凍卵的決定：她的身體與三個家庭

【編者按】時間前進到2022年，但方向似乎是反的。不少人類社會在十幾年甚至幾十年前贏得的成就與進步，此刻正被粗暴地抹去。其中一個失守的戰場，就是女性的身體。隨著1960年代以來一波又一波的女權主義運動，正當我們敢於相信一切都在好起來，卻又要直面對於全球各地無處不在的身體暴力與心理暴力。

對不少困在父權國家中的女性而言，通過留學、工作、婚姻或投資等等方式，將肉身遷徙到傳說中更自由開放的世界中去，曾經是黑暗中的一絲亮光。但不管去到哪裡，我們還是會發現自己的身體仍在天羅地網中。對於女體的控制是雙重的，一方面，女體仍在被嚴重物化、性化，是性暴力頻發的「現場」；同時，女體仍被化約為生產工具，從家庭組織到國家機器甚至私有機構都忙不迭地監控女人的卵巢、子宮和陰道。

女性主義運動常常能夠引發廣泛的參與，部份就是因為無論身處社會等級的哪個角落，女性都擺脫不了父權社會對於我們身體的管控，這種痛苦的共同經歷使得大家願意稱自己為一個集體的或大寫的「女性」。本文講述的是一個這樣女性的真實故事，故事中的她穿梭於中美兩國多個城市之間，試圖在親密關係、自己與伴侶的原生家庭以及多元社會中找回對自己身體的控制權。她的身分、過往與未來，她的伴侶、親人和朋友，也許是獨特的，是專屬於她的；但她的掙扎、痛苦和決絕卻是女性共有的，是那個集體的或大寫的「女性」所共有的。

一切似乎從那個關於凍卵的決定開始，抑或早就上演了許多年⋯⋯

我有個朋友叫機玄魚，平日裡，大家都喚她作魚仔。這是她的故事。

「剛才我介紹了胚胎冷凍的流程，你們有什麼疑問嗎？」視訊會議的介面裡，金髮碧眼的凱倫醫生眯着黑眼圈倚在屏幕前問。

魚仔快速掃了眼另一個參與會議的窗口，那是她的婚姻伴侶迦牟。這一刻，迦牟已經將自己靜音，他的眼神移去一側，快速敲着鍵盤，應該是把注意力放回他的論文上。

「我們想了解基因對胚胎的影響，」魚仔說。

「你們兩邊有什麼家族病嗎？」

「沒有。」

「那無須擔心。可以先做一個基因檢測，看雙方是否攜帶共同致病基因——這種情況的可能性只有1％。」

「嗯，我還想問，如果檢測出來基因不好，我們可以找捐精者來完成這個流程嗎？」

聽到這個問題，凱倫好像張大了翠色眼睛，但她很快從容道：「若結果真的不好，我們再討論捐精的方案。不過相信我，概率真的是極低的……」

「明白了，謝謝醫生！」魚仔害羞地笑。

聯盟

今年是迦牟的本命年，魚仔也已三十三。若近期無生育打算，未來又想要小孩，在魚仔三十五歲卵子質量下降前，凍卵是一個保險方案。

一般有伴侶的女性會直接冷凍胚胎，即將從夫妻體內分別取出卵子、精子，然後在培養皿裏將其合成受精卵，最後冷凍這些受精卵。冷凍胚胎比單凍卵子安全：卵子在解凍過程中會有損耗，可能還未能夠與精子結合就被浪費了。

魚仔不着急做媽媽。最近遇上轉行契機，她需要再努力嘗試一次。但她期待未來擁有一段親子關係。

「通個電話嗎？」手機上是魚媽在詢問。

「要聊什麼？」魚仔很警惕。

魚仔曾經很愛與父母通話，但自適婚年齡起，這些溝通變得令人窒息，內容無非是從催找男友到催婚再到催娃。尤其在魚仔臨近三十歲那段時期，魚媽頻繁以念女兒未嫁徹夜難眠的說辭作開頭，不斷襲擊。那幾年魚仔的腦子一直被「結婚」擊打，嚴重時每聽到這個詞就頭暈、想哭。她甚至懷疑母親來電就是爲了宣泄焦慮，成功讓自己難受了，就心滿意足地掛電話睡去。魚仔懷疑母親的期待只是轉嫁壓力的藉口，她無須再遵循。

還是接了語音電話。儘管之前已辯論過數次，但魚媽功力又漲，不等魚仔開口，徑直背誦趕緊生娃幾大論點。

「我準備去凍卵了，」魚仔打斷她。

「爲什麼凍卵？！直接生吧。一凍就更有藉口不生了。」

「我是對自己負責。我有事，先不聊了。」魚仔及時退出。

母親的催促有另一層推力。迦牟的媽媽盼望釋家添丁，礙於面子不好與兒子提，就示意魚媽讓魚仔去做兒子的思想工作。

兩位媽媽的聯盟讓魚仔煩惱，甚至憤怒，憑什麼默認就只該女人操心這個？果然，隔天魚仔收到牟媽的信息：「孩子，我不干預你倆的人生，但從女人的角度不得不考慮生育年齡。我們能否談談明年生娃的事，咱先不冷凍可以嗎？」

「卵子質量是每年遞減的，得凍。」魚仔不知還能說什麼。

無數小火苗在她的肺腑燃燒，吶喊：「我的身體，我自己不能做主嗎？」

本質上魚仔的想法與兩位媽媽並不衝突。她當然知道年輕的身體產後恢復快，但她不想說出她和迦牟的真實分歧。她彷彿能預見一團嘈雜的能量場，她不需要那麼多的聲音。

白馬

迦牟當丁克的願望越來越強，他的步步堅守讓冷凍胚胎一事也很難推進。在意基因的其實是迦牟。他的鬱結不在身體，而是在心。

從二十五歲起，他就對很多事都提不起興趣了。當時他在波士頓讀碩士，約了學校的心理諮詢，醫生的總結是，他可能是對人類不抱什麼希望。迦牟後來定期見心理醫生，雖未確診，但抑鬱症的症狀他都有，他對世界的看法太悲觀了。

留學生魚仔第一次在舊金山見到留學生迦牟，就覺得他是個心思細膩的同類。他着黑色粗呢子長外套，兩側髮簾有些亂，話不多，心事很重的面容，像一位身殘志堅的音樂家。魚仔覺得不該與這樣敏感的人戀愛，因爲過多的浪漫容易走向脆弱。但迦牟見到她就會自然地笑，那大概是他最正向的一面。認識半年後，他們相約去徒步。

徒步的路線像潘神的迷宮。兩人走岔路，手機也沒信號，兜兜轉轉四小時還沒到出口。眼看太陽就要下山，想到可能會遇上山獅，魚仔非常緊張。迦牟卻彎下腰撿起從樹上落下的果莢，輕嗅，放在魚仔手上。

「你聞，這很像畫室的味道。」

是油畫顏料的味道。魚仔側首看迦牟，覺得自己像一頭捲過風沙和山巒的駱駝，路過森林時窺見深谷裏，一匹不食人間煙火的白馬心無旁騖地伸展脖頸。別人都在趕路，唯他淡然自若，真好看。於是她逃逸了，脫離駝隊，躲進深谷。

走出林子時太陽剛要降入海裏，月已悄悄高掛。是滿月，有些太美，能記一輩子。

夢想

魚仔現在的壓力疊着三個家。長輩不知道，強靈魂追求的低慾望生活是她和迦牟共處的基底。吸引兩人的，恰是要剪斷精神臍帶的共同希望。

迦牟不愛外出，因爲是蜜月旅行他才肯動身。目的地是墨西哥，他的爸媽當時正在那裡工作。一進門，茶還沒沏，牟媽就問起生子計劃。牟爸話不多，與迦牟對坐着同時低哼鋼琴曲，這是他們的交流方式。家裏只有牟媽和魚仔在說話。

整趟旅途幾乎每天都在聊生育。在霍奇米爾科的畫船上，友人的兒子被牟媽抱過來在兩人眼前擺弄，揮着小胖手朝魚仔說，「你們趕緊也生一個。」 古運河上波光粼粼，售賣花環的阿茲特克婦女撐舟泊在柳蔭下小憩，而魚仔只能忍受熊孩子的叫喚。

牟媽悄悄地問魚仔兒子的情緒狀況，得到答案後，不假思索地說，「他就是這種藝術家性格，生活上的事，你得多想一些；你多鼓勵他調整心情、出門社交。」

可我才是搞藝術的那個啊，魚仔想。

男人是藝術家、學霸、創業者；女人則打輔助，是家政、輔導員、秘書。薛寶釵在新世紀仍是好兒媳的模板，便也成了培養女兒的目標。好言勸誡的婆婆和無怨犧牲的媽媽構成中式家庭裏困住女性的完美系統。這裏的女權在成功觸及父權之前，就由被規訓成熟的母權溫柔地按下去了。

魚仔從小被叫作仔，父母把她當男孩養大，要求她有大的抱負和眼界，幾乎沒受過性別上的區別對待。如今差異像刀一樣突然戳出來——或許幼時她得到的開明只是策略，爲了籌備一種非物質的嫁妝。

「我和朋友做了一個很大的展覽，在上海開幕，你們去看嗎？」魚仔在電話裏問魚媽，證明自己並非一事無成。

「我們要去崑山考察項目，可以順便去看你的展覽。如果能和崑山合作，迦牟回國就能直接加入了。」 魚媽全然不在意魚仔說的展覽。

「迦牟迦牟迦牟，是不是所有和事業有關的事都只和他掛鉤？」魚仔一陣無名火竄上來。

「那未來肯定是主要靠他，你說的展，你是畫了一幅畫嗎？」

「我是策展人。我策的都是裝置展，不展畫。」魚仔憋着氣。

魚媽從來無心搞清女兒的職業，反倒是收藏了女婿的簡歷，定期翻看。這讓魚仔害怕。一方面，她反感自己想從別人身上兌現希望的渴求；另一方面，她感覺自己不被看見。

「你的展覽是不是和元宇宙有關？上週看小蔡的朋友圈，我還問她什麼是元宇宙，」魚媽問。

小蔡是魚仔的閨蜜，住在硅谷的註冊會計師，剛生二胎，先生在元界當工程師。

「你怎麼不和我聊元宇宙呢？」魚仔不解。

「我也不知道爲什麼和其他年輕人都能聊天，和你就不能，」 魚媽抱怨。

他們於她都是獨立的人，而母女是衍生的關係，不能平等對話。

魚媽又說：「小蔡現在什麼都有了。事業與家庭，女人總得有一頭。」

魚仔並不是「沒有事業」的。迦牟到紐約附近小鎮讀博士，魚仔跟來了。次年，有熟人在廣州開藝術空間，請魚仔去當策展人，主策本地藝術家展覽。魚仔很心動。她在美國給自己辦好傑出人才簽證，工作出差在身份上稍微自由些。不過，追隨工作全球跑的美夢很快被疫情打破。

她選擇了家庭那一頭。

「會好起來的，」魚媽安慰，「迦牟畢業帶個好項目回來，邊教書邊開工作室，你幫他打理。我們深圳這邊現在給教授開的條件很豐厚。我們努力實現我們的夢想。」

魚仔想大笑。牟媽說過另一個版本的夢想——迦牟要回牟媽牟爸所在的北京，教職首選清華北大。比起才發展四十年的深圳，教育資源，不，所有資源都集中在北京。

幾年前，迦牟第一次跟魚仔去深圳，出發前他的腳發炎，在高鐵上開始高燒。下車到深圳，魚媽聯繫醫生，接他倆直奔市人民醫院急診。此時牟媽的信息發來：「立刻回京，看病不用商量。」

「回京」二字極有家庭外的震懾力，連北字都不帶，有覆命的隱喻。魚仔很感激迦牟沒有更改行程，但她意識到，如果連一隻腳都需要報備，前途更難自由選擇。

迦牟自己的夢想是什麼？他想回國到鄉村做田野調查，設計能解決部分農村醫療需求的產品。

這很偉大，但以上夢想都和魚仔沒什麼關係。沒人問過她的追求，配合她的發展做選擇。她願意妥協，但沒有誰的犧牲是理所當然的。而且，世俗的付出會有世俗的回報嗎？

「他的夢想是他的，不是我的，也不是你的，更不是我們的，」魚仔反駁。

「你太冷漠了……」魚媽說，「哎，迦牟他家都是很好的人，你不要這麼倔強。」

母親和牟媽的熱絡讓魚仔慌張，她不想當刻板的兒媳，只想自然相處。但魚媽卻熱衷替她表演，這種表演會持續到孩子降生，也許會更久——通過出謀劃策培養孫輩來繼續牽制子輩。

身體是權力撕扯的修羅場。如果自己不是女兒和兒媳，一定能和她們成爲好朋友。魚仔覺得很可惜。她與迦牟說起，他卻認爲這種撕扯皆是正常。魚仔發覺，這位曾經寄託精神的伴侶在成爲配偶後，竟融化為原生家庭名正言順地控制她的搖柄。

她無處逃離。

基因

「我很想和你聊一聊，你有時間嗎？」

迦牟放下手中模型，半轉過身。聽完她的傾訴，他低了一會兒頭，沒做聲，準備轉回去。

「說點什麼吧，我想和你有情緒的交流，」魚仔喊住他。

迦牟說：「不是不想交流，但每天光是壓抑自己的負面情緒就已花去我大部分的精力。」

「我懂消化負面情緒對你來說很難，但我現在真的很難過。」

迦牟想了想，說：「做好自己的事，別讓其他人影響你。」

「這些壓力都不在你身上，你感受不到我的痛苦。」

「不要迎合別人對你的期望。」

「我實際上是想有一個孩子的，我不想因爲你欺騙自己。」

迦牟還在沉思，魚仔繼續說：「我想明年去凍卵。」

「這是你的決定，如果這真的對你很重要，我支持。」

「那你願意和我一起凍胚胎嗎？」

迦牟又沉默，說：「我一直很不喜歡自己的DNA。我媽那邊的基因裏有易致鬱的遺傳因子……如果從精子庫裏買一個優秀的呢？」

魚仔否決這個選項。從冰冷的精子庫像逛linkedin一樣地篩選外貌、身高、學歷、職業，卻不了解對方爲人，更難信任其品質。而且只看這些外在條件，一路常春藤的迦牟就是最佳人選。她希望有一些情感上的聯繫。

「不如我先約醫生聊聊吧。」她提議。

「好。」

每次聊嚴肅話題，家中氣氛都會僵上幾天，在後疫情時代尤爲膈應。剛好打完了第三針，魚仔問迦牟，我們一起出去走走？

「下個月要參加一個會議，我得準備，」迦牟說。

疫情給了迦牟不旅行的藉口。牟媽每隔幾天就在群裏囑咐「注意防疫，少出門，不聚餐」，他多少受影響。頻繁讀到這樣的話，魚仔感到壓抑。爲了健康着想，她要說飛就飛。

魚仔飛到南加州，見了很多朋友，發現同在考慮凍卵的人不在少數。很多公司還爲員工提供與生殖相關的醫療保險，這對想擁有更多選擇權的女性來說是一大鼓勵。

魚仔去探望表姐一家。晚飯後，小姨遞來意味深長的眼神，說起魚媽的擔憂。魚仔硬着頭皮熬了幾個來回，終於等到表姐去開車。她意識到表姐和小姨今夜都是說客。從爾灣回洛杉磯的路有點長，表姐從魚仔未來的定居追問到情感狀況，又從生育計劃往更隱私的話題試探……

「目前不想生孩子，準備凍卵，」魚仔在被觸及底線前塞了一句。

表姐搬出過來人經驗繼續質疑魚仔，比如年過三十五後生育的難度，比如凍卵是商家包裝的暴利服務……「我真不理解，爲什麼你要承擔取卵針一針下去帶來終身不孕的風險？」

「我不想再聊了。首先，我做了調研，你說的風險非常低；其次，我們是親人並不代表你有權過問我的隱私；我是信任你才與你分享這些信息的。如果你是其他人，來問這些，我理都不理你。」

話已至此，只好改聊工作以及新上映的電影，氣氛立刻變得輕鬆。

回到紐約，魚仔開始與診所諮詢、預約。在她的堅持下，迦牟參加了與醫生的首次會談。

「我還是很不想讓我的DNA在這個世界上延續下去。」談話結束後，迦牟說。

「先做個檢測吧，剛醫生說的，基因問題只是極少的情況。」魚仔想再爲共同胚胎爭取一下。

「這些檢測是看不出來的。心理上的遺傳缺陷不會顯現在報告裏。」

魚仔覺得無從再聊，鼻酸喉哽但忍住了。做這個決定並不容易，凍卵需要很長的流程，不管是金錢上還是身體上都將有一次大消耗。她想確保凍上的卵在未來儘可能有效，讓花費耗得其所。

她覺得自己此刻像一隻落湯老母雞，冒着滂沱大雨從草棚角落將散落的蛋一個個拱進窩裏，張開翅膀哆哆嗦嗦地護着它們。

「我有一個想法，」魚仔猶豫了一會，把大致概念說了出來。

迦牟呆了，但似乎早有心理建設，道：「如果你真覺得這件事是這輩子必須做的，那就應該做。你去問問吧。」又說，「我也要給醫生寫郵件，問是否有相關法律文件。我沒想好，如果未來會有這個孩子，我是否要贍養Ta。」

容器

以琛看到魚仔狼狽地被哈德遜河刮來的寒風推進商廈。他張開雙臂，朝魚仔小跑，在週日早上無人的商場裏給了她一個大大的擁抱。

以琛和魚仔是高中同班同學。他個子高瘦，面容清秀，品學兼優，笑容陽光，很多女生偷偷喜歡他。但魚仔很早就發現，他們可能同時對某個男生有過好感。

他倆在一間咖啡店坐下，側面五層樓高的玻璃窗外是曼哈頓的地標 Vessel。這座像一尊鏤空闊口花瓶的奇怪建築由百多架樓梯交錯組成，已經關閉。那裏發生了數起自殺，幾名不滿二十五歲的年輕人縱身躍下，原因不明。報道只說空間的視效會刺激人結束生命的衝動。

從這個角度看，它很像一個子宮。把卵子人格化，無論大腦多麼理性與決絕，說：「我不需要繁衍後代」，但卵子們依然歷經萬難從輸卵管進入子宮，等了個空，然後隨着經血下落，結束生命。肉身的衝動很難解釋，不管求生抑或向死。

他們從同學的現況、各自的人生，聊到LGBTQ與女性的困境，又聊到多元家庭制度，最後聊到魚仔的凍卵計劃。然後，她頓了一下，問：「你有感受到我的目的性嗎？」

以琛怔住了，笑：「我才發現，哈哈，這種事，每次聽說了都很支持，但沒想象過會發生在自己身上。」

「這只是我的proposal，你不用覺得必須接受。」

以琛答應會認真考慮這個提議，在她下一個生日前答覆，包括是否捐贈、是否想與這個孩子有更多的連接。而魚仔會尊重任何決定，畢竟比決定更難的是它帶來的倫理反應。

她優先等待以琛的答覆，但還是發信息問了一位以前喜歡過的朋友。她問的不是很堅決，不敢想象屏幕對面的表情。對方可能被嚇到了，回覆說受寵若驚，問可否想一陣子再回答。

「當然可以，」魚仔輸入，心想，希望他快點忘掉這件事吧；如果其他人知道了我的計劃，會不會覺得我很奇葩？

「My body is not someone's legislation
我的身體不是別人的立法
My body is my own
我的身體是我自己的
My body is not your political playground!
我的身體不是你的政治遊樂場！」

魚仔在看樂隊「Dream Wife」（理想妻子）的演出視頻。主唱呼應前一天羅訴韋德案被推翻的事件，在表演前加了這幾句詞。

但世上有這麼多奇葩事情，也許因爲社會規範本就奇葩，我們需要在標準格子裏安身立命，只好做出奇葩的行爲。

也許我的苦惱是無解的，但在生育這件具體的事上，永遠只有母體有資格做決定，魚仔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