冻卵的决定：她的身体与三个家庭

【编者按】时间前进到2022年，但方向似乎是反的。不少人类社会在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前赢得的成就与进步，此刻正被粗暴地抹去。其中一个失守的战场，就是女性的身体。随著1960年代以来一波又一波的女权主义运动，正当我们敢于相信一切都在好起来，却又要直面对于全球各地无处不在的身体暴力与心理暴力。

对不少困在父权国家中的女性而言，通过留学、工作、婚姻或投资等等方式，将肉身迁徙到传说中更自由开放的世界中去，曾经是黑暗中的一丝亮光。但不管去到哪里，我们还是会发现自己的身体仍在天罗地网中。对于女体的控制是双重的，一方面，女体仍在被严重物化、性化，是性暴力频发的“现场”；同时，女体仍被化约为生产工具，从家庭组织到国家机器甚至私有机构都忙不迭地监控女人的卵巢、子宫和阴道。

女性主义运动常常能够引发广泛的参与，部份就是因为无论身处社会等级的哪个角落，女性都摆脱不了父权社会对于我们身体的管控，这种痛苦的共同经历使得大家愿意称自己为一个集体的或大写的“女性”。本文讲述的是一个这样女性的真实故事，故事中的她穿梭于中美两国多个城市之间，试图在亲密关系、自己与伴侣的原生家庭以及多元社会中找回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她的身分、过往与未来，她的伴侣、亲人和朋友，也许是独特的，是专属于她的；但她的挣扎、痛苦和决绝却是女性共有的，是那个集体的或大写的“女性”所共有的。

一切似乎从那个关于冻卵的决定开始，抑或早就上演了许多年⋯⋯

我有个朋友叫机玄鱼，平日里，大家都唤她作鱼仔。这是她的故事。

“刚才我介绍了胚胎冷冻的流程，你们有什么疑问吗？”视讯会议的介面里，金发碧眼的凯伦医生眯着黑眼圈倚在屏幕前问。

鱼仔快速扫了眼另一个参与会议的窗口，那是她的婚姻伴侣迦牟。这一刻，迦牟已经将自己静音，他的眼神移去一侧，快速敲着键盘，应该是把注意力放回他的论文上。

“我们想了解基因对胚胎的影响，”鱼仔说。

“你们两边有什么家族病吗？”

“没有。”

“那无须担心。可以先做一个基因检测，看双方是否携带共同致病基因——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只有1％。”

“嗯，我还想问，如果检测出来基因不好，我们可以找捐精者来完成这个流程吗？”

听到这个问题，凯伦好像张大了翠色眼睛，但她很快从容道：“若结果真的不好，我们再讨论捐精的方案。不过相信我，概率真的是极低的……”

“明白了，谢谢医生！”鱼仔害羞地笑。

联盟

今年是迦牟的本命年，鱼仔也已三十三。若近期无生育打算，未来又想要小孩，在鱼仔三十五岁卵子质量下降前，冻卵是一个保险方案。

一般有伴侣的女性会直接冷冻胚胎，即将从夫妻体内分别取出卵子、精子，然后在培养皿里将其合成受精卵，最后冷冻这些受精卵。冷冻胚胎比单冻卵子安全：卵子在解冻过程中会有损耗，可能还未能够与精子结合就被浪费了。

鱼仔不着急做妈妈。最近遇上转行契机，她需要再努力尝试一次。但她期待未来拥有一段亲子关系。

“通个电话吗？”手机上是鱼妈在询问。

“要聊什么？”鱼仔很警惕。

鱼仔曾经很爱与父母通话，但自适婚年龄起，这些沟通变得令人窒息，内容无非是从催找男友到催婚再到催娃。尤其在鱼仔临近三十岁那段时期，鱼妈频繁以念女儿未嫁彻夜难眠的说辞作开头，不断袭击。那几年鱼仔的脑子一直被“结婚”击打，严重时每听到这个词就头晕、想哭。她甚至怀疑母亲来电就是为了宣泄焦虑，成功让自己难受了，就心满意足地挂电话睡去。鱼仔怀疑母亲的期待只是转嫁压力的借口，她无须再遵循。

还是接了语音电话。尽管之前已辩论过数次，但鱼妈功力又涨，不等鱼仔开口，径直背诵赶紧生娃几大论点。

“我准备去冻卵了，”鱼仔打断她。

“为什么冻卵？！直接生吧。一冻就更有借口不生了。”

“我是对自己负责。我有事，先不聊了。”鱼仔及时退出。

母亲的催促有另一层推力。迦牟的妈妈盼望释家添丁，碍于面子不好与儿子提，就示意鱼妈让鱼仔去做儿子的思想工作。

两位妈妈的联盟让鱼仔烦恼，甚至愤怒，凭什么默认就只该女人操心这个？果然，隔天鱼仔收到牟妈的信息：“孩子，我不干预你俩的人生，但从女人的角度不得不考虑生育年龄。我们能否谈谈明年生娃的事，咱先不冷冻可以吗？”

“卵子质量是每年递减的，得冻。”鱼仔不知还能说什么。

无数小火苗在她的肺腑燃烧，呐喊：“我的身体，我自己不能做主吗？”

本质上鱼仔的想法与两位妈妈并不冲突。她当然知道年轻的身体产后恢复快，但她不想说出她和迦牟的真实分歧。她仿佛能预见一团嘈杂的能量场，她不需要那么多的声音。

白马

迦牟当丁克的愿望越来越强，他的步步坚守让冷冻胚胎一事也很难推进。在意基因的其实是迦牟。他的郁结不在身体，而是在心。

从二十五岁起，他就对很多事都提不起兴趣了。当时他在波士顿读硕士，约了学校的心理咨询，医生的总结是，他可能是对人类不抱什么希望。迦牟后来定期见心理医生，虽未确诊，但抑郁症的症状他都有，他对世界的看法太悲观了。

留学生鱼仔第一次在旧金山见到留学生迦牟，就觉得他是个心思细腻的同类。他着黑色粗呢子长外套，两侧发帘有些乱，话不多，心事很重的面容，像一位身残志坚的音乐家。鱼仔觉得不该与这样敏感的人恋爱，因为过多的浪漫容易走向脆弱。但迦牟见到她就会自然地笑，那大概是他最正向的一面。认识半年后，他们相约去徒步。

徒步的路线像潘神的迷宫。两人走岔路，手机也没信号，兜兜转转四小时还没到出口。眼看太阳就要下山，想到可能会遇上山狮，鱼仔非常紧张。迦牟却弯下腰捡起从树上落下的果荚，轻嗅，放在鱼仔手上。

“你闻，这很像画室的味道。”

是油画颜料的味道。鱼仔侧首看迦牟，觉得自己像一头卷过风沙和山峦的骆驼，路过森林时窥见深谷里，一匹不食人间烟火的白马心无旁骛地伸展脖颈。别人都在赶路，唯他淡然自若，真好看。于是她逃逸了，脱离驼队，躲进深谷。

走出林子时太阳刚要降入海里，月已悄悄高挂。是满月，有些太美，能记一辈子。

梦想

鱼仔现在的压力叠着三个家。长辈不知道，强灵魂追求的低欲望生活是她和迦牟共处的基底。吸引两人的，恰是要剪断精神脐带的共同希望。

迦牟不爱外出，因为是蜜月旅行他才肯动身。目的地是墨西哥，他的爸妈当时正在那里工作。一进门，茶还没沏，牟妈就问起生子计划。牟爸话不多，与迦牟对坐着同时低哼钢琴曲，这是他们的交流方式。家里只有牟妈和鱼仔在说话。

整趟旅途几乎每天都在聊生育。在霍奇米尔科的画船上，友人的儿子被牟妈抱过来在两人眼前摆弄，挥着小胖手朝鱼仔说，“你们赶紧也生一个。” 古运河上波光粼粼，售卖花环的阿兹特克妇女撑舟泊在柳荫下小憩，而鱼仔只能忍受熊孩子的叫唤。

牟妈悄悄地问鱼仔儿子的情绪状况，得到答案后，不假思索地说，“他就是这种艺术家性格，生活上的事，你得多想一些；你多鼓励他调整心情、出门社交。”

可我才是搞艺术的那个啊，鱼仔想。

男人是艺术家、学霸、创业者；女人则打辅助，是家政、辅导员、秘书。薛宝钗在新世纪仍是好儿媳的模板，便也成了培养女儿的目标。好言劝诫的婆婆和无怨牺牲的妈妈构成中式家庭里困住女性的完美系统。这里的女权在成功触及父权之前，就由被规训成熟的母权温柔地按下去了。

鱼仔从小被叫作仔，父母把她当男孩养大，要求她有大的抱负和眼界，几乎没受过性别上的区别对待。如今差异像刀一样突然戳出来——或许幼时她得到的开明只是策略，为了筹备一种非物质的嫁妆。

“我和朋友做了一个很大的展览，在上海开幕，你们去看吗？”鱼仔在电话里问鱼妈，证明自己并非一事无成。

“我们要去昆山考察项目，可以顺便去看你的展览。如果能和昆山合作，迦牟回国就能直接加入了。” 鱼妈全然不在意鱼仔说的展览。

“迦牟迦牟迦牟，是不是所有和事业有关的事都只和他挂钩？”鱼仔一阵无名火窜上来。

“那未来肯定是主要靠他，你说的展，你是画了一幅画吗？”

“我是策展人。我策的都是装置展，不展画。”鱼仔憋着气。

鱼妈从来无心搞清女儿的职业，反倒是收藏了女婿的简历，定期翻看。这让鱼仔害怕。一方面，她反感自己想从别人身上兑现希望的渴求；另一方面，她感觉自己不被看见。

“你的展览是不是和元宇宙有关？上周看小蔡的朋友圈，我还问她什么是元宇宙，”鱼妈问。

小蔡是鱼仔的闺蜜，住在硅谷的注册会计师，刚生二胎，先生在元界当工程师。

“你怎么不和我聊元宇宙呢？”鱼仔不解。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和其他年轻人都能聊天，和你就不能，” 鱼妈抱怨。

他们于她都是独立的人，而母女是衍生的关系，不能平等对话。

鱼妈又说：“小蔡现在什么都有了。事业与家庭，女人总得有一头。”

鱼仔并不是“没有事业”的。迦牟到纽约附近小镇读博士，鱼仔跟来了。次年，有熟人在广州开艺术空间，请鱼仔去当策展人，主策本地艺术家展览。鱼仔很心动。她在美国给自己办好杰出人才签证，工作出差在身份上稍微自由些。不过，追随工作全球跑的美梦很快被疫情打破。

她选择了家庭那一头。

“会好起来的，”鱼妈安慰，“迦牟毕业带个好项目回来，边教书边开工作室，你帮他打理。我们深圳这边现在给教授开的条件很丰厚。我们努力实现我们的梦想。”

鱼仔想大笑。牟妈说过另一个版本的梦想——迦牟要回牟妈牟爸所在的北京，教职首选清华北大。比起才发展四十年的深圳，教育资源，不，所有资源都集中在北京。

几年前，迦牟第一次跟鱼仔去深圳，出发前他的脚发炎，在高铁上开始高烧。下车到深圳，鱼妈联系医生，接他俩直奔市人民医院急诊。此时牟妈的信息发来：“立刻回京，看病不用商量。”

“回京”二字极有家庭外的震慑力，连北字都不带，有复命的隐喻。鱼仔很感激迦牟没有更改行程，但她意识到，如果连一只脚都需要报备，前途更难自由选择。

迦牟自己的梦想是什么？他想回国到乡村做田野调查，设计能解决部分农村医疗需求的产品。

这很伟大，但以上梦想都和鱼仔没什么关系。没人问过她的追求，配合她的发展做选择。她愿意妥协，但没有谁的牺牲是理所当然的。而且，世俗的付出会有世俗的回报吗？

“他的梦想是他的，不是我的，也不是你的，更不是我们的，”鱼仔反驳。

“你太冷漠了……”鱼妈说，“哎，迦牟他家都是很好的人，你不要这么倔强。”

母亲和牟妈的热络让鱼仔慌张，她不想当刻板的儿媳，只想自然相处。但鱼妈却热衷替她表演，这种表演会持续到孩子降生，也许会更久——通过出谋划策培养孙辈来继续牵制子辈。

身体是权力撕扯的修罗场。如果自己不是女儿和儿媳，一定能和她们成为好朋友。鱼仔觉得很可惜。她与迦牟说起，他却认为这种撕扯皆是正常。鱼仔发觉，这位曾经寄托精神的伴侣在成为配偶后，竟融化为原生家庭名正言顺地控制她的摇柄。

她无处逃离。

基因

“我很想和你聊一聊，你有时间吗？”

迦牟放下手中模型，半转过身。听完她的倾诉，他低了一会儿头，没做声，准备转回去。

“说点什么吧，我想和你有情绪的交流，”鱼仔喊住他。

迦牟说：“不是不想交流，但每天光是压抑自己的负面情绪就已花去我大部分的精力。”

“我懂消化负面情绪对你来说很难，但我现在真的很难过。”

迦牟想了想，说：“做好自己的事，别让其他人影响你。”

“这些压力都不在你身上，你感受不到我的痛苦。”

“不要迎合别人对你的期望。”

“我实际上是想有一个孩子的，我不想因为你欺骗自己。”

迦牟还在沉思，鱼仔继续说：“我想明年去冻卵。”

“这是你的决定，如果这真的对你很重要，我支持。”

“那你愿意和我一起冻胚胎吗？”

迦牟又沉默，说：“我一直很不喜欢自己的DNA。我妈那边的基因里有易致郁的遗传因子……如果从精子库里买一个优秀的呢？”

鱼仔否决这个选项。从冰冷的精子库像逛linkedin一样地筛选外貌、身高、学历、职业，却不了解对方为人，更难信任其品质。而且只看这些外在条件，一路常春藤的迦牟就是最佳人选。她希望有一些情感上的联系。

“不如我先约医生聊聊吧。”她提议。

“好。”

每次聊严肃话题，家中气氛都会僵上几天，在后疫情时代尤为膈应。刚好打完了第三针，鱼仔问迦牟，我们一起出去走走？

“下个月要参加一个会议，我得准备，”迦牟说。

疫情给了迦牟不旅行的借口。牟妈每隔几天就在群里嘱咐“注意防疫，少出门，不聚餐”，他多少受影响。频繁读到这样的话，鱼仔感到压抑。为了健康着想，她要说飞就飞。

鱼仔飞到南加州，见了很多朋友，发现同在考虑冻卵的人不在少数。很多公司还为员工提供与生殖相关的医疗保险，这对想拥有更多选择权的女性来说是一大鼓励。

鱼仔去探望表姐一家。晚饭后，小姨递来意味深长的眼神，说起鱼妈的担忧。鱼仔硬着头皮熬了几个来回，终于等到表姐去开车。她意识到表姐和小姨今夜都是说客。从尔湾回洛杉矶的路有点长，表姐从鱼仔未来的定居追问到情感状况，又从生育计划往更隐私的话题试探……

“目前不想生孩子，准备冻卵，”鱼仔在被触及底线前塞了一句。

表姐搬出过来人经验继续质疑鱼仔，比如年过三十五后生育的难度，比如冻卵是商家包装的暴利服务……“我真不理解，为什么你要承担取卵针一针下去带来终身不孕的风险？”

“我不想再聊了。首先，我做了调研，你说的风险非常低；其次，我们是亲人并不代表你有权过问我的隐私；我是信任你才与你分享这些信息的。如果你是其他人，来问这些，我理都不理你。”

话已至此，只好改聊工作以及新上映的电影，气氛立刻变得轻松。

回到纽约，鱼仔开始与诊所咨询、预约。在她的坚持下，迦牟参加了与医生的首次会谈。

“我还是很不想让我的DNA在这个世界上延续下去。”谈话结束后，迦牟说。

“先做个检测吧，刚医生说的，基因问题只是极少的情况。”鱼仔想再为共同胚胎争取一下。

“这些检测是看不出来的。心理上的遗传缺陷不会显现在报告里。”

鱼仔觉得无从再聊，鼻酸喉哽但忍住了。做这个决定并不容易，冻卵需要很长的流程，不管是金钱上还是身体上都将有一次大消耗。她想确保冻上的卵在未来尽可能有效，让花费耗得其所。

她觉得自己此刻像一只落汤老母鸡，冒着滂沱大雨从草棚角落将散落的蛋一个个拱进窝里，张开翅膀哆哆嗦嗦地护着它们。

“我有一个想法，”鱼仔犹豫了一会，把大致概念说了出来。

迦牟呆了，但似乎早有心理建设，道：“如果你真觉得这件事是这辈子必须做的，那就应该做。你去问问吧。”又说，“我也要给医生写邮件，问是否有相关法律文件。我没想好，如果未来会有这个孩子，我是否要赡养Ta。”

容器

以琛看到鱼仔狼狈地被哈德逊河刮来的寒风推进商厦。他张开双臂，朝鱼仔小跑，在周日早上无人的商场里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拥抱。

以琛和鱼仔是高中同班同学。他个子高瘦，面容清秀，品学兼优，笑容阳光，很多女生偷偷喜欢他。但鱼仔很早就发现，他们可能同时对某个男生有过好感。

他俩在一间咖啡店坐下，侧面五层楼高的玻璃窗外是曼哈顿的地标 Vessel。这座像一尊镂空阔口花瓶的奇怪建筑由百多架楼梯交错组成，已经关闭。那里发生了数起自杀，几名不满二十五岁的年轻人纵身跃下，原因不明。报道只说空间的视效会刺激人结束生命的冲动。

从这个角度看，它很像一个子宫。把卵子人格化，无论大脑多么理性与决绝，说：“我不需要繁衍后代”，但卵子们依然历经万难从输卵管进入子宫，等了个空，然后随着经血下落，结束生命。肉身的冲动很难解释，不管求生抑或向死。

他们从同学的现况、各自的人生，聊到LGBTQ与女性的困境，又聊到多元家庭制度，最后聊到鱼仔的冻卵计划。然后，她顿了一下，问：“你有感受到我的目的性吗？”

以琛怔住了，笑：“我才发现，哈哈，这种事，每次听说了都很支持，但没想象过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这只是我的proposal，你不用觉得必须接受。”

以琛答应会认真考虑这个提议，在她下一个生日前答复，包括是否捐赠、是否想与这个孩子有更多的连接。而鱼仔会尊重任何决定，毕竟比决定更难的是它带来的伦理反应。

她优先等待以琛的答复，但还是发信息问了一位以前喜欢过的朋友。她问的不是很坚决，不敢想象屏幕对面的表情。对方可能被吓到了，回复说受宠若惊，问可否想一阵子再回答。

“当然可以，”鱼仔输入，心想，希望他快点忘掉这件事吧；如果其他人知道了我的计划，会不会觉得我很奇葩？

“My body is not someone’s legislation
我的身体不是别人的立法
My body is my own
我的身体是我自己的
My body is not your political playground!
我的身体不是你的政治游乐场！”

鱼仔在看乐队“Dream Wife”（理想妻子）的演出视频。主唱呼应前一天罗诉韦德案被推翻的事件，在表演前加了这几句词。

但世上有这么多奇葩事情，也许因为社会规范本就奇葩，我们需要在标准格子里安身立命，只好做出奇葩的行为。

也许我的苦恼是无解的，但在生育这件具体的事上，永远只有母体有资格做决定，鱼仔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