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薪文件來得神秘且突然。
2022年6月10日晚10點，仍在加班的張曉清收到單位正式下發的文件通知，內容爲尚未發放的2021年績效獎金金額減半。
「靴子終於落地了。」她說。
張曉清是中國中部某地級市市政府辦公廳的一名科員，按照慣例，她2021年的績效獎金本應在農曆春節假期前發放。獎金遲遲未發，讓她隱隱感到政府可能沒有錢了。儘管這一話題在辦公室內被禁止討論，但她和同事心照不宣，「苦日子要來了」。
在這份降薪文件下發前長達近半年的時間內，張曉清形容自己的工作狀態爲忙碌且壓抑，「我現在的工作時長几乎是『007』，比很多互聯網公司員工的上班時間都長。工資每幾年才漲一次，現在還要擔心津貼、績效隨時會被取消。」（007指凌晨零時起上班至翌日零時下班，每週工作7天，即全天候工作，全年無休。）
陳晨已經4個月沒領到工資了，他在北方某縣教育局工作，工作十年，第一次遇到工資緩發的情況。幾個月以來教育局領導一直在安撫他們：「肯定會發的，別著急，大家都克服一下。」同爲公務員且熟悉財政情況的朋友則私下對他透露：「縣長和（財政局）局長已經去隔壁縣借錢了，再等等。」
據悉，此次公務員降薪潮幾乎波及中國全部省份，具體形式爲取消或減少津貼、獎金，連財政收入一直在全國領先的廣東、浙江、江蘇等多個經濟大省也未能倖免。《財新》6月29日發表的報導稱，東部沿海多地公務員工資下調幅度約兩三成，該報導後來被刪除。
這並不是公務員降薪潮第一次席捲中國。
上世紀90年代，與國企下崗潮相伴生的是多個省份的公務員降薪、工資無法按時發放，當時中央政府採取的舉措之一是鼓勵公務員下海創業。時逢中國市場經濟起步，很多人相信相較於體制，市場提供的機會更多。人社部數據顯示，90年代有12萬公務員辭去了公職，逾1000萬公務員和事業單位員工選擇停薪留職，佔體制內總人數的三分之一。
但時至今日，面對降薪，更多的公務員明確表示將「堅守體制內」。
全線失守：堅持政府過緊日子
孫國華第一次較爲明確地感受到「財政危機」是在2021年12月，他第一次收到上級機關下發的文件，要求削減5%的行政開支，10天后，他再次收到緊急通知，要求在上述已削減基礎上再削減5%。
這種在短時間內連續發文件要求削減開支的行爲在他看來「很不尋常」。
這一切有跡可循。
自2020年中國召開兩會以來，總理李克強便多次強調，在疫情衝擊的特殊困難情況下，要堅持政府過緊日子，優化支出結構，保障重點支出，嚴控一般性支出。最近一次是在2022年4月25日的國務院第五次廉政工作會議上，李克強指出，政府要把過「緊日子」作爲常態化紀律要求。
「財政局的人甚至跟我透露，他們準備向縣裏的三甲醫院借錢了。」
落實到地方，公務員降薪成爲減少政府開支的一項舉措。孫國華在東部沿海一地級市的財政局任職，據他透露，人事薪酬支出一般佔地方財政總支出的10%左右，各地不等。「不到萬不得已，這筆錢是不會出現短缺的」，他說。
2016年5月30日，中國官方第一次、也是迄今唯一一次公布公務員數量：截至2015年年底，全國共有716.7萬公務員。
除公務員外，由國家財政負擔工資福利的公職人員還有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前者包括國家機關人員、政黨機關人員和社會團體機關人員，後者包括教育、醫療衛生、科研、文化等公立部門人員。據中國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統計，兩類人群規模現在約爲5000萬，佔全國總人口的比重爲3.5%。這兩個群體在此次降薪潮中均受到波及。
「如果一個地方連公務員的工資都發不出來，那說明在包括醫療、教育等領域的公共服務開支早已捉襟見肘。」孫國華說。
「這導致我們遇到一些本來需要住院的病人，也只能勸說他們去其他醫院，或直接以沒有床位爲由拒絕，否則我們就得倒貼錢給醫院。」
這一點得到了陳晨的認同。
陳晨所在縣城的所有學校自2021年起所申報的校園修葺、安全檢查、設備更新費用均已獲得教育局的審批，但因財政資金短缺，相應款項至今仍未下發。「我們也曾多次找財政局協商溝通，但沒有任何用，確實是真沒錢。財政局的人甚至跟我透露，他們準備向縣裏的三甲醫院借錢了，不過我對此並不樂觀。」他說。
這種擔憂並非沒有道理。
同樣自2021年年初開始，醫生周婷婷被醫院領導要求嚴格控制接收住院病人的數量。如果接收的病人過多，支出超出醫保承受能力，導致醫院無法從醫保中心拿到錢的話，差額部分將強行由醫生個人補足。
「這導致我們遇到一些即使本來需要住院的病人，也只能勸說他們去其他醫院，或者直接以沒有床位爲由拒絕，否則我們就得倒貼錢給醫院。」
周婷婷所在的是東部沿海一家三甲醫院（中國對醫院實行「三級六等」的等級劃分，三甲醫院是其中最高等級的醫院），對於這種狀況，她表示非常無奈：「我之前一直以爲，盡最大努力治病救人是醫生的本分，但沒想到還要和醫保、和錢打交道，現在感覺非常無力。」
周婷婷在醫學院的博士同學也遇到同樣情況。這位同學在北京一所三甲醫院工作，同樣收到科室領導傳達的上述「指示」。理由同樣是——醫保中心資金緊張，醫院接納太多病人住院的話無法從醫保局拿到足額的錢。
此外，這間北京三甲醫院遇到的另一個更嚴峻的挑戰是，因爲北京疫情防控嚴格及對入京人員設置的關卡較多，導致醫院在2022年上半年接診的病人數量大幅下降，整體收入也隨之下滑。這直接導致醫生不僅無法因在抗疫中的表現得到額外金錢獎勵，反而因醫院績效不好而被停發了本應得到的績效獎金。
張曉清也遇到了同樣的困境。
「疫情爆發以來，我們的工作量暴增，最開始領導還會說，大家好好幹、辛苦點，單位會給大家申請抗疫補貼的，但是越往後越發現這是一種奢望。」她說。
維穩的中堅力量：白天「站崗」、晚上加班
在張曉清的描述中，近幾年除去原本的分內工作外，他們部門新增了組織全市領導幹部進行民主生活會交流、習近平思想學習以及黨建等多項工作，近兩年這幾項工作所佔的比重在逐漸增大。
「我們現在的工作重點是黨建，要打造讓黨和國家放心的幹部團隊，意識形態領域絕對不能出問題。所以我們需要每天不停地寫材料、彙報材料、下發材料，以及回收、評估大家的學習心得。上邊的領導審核比較嚴格，我們必須仔細的斟字酌句，每天會花費大量時間。」
2019年4月，疫情爆發之前，時任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吳曉求在談及中央政府和地方之間的財政關係時指出，地方財政開支過大，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地方行政人員冗餘，「地方政府養的人太多了，公務員隊伍應該再縮減三分之一。」
不過以目前狀況看，相比於吳曉求認爲的人員冗餘，全國多地卻處於公務員人手不足的境況。
疫情爆發後，在黨建工作的基礎上，抗疫成爲了張曉清的另一個工作重心。2022年4月，上海疫情爆發並封城後，張曉清所在的地級市也開始枕戈待旦，儘管他們距離上海1000多公里。
爲了萬無一失，市政府提出要以習近平思想爲指導、堅決打贏疫情防控戰，並以此爲前提，制定了多個封城預案並進行了相應演練。爲此，全市各機關單位的抗疫工作會議經常開到凌晨兩點。
作爲普通科員，在封城演練中，張曉清被要求深入基層，協助居委會對市民進行網格化管理。具體工作內容爲，站在小區門覈對出入證、健康碼、信息登記表以對進出樓棟的居民進行嚴格管控；協助基層處理突發情況，發現可疑問題聯動公安部門及時上報。
白天監督基層運作，晚上開會，然後熬夜寫材料並審查他人的學習心得是張曉清一天的工作內容。
「領導不放心基層的管理水平，總擔心出紕漏，所以派我們下去督導、維持社會穩定。一天的工作結束後，真的身心俱疲，從沒想過公務員的生活會這麼累。」她表示。
趙婷也在努力適應加班的日子，她現在在北方某區財政局工作，之前每天朝八晚五，中午還可以回家睡個午覺，下班時到點就走，有時跟領導打個招呼甚至可以提前走。
但疫情爆發後，除去原本的工作，加強對社會人群的管控成了局裏安排給她的另一個工作重點。爲此，她需要和同事輪流值班收集被指定社區的居民流動信息、核酸信息和健康碼狀態，並根據區防疫辦公室篩查的數據，賦予有風險的人群不同的健康碼狀態，比如需隔離的黃碼及高風險的紅碼。
趙婷碩士畢業於一所北京的知名高校，畢業後拿到了知名會計事務所的offer，但考慮到審計人員的加班強度及穩定性，她最終決定進入體制內，以尋求更穩定和休閒的工作狀態。但近兩年來，白天「站崗」、晚上加班，有時候週末甚至需要連續加班，對她已是常態。現在，她只能寄希望於疫情早日結束。
爲「忠誠」付費：防疫政治化
趙婷2021年和2022年的獎金都被取消了，但她並不感到意外。
「2019年建國70週年慶典時，我們區的財政收支仍然有盈餘。但是疫情爆發近3年，原有的積累已經被耗得差不多了，所以獎金被取消完全在我的意料之中。」她說。
對於這種情況，中國人民大學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教授指出，各地的過度防疫、常態化防疫措施帶來的人力、物力消耗以及因此被削減的經濟活動，已成爲壓垮地方財政的主要力量。「其實對照英國、美國甚至韓國的相關數據，可以發現新冠肺炎現在的重症率和致死率是非常低的。中央政府需要重新評估常態化疫情防控的必要性。」該教授表示。
但上海封城後，包括杭州、鄭州、合肥、深圳等人口超千萬的城市在內的多個區域陸續開展核酸檢測常態化的防疫措施，即進入公共場所需持48小時以內的核酸檢測陰性證明，未準時完成的不得進入公共場所、不得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隨後，全國範圍內多個縣市紛紛公開效仿核酸常態化的操作，包括河北省唐山市在內的多個地區甚至要求市民每天提交核酸檢測報告，很多城市提出常態化核酸圈的概念。
上海疫情的爆發也爲陳晨所在的縣敲響了警鐘。
除去組織安排全縣學校有序開展網課等本職工作，陳晨同樣被安排下基層，對基層防疫工作進行督導。在近一個月的時間內，他需要每天凌晨4點趕到被指定的鄉鎮，監督該區域內所有人進行有序的核酸檢測。
「我負責的鎮有上萬人，各個出入口24小時有人值守，嚴防外來人員返鄉，人口流動其實是非常小的，但是仍需要每天做核酸。即使後來政府採購核酸檢測的價格降到了單人次不到3塊錢，但連續做一個月，花的錢也不少。」他說。
「在中國，層層加碼的防疫政策背後其實是中國官場的政治智慧。疫情爆發以來，沒有任何一個官員因防疫過度受到過懲罰，相反如果防疫不力或不夠積極，則事關主政官員的政治前途。因此在防疫被中央政府視作重要議題的當下，對地方官員來說，不斷加碼的疫情防控更像是一場可以表露衷心和迎合上意的政治作秀。」上述不願透露姓名的教授表示。
防疫政治化直接導致社會活力大幅降低。據交通部的公開信息，2022年5月，全國51個軌道交通城市客運量爲13.3億人次，環比去年5月減少了8.5億人次，下降39%。此外，財政部數據顯示，2022年1-5月，地方政府性基金預算本級收入20479億元，比去年同期下降27.6%。其中，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18613億元，比去年同期下降28.7%。
中指研究院根據2017-2021年全國主要城市賣地收入和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數據制定了主要城市對土地財政依賴程度的排行表，其中杭州、廣州、南京、武漢、西安、貴陽、成都等省會城市被標記爲嚴重依賴土地財政，而最具經濟活力，容納了最多國企、外企及民營企業的北京和上海，對土地財政的依賴程度均接近50%，即賣地收入佔比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近一半。
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的一位副研究員表示：「土地出讓收入的驟然下降，是此番全國範圍內公務員降薪的主要誘因。而房地產企業不敢買地的主要原因則是對市場和經濟前景喪失了信心，信心的重建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即使現在全國立即恢復到正常狀態，這種信心的修復也會經歷一個漫長的過程。」
2022年5月23日出刊的《人民日報》第20版，一篇題爲《「動態清零」可持續且必須堅持》的報道指出，中國是世界上疫情防控最成功的國家之一，中國完全有基礎、有條件、有能力實現「動態清零」，有充分的信心打贏疫情防控這場硬仗。
這篇文章被認爲是中央政府對疫情防控的最新政策指示，意味着全社會回歸「正常」暫時無望。而對公務員群體而言，這暗示了他們的「苦日子」仍將持續。
2022年6月中旬，陳晨所在的教育局召開了多次內部會議。在陳晨看來，會議的主要目的是穩定人心，同時給衆人做思想工作，讓大家戒驕戒躁、共克時艱。
清零時代的「倖存者」
王明明於兩個月前接到通知，他2022年的獎金將被全部取消，數額爲一萬元。
他在南方某地級市的街道辦事處工作，疫情爆發前，他的工作內容就是處理街道居民的投訴，其餘時間用來喝茶、瀏覽新聞，甚至還可以在上班時間溜去江邊釣魚。
近期街道有大量從上海返回的務工人員，王明明連續多個週末沒有休息，每天登記、監控這些返鄉人員的基本信息、活動軌跡和健康碼狀態。但正是因爲與大量倉促「逃回」的失業人員接觸，讓他對自己目前的工作更加珍惜。對於降薪問題，他主動表示：「這是爲了減少老百姓和公務員之間的隔閡」。
對於降薪背後的原因，王明明所在的市公務員系統流傳一個說法，即互聯網上有聲音認爲公務員工資太高，對公務員群體產生了偏見，因此取消或降低獎金、補貼，意在平復廣大群衆對公務員群體的敵意。
對於這種說辭，沒有人清楚源頭在哪裏，但很多人深信不疑。
公務員工資包括基本工資、津貼、補貼和獎金，並按照國家規定享受地區附加津貼、艱苦邊遠地區津貼、崗位津貼等津貼。除此之外，公務員按照國家規定享受住房、醫療等補貼、補助。其中津貼與獎金佔總收入的30%左右。
「在選擇考公務員的那一刻，我就已經明白我以後的命運是和體制緊緊綁定在一起的。」
張曉清被取消的一半績效獎金數額爲2萬元，這筆錢是她4個月的房貸，她非常心疼。但父母經常安慰她，眼光要放長遠，「即使現在西方國家在打壓中國，但是我們國家有非常大的發展潛力，以後會越來越好的，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四十年高速發展就是最好的證明。」他們如是說。
「其實在選擇考公務員的那一刻，我就已經明白我以後的命運是和體制緊緊綁定在一起的。單純就降薪這件事來說，作爲被執行者，我沒有任何與組織議價的能力。更嚴格的來說，我根本沒有去議價的衝動和想法，從來沒有。從一開始，我就知道，以後遇到的一切我都是需要去服從的。」她說。
但在忙到沒有時間吃飯的時候，她也會跟大學同學抱怨工作太累、工資太低。情緒發泄得多了，同學試探着問過她，要不要去企業試試，雖然企業工作也累但是工資相對較高。對於同學的建議，張曉清表示自己的本能反應是拒絕，「每天寫材料固然枯燥，可是我同學那種『內卷』的工作環境也不是我想要的。另外，我大學學的知識早已荒廢了，我現在只會整理材料、寫材料，出去什麼也幹不了。」
王明明對此也有清晰的認識。王明明學習成績不好，大學畢業於一所專科學校。畢業後，同爲公務員的父母送禮托關係將他送到了體制內，讓他端上了吃國家財政飯的「鐵飯碗」——穩定、事少、還可以按時拿工資。在他看來，只有留在體制內，才能過上同父輩一樣體面的生活。因爲沒有過硬的專業技能，他非常清楚，離開體制後，他將一無是處。
「公務員就是鐵飯碗，之前是，現在依然是。」
張曉清大學畢業於北京一所985高校的數字媒體專業，她的同學畢業後留在北京，入職了一家業內頂尖的視頻平台。近兩年來，因國家加強對視頻平台的監管及疫情影響，同學所在的公司先後採取了降薪及裁員等措施，以確保公司正常運營。2022年初，公司整體裁員比例一度達到了20%，部分業務部門的比例甚至高達50%，6個月試用期未滿的應屆生全部被裁。該公司的HR私下透露，這只是一個開始，裁員斷斷續續仍會持續。對於什麼時候形勢會好轉的問題，上述HR直言：「沒有人知道，這就像是一條深淵，大家都不知道那個『底』在哪裏。」
看到同學的朝不保夕，張曉清暗自覺得自己當初的選擇無比英明。
事實上，不止在線視頻行業陷入了裁員困境。
2021年7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直接導致一夜之間教培行業上千萬人失業。
而隨着中央政府反壟斷、抵制資本無序擴張的措施不斷升級，疊加疫情影響，包括阿里巴巴、騰訊、京東、美團、百度在內的多家企業也在2022年上半年陸續開啓了裁員大幕。甚至一度被中國人認爲是民族驕傲的華爲，也再度將《成爲奮鬥者承諾書》推到了前台，其內容包括要求員工自願放棄帶薪年假和帶薪年假工資，自願放棄簽署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自願接受被淘汰等。
相比於這些行業巨頭，大量抗風險能力較低的中小企業，在疫情期間則直接倒閉了。
2022年6月15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辦的新聞發布會透露，5月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爲5.9%，16歲-24歲人口調查失業率爲18.4%，31個大城市城鎮調查失業率爲6.9%。
但早在2020年疫情爆發之初，中泰證券研究便曾發布報告指出，國家層面公布的失業率與經濟現狀明顯背離，並表示失業人數可能已經超過7000萬，對應的失業率爲20.5%。與國家層面公布的數據有較大的出入。
對於公務員系統之外的嚴峻的就業情況，張曉清無數次慶幸自己聽從父母的安排早日「上岸」了。「在父母那一輩人的眼中，公務員就是鐵飯碗，之前是，現在依然是。」她說。
陳晨甚至直言，局領導給全局人召開的思想工作會議有點多餘，「我從來沒聽說過哪個同事想要出去自謀生路」。
在縣城這種四線小城生活，陳晨有自己的打算：「在我們這種小地方，裙帶關係非常嚴重。如果沒有點權力，什麼事都做不成，看病、孩子上學都得託關係，相比之下錢不是最重要的。退一萬步講，我相信政府不會一直不給我們發工資的」。
趙婷對政府的信心同樣篤定。
「相比其他地方，我們國家已經做得非常好了。」她說，並直言相較獎金被取消，她更看重的是自己所在崗位的附加價值。
「舉個例子，現在學區房動輒每平米十幾萬元，即使家長有能力購買學區房，但在隨機搖號派位時，也很可能會被派至不好的學校。財政局和教育局的接觸相對頻繁，我現在在有意與教育局的人搞好關係，等我有孩子後，可以找關係幫忙解決學區問題，這無形中節省了上千萬的購買學區房費用。」
孫國華家裏比較富裕，他父母在當地經營一家外貿公司。在父母的計劃中，他進入政府部門工作，可以幫家裏的生意疏通關係。「這種想法其實是不切實際的」，他強調，「雖然政府內部確實有暗箱操作的空間，但我一直奉公守法」。
數據顯示，2022年國考，即中央機關及其直屬機構公務員考試，報考人數達到了212.3萬人，爲歷年報考人數之最，而計劃招錄人數爲3.12萬人，報錄比爲68：1，西藏阿里地區一職位招錄比甚至達到了20000：1。
而與吳曉求三年前喊話地方政府消減冗員的建議完全相反，國家在不斷擴大公務員招錄規模。2022年中央機關及其直屬機構考試錄用公務員公告顯示，2022年國家公務員考試招錄31242人，相較於上年增加5516人，擴招21.4%，招錄人數近年來首次突破三萬。
對於這種情況，北京大學法學院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教授表示：「當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湧向體制，說明這個國家已經病了。對體制的嚮往，意味着年輕人不再追求開放、進步、創新，反而更願意成爲權力的擁躉。對整個社會而言，這無疑是一個危險的信號。」
應受訪者採訪對象要求，文中出現人名受訪者均爲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