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香港书展直击：十室九空，香港搞成这样，香港书展还能好吗？

香港记者采访每年一度的香港书展，有个很有趣的“民间开幕礼”采访传统：在开幕前一刻，驻守在展馆大门后，等待保安员开启对门的瞬间，拍摄第一批冲进场馆的读者。

根据历届采访观察所得，这些读者以学生和家长为主，学生揹著背包跑跑跑，跑到心仪摊位前，接受传媒访问；家长一把抓住行李箱，跑到贩售补充练习的摊位扫货，受访时，往往有个看来是心灵受伤的孩子站在一旁，默默预测大好暑假要做多少作业。

自1990年代至今，香港书展都设在学校放假的月份举行，全港中小学生三五成群进场打卡扫书，家长搜罗作业，追星读者举牌欢迎明星、补习天王出书。今届书展上周三（7月20日）揭幕，学校受第五波疫情影响，早于春季被安排“提早放暑假”，导致“真‧暑假”（真正的暑假）要到八月才放两周，几十万学生仍在刻苦上课，缺席这场“民间开幕礼”。这边厢书展入场人次少了以十万计的读者，也许是可预计的。

内地读者持续缺席的香港书展，需要寻找更多经营手法。而今届开始拒绝一些书商进场，应该是最瞩目也最受关注的举措，此举可说是相当成功，吸引香港仅余的传媒追访，亦衍生另类书展得以策展 。

少了敏感书之后又如何？

首天书展读者疏落零散，跟2019年以前那种如水如鲫的塞人状态，自难相比；比较上届我来采访揭幕日的情况，今届目测则只有更少读者进场，这同时反映一个现实：内地读者持续缺席的香港书展，需要寻找更多经营手法。

人流减少当然也因少了学生入场。一方面学生未放假；另一方面关乎打针政策的更改，以我所知，曾有学校老师筹备带领学生进场参观，可是政府由“两针”改为“三针”政策，学生大都无法立即直接预约打针，导致活动不得不取消。或有人以为今次人潮减少，真凶之一可能正是政府忽然改变的防疫政策？

到了周末两日，书展人流显著增加，媒体镜头又开始捕捉排队人潮，而那些画面其实并不包括坐在旁边空落无人租用的摊位里正在小憩的读者。今届多了这般小憩空间，也消化了昔日堵塞在小巷间的人海。

而今届开始拒绝一些书商进场，应该是本次书展最瞩目也最受关注的举措？此举可说是相当成功，吸引香港仅余的传媒追访，亦衍生另类书展如以山道文化为首的“香港人书展”得以策展，虽然最后是取消实体书展改为线上举行。

昔日各大书商因香港书展抽签或圈选而产生大量“花生”：如某出版集团长期占领显著摊位、小出版社成立联盟成功占据有利位置⋯⋯由此形成了大家在有限空间争夺席位的行业气氛。当年一摊难求，只要跻身书展之列，自可踏出业务成功第一步。今届参展书商明显减少，在主场馆Hall 1有不少空置摊位，用摊位背板封起来的空间，目测、保守地估计，占场馆至少七份一（Hall 1E尽头空空如也）。

在这七份一被封起来的空间当中，会包括2019年以前，何韵诗出书、参展的那种空间吧，那时她的摊位常排长龙。今日何韵诗三字几近成为这个社会的禁语。

在这七份一（1/7）当中，会包括2019年以前，何韵诗出书、参展的那种空间吧，那时她的摊位常排长龙。今日何韵诗三字几近成为这个社会的禁语。还有山道文化、蜂鸟出版等新锐出版组织，去年闪现历史书写新声，香港历史有了新生代参与编写，也不是没有可讨论的内容，编得出来已是诚意可嘉。而正因一系列书籍的出版，反证年前书展仍是个尚有些限度的出版自由之地。

而今新锐出版社被消失后，又由谁来接力？今届书展又有贩卖“集体记忆”的摊位，用小量霓虹装置（三联、青协）铺陈，成为显著的打卡位。它们表现了七八十年代香港民风与地景，只是其下方的出版物却仍如旧贯，无甚创意。

另一方面，今年少了“敏感书”，却有了不少创意之作，香港漫画家利志达搞大型桌游、年轻人搞甲骨文卡牌桌游，更有创造馆推出各类青少年读物，还见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推出“张爱玲在香港”的专著、香港文学生活馆推出黄念欣专栏结集。他们守护的记忆有远有近，值得读者留意。

文化抗争的效用

这种文化抗争方式，比起街头血泪交集的、以生命与自由来付出的行动，可谓无色无味，当权者无法禁制或遏止。而香港书展在种种因素中，远离了这么一群知识人⋯⋯

根据曾参与会展管理工作的消息人士透露，昔日官办策展香港书展收入（注：香港书展主办方为香港贸易发展局），收入颇丰。疫情过后，又有港版国安法，这场以文化、阅读挂帅的赚钱项目，还可怎样办下去？这正是本文以下希望探讨的课题。

2019至2020年激烈的社会运动、当权者回应的态度，确立了以政治光谱为基础的经济活动，标示反抗力量转移到用生活方式来表达。不管疫情有没有来临、移民潮有没有发生，一个崇优、求知欲最旺盛的社群，已习惯用生活方式来抗争。他们会出席官办的香港书展吗？这个问题这几个字写出来也嫌呃（骗）稿费。

不用问，这种文化抗争方式，比起街头血泪交集的、以生命与自由来付出的行动，可谓无色无味，当权者无法禁制或遏止。当香港书展在种种因素中，远离了这么的一群知识人，参展书商的质素，有没有进步的必要，实在不难想像。

黄色经济圈带动大量文化消费产品的交易，两年以来的生活抗争，带到全港每间小书店，尽管不会成为发达途径，每有“惩罚”（“鼓励消费”之港式新用语）活动，大家都会去排队买书。在执法机构忙著拘捕“疑犯”（当中包括每年都在书展出书签名的知名人士）时，文化抗争运动已经产生了自给自足的生态圈。

我们可以这么想像：以体现香港出版及言论自由的香港书展，邀请不同光谱人物、书商参展，会产生什么效果？在人潮与经济上，必可有所增益，香港书展形象与声誉可在国际社会加分，读者在开放的气氛中，买到心仪书籍，“惩罚”书商，为香港书展注入新鲜的经营方式。

我们要问的是：香港书展“安全系数”这么高，有必要以禁止部分书商参展来维持繁荣稳定吗？如果有这个必要，为什么不把这些摊位让给推广“香港志”的摊位，让它的规模做得更大？

其实，上届书展并没有禁止这些书商参展。去年同一时间在场馆采访，看到这些书商人潮汹涌，书籍编制认真，作者亲身到场为读者签名，没有人叫口号，持守“静静地赢”（保持低调的抗争）原则，一本、五本、十本的买下来，以示支持。香港书展以其他理由禁止这些书商参展，当然有它充分的理据。我们要问的是：香港书展“安全系数”这么高，有必要做这些动作来维持繁荣稳定吗？如果有这个必要，为什么不把这些摊位让给推广“香港志”的摊位，让它的规模做得更大？当然，香港书展的决议者，应该知道书展多元的重要：书种多元、销售方式多样，才可吸引读者来支持。

读书本来无禁区。台北书展每三年换届，在业界推选董事出任统筹，民办的好处在于，业界本来就是多元地存在，书籍品种也许因董事擅长出版的，成为某届焦点，但出版生态在一年一度的书籍展览活动来平衡，由读者用钞票来决定书籍命运，好比一次民间投票运动：大众才是书展主角。

当然，它也有官办的背景，好像今年六月的台北书展到底要否因应疫情延期，有人认为是某些官员太胆小，一时主导了业界，其后也总算与业界有了共识，部份出版社退租，也没影响展期。这种轮替主持书展决策，与官员共同商讨的文化活动，在“无禁区”的背景下，成为台湾加深文化力量的重要基础。

官办书展可有未来？

今届书展前夕，香港最有名气的作家倪匡先生辞世，但追悼气氛也没有吸引大众首天抢闸冲关买书留念，气氛异常地平静。人潮消失，场馆“十室九空”，腾出大量净地、围封摊位，就有了人去楼空的场景。

现在香港书展“禁区”尽管有“与出版自由无关”的诸多原因自圆其说，得出的效果却是严重警告了出版社切勿以身试“法”，在出版界的红线，已经画得非常明确了。不过，这些所谓“红线”其实又有没有准则？

根据我与内地出版社合作的体验，那个准则就是没有准则，因人而异。因此，偶然会发现有些内地出版物，比香港出版的来得大胆敢言。反观香港书展的审视机制，不管是行政主导还是概念先行，都成为来届书商参展与否的考量。

官办有效率和专业行政的保障，业界参与决策有助灵活调度与改变经营策略。正如今日大书店都“诚品化”——贩售非书类的产品，以多元文创产品来维持各类消费者关注的热度，确保书籍零售作为主要产业的后盾。

这其实也是香港书展历来缩影。香港书展发展至今，基本上就是用明星（知名作家、专业人士、名人等）效应撑起的活动。历届几场记者会上，都用到“读者可来寻找心仪作家”的腔调，从1990年代邀请袁咏仪担任开幕嘉宾开始，就已确立“用人物吸引大众”的手法。

维持文化产业需要业界共议，在这个时刻，官办机构真需要与各持份者与委员会沟通。香港书展作为香港重要的文化活动，是否仍适合官办？

今届香港书展前夕，香港最有名气的作家倪匡先生辞世，在这个追悼气氛中，竟也没有吸引大众首天抢闸冲关买书留念，气氛异常地平静。人潮少了，场馆摊位满满，倒也不觉冷清。人潮消失，场馆“十室九空”，腾出大量净地、围封摊位，就有了人去楼空的场景。

维持文化产业需要业界共议，在这个时刻，官办机构真需要与各持份者与委员会沟通。香港书展作为香港重要的文化活动，是否仍适合官办，今届倒可察看一二。假如要维持繁荣稳定，何不干脆取消香港书展，多办几场“香港志展”、“政要重要讲话展”、“大湾区重要读物展”、“大湾区生活圈文化体验展”？

移民的人都移民了，留下来的人又失去支持香港书展的动力，在防疫政策下，内地读者又不能随时来港参与，长痛不如短痛，免得招牌毁得不明不白，勉强办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