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薪者捱餓、小狗失救、舉報氛圍︰這是澳門半封城的一週間

澳門半封城一週過去，全民檢測開展到第11輪，確診個案仍有續增。42歲經營車房的朱先生直批政府反應「不夠」、「太慢了」。「看看國內、珠海，其實一有狀況，是好快（封城）的」，在電話裏頭的他快速思考一下，說不知道是否因為澳門「沒有專業人士」，導致收效甚微。

6月18日，澳門爆發新一波疫情，確診個案在2週內累計破千。7月11日，政府實施7天有限度禁足，截斷社區傳染源，其後宣布措施延至22日。截至17日，澳門累計有1765宗確診。

這段期間，當局實施嚴格的防控措施：戴錯口罩會被檢控；狗隻不能上街便溺；上巴士要有許可證。但是同一時間，亂象四出引發爭議：僱主無須出糧；隔離酒店員工爆疫；完成隔離者需再次隔離。7月15日，一隻處於封控大廈的小狗因噎到窒息，獸醫花了一個半小時才到場，小狗最後失救死亡，事件引來公眾反彈，當時一名政府醫生回應稱，「市民需懂得為動物做急救」。

特首賀一誠自7月1日起，已連續18日沒有露面。如今半封城再延5天，朱先生認為，為了回復正常生活狀態，還是要繼續封下去。他明白，那不是件簡單的事，但如果國家隊有人出手，「就會沒事。」至於國家隊的人選，「可以是解放軍」。

放眼澳門，也不是每個人都對清零抱有信心。在每日1快測、2日1核測的高頻率下，人們開始抗疫疲累，討論是否應「共存」。吊詭的是，在賀一誠強調「不會躺平」之後，針對違規者以及抱有共存想法的人，一套民間自發的舉報批鬥機制正在出現。

無薪者、失業者：不是病死便餓死

電話接通以後，Jassy開始飛快地說，「這跟兩年前不一樣，兩年前也有封城，只是一兩個星期就回復正常。但現在好令人擔心，已經有好多家務工確診了。我們現在已經沒工作3個星期了。」

Jassy是澳門進步家務工工會主席，在澳門當家務工已經7年。她記得，疫情在社區爆發那天，僱主問她要不要待在她的家，直至疫情過去。當時Jassy正在外面，擔心自己已經暴露在風險之中，她不想感染僱主家中老人跟小孩，所以拒絕了，「我留在自己家裏」。

根據勞工局的數字，現時澳門有超過25000名移住家務工，當中最多來自菲律賓及越南。跟香港不一樣，法例沒有規定僱主必須為移工提供住宿，僅需每月支付最少500元（澳門幣，下同）住宿津貼。像Jassy一樣，多數移工會與同鄉一起合租單位。

後來，Jassy鄰居確診，僱主給她付足了整個6月的薪水，叫她不要出門。不過，Jassy沒有歡天喜地，因為下一個問題接踵而來，「我現在擔心這個月了，因為我沒法上班。」按照勞工法，僱主在封城期間無需支付薪酬。在網絡上，就有任職私人企業的市民，表達自己被迫放無薪假的窘境。但對於月薪只有約4500元的移工來講，消息更是與生存掛勾。

6月中旬開始，Jassy幾乎每天都收到求助電話，目前積累過百個。她坐在床上， 翻着一本A4大小的筆記本，上面列滿接到的求助。她按不同原因、地區劃分，寫滿好幾頁：大多數移工突然被告知無限期放假，沒薪水了，吃的已經很將就，但各類用品和物資都不夠。

燃眉之下，Jassy向慈善團體和領事館求救，甚至打電話到香港的移工團體「請教」，但在政府規定下，這些場所都必須關閉。有團體知道後，悄悄給Jassy送來乾糧等物資，但她看着眼前一疊疊求助資料，感覺再多也不夠分，當中更有不少移工被困在黃碼、紅碼區。「我只好點算目前物資能分給多少人，然後再跟團體回報，希望他們可以再送多一次，」她說。

截至7月14日為止，有67位菲律賓移工確診，當中有45位已康復完成隔離。目前，Jassy表示自己的糧食仍足以「生存」，但面對無止境的禁足，她也不免擔心，「我們還未因病毒而死，就已經被餓死了。」

然而移工要擔心的，並不僅這件事。6月疫情初爆發，衛生局指出主要涉及兩個群組，其中一個是緬甸移工群組。移工放假外出，與同鄉相聚吃喝，在各地都常常被指責為傳播病毒的缺口。

當被問到僱主對於自己在外留宿的意見，Jassy把頭別過去，看着坐在床另一側的工友，「當然有意見，她便曾經被說過」。事實上，自疫情開始，他們日常的高歌、閒聊話題，早被源源不絕的求助個案、與機構間的周旋會面所替代。昔日充滿歡笑的樓宇，早就沉寂下來。

儘管她們想離開，但也不是那麼容易。有移工被僱主終止合約後，在物資金錢都不夠的情況下，計劃離澳回家，但由於護照有效期已經少於6個月，無法到香港坐飛機，被迫滯留。Jassy替她打去領事館求助，可在封城狀態期間，領事館僅維持低限度運作，辦理護照最快也要等3個星期。

「現在的問題是，她已經沒有食物，也交不起租金，她要怎樣生存下去？」Jassy說。一同住宿的移工了解到情況後，不時分享物資食物，但該名移工說：「其他人這樣幫我，我又怎可以靠自己生存？（They just keep on feeding me, how am I going to survive?）」Jassy覺得好痛心。

在Jassy與朋友合住的家，客廳放置了一張雙層床，床的上層堆滿大大小小的行李箱，她就和伴侶睡在下層。從菲律賓到澳門落地生根這些年，她說，那是她們全部的家當。「我們也為這個城市付出了很多啊，」Jassy穿着工會的粉色T恤，直勾勾地看着記者，「為甚麼政府不可以考慮我們多一點？」

寵物不能上街便溺，紅碼大廈小狗噎到失救

封城底下，受影響的不只是人，還有動物。

一直困在家裏，Lucky已經48小時沒有上過廁所。牠的耳朵垂了下去，一時趴在地板上沒精打采，一時又在房間之間來回轉、找人，「好亢奮去𦧲你（纏着你）」 。主人阿澄說，牠是在請求：「我好急啦（憋得好辛苦），可不可以幫幫我呀？」

根據澳門當局規定，落街放狗（下樓遛狗）「跟維生活動必要扯不上關係」，不算合理外出的理由。就此，市政署建議飼主訓練犬隻在家中上廁所。不過，動物有自己的個性，生理習慣更是長期形成，並不都能馬上改變。

Lucky是一隻老唐狗。阿澄一家養了牠12年，從來都只在街上便溺，「除非牠有意發脾氣（才會在家撒尿），不過那已經是十多年前的事」。封城消息公布得突然，阿澄趕緊購置好尿片、引導劑，希望Lucky適應在家裏定點大小便。但現實是，「老狗真的好難改」。

封城的第2天，Lucky開始不怎麼進食，「牠一直看着我們」，不開心。阿澄和家人嘗試狠心一點，不理牠，「但是牠會撲上來、要抱」。阿澄明顯感覺到，牠是在焦慮，「你想一想，人類兩天沒有上廁所都不行啦。」眼看Lucky的狀態，全家人緊張起來。

他們討論說，既然政府目的都是防疫，那不如趁着半夜、街上沒什麼人的時候，趕緊帶牠上個廁所，「我們都不想惹事嘛」。當晚凌晨12點，阿澄媽媽做好核酸，就牽着Lucky下樓。原本只是十多分鐘的事情，但過了3小時，她們還沒有回來。阿澄覺得好奇怪，看見媽媽電話有通未接來電，撥回去，才知道媽媽被人抓了。

媽媽在凌晨3點回到家。她回憶經過，說是在臨走一刻被海關執法人員人看到，判定她沒有遵守防疫措施，帶到檢察院拘留。後來政府新聞稿寫道，關員截獲的截獲女子「正在散步」。

事件在網絡上掀起一番討論。一直關注動物權益的「人人流浪狗」澳門義工團向端傳媒表示，自封城開始，已接到超過200名狗主的求助。組織寫信給政府部門，希望政府能允許主人在錯峰時間帶狗隻便溺。可是警方表示，不會改變執法方向。

1天後，1位在紅碼封控大廈居住的住戶在網絡發文，表示其狗隻因為進食時噎到，呼吸困難。可當局從接到求助到派獸醫到場，一共花了1個半小時，小狗最後因為失救而死亡。外界批評當局由反應、處理，到批示效率的緩慢。

16日，山頂醫院醫務主任李偉成出席記者會，表示動物跟人一樣，幾分鐘窒息就會死亡，作為狗主要懂得為動物做簡單急救，「做好防範性措施」，比事後追責好。回應引發公眾憤慨，有人在網上批評官員說法不負責任，「頂級落後」，以後「信自己好過」。

可在一片罵聲當中，也有不少留言轉向指責狗主，稱搶救黃金時間只有幾分鐘，不應該把責任歸咎醫護人員，「這是不幸事件」。這一則留言獲得過百點讚。

事實上，在今波疫情，市政署開放為因紅碼區被隔離或醫治的住戶提供暫托動物服務，期間不設探視；目前累積暫托了153隻，做法曾獲市民稱讚。但大家想不到，在封城一週間，寵物現實遭遇與政府相關回應，隨即赤祼地揭示澳門動物權益的脆弱。

在阿澄看來，澳門人很有自覺性，「好聽話」、「能逆來順受」，大家一直都很願意配合政府的防疫政策。但是，這個社會不只是人在生活着，「狗也有生理需求」，而如果政府有好好理解這一點，「有頭髮沒有人想做癩痢。」她這樣告訴記者。

外出怕被篤灰，抱共存想法被批鬥

困在家裏第4天，梁子陽用了兩個詞語來形容一家人的心理狀態：「無奈、頹廢」。

除了到超市買菜跟做核酸，他都沒有外出，每天在家裏照顧小朋友、看電視新聞疫情記者會，由於活動都別無二致，「已經不記得今天是7月幾號、星期幾。」有時候，他看着太太在陽台站了1小時，只是呆看街上疏落的人流，就那樣閒着。

讓他心痛的，是自己兩個小孩子。他們才剛上幼稚園不久，正值活力充沛的年紀，如今天天被困在家裏。小朋友無法「放電」，除了睡不好，還會鬧彆扭。梁子陽不忍心，就帶兩個小孩到屋苑中間的公眾平台，「5分鐘繞個圈」，讓他們曬曬太陽吹吹風。

不過很快，在業主會的微信群裏，梁子陽收到其他住戶上傳的照片——他們從自家陽台拍攝，檢舉那些仍到平台活動的人：「為什麼你們這麼不聽話？」、「管理公司為什麼你們不管？」甚至有人提出報警。梁子陽嚇着了，他害怕自己也被人拍了照，放到群裏，「開始批鬥」。

一股舉報風氣正在靜止的城市裏不斷蔓延。政府宣布，市民如非必要外出，違者可被判監或每日罰款，過程由警方、海關等部門執法。可是在執法者眼底下，必有漏網之魚。目前，官方權力機關並沒有設立舉報途徑，部份義憤填膺的市民自發「補位」，透過微信群、Facebook討論區等澳門人常用社交媒體，利用公眾壓力，一起聲討「害群之馬」。

在實施首日，當局對市民發出905宗勸喻，2張告票。有市民在Facebook發長文表示不理解，「配合一星期有這麼難嗎？」在帖文的結尾，他呼籲其他人外出做核酸時，盯住所有「自私精」，「拍張相」。

經營車房的朱先生也有向記者表示，曾經兩次看到同一個人放狗，「應該放了5到10分鐘」。他把那個人拍了下來，但強調沒有放到網上，只是「在群組裏討論」，「分享一下」。

有關照片並沒有引來官方的後續抓捕，但梁子陽說，這種舉動已經成功渲染出一種人心惶惶的氣氛，「好像以前搞文化大革命這樣。」而讓他心情更複雜的是，網絡除了具體違規的「舉報」，還有思想上的批鬥——「很支持清零（的人），會不斷批鬥一些抱住共存想法的人。」

每一天，澳門電視台都會播送着政府抗疫宣傳片：「正能量、正能量，疫情過後就好了啦......」梁子陽看見了只覺得心煩，「什麼時候才叫『疫情過後』呢？」根本沒人知道。他說，「我們的路看不到將來。」

與病毒共存，變成澳門人思考未來的一個選項。

但是在網絡上，網友隨即發出各種責難：「不封城，你有沒有更好的對策？」、「可否承擔有大量老人、長期病患離世？」、 「小朋友是世界的將來，可否保證他們中了20年後不會有後遺症？」

梁子陽也曾反覆思量上述問題，但回過神來，他覺得有點不對勁——人們正在苛責異見者，要他們為未來結果負責。「我們都沒有說要實行什麼，我們一樣遵守政府要求我們做的事」，然而好像只要講出來，「連思想都有錯」。

自封城起的一個星期，澳門警方不斷日夜巡邏，「詢問市民去向」。截至7月18日為止，警方已就違反防疫規定對27人作出檢控，刑期由40日至6個月不等，緩刑一年至兩年。其中被檢控的多為未有戴上口罩、在街上吸煙等。

「有錢你就移民，沒有呢？你就接受囉」

7月15日，在封城的第5天，阿澄說Lucky終於忍不住，在家裏撒了一次尿，但還是沒有大便，「要繼續加油」。她和家人外出做核酸時，在街上拔了一些草，嘗試模擬一下戶外的草地，看看Lucky能不能接受。在沒辦法的情況下，她說，只好「試一下」。

同一天，趙美琦終於能放上一天假。在2021年初完成醫生培訓實習以後，她一直在核酸站幫手，是一名公立醫院醫療輔助技術人員。自疫情開始，她幾乎「24小時oncall（待命）」，到紅碼區的大廈協助檢測。

雖然任職高危工作，但由於過往有曾接觸陽性個案，也鑑於當局能很快控制疫情，她並沒有很擔心。只是當紅碼區越來越多，「掃不及」，她才感覺這一波好像不太一樣，大家忙得不可開交。

有時候太累了，趙美琦跟朋友間也會講笑：「躺平啦！」不過，他們也知道如果這刻選擇完全躺平，「得出來結果未必是大家開心的。」

事實上，不少受訪者也提到一個不爭的現實：基於無法擺脫對大陸的依賴，澳門無法單方面生出一套截然不同的防疫政策。「哪怕陸地、政策或者各種生活服務，所有東西好緊密。」最直接的例子是，在這個60多萬人口的地方，已有超過17萬外地僱員，當中超過7萬人居住珠海。

受疫情影響，自6月22日起，珠海要求所有自澳門入境人士進行「7＋7」集中及居家隔離政策。在當晚，有超過200名被解僱的地盤外勞，因為要求僱主支付隔離費用被拒，拉大隊從地盤步行到中聯辦表達訴求，中途遭警方攔截。事件最後經中聯辦的協調和溝通後，珠海酒店主動降價解決。

6月23日，賀一誠見記者時表示，如果政府選擇「躺平」，今後與大陸的通關就要隔離，認為對澳門的影響更大。只不過，在嚴密管控下，確診數字仍未遏止。

朱先生由始至終都認為，問題的癥結是澳門政府手法不夠「硬淨（強硬）」。「為何別人可以做到，但澳門做不到？」在他看來，當社區還有人員流動，怎樣的管控都沒用。

「不如直接封掉一次！每個人都不出街，搞定了，總比現在開不了門好。」2019年，他頂手2家車房，但自2020年疫情開始，外加賭業衰落，去年已關掉了1家。沒想到來到今年，疫情又來痛擊，唯一的車房迅速只剩下3成生意。

7月16日，澳門宣布延長「相對靜止」5天，同時加碼3輪全民核檢。消息一出，有市民在網上留言：「荷包清零，鼻孔撩穿」。封城第4天接受訪問時，梁子陽直言對政府政策「心裏沒底」，「是封一星期就一星期？還是不斷發現確診個案會再『加監』？」他不敢說。

如今卻不幸言中，而讓他最不滿的，是封城至今「特首都未曾露過面」。

6月30日，賀一誠赴港出席慶回歸活動，但返澳18天後，至今仍未現身。行政法務司司長張永春回應，指賀一誠正在進行自我健康管理。目前，從香港返回澳門的人士需10天集中隔離，外加7天自我健康監測。

「（香港特首）李家超都懂得在Facebook每日發一些東西出來，讓別人知道自己在做事，澳門那位沒有囉。」市民承受不斷加碼的防疫政策，一區首長卻一直缺席，梁子陽感到不快，「至少都拍條片，打氣也好什麼都好，不是讓人感覺潛了水。」

城市裏滿是壓抑的氣氛與怨言。趙美琦說，她無法得知當局下政策的考量，但她很相信，封城是控制疫情有效的手段，「起碼是一部份」。何況，她覺得現在的封城，並不是一個「絕對意義」的封城，人們依舊可以外出，「還未做到好像上海那樣」。

「只是限制一些非必要的活動，也算不上辛苦吧？你要維生物品可以去買，要吃外賣、『喝廢水』（高糖份飲品、手搖杯）也有外賣員幫你送......我覺得還好喔。」但她心裏也認為，澳門或中國沒有可能做到永遠不開放，「始終都會有共存的一刻」。只是現在距離做好前期措施，「還有一定的時間」。

可是，梁子陽也許等不到了。他本來打算退休後移民國外，但現在，他不得不開始為家庭打算，提前計劃。「小朋友3歲左右，他現在這麼小，你要困他在澳門沒有問題，但再長大一點呢？」

跟香港相比，澳門不僅小而邊緣、產業單一，甚至國際化程度也遠遠不夠。不過，這裏對於梁子陽而言，曾經機會處處，「搵食各種事情，無可否認是一個很好的地方」。可澳門封鎖近2年半了，除了跟大陸通關，回復正常的日子遠不見終點，經濟也一直倒退下去。

2020年6月，賀一誠呼籲澳門企業要堅持下去，努力走好抗疫的「最後一公里」。梁子陽對政府畫的餅已很厭倦，支撐他留在這裏的原因一點一點地流走。「現在就好像眼前有兩條路，病死還是餓死，你自己選，」他說，「但它（政府）不會讓你病死的。」

答案原來只有一個，受不了的人。「有錢你就移民，你不想留在這裏就走。沒有（錢）呢？你就接受現在是這樣囉。」

（尊重受訪者意願，阿澄、梁子陽、趙美琦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