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體制的年輕人，漸漸成為它的一部分

這是端傳媒2020年終專題的第16篇，歡迎點擊訂閲專題。我們與你一起，關注一個時代的碎裂與另一個時代的新生。

「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林秀麗的報告被打回來了。

那是2018年，26歲的她進入廣州一個鄉鎮政府工作，常會接到上級要求、請他們提供某一項數據。林秀麗發現，轄區內村幹部給的數據都是隨口估算的，要求他們重新統計、提交真實數據。

在報告上，她誠實地寫道：「組織開展黨員志願服務活動0場，共有0個支部參與，0名黨員參加服務，共服務0名群眾」。結果，領導嫌報告「不好看」，委婉地請她「潤色」。

如何報數據，是體制裏的重要一課。

2020年初疫情爆發，深圳各社區進行封閉式管理。在街道辦事處（簡稱「街道辦」）工作的張念負責招募「青年突擊隊」，到缺人手的小區或商業區出入口負責測量體温。張念在居民群和共青團員的群裏招人，但因為沒有提供防護物資和補貼，幾周後，常來幫忙的十幾個人逐漸不見蹤影，「青年突擊隊」名存實亡。

每週，領導依然要求張念上報人數和完成的工作量。「本週青年突擊隊人數13，補位測温78人次。」連着幾個月，張念都報了一樣的數字，領導則回以「收到」、「辛苦了」，照單全收。「她其實也知道我在虛報數字。」張念說。他今年27歲，在街道辦工作兩年。

「倒逼你作假，你要麼撒謊，要麼得罪一圈人還幹活幹得累死。」

剛入職時，領導要求張念兩週內把街道轄區內近1000位團員的團費收齊，他煎熬到最後，無計可施，他自己掏了400多元墊上。

注：成為共青團員後，會被編入團支部或一個小組，組織關係即團員對基層團組織的隸屬關係。團員從學校畢業後，組織關係一般會轉接到新的工作單位，如果所在單位沒有團支部，則掛靠在當地街道辦。不過，掛靠在街道辦的共青團員未必會在本地工作，更換住址、電話也無需向街道辦報告，街道辦無法和他們保持緊密聯繫。

「其實沒辦法完成這個任務。」張念說，剛進體制工作的年輕人，最大的心理壓力就來自這類「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他聽說過不少新來的同事，掛了電話就開始哭。

張念也逐漸意識到，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背後，是上級沒有明說的要求——編數據。「倒逼你作假，你要麼撒謊，要麼得罪一圈人還幹活幹得累死。」

體制裏的工作，自有一套運行法則，加入其中的一些年輕人，在經歷了不解、憤怒和試圖改變後，亦漸漸成為了法則的一部分。

3334：1

2011年，在深圳房地產相關行業工作一年的歐陽開始備考公務員，同事們都覺得不可思議。「在外面闖多好，當公務員限制多，工資也不高。」儘管當時歐陽的月薪只有4000元，但她畢業於重點大學、又有一份前景很好的工作，身邊人都覺得，進入政府拿「鐵飯碗」並不是最優選擇，相反，這多少意味着退出競爭、選擇一種更保守的生活。

這樣的想法正在現實層面遭遇更多挑戰。2020年8月，杭州市餘杭區下轄的幾個街道辦兩年前聘用了10名畢業於北大、清華的碩士和博士的消息流出，引起熱議。

在中國行政層級體系中（中央-省-市-縣-鄉），街道和鎮屬於最低一個級別，也就是說，在街道辦和鄉鎮政府做公務員，如果沒有特殊際遇，仕途的頂點大概率不會超過科長一級（注：街道辦和鄉鎮政府的領導職務最高到正科級，廣州、深圳的行政級別是副省級，比其他城市高半級，因此鎮領導可以是正處級）。因此，名校生參加公務員考試，通常會選擇中央、省級等行政級別更高、仕途前景更廣闊的單位；而街道辦崗位對公務員學歷水平要求普遍不高，大專學歷、軍轉幹部（注：重新安置工作的退役軍官）十分常見。

林秀麗畢業於一所二本學校（注：按大學招生時錄取批次劃分，二本即第二批次。整體來說，二本的錄取分數、教育資源次於一本。），是這個鄉鎮政府第一批大學生勞務派遣僱員（注：「勞務派遣」又稱「人力派遣」或「臨時勞動」，是一種臨時工制度）。在此之前，這裏的崗位沒有公開招募，多由本地村民直接任職，學歷普遍是中專。而最近兩年招募的公務員和事業編制辦事員，大部分都是廣東省內的名校畢業生。

名校生進入街道辦，表明體制對年輕人的吸引力進一步擴大了。根據北京大學發佈的就業報告提供的數據進行計算，2019年北大選擇就業的名畢業生中，約有42%的人選擇進入體制（包括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國企和部隊）。而2000多名簽三方議的就業學生中，到民企就業的人數僅為2015年的一半。招收北大畢業生最多的20個單位，只有華為、騰訊兩家是民營企業，有8家是省級黨委組織部。

根據中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2016年發布的數據，中國共有公務員（擁有國家行政編制）719萬人。此後，官方沒有再更新數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最新公布的另一組數據顯示，2019年底，「公共管理、社會保障和社會組織」單位（包括中國共產黨機關、國家機構、基層群眾自治組織等機構，可看作廣義的政府機關單位）的就業人數達1989.8萬人，其中除了公務員、事業編制人員，還有大量勞務派遣職員。

注：事業單位指由國家行政機關舉辦、公共財政支出提供經費的社會服務組織，如學校、醫院、報社。事業單位編制人員，工資也由財政撥款，但並非公務員。在國家行政機關內，因為編制數量的限制，除了狹義的「公務員」即國家行政編制人員外，還會有事業單位編制人員，以及沒有編制身份的編外人員。

2021年，超過150萬人報名國家公務員考試，競爭最激烈的職位有3334人考同一個崗位。除了一直最受青睞的國家公務員考試，從省級公務員考試到街道辦崗位的競爭也越來越激烈。

歐陽慶幸自己早做了選擇。那時考街道辦公務員還很容易，一個崗位只有20、30人競爭。到2020年，深圳一個街道辦放出一個科員崗位，有543人同時競爭。

在體制內工作的優渥待遇不言而喻。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9年中國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只有5.3萬元，政府機關單位就業人員則為9.4萬，接近前者的兩倍。

她很少跟體制外的同學談工作上的煩心事，在他們看來，她做的是一份「錢多又不用996」的工作，抱怨顯得矯情。

林秀麗一直強調自己的幸運：「對我們普通大學的畢業生來說，公務員是性價比最高的工作，在民營企業工作很難賺到這麼多錢。要是晚兩年考，（以現在的競爭激烈程度）我很可能就考不上了。」進入鄉鎮政府工作前，她在職業中學做了5年老師，月薪5000元左右，工作強度和壓力卻並不小。如今，她很少跟體制外的同學談工作上的煩心事，在他們看來，她做的是一份「錢多又不用996」的工作，抱怨顯得矯情。

張念是東北人，畢業於北方一所三本大學（第三批錄取的本科，分數線通常較低）對外漢語專業，畢業後在當地做過補習老師，一個月工資只有2000多。後來在一家優衣庫門店做店員，每天工作到晚上10點，月薪大約4000元。如今在深圳街道辦做勞務派遣，每個月工資8000元，對他來說已是收入最高的一份工作。

儘管，勞務派遣的身份，時常令他感到不便。

身份

進入體制，大家做的第一件事是互相識別「身份」。

一個行政機構可以招多少公務員，是地方機構編制委員會在「三定」方案（定主要職責、內設機構、人員編制）中確定的，難以更改。張念所在的街道辦，行政編制和事業編制加在一起不足100人，按張念的說法，這100人不可能完成基層需要的工作量，所以還招了300多勞務派遣員工。深圳基層行政編制和事業編制的年薪在28萬元以上，大部分勞務派遣的月薪則在4000-8000元之間，後者的人力成本遠遠低於前者。

除了領導，張念和其他同事都在同一間大辦公室工作，表面上看，公務員和勞務派遣之間也沒有明確的上下級關係。但金字塔狀的人事結構，才是街道辦行事規範指引。

「勞務派遣做的是重複性的勞動，整理文件、統計表格。公務員要寫材料，作報告，出外勤去現場解決問題。」張念說，他是三本學校畢業的，而其他同樣是90後的公務員同事，基本都畢業於國內名校。他常常被公務員同事催着幫忙掃描文件、打印材料，大家都默認，有編制的同事可以支使僱傭性質的同事，瑣碎的、輔助性的工作一概交由他們來做。

一些細微的端倪提醒張念，公務員和勞務派遣之間有一道難以逾越的邊界。辦公室一個公務員同事休假旅行，在朋友圈發了照片，張念和另一個公務員同事閒聊提起，對方詫異：「你也看得到這條朋友圈？」

做了一年勞務派遣後，林秀麗考上原單位的事業單位編制職員，儘管不是公務員，但也有編制了。她的年薪從不足7萬漲到25萬元，也覺得自己獲得了更多「尊嚴」。

「我去跟一個有編制的人溝通事情，如果我是編外人員，她不會聽我講話的。但我要是也有編制就不一樣了。」林秀麗說，不需要自我介紹，體制內的人一眼就知道你的身份，「編制本身不多，誰來了立馬就知道了，那是同一個階層。」

林秀麗說，在這個「階層」之中同事關係比較友善，因為大量瑣事都交給「編外人員」去做了——「我每週的本職工作是一份材料，我需要什麼數據他們都得停下手上的工作找給我，但是沒人敢叫我幹活。」

與此相比，之前做勞務派遣的工作她總是很疲憊。單位裏有一個工作10年左右的編外同事，覺得基層工作沒意義，事情完成得很粗糙。她常常嘴快提出工作建議，而這會被同事當成挑釁：「他們輩分觀念很重，覺得我多管閒事，但我們的分工就像流水線上的女工，她做不好就會影響到我。」林秀麗考上編制後，這種敵意突然消失了。「他們會把你當成比他高一級別的人」。

不需要自我介紹，體制內的人一眼就知道你的身份。

鄉鎮政府裏和林秀麗同齡的90後，也幾乎都在準備考試——勞務派遣希望考上編制，事業編制想要考行政編制，名校畢業的公務員則希望在35歲前通過遴選（注：在職公務員不可以報名參加公務員考試，但可以通過參加遴選考試，跨政府層級、跨工作部門，任職其他崗位）去中央或省裏工作。

張念也看到，半隻腳踏進體制門檻的人，都拼命想擠進去。一個同為勞務派遣的同事，本科畢業於名校浙江大學，8000元的薪水對他來說「當然太低」，他做這份工作是為了積累考公務員的基層工作經驗優勢。張念的母親是石油企業工人，一輩子吃「公家飯」，對他進街道辦工作十分欣慰，常常問他，能不能請領導安排一下，「把身份轉成公務員」。

林秀麗依然在參加公務員考試，她希望在35歲（公務員考試的年齡限制是18-35週歲）前從鄉鎮考走，到深圳或上海當公務員，她覺得自己不可能離開體制了，只希望去中國最現代化的城市做事。但這個願望渺茫：「現在很多新鮮血液湧進體制，很多地方30歲就瞧不上你了，我還是女生。我要是走不了，只能做自己的思想工作了。」

朋友圈

張念一度小心翼翼，工作、生活類朋友圈開放給同事，涉及觀點的朋友圈則對同事不可見。後來大膽了一些，同事可以看見他轉發的各種評論：倡導同性婚姻合法化，談論重慶公交車落水，或批評《民法典》設立離婚冷靜期。不過，同事和領導始終只給工作朋友圈點讚，對私人生活和觀點沒有任何回應。

2019年夏天，香港反修例運動最熾熱之際，深圳的餐廳、商鋪、出租車上隨時可聽到市民在討論此事。張念所在的街道辦和香港只有一水之隔，辦公室裏也有從香港高校畢業的同事，但大家卻彷佛此事沒發生一樣，沒有人提起。

「大家在政治上都很敏感。」張念說。同事一起吃飯，沒有人講自己的私事，只討論段子、明星。有領導一起，話題就變成區長或市長：「之前在哪裏履職，他做工作多努力，要多向他學習，講這種正面的、積極的、表揚的話。」之前一個同事請假結婚，回來給每個人發了喜糖，也只到此為止，沒有進一步的寒暄。

不過，同樣在深圳一個街道辦工作的歐陽說，自己所在的業務科室同事間關係融洽，會聊私事，也會一起吐槽領導。歐陽形容黨政辦公室為「權力的中心」，每次經過，她都會低着頭匆匆走過。「可能每天繞着領導轉，黨政辦的人會比較謹慎，我們是最邊緣的部門，感受不到什麼官場的氛圍。」

她有時抱怨對體制的不滿，一些人會警惕地質問她：「你發表這種言論你是想幹嘛，注意你的站位！」

香港反修例運動期間，歐陽和同事激烈地討論一河之隔發生的示威，同事重復著主流輿論場的觀點——這是一群受外國勢力鼓動的港獨分子，而她並不這麼認為。

7月，示威運動成為全球的關注焦點，她擔心自己出格的言論惹上麻煩，不再和同事討論此事。「以前我的同事會批判一些，但這兩年他們對黨國的認同更多了，更加親近民族主義了。」有時開會，她會看見同事在刷短視頻，都是「中國的高科技把美國甩開」之類的內容。

歐陽的爺爺在文革期間被打倒，80年代得到平反，後來又得了癌症，去世的時候很不甘心。歐陽從小聽着爺爺的故事長大，跟着父親看香港的電視新聞，在對「國家」概念有批判的家庭環境中長大。她在朋友圈悼念李文亮、批判北京清除「低端人口」、支持女權運動，從未屏蔽同事，也沒有領導為此找她談話。不過，她是街道辦的公務員裏最晚晉升職級的，其他同事3、4年就晉升了，她則是到第5年、街道辦換了「一把手」才得以晉升。

和歐陽一樣，林秀麗跟同在體制內工作的同學交流時，有時會抱怨對體制的不滿。一些人會警惕地質問她：「你發表這種言論你是想幹嘛，注意你的站位！」她說，體制裏的人會天然從政府的角度出發思考問題，這也是公務員考試的答題思路。

林秀麗還遭遇過一次同事的「舉報」。她休假去湖南玩，跟同事透露了自己的行程，恰逢當時北京有新一波疫情，同事就報告給了領導，要求她去做核酸檢測，儘管她去的湖南並沒有疫情。「只要你離開了這個系統，再回到這個系統之中，他就會質疑你。」 

「我本來不應該接受你採訪，但我想到自己可能要在這裏工作一輩子，我還是想稍微做自己，我想做個人。」談話中，林秀麗常常在這兩種心態間轉換。她似乎已接受了這套遊戲規則，她的一位剛畢業的同事說：「我覺得我來到體制，我就是一個對創造性沒什麼渴求的人。」林秀麗補充：「它並不需要你有多強的創造力，它只需要你有服從性。」

改變

年輕、高學歷的公務員來到基層，的確改變了一些東西。林秀麗舉了幾個例子：重點大學會計專業的同事來了，發現之前的財務審計一塌糊塗；轄區內一家工廠發生泄露，化學專業畢業的研究生同事判斷氣體有毒，要求前去現場的執法人員配上防毒面具；她當過教師，妥善地處理了一起家長上訪事件。

不過，林秀麗說，發揮專業所長並不是他們的工作。「我們的工作就是維持目前的穩定，應對上級的檢查，不出什麼重大紕漏，政策需要我們做什麼就做什麼，我們並沒有自己的目標。」

張念不這麼想。

他見過同事眼中煥發價值的時刻。疫情爆發初期，他們被通知新年假期取消，回街道辦值班。確診人數迅速增長，幾乎沒有人請假推脱。「平時你覺得這個人挺勢利的，這時又產生了一種很奇怪的氛圍，大家身上都有種英雄主義的感覺。」

這種潛規則，用他的話概括——「明面定下的規則都可以隨便打破」。

他對這份工作的價值產生了兩種不同的情感。一方面，他發現的確可以幫「老百姓」解決一些問題。有人跟房東起了租房糾紛，去街道辦上訪，真的會有人接待、會幫忙解決問題，跟他過往理解的被消聲的「上訪」很不同。「有群眾困難，沒錢了，到街道辦門口一坐，最後也真的給他想辦法了。」

另一方面，他又覺得任何政策的初衷都在執行過程被扭曲了：「比如說創建全國文明城市，它有一套說法，這樣做為這個城市好，為市民好。但實際上指導我們做事的不是這些東西，而是哪個級別的領導提了要求，要做到什麼標準，什麼時候應該完成，不完成會怎麼樣。」

全國文明城市

據張念所知，2020「創文」期間，僅團區委請志願者在馬路上指揮交通就花了100萬元，大街小巷上隨處可見宣傳文明城市的大幅廣告牌。檢查組來臨前，社區的人被動員去一戶一戶敲門，和居民套好「口供」。

張念執着於做出一些改變。

比如，體制裏所有命令都是「不可商量」地往下推給基層。他向下傳達指令時，會給社區製造一些緩衝空間。「他們定了今天下午下班之前報，其實也就意味着第二天上班之前報也可以。如果週五下班之前報，其實也就是他們想在週一上班就準備好。」張念覺得，任務一層一層往下催，留給社區做事的時間本來就很少，應該儘量幫助他們，而不是互相為難。

林秀麗對這種時間限制的層層下壓也有所感受：「市裏面給一個月，到了區裏面給15天，等區裏面反應過來發通知的時候只給7天，到鎮裏領導只給你3天。 」

張念好幾次提到，這個困境並非不可打破，只要街道辦之間團結起來，向區裏討價還價。他說，自己消極抵抗過，的確迫使上級降低了一些要求，「他們還是需要你來幹活」。

自下而上推動改變，在歐陽看來是不可能的。前年，在一個區對接各街道辦的微信群裏，一位隔壁街道辦快退休的大姐發了一封公開信，呼籲上級領導取消對街道辦業務部門的數量指標考核。歐陽深表贊同，打了一長段話附議。後來，歐陽在大會上被領導批評，告誡她有意見要通過內部渠道表達。

在體制內工作了8年，歐陽承認自己是體制的受益者，有一份安穩的工作和受人尊敬的身份，在深圳這座中國最難落腳的城市買了房子。但她說自己對體制越來越感到悲觀。「我不止一次聽到處級幹部以上的領導在開會的時候說，他的年收入是60萬還是70萬，他講這個是想給大家畫餅，但是下面坐着的勞務派遣同事，一個月就拿幾千塊錢，他是看不見他們的。即便是在基層政府，大家對底層的人也關心得很少。我覺得挺無力的。」

「站着說話不腰疼。」張念對歐陽的態度表達出不屑，「她以一種很悲憫的心態去看待其他人，但是不願意做任何改變。你要真覺得不好，就從這退出。你享受優渥的待遇，還表現一種很憤怒的態度，我就覺得很虛偽。」

張念曾嘗試聯合其他街道辦給上級施壓，但呼籲了幾次，沒有人答應。

他是辦公室裏唯一一個沒有報名公務員考試的勞務派遣。他說工作兩年逐漸摸清了基層體制內工作的潛規則，也越來越失望。這種潛規則，用他的話概括——「明面定下的規則都可以隨便打破」。

打不破的，是枱面下的規則，以及它們留在人身上的痕跡。

被改變

張念辦公室新來的公務員，一個跟他年紀相仿的歸國留學生，受科長所託重建街道辦裏的公章使用制度——先由部門領導和分管簽字，後拿到黨政辦蓋章。新制度確立後，一個輩分高、資歷老的公務員同事循舊例拿了一份文件請她蓋章，說之後再補上簽字，被留學生同事嚴辭拒絕了——按程序走。

「把這個大哥給得罪了，他有很多機會為難新來的同事。」張念說，幾個月後，挫敗的新同事也學會了向哪些人要求規則，給哪些人行方便——關係親近的可以違反規則，不親近但得罪不起的，請示自己領導。

儘管張念每天都加班到8、9點，但他覺得只有20%的時間是在做實事，80%的時間都是應對工作中這種人際關係。

有太多類似的東西需要「學」了。談到被打回來的報告，林秀麗說自己後來「學乖了」。「把市裏面的政策一讀，把區裏面要幹的活都捋出來了，我就知道他需要什麼樣的數據了，超過多少的數據可能會是異常，低於多少的數據就會被檢測到，我報個中庸的數永遠沒問題。」她看起來很柔弱，但講話語速很快，連珠炮發式的，「這是浪費我的青春，我不願意幹這種弄虛作假的活。」

後來，每當有報數據的任務下來，她就擺明態度：不要找我，找我我就較真，報真數據，到時你還得改。她拒絕了自己厭惡的任務，自然有別的同事承擔。「這是我的生存之道。」

疫情期間，有一週張念沒報數字，領導打電話過來：小張啊，青年突擊隊這周的數據，你在微信上給我報一下。

「一定要留下記錄，這個數字是由我報給她的，她才可以撇清責任。」張念總結道。

在中國體制裏，這被稱為「痕跡管理」。2013年，習近平在共產黨的紀律會議上用「踏石留印、抓鐵有痕」的民間諺語要求從嚴治理黨和政府內部的不良風氣。在黨政機構內部，這演變為每一件工作都必須留下可供追溯的文字、圖片和檔案紀錄。張念說，他去餐廳貼「光盤行動」的宣傳標語，轄區內幾千個餐廳，每一個都必須拍照做台賬，之後會有一隊人去檢查，檢查的人也需要拍照，做「台賬的台賬」。

「我們在體制裏幹活，不是個人意志的體現，是集體意志的體現。」

共產黨內部對此新興的黨政機關績效考核手段有不少批評聲音。2018年，《湖南日報》一篇評論引用了「一位基層幹部」不堪其擾的抱怨：「過去一年，光領導講話內部通報發了100多期，各類會議紀要發了八九十期，這還不算各種綜合彙報、專題彙報、調研簡報……特別是今年以來，領導開口就要有記錄，開會就要出紀要，調研就要有微信，會議就要有傳達，『凡事留痕』已然成了常態。」

像張念、林秀麗一樣的基層工作人員，一方面受其所累，另一方面也迅速學會了用形式主義來確保自己不必擔責。

「我現在說話都是一個口徑——接哪位領導的話，有這樣的安排。從來不說是我說的，而是領導說的，哪怕裏面有半句是我說的。如果他反饋說做不來，我就說那我幫你彙報一下領導。」剛進政府工作的時候，林秀麗還沒學會這麼說話，因此得罪了不少同事，「他們會覺得這個任務是我派給他們的」。

工作快3年，林秀麗總結道：「我們在體制裏幹活，不是個人意志的體現，是集體意志的體現。」

經過兩年「搏鬥」，張念已習慣了隨時撲面而來的諸如「全區人都在等你一個人」的威脅性話語，也更能化解隨之而來的心理壓力。他可以分辨出哪些是硬性任務，哪些是虛張聲勢，是另一個人急着交差的焦慮——「如果交代得比較籠統，基本屬於嚇唬人；如果他說幾號幾點之前要達到多少，而以前也出現過這種情況，那大概是真的。我也會去打聽一下其他街道的情況」。

不久前，街道辦招了一個新的勞務派遣員小紅接替張念負責的部分工作，交接期間，張念教小紅：「要讓對接工作的人以文字的形式確認自己說過的話。如果他打電話過來溝通而不是發微信，說明有問題，一定要自己整理他說的話，在微信發給他，請他確認，固定證據，以免過後推諉責任。」

幾天後，張念的領導發消息給他，嚴厲訓斥道：「不需要你教給她這些，領導的命令只需要執行！」

應受訪者要求，林秀麗、張念、歐陽、小紅為化名。