係，也會隨著自動化生產線的普及而淡化消失。

但劉力平一直保留著北京口音，十幾年來沒被同化。他總是和京籍同事們在一起，閒暇時打牌釣魚，還自己做飯，保持原有的飲食習慣，逢年過節會去看望曾經帶過他的師傅。

五、城市復興新地標？

2011年1月13日，隨著最後一批鋼胚軋出，焦化廠四焦爐停爐，首鋼在北京的使命畫上了句號。8.63平方公里的首鋼園空蕩蕩，南區的煉鋼廠房似一個個趴在地上的工業巨獸，北區煉鐵廠的一個個高爐俯瞰大地。

北京市規劃設計院從2004年開始，醞釀首鋼園的更新規劃設計和風貌把控，考慮將首鋼園從封閉的工業園區轉型成一個開放的城市片區。因為地位重要，首鋼園的規劃改造成為當時老舊工業園區改造「一號工程」。

舊工業區改造的三大方向是工業旅遊區、開放街區和產業園區。

許多老舊工業園區的轉型，實質是房地產開發——騰退土地歸還給政府，政府重新蓋高容積率的商用或者民用樓房，讓土地翻番增值，原企業套現，獲得一筆補償費用。

最早，首鋼自家的設計院打算沿用產業園區的路子，定位是「首都娛樂區」（CRD）。但首鋼地下管線等城防設計很難改建成民用住宅設施，只能用作商業樓宇出租。而首鋼園地處較為僻靜的西五環，和靠近市中心的金融街和CBD地段相比，商用出租價值較低。

最後首鋼園放棄了房地產開發套現的路徑，變身為城市運營服務商，持有土地，保留了三高爐等很多工業遺存，以圖通過風貌更新和長期孵化運營IP來獲得整體增值。

很長一段時間，首鋼園的轉型定位並不明晰，只有一些熱愛工業風的發燒友和網紅們助其登上了「首屆北京網紅打卡榜單」。 直到14年後，北京再一次承辦奧運會——2022冬季奧運會。2016年3月，冬奧組委會打算在首鋼園設立辦公室，還要在此舉辦滑雪比賽，建國家冬季運動訓練中心和滑雪大跳台。

從2015年秋開始接觸首鋼園區風貌改造的薄宏濤團隊，需要在一個月之內重新調整設計方案。「整個園區的定位完全改變了。它不再是一個產業園區的概念，而是城市設計。」薄宏濤對端傳媒說，北京冬奧組委會規劃建設部部長劉玉明提出了三個要求，「國際化、工業範、中國風」。

首鋼園的風貌轉為工業硬核風，保留部分高爐，讓「工業巨獸」與古雅的群明湖對望，配合冬奧組委辦公增設國際會議中心和冬奧展廳等。

薄宏濤樂觀地認為，經過冬奧會定位後的首鋼園是一個完整和嶄新的城市，將成為北京下一輪城市化進程的熱點區域。首鋼園被貼上了「城市復興新地標」、「全球首發消費圈」、「科幻產業窗口」、「元宇宙樂園」等新標簽——無不體現古老工業園區想要恢復以往的榮耀、成為現代性代表的迫切。

這扇距離天安門城樓19公里的昔日「首都西大門」、一直處在行政指令下的工業遺存，能否在以數字科技、體育文娛為標簽的行政設想下，成為現代超級商圈？

一個現代性商圈的形成，首先需要旺熱的人氣。雖然依山傍水，但首鋼園地處的石景山區，本身面積只有85.74平方公里、常住人口56.8萬人，是北京除了東城區、西城區外，面積第三小的片區。

石景山區本就多山，平原面積有限，歷來是軍隊駐地。軍事性質決定了石景山區難以和相鄰的其他區合併。再加上名校不多，北邊的海淀區佔據絕對教育優勢，石景山區對人口尤其是年輕人的吸引力有限。

人們總喜歡拿朝陽區的798工業藝術區和首鋼園做對比。798由上世紀50年代的電子工業老廠區遷走後改造而來。它所處的酒仙橋和將台路，是朝陽區的人氣中心之一，周邊多企業和居民區。朝陽區是北京後開發的人口密集的城市片區。

除了區位特徵之外，作為國有企業的首鋼，在企業經營和行政指令之間，首要服從的仍是行政指令。

作為首鋼基金的員工，此前因為冬奧會的準備工作，婁澤停工了三個月。

2021年聖誕節前，首鋼園對比賽場地採取半封閉式管理，除了與冬奧會相關的工作，其他商業活動一律停止。

頂著網紅打卡景點頭銜的首鋼園，在冬奧會結束後的一週，遊人預約爆滿。一週後又恢復了以往的靜寂，人為製造的熱度漸熄，淹沒在豐縣八孩母親、俄烏戰事、東航墜機、上海封城一波又一波更大的事件中。

復工後，整個四月，婁澤都在忙著匯聚人潮——每個週末舉辦遊園會集市，以吸引更多的人氣，推助商場的店面出租。但4 月下旬開始，因為疫情，首鋼園的訪客再次受到限制，除了採取預約制、健康綠碼要求之外，三高爐40米大平台以及滑雪大跳台暫停遊覽。而這兩處正是最吸引遊客的網紅景點。

5月13日，防疫升級，首鋼園暫停開放，婁澤再次停工返家。他哪裏也去不了，因為所有景點都關閉，外出的話需要沒完沒了地核酸與掃碼——市民出行乘坐交通工具以及進出商鋪需要出示48小時內核酸陰性證明，否則手機健康碼彈窗，寸步難行。

而劉力平自打離開首鋼園後，就一直沒再回去過。自3月21日起唐山封城。為保證產線正常生產，所有京籍員工在封城之前趕往唐山，一改以往上五天班、回京休三天的慣例，封閉在廠裏，倒班作業，直到4月26日解封。

遷安的情況更令人不安。遷安命令居民們交出鑰匙以便防疫人員從外反鎖，以及拿鐵絲封門。而首鋼遷安公司的一些員工被認定為密切接觸人群，處在隔離中，生產可能會中斷。

比起這些命運被改變、生活被深深影響到的小人物，首鋼的變與不變、興衰存蕪，顯得那麼宏大抽象和難以名狀。它從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是國家意志的產物。

上世紀30年代，比利時勞動黨領袖安裏·德·曼（Henru de Man）曾稱，舊型國家以政治管理為中心，新型國家應該以經濟行政為中心。

首鋼作為一個濃縮的小社會，一直在政治管理和經濟行政的角力中搖擺。

或許中國自清末民初就追尋的現代性，本身就是一個戈耳狄俄斯之結。政府追尋的「強盛復興」的宏大目標的現代性，和個體所希冀的民主文明的現代性，是現代性的一體兩面，並且一直存在著巨大張力——從宏觀目標的面子上看起來實現了的「跨越」，從個人際遇的裏子上卻是盛世幻象。

與2008年北京承辦夏季奧運會全民狂歡相比，2022年人們對冬奧會的舉辦態度相對冷靜。不少網友在社交媒體上反思「這對老百姓能帶來什麼好處」，甚至冬奧會舉辦期間，熱度被江蘇徐州豐縣被拐賣的命運悲慘的「八孩母親」蓋過，網友們將豐縣「八孩母親」與官方竭力宣傳的外援奪金偶像谷愛凌做對比，質問政府對侵害本國婦女權益犯罪行為的欺瞞袒護和不作為。

至今，對豐縣「八孩母親」案的追責已無下文，而已經返回美國的谷愛凌，仍時不時登上新浪微博的熱搜。

而劉力平和婁澤，早就投入到為生活來不及疲倦的日常工作中，朋友圈偶爾發發工作狀態和子女成長。首鋼京唐的微信公眾號，每天都更新鋼鐵生產和政治宣傳，比如：《煉鐵部安全仿真模擬體驗室揭牌投用》、《初心照耀黨徽 無悔奉獻京唐》。


應受訪者要求，婁澤、劉力平、丁復禮、丁建為化名。

感謝梁明德先生、陳先生、徐先生、朱先生、劉先生、張先生對本文給予的大力協助。

參考資料：

1、《安福體制，發展型國家的建構與挫折1917 – 1920） 》，粱明德；

2、《龍煙鐵礦公司創辦始末——北洋官僚資本個案剖析》，鄭連明；

3、《青春無痕：一個造反派工人的十年文革》，陳益南著，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4、《鄧小平在1976》，方雷、青野著，春風文藝出版社；

5、《堅持承包制搞活大企業》，首鋼研究與開發公司；

6、《資源委員會石景山鋼鐵廠接受及第一期修理工作總報告》，朱玉侖；

7、「四五事件」的名人——馬小六

8、鋼鐵業六十年

9、畫說大煉鋼鐵

10、京西鋼鐵巨人——百年首鋼的傳奇歷程（1919-2010）

11、國企改革承包制試行者：周冠五

12、糧票布票膠鞋票，這些老票證你還記得幾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