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香港書展直擊：十室九空，香港搞成這樣，香港書展還能好嗎？

香港記者採訪每年一度的香港書展，有個很有趣的「民間開幕禮」採訪傳統：在開幕前一刻，駐守在展館大門後，等待保安員開啟對門的瞬間，拍攝第一批衝進場館的讀者。

根據歷屆採訪觀察所得，這些讀者以學生和家長為主，學生揹著背包跑跑跑，跑到心儀攤位前，接受傳媒訪問；家長一把抓住行李箱，跑到販售補充練習的攤位掃貨，受訪時，往往有個看來是心靈受傷的孩子站在一旁，默默預測大好暑假要做多少作業。

自1990年代至今，香港書展都設在學校放假的月份舉行，全港中小學生三五成群進場打卡掃書，家長蒐羅作業，追星讀者舉牌歡迎明星、補習天王出書。今屆書展上周三（7月20日）揭幕，學校受第五波疫情影響，早於春季被安排「提早放暑假」，導致「真‧暑假」（真正的暑假）要到八月才放兩周，幾十萬學生仍在刻苦上課，缺席這場「民間開幕禮」。這邊廂書展入場人次少了以十萬計的讀者，也許是可預計的。

內地讀者持續缺席的香港書展，需要尋找更多經營手法。而今屆開始拒絕一些書商進場，應該是最矚目也最受關注的舉措，此舉可說是相當成功，吸引香港僅餘的傳媒追訪，亦衍生另類書展得以策展 。

少了敏感書之後又如何？

首天書展讀者疏落零散，跟2019年以前那種如水如鯽的塞人狀態，自難相比；比較上屆我來採訪揭幕日的情況，今屆目測則只有更少讀者進場，這同時反映一個現實：內地讀者持續缺席的香港書展，需要尋找更多經營手法。

人流減少當然也因少了學生入場。一方面學生未放假；另一方面關乎打針政策的更改，以我所知，曾有學校老師籌備帶領學生進場參觀，可是政府由「兩針」改為「三針」政策，學生大都無法立即直接預約打針，導致活動不得不取消。或有人以為今次人潮減少，真兇之一可能正是政府忽然改變的防疫政策？

到了週末兩日，書展人流顯著增加，媒體鏡頭又開始捕捉排隊人潮，而那些畫面其實並不包括坐在旁邊空落無人租用的攤位裏正在小憩的讀者。今屆多了這般小憩空間，也消化了昔日堵塞在小巷間的人海。

而今屆開始拒絕一些書商進場，應該是本次書展最矚目也最受關注的舉措？此舉可說是相當成功，吸引香港僅餘的傳媒追訪，亦衍生另類書展如以山道文化為首的「香港人書展」得以策展，雖然最後是取消實體書展改為線上舉行。

昔日各大書商因香港書展抽籤或圈選而產生大量「花生」：如某出版集團長期佔領顯著攤位、小出版社成立聯盟成功佔據有利位置⋯⋯由此形成了大家在有限空間爭奪席位的行業氣氛。當年一攤難求，只要躋身書展之列，自可踏出業務成功第一步。今屆參展書商明顯減少，在主場館Hall 1有不少空置攤位，用攤位背板封起來的空間，目測、保守地估計，佔場館至少七份一（Hall 1E盡頭空空如也）。

在這七份一被封起來的空間當中，會包括2019年以前，何韻詩出書、參展的那種空間吧，那時她的攤位常排長龍。今日何韻詩三字幾近成為這個社會的禁語。

在這七份一（1/7）當中，會包括2019年以前，何韻詩出書、參展的那種空間吧，那時她的攤位常排長龍。今日何韻詩三字幾近成為這個社會的禁語。還有山道文化、蜂鳥出版等新銳出版組織，去年閃現歷史書寫新聲，香港歷史有了新生代參與編寫，也不是沒有可討論的內容，編得出來已是誠意可嘉。而正因一系列書籍的出版，反證年前書展仍是個尚有些限度的出版自由之地。

而今新銳出版社被消失後，又由誰來接力？今屆書展又有販賣「集體記憶」的攤位，用小量霓虹裝置（三聯、青協）鋪陳，成為顯著的打卡位。它們表現了七八十年代香港民風與地景，只是其下方的出版物卻仍如舊貫，無甚創意。

另一方面，今年少了「敏感書」，卻有了不少創意之作，香港漫畫家利志達搞大型桌遊、年輕人搞甲骨文卡牌桌遊，更有創造館推出各類青少年讀物，還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推出「張愛玲在香港」的專著、香港文學生活館推出黃念欣專欄結集。他們守護的記憶有遠有近，值得讀者留意。

文化抗爭的效用

這種文化抗爭方式，比起街頭血淚交集的、以生命與自由來付出的行動，可謂無色無味，當權者無法禁制或遏止。而香港書展在種種因素中，遠離了這麼一群知識人⋯⋯

根據曾參與會展管理工作的消息人士透露，昔日官辦策展香港書展收入（註：香港書展主辦方為香港貿易發展局），收入頗豐。疫情過後，又有港版國安法，這場以文化、閱讀掛帥的賺錢項目，還可怎樣辦下去？這正是本文以下希望探討的課題。

2019至2020年激烈的社會運動、當權者回應的態度，確立了以政治光譜為基礎的經濟活動，標示反抗力量轉移到用生活方式來表達。不管疫情有沒有來臨、移民潮有沒有發生，一個崇優、求知慾最旺盛的社群，已習慣用生活方式來抗爭。他們會出席官辦的香港書展嗎？這個問題這幾個字寫出來也嫌呃（騙）稿費。

不用問，這種文化抗爭方式，比起街頭血淚交集的、以生命與自由來付出的行動，可謂無色無味，當權者無法禁制或遏止。當香港書展在種種因素中，遠離了這麼的一群知識人，參展書商的質素，有沒有進步的必要，實在不難想像。

黃色經濟圈帶動大量文化消費產品的交易，兩年以來的生活抗爭，帶到全港每間小書店，儘管不會成為發達途徑，每有「懲罰」（「鼓勵消費」之港式新用語）活動，大家都會去排隊買書。在執法機構忙著拘捕「疑犯」（當中包括每年都在書展出書簽名的知名人士）時，文化抗爭運動已經產生了自給自足的生態圈。

我們可以這麼想像：以體現香港出版及言論自由的香港書展，邀請不同光譜人物、書商參展，會產生什麼效果？在人潮與經濟上，必可有所增益，香港書展形象與聲譽可在國際社會加分，讀者在開放的氣氛中，買到心儀書籍，「懲罰」書商，為香港書展注入新鮮的經營方式。

我們要問的是：香港書展「安全系數」這麼高，有必要以禁止部分書商參展來維持繁榮穩定嗎？如果有這個必要，為什麼不把這些攤位讓給推廣「香港志」的攤位，讓它的規模做得更大？

其實，上屆書展並沒有禁止這些書商參展。去年同一時間在場館採訪，看到這些書商人潮洶湧，書籍編製認真，作者親身到場為讀者簽名，沒有人叫口號，持守「靜靜地贏」（保持低調的抗爭）原則，一本、五本、十本的買下來，以示支持。香港書展以其他理由禁止這些書商參展，當然有它充分的理據。我們要問的是：香港書展「安全系數」這麼高，有必要做這些動作來維持繁榮穩定嗎？如果有這個必要，為什麼不把這些攤位讓給推廣「香港志」的攤位，讓它的規模做得更大？當然，香港書展的決議者，應該知道書展多元的重要：書種多元、銷售方式多樣，才可吸引讀者來支持。

讀書本來無禁區。台北書展每三年換屆，在業界推選董事出任統籌，民辦的好處在於，業界本來就是多元地存在，書籍品種也許因董事擅長出版的，成為某屆焦點，但出版生態在一年一度的書籍展覽活動來平衡，由讀者用鈔票來決定書籍命運，好比一次民間投票運動：大眾才是書展主角。

當然，它也有官辦的背景，好像今年六月的台北書展到底要否因應疫情延期，有人認為是某些官員太膽小，一時主導了業界，其後也總算與業界有了共識，部份出版社退租，也沒影響展期。這種輪替主持書展決策，與官員共同商討的文化活動，在「無禁區」的背景下，成為台灣加深文化力量的重要基礎。

官辦書展可有未來？

今屆書展前夕，香港最有名氣的作家倪匡先生辭世，但追悼氣氛也沒有吸引大眾首天搶閘衝關買書留念，氣氛異常地平靜。人潮消失，場館「十室九空」，騰出大量淨地、圍封攤位，就有了人去樓空的場景。

現在香港書展「禁區」儘管有「與出版自由無關」的諸多原因自圓其說，得出的效果卻是嚴重警告了出版社切勿以身試「法」，在出版界的紅線，已經畫得非常明確了。不過，這些所謂「紅線」其實又有沒有準則？

根據我與內地出版社合作的體驗，那個準則就是沒有準則，因人而異。因此，偶然會發現有些內地出版物，比香港出版的來得大膽敢言。反觀香港書展的審視機制，不管是行政主導還是概念先行，都成為來屆書商參展與否的考量。

官辦有效率和專業行政的保障，業界參與決策有助靈活調度與改變經營策略。正如今日大書店都「誠品化」——販售非書類的產品，以多元文創產品來維持各類消費者關注的熱度，確保書籍零售作為主要產業的後盾。

這其實也是香港書展歷來縮影。香港書展發展至今，基本上就是用明星（知名作家、專業人士、名人等）效應撐起的活動。歷屆幾場記者會上，都用到「讀者可來尋找心儀作家」的腔調，從1990年代邀請袁詠儀擔任開幕嘉賓開始，就已確立「用人物吸引大眾」的手法。

維持文化產業需要業界共議，在這個時刻，官辦機構真需要與各持份者與委員會溝通。香港書展作為香港重要的文化活動，是否仍適合官辦？

今屆香港書展前夕，香港最有名氣的作家倪匡先生辭世，在這個追悼氣氛中，竟也沒有吸引大眾首天搶閘衝關買書留念，氣氛異常地平靜。人潮少了，場館攤位滿滿，倒也不覺冷清。人潮消失，場館「十室九空」，騰出大量淨地、圍封攤位，就有了人去樓空的場景。

維持文化產業需要業界共議，在這個時刻，官辦機構真需要與各持份者與委員會溝通。香港書展作為香港重要的文化活動，是否仍適合官辦，今屆倒可察看一二。假如要維持繁榮穩定，何不乾脆取消香港書展，多辦幾場「香港志展」、「政要重要講話展」、「大灣區重要讀物展」、「大灣區生活圈文化體驗展」？

移民的人都移民了，留下來的人又失去支持香港書展的動力，在防疫政策下，內地讀者又不能隨時來港參與，長痛不如短痛，免得招牌毀得不明不白，勉強辦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