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薪者挨饿、小狗失救、举报氛围︰这是澳门半封城的一周间

澳门半封城一周过去，全民检测开展到第11轮，确诊个案仍有续增。42岁经营车房的朱先生直批政府反应“不够”、“太慢了”。“看看国内、珠海，其实一有状况，是好快（封城）的”，在电话里头的他快速思考一下，说不知道是否因为澳门“没有专业人士”，导致收效甚微。

6月18日，澳门爆发新一波疫情，确诊个案在2周内累计破千。7月11日，政府实施7天有限度禁足，截断社区传染源，其后宣布措施延至22日。截至17日，澳门累计有1765宗确诊。

这段期间，当局实施严格的防控措施：戴错口罩会被检控；狗只不能上街便溺；上巴士要有许可证。但是同一时间，乱象四出引发争议：雇主无须出粮；隔离酒店员工爆疫；完成隔离者需再次隔离。7月15日，一只处于封控大厦的小狗因噎到窒息，兽医花了一个半小时才到场，小狗最后失救死亡，事件引来公众反弹，当时一名政府医生回应称，“市民需懂得为动物做急救”。

特首贺一诚自7月1日起，已连续18日没有露面。如今半封城再延5天，朱先生认为，为了回复正常生活状态，还是要继续封下去。他明白，那不是件简单的事，但如果国家队有人出手，“就会没事。”至于国家队的人选，“可以是解放军”。

放眼澳门，也不是每个人都对清零抱有信心。在每日1快测、2日1核测的高频率下，人们开始抗疫疲累，讨论是否应“共存”。吊诡的是，在贺一诚强调“不会躺平”之后，针对违规者以及抱有共存想法的人，一套民间自发的举报批斗机制正在出现。

无薪者、失业者：不是病死便饿死

电话接通以后，Jassy开始飞快地说，“这跟两年前不一样，两年前也有封城，只是一两个星期就回复正常。但现在好令人担心，已经有好多家务工确诊了。我们现在已经没工作3个星期了。”

Jassy是澳门进步家务工工会主席，在澳门当家务工已经7年。她记得，疫情在社区爆发那天，雇主问她要不要待在她的家，直至疫情过去。当时Jassy正在外面，担心自己已经暴露在风险之中，她不想感染雇主家中老人跟小孩，所以拒绝了，“我留在自己家里”。

根据劳工局的数字，现时澳门有超过25000名移住家务工，当中最多来自菲律宾及越南。跟香港不一样，法例没有规定雇主必须为移工提供住宿，仅需每月支付最少500元（澳门币，下同）住宿津贴。像Jassy一样，多数移工会与同乡一起合租单位。

后来，Jassy邻居确诊，雇主给她付足了整个6月的薪水，叫她不要出门。不过，Jassy没有欢天喜地，因为下一个问题接踵而来，“我现在担心这个月了，因为我没法上班。”按照劳工法，雇主在封城期间无需支付薪酬。在网络上，就有任职私人企业的市民，表达自己被迫放无薪假的窘境。但对于月薪只有约4500元的移工来讲，消息更是与生存挂勾。

6月中旬开始，Jassy几乎每天都收到求助电话，目前积累过百个。她坐在床上， 翻着一本A4大小的笔记本，上面列满接到的求助。她按不同原因、地区划分，写满好几页：大多数移工突然被告知无限期放假，没薪水了，吃的已经很将就，但各类用品和物资都不够。

燃眉之下，Jassy向慈善团体和领事馆求救，甚至打电话到香港的移工团体“请教”，但在政府规定下，这些场所都必须关闭。有团体知道后，悄悄给Jassy送来干粮等物资，但她看着眼前一叠叠求助资料，感觉再多也不够分，当中更有不少移工被困在黄码、红码区。“我只好点算目前物资能分给多少人，然后再跟团体回报，希望他们可以再送多一次，”她说。

截至7月14日为止，有67位菲律宾移工确诊，当中有45位已康复完成隔离。目前，Jassy表示自己的粮食仍足以“生存”，但面对无止境的禁足，她也不免担心，“我们还未因病毒而死，就已经被饿死了。”

然而移工要担心的，并不仅这件事。6月疫情初爆发，卫生局指出主要涉及两个群组，其中一个是缅甸移工群组。移工放假外出，与同乡相聚吃喝，在各地都常常被指责为传播病毒的缺口。

当被问到雇主对于自己在外留宿的意见，Jassy把头别过去，看着坐在床另一侧的工友，“当然有意见，她便曾经被说过”。事实上，自疫情开始，他们日常的高歌、闲聊话题，早被源源不绝的求助个案、与机构间的周旋会面所替代。昔日充满欢笑的楼宇，早就沉寂下来。

尽管她们想离开，但也不是那么容易。有移工被雇主终止合约后，在物资金钱都不够的情况下，计划离澳回家，但由于护照有效期已经少于6个月，无法到香港坐飞机，被迫滞留。Jassy替她打去领事馆求助，可在封城状态期间，领事馆仅维持低限度运作，办理护照最快也要等3个星期。

“现在的问题是，她已经没有食物，也交不起租金，她要怎样生存下去？”Jassy说。一同住宿的移工了解到情况后，不时分享物资食物，但该名移工说：“其他人这样帮我，我又怎可以靠自己生存？（They just keep on feeding me, how am I going to survive?）”Jassy觉得好痛心。

在Jassy与朋友合住的家，客厅放置了一张双层床，床的上层堆满大大小小的行李箱，她就和伴侣睡在下层。从菲律宾到澳门落地生根这些年，她说，那是她们全部的家当。“我们也为这个城市付出了很多啊，”Jassy穿着工会的粉色T恤，直勾勾地看着记者，“为甚么政府不可以考虑我们多一点？”

宠物不能上街便溺，红码大厦小狗噎到失救

封城底下，受影响的不只是人，还有动物。

一直困在家里，Lucky已经48小时没有上过厕所。牠的耳朵垂了下去，一时趴在地板上没精打采，一时又在房间之间来回转、找人，“好亢奋去𦧲你（缠着你）” 。主人阿澄说，牠是在请求：“我好急啦（憋得好辛苦），可不可以帮帮我呀？”

根据澳门当局规定，落街放狗（下楼遛狗）“跟维生活动必要扯不上关系”，不算合理外出的理由。就此，市政署建议饲主训练犬只在家中上厕所。不过，动物有自己的个性，生理习惯更是长期形成，并不都能马上改变。

Lucky是一只老唐狗。阿澄一家养了牠12年，从来都只在街上便溺，“除非牠有意发脾气（才会在家撒尿），不过那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封城消息公布得突然，阿澄赶紧购置好尿片、引导剂，希望Lucky适应在家里定点大小便。但现实是，“老狗真的好难改”。

封城的第2天，Lucky开始不怎么进食，“牠一直看着我们”，不开心。阿澄和家人尝试狠心一点，不理牠，“但是牠会扑上来、要抱”。阿澄明显感觉到，牠是在焦虑，“你想一想，人类两天没有上厕所都不行啦。”眼看Lucky的状态，全家人紧张起来。

他们讨论说，既然政府目的都是防疫，那不如趁着半夜、街上没什么人的时候，赶紧带牠上个厕所，“我们都不想惹事嘛”。当晚凌晨12点，阿澄妈妈做好核酸，就牵着Lucky下楼。原本只是十多分钟的事情，但过了3小时，她们还没有回来。阿澄觉得好奇怪，看见妈妈电话有通未接来电，拨回去，才知道妈妈被人抓了。

妈妈在凌晨3点回到家。她回忆经过，说是在临走一刻被海关执法人员人看到，判定她没有遵守防疫措施，带到检察院拘留。后来政府新闻稿写道，关员截获的截获女子“正在散步”。

事件在网络上掀起一番讨论。一直关注动物权益的“人人流浪狗”澳门义工团向端传媒表示，自封城开始，已接到超过200名狗主的求助。组织写信给政府部门，希望政府能允许主人在错峰时间带狗只便溺。可是警方表示，不会改变执法方向。

1天后，1位在红码封控大厦居住的住户在网络发文，表示其狗只因为进食时噎到，呼吸困难。可当局从接到求助到派兽医到场，一共花了1个半小时，小狗最后因为失救而死亡。外界批评当局由反应、处理，到批示效率的缓慢。

16日，山顶医院医务主任李伟成出席记者会，表示动物跟人一样，几分钟窒息就会死亡，作为狗主要懂得为动物做简单急救，“做好防范性措施”，比事后追责好。回应引发公众愤慨，有人在网上批评官员说法不负责任，“顶级落后”，以后“信自己好过”。

可在一片骂声当中，也有不少留言转向指责狗主，称抢救黄金时间只有几分钟，不应该把责任归咎医护人员，“这是不幸事件”。这一则留言获得过百点赞。

事实上，在今波疫情，市政署开放为因红码区被隔离或医治的住户提供暂托动物服务，期间不设探视；目前累积暂托了153只，做法曾获市民称赞。但大家想不到，在封城一周间，宠物现实遭遇与政府相关回应，随即赤祼地揭示澳门动物权益的脆弱。

在阿澄看来，澳门人很有自觉性，“好听话”、“能逆来顺受”，大家一直都很愿意配合政府的防疫政策。但是，这个社会不只是人在生活着，“狗也有生理需求”，而如果政府有好好理解这一点，“有头发没有人想做癞痢。”她这样告诉记者。

外出怕被笃灰，抱共存想法被批斗

困在家里第4天，梁子阳用了两个词语来形容一家人的心理状态：“无奈、颓废”。

除了到超市买菜跟做核酸，他都没有外出，每天在家里照顾小朋友、看电视新闻疫情记者会，由于活动都别无二致，“已经不记得今天是7月几号、星期几。”有时候，他看着太太在阳台站了1小时，只是呆看街上疏落的人流，就那样闲着。

让他心痛的，是自己两个小孩子。他们才刚上幼稚园不久，正值活力充沛的年纪，如今天天被困在家里。小朋友无法“放电”，除了睡不好，还会闹别扭。梁子阳不忍心，就带两个小孩到屋苑中间的公众平台，“5分钟绕个圈”，让他们晒晒太阳吹吹风。

不过很快，在业主会的微信群里，梁子阳收到其他住户上传的照片——他们从自家阳台拍摄，检举那些仍到平台活动的人：“为什么你们这么不听话？”、“管理公司为什么你们不管？”甚至有人提出报警。梁子阳吓着了，他害怕自己也被人拍了照，放到群里，“开始批斗”。

一股举报风气正在静止的城市里不断蔓延。政府宣布，市民如非必要外出，违者可被判监或每日罚款，过程由警方、海关等部门执法。可是在执法者眼底下，必有漏网之鱼。目前，官方权力机关并没有设立举报途径，部份义愤填膺的市民自发“补位”，透过微信群、Facebook讨论区等澳门人常用社交媒体，利用公众压力，一起声讨“害群之马”。

在实施首日，当局对市民发出905宗劝喻，2张告票。有市民在Facebook发长文表示不理解，“配合一星期有这么难吗？”在帖文的结尾，他呼吁其他人外出做核酸时，盯住所有“自私精”，“拍张相”。

经营车房的朱先生也有向记者表示，曾经两次看到同一个人放狗，“应该放了5到10分钟”。他把那个人拍了下来，但强调没有放到网上，只是“在群组里讨论”，“分享一下”。

有关照片并没有引来官方的后续抓捕，但梁子阳说，这种举动已经成功渲染出一种人心惶惶的气氛，“好像以前搞文化大革命这样。”而让他心情更复杂的是，网络除了具体违规的“举报”，还有思想上的批斗——“很支持清零（的人），会不断批斗一些抱住共存想法的人。”

每一天，澳门电视台都会播送着政府抗疫宣传片：“正能量、正能量，疫情过后就好了啦……”梁子阳看见了只觉得心烦，“什么时候才叫‘疫情过后’呢？”根本没人知道。他说，“我们的路看不到将来。”

与病毒共存，变成澳门人思考未来的一个选项。

但是在网络上，网友随即发出各种责难：“不封城，你有没有更好的对策？”、“可否承担有大量老人、长期病患离世？”、 “小朋友是世界的将来，可否保证他们中了20年后不会有后遗症？”

梁子阳也曾反复思量上述问题，但回过神来，他觉得有点不对劲——人们正在苛责异见者，要他们为未来结果负责。“我们都没有说要实行什么，我们一样遵守政府要求我们做的事”，然而好像只要讲出来，“连思想都有错”。

自封城起的一个星期，澳门警方不断日夜巡逻，“询问市民去向”。截至7月18日为止，警方已就违反防疫规定对27人作出检控，刑期由40日至6个月不等，缓刑一年至两年。其中被检控的多为未有戴上口罩、在街上吸烟等。

“有钱你就移民，没有呢？你就接受啰”

7月15日，在封城的第5天，阿澄说Lucky终于忍不住，在家里撒了一次尿，但还是没有大便，“要继续加油”。她和家人外出做核酸时，在街上拔了一些草，尝试模拟一下户外的草地，看看Lucky能不能接受。在没办法的情况下，她说，只好“试一下”。

同一天，赵美琦终于能放上一天假。在2021年初完成医生培训实习以后，她一直在核酸站帮手，是一名公立医院医疗辅助技术人员。自疫情开始，她几乎“24小时oncall（待命）”，到红码区的大厦协助检测。

虽然任职高危工作，但由于过往有曾接触阳性个案，也鉴于当局能很快控制疫情，她并没有很担心。只是当红码区越来越多，“扫不及”，她才感觉这一波好像不太一样，大家忙得不可开交。

有时候太累了，赵美琦跟朋友间也会讲笑：“躺平啦！”不过，他们也知道如果这刻选择完全躺平，“得出来结果未必是大家开心的。”

事实上，不少受访者也提到一个不争的现实：基于无法摆脱对大陆的依赖，澳门无法单方面生出一套截然不同的防疫政策。“哪怕陆地、政策或者各种生活服务，所有东西好紧密。”最直接的例子是，在这个60多万人口的地方，已有超过17万外地雇员，当中超过7万人居住珠海。

受疫情影响，自6月22日起，珠海要求所有自澳门入境人士进行“7＋7”集中及居家隔离政策。在当晚，有超过200名被解雇的地盘外劳，因为要求雇主支付隔离费用被拒，拉大队从地盘步行到中联办表达诉求，中途遭警方拦截。事件最后经中联办的协调和沟通后，珠海酒店主动降价解决。

6月23日，贺一诚见记者时表示，如果政府选择“躺平”，今后与大陆的通关就要隔离，认为对澳门的影响更大。只不过，在严密管控下，确诊数字仍未遏止。

朱先生由始至终都认为，问题的症结是澳门政府手法不够“硬净（强硬）”。“为何别人可以做到，但澳门做不到？”在他看来，当社区还有人员流动，怎样的管控都没用。

“不如直接封掉一次！每个人都不出街，搞定了，总比现在开不了门好。”2019年，他顶手2家车房，但自2020年疫情开始，外加赌业衰落，去年已关掉了1家。没想到来到今年，疫情又来痛击，唯一的车房迅速只剩下3成生意。

7月16日，澳门宣布延长“相对静止”5天，同时加码3轮全民核检。消息一出，有市民在网上留言：“荷包清零，鼻孔撩穿”。封城第4天接受访问时，梁子阳直言对政府政策“心里没底”，“是封一星期就一星期？还是不断发现确诊个案会再‘加监’？”他不敢说。

如今却不幸言中，而让他最不满的，是封城至今“特首都未曾露过面”。

6月30日，贺一诚赴港出席庆回归活动，但返澳18天后，至今仍未现身。行政法务司司长张永春回应，指贺一诚正在进行自我健康管理。目前，从香港返回澳门的人士需10天集中隔离，外加7天自我健康监测。

“（香港特首）李家超都懂得在Facebook每日发一些东西出来，让别人知道自己在做事，澳门那位没有啰。”市民承受不断加码的防疫政策，一区首长却一直缺席，梁子阳感到不快，“至少都拍条片，打气也好什么都好，不是让人感觉潜了水。”

城市里满是压抑的气氛与怨言。赵美琦说，她无法得知当局下政策的考量，但她很相信，封城是控制疫情有效的手段，“起码是一部份”。何况，她觉得现在的封城，并不是一个“绝对意义”的封城，人们依旧可以外出，“还未做到好像上海那样”。

“只是限制一些非必要的活动，也算不上辛苦吧？你要维生物品可以去买，要吃外卖、‘喝废水’（高糖份饮品、手摇杯）也有外卖员帮你送……我觉得还好喔。”但她心里也认为，澳门或中国没有可能做到永远不开放，“始终都会有共存的一刻”。只是现在距离做好前期措施，“还有一定的时间”。

可是，梁子阳也许等不到了。他本来打算退休后移民国外，但现在，他不得不开始为家庭打算，提前计划。“小朋友3岁左右，他现在这么小，你要困他在澳门没有问题，但再长大一点呢？”

跟香港相比，澳门不仅小而边缘、产业单一，甚至国际化程度也远远不够。不过，这里对于梁子阳而言，曾经机会处处，“揾食各种事情，无可否认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可澳门封锁近2年半了，除了跟大陆通关，回复正常的日子远不见终点，经济也一直倒退下去。

2020年6月，贺一诚呼吁澳门企业要坚持下去，努力走好抗疫的“最后一公里”。梁子阳对政府画的饼已很厌倦，支撑他留在这里的原因一点一点地流走。“现在就好像眼前有两条路，病死还是饿死，你自己选，”他说，“但它（政府）不会让你病死的。”

答案原来只有一个，受不了的人。“有钱你就移民，你不想留在这里就走。没有（钱）呢？你就接受现在是这样啰。”

（尊重受访者意愿，阿澄、梁子阳、赵美琦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